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一六 太平興國
中國皇帝的年號是大有講究的，這裡難以細說，但宋代許多年號，實際上可以看成是這個皇帝在這一時期的施政綱領。宋太宗即位當年，就迫不及待地把太祖開寶年號改為太平興國，就有發表施政演說的味道。完成統一，收復燕雲，是太平興國的武功方面，可謂是成敗參半，這裡再說說其文治的內容。
先說科舉取士。科舉制度創始於隋唐，宋承唐制，但也有不少完善和改革。太宗在這一方面的重要舉措，就是大開科舉之門。他說是「欲博求俊」，「為致治之具」，也夾雜著迫不及待地培養「天子門生」的私心。
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是太宗即位以後的第一次開科，即所謂的龍飛榜，共取進士一百零九人，諸科二百零七人，特奏名一百九十一人。這一榜的進士受到特別的禮遇，據說是因為張齊賢的緣故。有記載說，太祖晚年去洛陽，洛陽人張齊賢獻下北漢、富民等十策，太祖召見他，稱讚他有四策不錯，他堅持說十策都可行，太祖一怒之下命衛士將其拽出。回來後對其弟光義說：「我這次到西京，只得到一個張齊賢，留給你取他自輔吧。」而此時張齊賢雖中了龍飛榜，排名卻在數十名以後，為了起用齊賢，太宗乾脆大部分錄用了。這個故事旨在說明太祖在生前就決定傳位給太宗，即便不是子虛烏有，也很可能經過太宗的加工和改造。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有龍虎榜之稱，李沆、王旦、寇準和張詠都是這榜取中的，都是北宋前期第一流人才。這榜值得一提的是，現任官也有舉進士赴殿試的，說明科舉的市場價與含金量在攀升，好比現在做了處長還要拿博士一樣。從太平興國八年開始，及第進士賜宴瓊林苑成為一種定製，這也是為了提高進士的身價和地位。
雍熙二年（985年）的禮部貢舉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實行試官親戚別試製度，即另設考場，另派考官，這一迴避法後來也推廣到鄉試中。二是進士唱名賜第制度由這科開始，這也是增強進士自豪感的有力手段，以致後來韓琦敢對名將狄青蔑視地說：「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尹洙更是說：即便是統兵數十萬，恢復幽燕，奏凱太廟，也比不上狀元及第那麼榮耀。
端拱元年（988年）貢舉確立了貢院制度，以後省試都基本遵行。制度規定：省試前，由御史台派一名官員監門，在都堂簾外設立桌案，唱名給每個應試士子印試紙。閱卷合格，錄進士試卷供皇帝審閱，諸科則只錄姓名。皇帝御定以後，先各書姓名分散報捷，次日再放榜唱名。向皇帝謝恩以後赴國子監謁見孔子像，接著在瓊林苑舉行兩天聞喜宴，首日宴進士，次日宴諸科，都算是皇帝賜宴。宴罷及第者題名刻石於貢院，再由狀元牽頭，召集同科舉人擇日聚會，稱為期集，列敘姓名、鄉貫、三代，敘同年關係。然後登科之人赴吏部試判三道，稱為關試，作為吏部選官時的參考。
淳化三年（992年）是太宗朝最後一次開科，也有兩點值得一說。一是對主考官實行鎖院制度，即考官在奉詔知貢舉時當場就入貢院，與外界隔絕往來，使其不能預先接受請託賄賂。二是殿試時首次實行糊名考校法，即把舉子的姓名籍貫糊去，防止徇私舞弊，這一制度後來也推廣到科舉制的各種考試中（真宗朝還實行試卷謄錄，只把試卷的抄件交考官評閱，使其無法辨認考生字跡）。
縱觀太宗朝的科舉，有兩大特點，即取士多，提升快。取士多當然是與太祖朝相比。太祖朝幾乎年年開科，共取士十五榜，取進士最多一榜是開寶八年的三十一人，最少一榜是乾德四年僅六人；十五榜共取進士一百八十八人，平均每榜僅取十三人不到；倘把諸科和特奏名的二百六十七人也計算在內，每榜也僅取三十人略強。太宗朝開科八次，取進士最多一榜是淳化三年達三百五十三人，最少一榜是太平興國三年也有七十四人；八榜共取進士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平均每榜竟達約一百八十六人，是太祖朝的十四倍；倘把諸科和特奏名的四千四百零六人也計算在內，每榜取士多達七百三十五人，將近太祖朝的二十四倍。太祖開科從開國到去世共計十七年，平均每年取士約十七人，其中進士十一人。太宗從即位次年開科取士，淳化三年以後就不再開科場，年代跨度為十六年，平均每年取士約達三百六十八人，其中進士九十二人，分別是太祖時代的二十一倍和八倍。太宗朝人才當然不會一下子比太祖朝十倍二十倍地湧現出來，這完全是太宗政策導向的結果。
再看提升快。唐代進士往往並不立即兌現官職，而宋代只要一舉進士就直接授以京官。在以後升遷中，宋代特別講究所謂資格出身，中過進士的稱為「有出身」，出自蔭補的叫做「無出身」，科舉、蔭補以外途徑入仕的則是「雜出身」，而進士出身是最受優待的。太宗即位次年開科取中的進士，七年以後呂蒙正和張齊賢已位至執政，十二年後呂蒙正已擔任宰相。據統計，太宗朝的進士中，有十八人在本朝已位居宰執。難怪宋人有「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的說法，鳳凰池指宰相府。也就是說，到太宗後期，太宗通過大開科舉之門，已經使由自己錄取的士人，占據了從中樞機構到州縣幕職的大小官位，從而宣告了宋朝文官統治的真正確立。
接著來說文官統治。太宗對文官統治是傾力扶植的，在雍熙北伐失敗以後，更是片面強調文治，走向另一極端。除了通過擴大科舉，培育文官人選外，太宗還採取了相關措施。
