細說宋朝 · 三二　宋英宗

宋仁宗三十四歲前生過三個兒子，都夭折了；其後，雖生到第十三女，卻未有兒子出生。他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不豫」（皇帝病危的代名詞），一不豫就人事不知，胡言亂語，這種病狀在太宗長子趙元佐、三子真宗和南宋光宗身上，一再重現，似乎是趙宋宗室的家族病。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再次「不豫」，長達二十日，多虧宰相文彥博把持大局，才度過了危機。這種局面令朝廷大臣們意識到確立皇位繼承人已迫在眉睫。 當年五月，知諫院范鎮率先奏請立太子。在君主制下，立儲問題是最為敏感的朝廷大事，即便是宰相也不敢妄議，以免疑忌於君主而身敗名裂。范鎮的奏議，引起朝廷震動。宰相文彥博責備他事先不與執政商量，范鎮說：「我做好必死的準備，才敢上奏。與執政商議，若以為不可，我難道終止嗎？」司馬光在并州通判任上，鼓勵范鎮義無反顧，以死相爭，並與御史趙抃先後上疏支持他。 仁宗把范鎮先後送呈的十九道奏章交給中書，就是不表態，中書宰執也只得不置可否。朝廷升任范鎮為侍御史知雜事，他以進言不用居家待罪百餘日，鬚髮盡白。仁宗被他所感動，流淚請他再等三二年，還指望能自生龍種。 嘉祐三年，張堯佐去世，仁宗發牢騷：「台諫官總以為我用張堯佐，就像唐明皇用楊國忠那樣，會招來播遷之禍。我看也不見得。」一旁的戶部員外郎唐介接口說：「陛下一旦有播遷之禍，恐怕還不如唐明皇。明皇還有兒子肅宗興復社稷，陛下靠誰？」仁宗氣得臉色驟變，卻無反駁理由，沉默良久才說：「立子之事，與韓琦已商量好久了。」 韓琦這時正與富弼並相。他容貌凝重，令人望而生畏，但與人相交卻渾厚溫恭，說到小人忘恩負義傾陷自己時，也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慶曆年間，他與范仲淹、富弼同為執政，上朝爭事議論，下殿不失和氣。為相以後，用人只據公議，所用之人未必謀面，甚至也不知道是他所薦。嘉祐三年，他任相不久，就向仁宗進言：應該吸取前代儲君不立引起禍亂的教訓，選擇宗室子弟中的賢能者立為太子。仁宗因後宮有孕而遷延不定，但生下來的仍是皇女。 嘉祐六年閏八月，知諫院司馬光也上了立儲札，仁宗讓他把奏疏交給中書，司馬光請仁宗自己宣諭宰相。當天韓琦知道後讓人傳言司馬光，爭取把建言立儲的奏札送到中書，否則，他作為宰相，欲發此議，無從說起。次月，司馬光舊事重提，列舉了相關的歷史教訓，仁宗叫他將所奏立即直送中書。 司馬光遵旨照辦，並對韓琦說：「諸公倘若不及時議定大事，有一天，禁中夜半拿出一張紙，說立某人為嗣，那時天下誰也不敢吭聲了。」韓琦等宰執同聲應道：「敢不盡力！」司馬光為此已先後七次上書。十月初，仁宗讓韓琦看了司馬光和呂誨的奏章，問宗室中誰最合適。韓琦趁機說：「這不是臣下所敢議論的，應出自聖斷。」 仁宗曾在宮中撫養過兩個宗室子弟，其一是濮安懿王的十三子，名叫宗實。濮安懿王是真宗的侄子，仁宗的堂兄。宗實四歲進宮，八歲時，因仁宗次子出生，被送回王府。其間，仁宗曹皇后也在宮中撫養了自己的外甥女，姓高，名叫滔滔。兩人年齡相仿，頗有點青梅竹馬的味道。慶曆末年，仁宗無子，對曹皇后說：「我們過去收養過的宗實和滔滔都大了，我們為他倆主婚，如何？」於是仁宗的養子宗實娶了曹皇后的外甥女（她就是後來元祐更化時垂簾聽政的高太后），很是熱鬧了一番，宮中盛傳「天子娶婦，皇后嫁女」的說法。如今從宗室子弟中確定皇位繼承人的問題，已經刻不容緩，仁宗自然傾向於宗實。 當時宗實正在為父親濮安懿王守喪，朝廷命他起復，授以知宗正寺，以便為立儲作準備。