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二八 宋夏和戰
元昊立國以後，軍事與外交兩手並舉，一面出兵攻掠宋朝鄜延路地區（今陝西北部），一面遣使宋朝要求承認既成事實，「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宋朝當然不能容忍藩屬成為敵國，寶元二年（1039年），削去元昊的賜姓和官爵，斷絕互市，張榜沿邊，有能將元昊俘獲或斬首者即授以定難軍節度使。
當時的君臣都以天朝大國的觀念來對待這一事變，認為元昊不過「蕞爾小丑」，大兵一出，就可誅滅。興兵問罪，成為文武群臣輿論的主流。知集賢院吳育建議採取開國之初太祖對待江南藩國的方針，即稍易其名，姑許其求，暫時順撫，伺機收服，被宰相張士遜譏諷為腦子有毛病。
既然外交上一無所獲，元昊決定用軍事手段來奪取。當時，延州（今陝西延安）和涇州（今甘肅涇川）分別是鄜延路和涇原路帥府所在地，范雍和夏竦以經略使和馬步軍都總管的多重身份分知延州和涇州。寶元三年正月，元昊率大軍一舉攻下延州外圍重鎮金明寨，直逼鄜延帥府延州。范雍急召屯駐慶州的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前來救援。
二將率二萬援軍行至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元昊伏兵四起，雙方發生激戰，劉平耳朵中了流矢，依然率殘部千餘人與西夏軍苦戰兩晝夜，最後與石元孫戰敗被俘。三川口戰役結束後，元昊猛攻延州，七日而未能破城，時正大雪，西夏軍不敵嚴寒，更恐切斷後路，解圍北歸。
三川口之敗震驚朝野，這是宋朝自雍熙北伐以來從未有過的慘敗，也讓宋朝知道元昊是必須認真對付的。宋朝調整了西北的統帥，任命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韓琦以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涇州，范仲淹以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在對夏方針上，韓琦主張主動進攻，根除隱患。范仲淹主張堅壁清野，固守抗敵，這一方針是鑒於宋朝長期邊防不修，戰鬥力不強的實際作出的。
歲末，仁宗召見了韓琦與兩府宰執，決定採取韓琦主攻的方針，次年正月組織鄜延與涇原兩路軍隊進討西夏。但范仲淹一邊派名將種世衡在延州東北修築軍事要塞青澗城，一邊加強延州城的防務，同時上書說服了仁宗，允許鄜延路暫緩出兵。這樣，韓琦的主攻政策也就不能原封不動地推行。
宋朝的主動攻勢還沒有發動，元昊卻先行一步。慶曆元年（1041年）二月，元昊率十萬大軍準備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韓琦聞訊，急命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為大將，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率部迎擊。西夏軍奉命詐敗，一路丟棄馬羊駱駝，宋軍緊追至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北），見西夏軍已設伏川口列陣以待，才知中了誘敵深入之計，但已無路可退。雙方從清晨激戰到正午，桑懌、任福都力戰而死，宋軍戰死將士共達萬餘人。
好水川之敗使主攻派失去了發言權，韓琦被降一級，貶知秦州（今甘肅天水）。這一期間，范仲淹在知延州任上得到了元昊派人轉達的議和試探，就致信分析了八條「逆順」的道理，但元昊回信的措詞十分傲慢，仲淹當著來使將其燒毀了，錄了個副本轉呈朝廷。對此，朝廷以「人臣無外交」的罪名予以追究，將他貶知耀州（今陝西耀縣）。
十月，宋朝中央將西北防務分為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以龐籍、范仲淹、王沿、韓琦分知四路帥府所在的延州、慶州、渭州和秦州，各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兵分四路，防地分明，但正如歐陽修所指出：「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並不能改變「常戰而常敗」的局面。
而范仲淹在對西夏和戰問題上的戰略思想日漸為仁宗所接受，這一方針集中體現在慶曆二年正月他給仁宗的奏議中。他認為：對西夏應以有效防守為出發點，具體原則是「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在這一基礎上，「招納之策，可行其間」，因為「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既然「禮儀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但朝廷中反對議和的聲音仍十分激烈，雙方還不能立刻走到談判桌邊。