其一，身為表率，好書重文。他曾指出：「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他自稱每天退朝，「不廢觀書」。他請國子博士李覺張幕設座，為自己與中央大員講解《周易》，聽後大說「足為鑑戒」。太宗還力勸武臣讀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對樞密使王顯說：「今掌樞機，無暇讀書，讀此可免面牆。」在他的影響下，不僅文臣向學，武將也讀起書來。一天辭朝，不識一字的党進忽然對太宗說：「臣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左右莫名其妙，他說：「我見措大們掉書袋，我也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
其二，文臣統兵，以文制武。太祖雖用文臣知州，但邊境州郡一般仍用武將。太宗以為武臣不知政事，開始兼用文臣。他讓進士出身的柳開出知寧邊軍（治今河北蠡縣），並歷長邊州；同時把一批文臣調到軍中任職，以致宋人後來把文臣領兵管轄邊郡稱為「至道故事」。淳化五年，又命文臣、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其後文臣出任安撫使、經略安撫使或兼任駐泊一方的馬步軍都總管督帥武將漸成慣例。宿將曹翰曾在太宗面前賦詩道：「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家貧賣刀只是說說而已，卻表達了武將對權力地位日漸下降的滿腹牢騷。
其三，官職差遣，成為制度。太宗先後設立了差遣院、三班院等專門任命差遣的機構，標誌著宋初以來官、職、差遣分離現象漸成制度。宋代的「官」只表示官位和俸祿的高低，也稱寄祿官；「差遣」才是實職，也稱職事官，往往帶有知、直、判、權、提點、提舉等前置動詞；「職」指館職和貼職，館職即館閣之職，貼職指職事官不任館閣實務而兼領館閣之職，只是一種榮譽性的名銜，完全用來禮遇文官的。舉一個例子來說，《宋史》本傳說包拯以龍圖閣直學士，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這裡的龍圖閣直學士是貼職，權知開封府才是差遣，右司郎中是寄祿官，指可以享受這一級別的俸祿。官職差遣分離制度的推行，其積極作用是使整個文官系統更加靈活適用，負面影響則是冗官問題的日漸嚴重。
其四，詞臣宰執，重用文官。詞臣指為皇帝起草內製的翰林學士和起草外製的加知制誥，太宗簡選時尤其注意德行與文學並重。當時有一種說法：朝廷任命一制誥，好比一佛出世。而太宗則表示，翰林學士之職親近貴重，他恨不得自己來干。太宗一朝執政中，有七人是從翰林學士升任的，詞臣成為最優先考慮的宰執人選。再看太宗朝宰執的構成，宰相九人，全部是文官，有出身者六人；正副樞密使三十五人，文官出身的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六十；參知政事十八人，全部是文官。一個以科舉出身的士大夫為主體的文官政府，正是在太宗朝全面形成的。
最後說說文化工程。沒有文化大工程的襯托，太平盛世總顯得氣象不足。明代永樂和清代乾隆修大典與全書那樣的用心，宋太宗早著先鞭了。太宗朝文化大工程主要有三項。
其一，搜訪圖書，組織校勘。太平興國九年，太宗命令三館將現存藏書與唐代《開元四部書目》進行核對，將闕目公布中外，凡獻書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年），太宗又專程派人前往江南、兩浙購求圖書。這類詔書與措施，在太宗一朝並不少見。在訪尋書籍的同時，太宗還組織學者校勘典籍。太宗朝官方組織校勘的典籍主要是歷代重要的正史、字書和醫書。官方組織傳世典籍的校勘，成為宋代的一種傳統，對文化的傳承是有好處的。
其二，健全館閣，養育人才。宋太祖時以昭文館、史館和集賢院為三館，用來典藏圖書。太宗即位次年視察三館，見屋舍低小，環境喧雜，便下令營建新三館，並親自規劃，建成後棟宇花木，宏偉壯麗，賜總名為崇文院。其後又在崇文院裡新建立秘閣，用來收藏三館的珍本圖書和大內的古畫墨跡。太宗還讓文士擔任三館和秘閣中自校理到學士的各級職位。館閣之職選任較嚴，成為文士升遷中樞要職的捷徑，宋代文官也以帶館職為榮，因而館閣實際上是養育中央人才的儲備庫。
其三，編修大書，昭示太平。清人把《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和《冊府元龜》並稱為宋朝四大書，前三部都是太宗朝修成的。《太平御覽》是一部綜合性的類書，完工在即時，太宗每天「御覽」三卷，一年讀完了這部大書，就把原定書名《太平總類》改為《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是小說的類書，《文苑英華》是一部文學作品的類書。太宗朝官方編纂的大型圖書還有醫學類書《神醫普救方》一千卷（已佚）、《太平聖惠方》一百卷、《雍熙廣韻》一百卷、《太平寰宇記》二百卷。不難發現，在太宗下詔編修的大書中，以「太平」命名的特別多，也許他自知武功沒法與乃兄太祖相比，就特彆強調「文德致治」，向天下臣民炫耀他帶來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