不料他先以父喪、後以生病相推託，不肯上任。韓琦向仁宗建議：「任命知宗正寺，外人認為就是皇子，現在不如立即為其正名。」八月，仁宗正式立宗實為皇子，改名趙曙。為了政權的穩定、天下的安寧，范鎮、司馬光等一大批朝臣，忠於信念，勇於犧牲，一再犯顏極諫非臣子所宜言的皇位繼承人問題，而韓琦作為宰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次年三月末的夜裡，仁宗突然去世，時距皇子之立僅隔半年。曹皇后制止了內侍出宮報喪，派人悄悄通知韓琦等宰執黎明入宮。韓琦趕到，即請曹皇后宣趙曙入宮即位。趙曙到場，連說「我不敢做，我不敢做」，轉身就走。韓琦等將他抱住，七手八腳為他穿上黃袍。然後將翰林學士王珪找來草擬遺詔，他一時間驚恐得不知如何下筆，韓琦臨變不驚，吩咐他按自己說的寫。四月一日早朝，韓琦宣讀遺詔，宣布仁宗駕崩，新皇帝已在昨日登基。這位新皇帝就是宋英宗。 英宗的身體確實大有問題。四月八日，仁宗大斂，他在靈柩前狂號疾走，韓琦當機立斷，拉下帷簾，命幾名內侍護持皇帝，讓葬禮正常進行到底。見英宗病體如此，韓琦與其他宰執商議，請曹太后仿天聖故事，垂簾聽政。 宋英宗帶病即位　公元1062年8月宋仁宗立趙曙為皇太子。1063年3月底的一天夜裡，仁宗突然去世。曹太后秘不報喪，悄悄召宰相韓琦等進宮商議。韓琦力主趙曙即位。有病在身的趙曙連說：「我不敢做，我不敢做」，扭頭就走。韓琦等人急忙攔住他，並將黃袍硬往他身上套。4月1日早朝，韓琦宣讀由他一手策劃的遺詔，宣布新皇帝已經在昨天登基。8日，仁宗大殮，趙曙病發，狂呼奔跑，盡失常態。後由曹太后垂簾聽政。 英宗病得不輕，性情也越發乖張，舉止失常，對內侍毫無道理地說打就打。曹太后勸他注意自己皇帝的身份，他也往往出言不遜。雙方左右，都有人多嘴多舌，兩宮關係逐漸緊張。 太后很不樂意，向韓琦等訴苦，韓琦回答：「我們在外朝，內朝護持全在太后。倘若官家有失照管，太后也不安穩。」太后很不高興地說：「這話是何意思？我當然在用心照管。」見太后臉色驟變，其他人都為韓琦說話太重捏一把汗。韓琦依然正色說：「太后照管，眾人自然也會照管的。」他知道，在這當口，有些話是必須由他來說的。 曹太后垂簾不久，司馬光就上了一奏，重提劉太后天聖戀權負謗天下的舊事，希望她「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意在防止母后干政。其後不同場合，韓琦與司馬光等朝臣一再勸說太后忍辱負重，容忍英宗病中可能有的失禮和無理。他們費盡心力地調和兩宮，用心就在於不讓太后作出廢立的舉動，造成政局的動盪。 十一月某日，曹太后派內侍送一封文書到中書，都是英宗所寫的「歌詞」和過失的舉動。韓琦對著內侍當場燒了文書，傳言太后：「太后不是常說官家心神不寧，這些何足為怪！」 與宰執面見時，太后嗚咽流涕給韓琦歷訴英宗的不恭，韓琦譬解道：「這是有病的緣故。兒子生病，當母親的能夠不容忍嗎？」參知政事歐陽修也說：「現在太后身居房帷，臣等五六個人只是措大，一舉一動若不是仁宗遺命，天下誰肯聽從？」曹太后默然，她聽出了弦外之音：英宗乃仁宗所立，倘不遵遺命，天下是不會聽從的。 他們再去勸英宗，針對英宗張口就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說：「父母慈愛而兒子孝，這不足為道。只有父母不慈，兒子不失孝道，這才值得稱頌。何況父母豈有不慈愛的？」英宗若有所悟，兩宮關係略有緩解。 即位後的大半年間，英宗身體時好時壞，到這年歲末，他已能夠御殿視朝了。次年，改元治平，英宗已經可以不知疲倦地處理政務。