慶曆二年閏九月，元昊在試探議和未得到回覆的情況下，再次興兵進攻鎮戎軍（治今寧夏固原），涇原路統帥王沿急遣副總管葛懷敏率軍迎敵。元昊故伎重演，逐步把宋軍引向定川砦（今寧夏固原西北）。宋軍一進入包圍圈，就被四面圍住，退入定川砦中死守。西夏軍切斷了水源，宋軍只得冒險突圍，僅行二里，就被西夏伏兵圍殲，葛懷敏以下十四員大將戰死，所部九千餘名將士、六百餘匹戰馬均被西夏俘獲。而後元昊揮師直抵渭州城下，王沿令為數不多的守城軍民豎起許多旗幟，布下疑兵陣，再學諸葛亮，才使元昊大軍放棄攻打渭州，縱掠七百里後整軍北歸。
定川砦戰敗，宰相呂夷簡驚呼：「一戰不如一戰，可怕！」宋朝任命韓琦、范仲淹和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總領四路軍事。范仲淹與韓琦一方面在宋夏交沖地區修城築砦，構建起牢固的軍事據點，另一方面充分發揮鄉兵、蕃兵和弓箭手的戰鬥作用。
鄉兵是從當地居民中抽點的漢族壯丁，蕃兵是由西北羌族中漢化程度較高者組成的西北地方軍，弓箭手則蕃漢皆募，然後進行專門訓練，三者都具有亦兵亦民的性質，尤其適應對付西夏軍隊的進擾。
這些措施使得西夏軍隊不敢輕易來犯，他們敬畏地稱范仲淹為「小范老子」，以區別於稱為「大范老子」的范雍，互相告誡道：「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西北邊民則用民謠稱頌韓、范守邊功績：「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通過三次大戰，宋朝原先那種一鼓蕩平「蕞爾小丑」的豪氣早已煙消雲散，明白了自己在軍事上根本不可能占上風。宋仁宗決定全力求和，雙方議和使節開始往來。而議和對西夏來說也是求之不得的，元昊立即響應，原因有三。
其一，戰爭爆發後，宋朝停止了對西夏銀絹錢的大宗歲賜，關閉了榷場，西夏境內糧食、布匹、茶葉等生活必需品奇缺，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生活。
其二，戰爭使西夏民窮財盡，物價昂貴，民間流傳「十不如」的謠諺表示不滿，連年戰爭使西夏「軍民死亡，創痍過半」，在兵力上也沒有力量繼續長期的戰爭。
其三，元昊雖在三次戰役中大獲全勝，但也深知以貧窮落後的西夏，要全面戰勝和長期占領地廣人眾的宋朝決無可能，而從經濟利益上看，戰爭掠奪遠不如與宋朝維持和平獲得的好處為大。
還必須指出，宋、遼、夏三國關係在當時的互動變化，也促使宋朝與西夏必須儘快與對方媾和，對此，有必要多說幾句。
元昊聯遼抗宋，遼朝也瞅准宋夏戰爭的機會向宋撈上一把。慶曆二年正月，遼朝派出使者，照會宋朝：遼夏為舅甥之國，對夏有保護之責，宋朝攻夏為何不先與遼朝打招呼；指責宋朝在邊境上營築長城，填塞隘路，開掘水道，添置邊軍，有破壞宋遼盟約的意向。以此為理由，遼使向宋朝舊案重提，要求歸還當年被後周世宗奪取的瓦橋關以南十縣。這對處於宋夏戰爭泥淖中的宋朝來說，簡直是屋漏偏逢連夜雨，有點窮於應付，更迫切要求儘快結束宋夏之間的戰爭狀態。
宋朝派知制誥富弼為談判使節赴遼，答應在澶淵之盟所定歲幣之外增加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其中一半用以替代關南租賦，一半用以答謝遼朝約束西夏的。遼朝成為宋夏戰爭的唯一不花本錢的大贏家，它出賣了西夏，從宋朝那裡得到了好處，又在宋夏兩國之間充當調停者和救世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元昊受到來自遼朝的政治壓力，十分不滿，慶曆三年又與遼朝發生了爭奪邊境部落的糾紛，雙方關係急劇惡化，聯盟開始破裂。為了防止宋遼聯合而腹背受敵，元昊在慶曆四年秋天，匆忙遣使向宋朝送上稱臣的誓表，雙方達成和約：元昊以西夏國主的名義向宋稱臣，允許夏國自置官屬；宋每年「歲賜」西夏銀、絹、茶、采二十五萬五千匹、斤；兩國重開榷場，恢復互市貿易。
其後不久，遼夏關係激化，遼興宗親率大軍進攻西夏，元昊堅壁清野，重創遼軍，而後見好就收，與遼議和。從此，北宋、遼朝和西夏之間三國鼎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而北宋在與西夏的關係上，最終似乎還是宋夏戰爭爆發前夕吳育所提出的「稍易其名，順時而撫」的結局，看來還是算他頭腦清醒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