曹太后原對朝政並無興趣，這時卻無還政之意，似與兩宮不和有關。在韓琦等朝臣看來，女主垂簾乃迫不得已，久不還政更非盛世之象。台諫、侍從請求太后歸政的章奏接二連三呈上來，迫使太后撤簾的輿論已到火候。 一天，稟事以後，韓琦單獨留下，要求太后允准他辭去相位，出領州郡。曹太后明白他的意圖，說：「相公豈可求退？老身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先退。」韓琦立即稱賀太后還政，賢明超過東漢馬皇后和鄧皇后，追問道：「台諫也有章疏請太后歸政，不知決定何日撤簾？」曹太后似有不悅，起身入內。韓琦大聲喝令儀鸞司撤簾，帷簾拉開，猶能見到太后背影。 一說，曹太后總把皇帝御璽放在自己宮中，英宗外出巡幸時，她也帶上玉璽同往。韓琦就安排太后與英宗出外祈雨，回宮後他當即以民眾皆歡慰、台諫有章奏為由，奏請太后還政。太后惱怒道：「叫做也由相公，不叫做也由相公。」韓琦立在簾外，不撤簾就不下殿，曹太后只得被迫還政。 儘管記載頗多異同，但曹太后歸政迫於形勢，出於無奈，在台諫官一再諫諍下，由韓琦主其事則毫無疑問。由於這種制約機制的有效存在，兼之宋代家法對母后干政約束甚嚴，兩宋儘管垂簾稱制的皇太后多達八人，卻從未危亂政局。 英宗親政之初，頗欲有所作為，親自點名把仁宗朝頗有直聲的諫官唐介召入朝，讓他權御史中丞，做自己的耳目，去彈擊奸邪小人，但他似乎並不像《宋史》本紀稱頌的那樣，是什麼「明哲之資」。他缺乏根據地懷疑人，認定在他立為皇子一事上，三司使蔡襄向仁宗發過不好的議論，就違反宋代君主不得暗示台諫彈劾某官的做法，唆使諫官傅堯俞奏彈蔡襄，遭到拒絕以後，還是把蔡襄攆出了朝廷。英宗的生性固執集中表現在濮議上，這是牽動英宗朝的大事件。 英宗立為皇子時，正在為生父濮安懿王守喪。位居九五之尊以後，血濃於水，他想把生父也升格為皇帝。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把已故濮王的名分問題交給禮官和待制以上的朝臣去討論。按照儒家禮制，帝王由旁支入承大統，就應該以先皇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為考妣；秦漢以來那些推尊其生父母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是見譏於當時、非議於後世的。 於是，朝臣們很快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大派。一派主張英宗應該稱濮王為皇伯，理由是「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這派以台諫官為主體，有司馬光、賈黯、呂誨、呂大防、范純仁、傅堯俞等，還包括不少禮官和侍從等朝臣，例如翰林學士王珪、判太常寺范鎮、知制誥韓維、權三司使呂公弼等，聲勢相當浩大。另一派主張英宗應該稱濮王為皇考，理由是「出繼之子，對所繼所生皆稱父母」。這一派都是宰執大臣，有韓琦、歐陽修、曾公亮、趙㮣等，中書大權在握。雙方各執一辭，引經據典，唇槍舌劍，不亦樂乎。 台諫制度經真宗一朝的完善，台諫官敢言直諫的元氣經仁宗一朝的涵育，正進入沛然浩蕩的時期。宰執堅持皇考說，激怒了於禮於理都略占上風的台諫官。台諫官本來就有監督制約相權的職能，他們認為宰執固執皇考說就是「臣權太盛、邪議干正」。不過，台諫官對大臣的彈劾最終還需由皇帝的支持，而在濮議中英宗與宰執們是坐在一條板凳上。於是，權御史中丞賈黯被解職出京，知諫院司馬光被免去諫職擔任侍讀，明眼人誰都知道這是在削弱反對稱皇考的台諫官的力量。到這年十月，在朝的台諫官只剩下三人。 次年正月，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聯合御史范純仁和呂大防聯合上疏，參劾全體宰執，說他們「拒塞正論，挾邪罔上」，接下去的話也意氣用事了，「請尚方之劍，雖古人所難；舉有國之刑，況典章猶在」，即便不砍頭，也應該判刑。到這地步，英宗不得不表態。詔書雖沒有接受稱濮王為「皇」，但仍稱其為「親」，並把濮王墳塋稱為陵園，實際上還是將生父與仁宗並列。 呂誨等見論列彈奏不被採納，交還了御史敕告，集體辭職，還放出話來，聲稱與稱皇考派「理不兩立」。英宗召來了宰執，問他們如何平息這場風波，歐陽修也逼著英宗作出選擇：「留御史，還是留我們，唯聽聖旨。」英宗的天平在私心的搖擺下傾向了宰執，把呂誨等三人貶出京師。 出使契丹剛回朝的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趙瞻和趙鼎得知濮議結局如此，也不再上朝，在家「待罪」。所謂待罪，是台諫官行使其正當言事權的最後一舉，是宋代台諫言事不屈從於君權的制度保證。傅堯俞還拒絕了侍御史知雜事的新任命，他們都要求與呂誨等同進退。英宗只得把傅堯俞等三人也貶為州郡長吏。反對稱皇考的台諫官都貶黜出朝，京城傳開了「絕市無台官」的諺語。濮議在君權與相權的聯手壓制下收場，稱皇考派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濮議之爭，今天看來也許會覺得無聊。但在當時歷史文化背景中，「皇考」派於禮於理都顯得有虧，宰執大臣們確有討好英宗的味道。呂誨等台諫官執之愈堅，辯之愈烈，是當時台諫風氣與職責使然，並不像歐陽修所說的那樣，純粹是以台諫官為主體的反對派借題發揮，挑起爭端，不惜去位，博取美名。不過，這一結局也表明，台諫的制衡作用最終還須聽命於君權，因而其制約機製作用只有在明君、賢相、好台諫下才能兌現，而滿足三者是十分困難的。濮議也說明了英宗不是「明哲」之君。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再次「不豫」。他已經失語，但神智有時還清醒，仍堅持在病榻上處理國事。宰相韓琦知道自己將面臨又一次君權交替的嚴峻考驗。他關照英宗長子潁王趙頊朝夕不離皇帝左右，潁王回答這是人子之責，他卻別有意味地說：「不僅如此啊。」 十二月，英宗病情加劇。二十一日，韓琦請英宗「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並把紙筆遞給他。英宗親筆寫下「立大王為皇太子」七字，韓琦看後說：「一定是潁王，煩聖上再親筆書寫。」英宗只得拿起筆，一邊吃力地添加「潁王頊」三字，一邊泫然淚下。韓琦這才把翰林學士張方平叫來起草遺詔。出宮時，文彥博問他是否看到聖上流淚，韓琦回答：「國事當如此，有何辦法！」次日，宣布立趙頊為皇太子。 僅隔十五天，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韓琦急召皇太子前來，其間英宗的手忽動了一下，另一宰相曾公亮擔心英宗活過來都要背上大逆罪，提醒韓琦。韓琦不為所動，說：「先帝復生，就是太上皇。」繼續安排趙頊即位，他就是宋神宗。 韓琦曾自稱「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則以死自處」，他歷仕三帝，顧命兩朝，臨變處疑，不動聲色，當得起這個自我評價，是宋代有數的社稷大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