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三國 · 三八 分久必合
蜀漢在炎興元年（公元263年）結束；魏國在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被篡於司馬炎。
司馬炎是司馬昭的兒子。於司馬昭死時，繼承了晉王與魏國的相國之位。那時候，是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日。
三個多月以後，魏國的最後一個少帝曹奐，便叫人把皇帝的璽綬，雙手捧送給司馬炎。
司馬炎在十二月丙寅日，集合幾萬名臣僚與四夷君長，在洛陽的南門外，郊祀上帝，宣告就皇帝位，改國號為晉，改年號為「泰始」。於是大魏咸熙二年十二月，改稱為大晉泰始元年十二月。
魏國也結束了，曹操的一生辛苦與曹丕的一時得意，都幻滅為春夢一場。
吳國亡得最後，要再過十五年，才輪到它。到了孫皓的天紀四年（公元280年）三月壬申日，才被司馬炎派來的大軍所征服。
孫皓是孫權的孫子、廢太子孫和的兒子。吳國在孫權與孫皓之間，有過兩個其他的皇帝：孫亮與孫休。
孫權的第一個太子，是長子孫登，孫登不幸早死。孫權的第二個太子，是第三個兒子孫和。孫和因姐姐大虎向孫權進讒而被廢。最後，孫權死時，小兒子孫亮得到皇帝之位。
孫亮當了差不多七年的皇帝，為權臣孫綝所廢。廢了兩年以後，自殺；自殺之時，還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繼孫亮而為皇帝的，是孫權的第六個兒子孫休。孫休在位六年多而死。
他的丞相濮陽興與左將軍張布受了他的臨終之時的「顧命」，卻並不扶立他的兒子孫，改立了一位「長君」，年方二十三歲的孫皓。
孫皓即位不到三個月，便殺了濮陽興與張布。原因是，他聽說這兩人見他性情粗暴，好酒好色，頗有後悔立了他的意思。
孫皓在位十六年，除了把交州重新奪回以外，別無其他作為（交州是在他即位以前的一年，被司馬昭的人奪去的）。
他下令所有的大臣，必須把女兒送進宮來，任他挑選，選剩下來的，才許領回去嫁人。傳說他的後宮女子，有五千名之多。事實也許與這個數目稍有出入，然而他是一個昏君，而不是一個賢君，已經是千古的定論。
他不僅是一個昏君，而且是一個暴君。他喜歡剜掉「犯人」的眼睛；也喜歡用鋸子鋸掉「犯人」的頭，有一個官居太守的奚熙犯了「非論國政」之罪，被他殺掉三族。
像他這樣的一個既昏且暴的亡國之君，竟然能在蜀漢已亡以後苟延殘喘了十六年，令我們又嘆一聲「天道難知」。英美人也有一句俗語：「上帝有他的奇特作風。」（Godhashisstrangeways.）
我們倘若多懂一點上帝的奇特作風，便多了解一點歷史哲學。例如，為什麼中國的歷史上，常常來了「合久必分」與「分久必合」的那一套呢？
請原諒，我必須先交代一下，孫皓在公元280年是怎樣丟掉了他的江山的。很簡單，司馬炎於休養生息了十幾年以後，調遣大軍，分兵六路，對孫皓的東吳下手。
這六路的司令與目的地，是：
一、司馬伷，塗中（當塗）。
二、王渾，牛渚（采石磯）。
三、王戎，武昌。
四、胡奮，夏口（漢口）。
五、杜預，江陵。
六、王濬，西陵及其以東。
在這六人之中，杜預的地位最高：他是「鎮南大將軍」，其餘的五人都只是「將軍」而已。我們今天的人，僅僅曉得杜預是一位《春秋左傳》的註解家，不曾注意到他曾是顯赫一時的「鎮南大將軍」。
杜預一向坐鎮在襄陽。他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間出動，在二月甲戌日打下江陵。
東吳在荊州南部幾郡（湖南）、交州與新設的廣州的大小官吏，都紛紛派人送了印綬來，向杜預投降。
這時候，王濬也已經帶了他的部隊，乘船由益州沿著長江順流而下，燒斷了東吳水軍用來「鎖江」的幾千尺長的鐵索，占領西陵峽與荊門、夷道兩個城。
司馬炎叫杜預鎮撫零陵、桂陽、衡陽；叫王濬繼續東下，與王戎、胡奮共同進攻武昌和夏口。
王戎懶得自己費事，只派了兩個參軍帶一些兵去。胡奮相當賣力。於是王濬與胡奮二人很快就拿下了武昌、夏口。
王濬在三月間又「順流而下」，到了建業的城下。中途，他收降了孫皓的游擊將軍張象，與張象所率領的一萬水兵。
杜預通曉經學、禮制、曆法、律令、算術等，又被稱「杜武庫」。在晉太康年間伐吳勢如破竹，立奇功，在學術上著有《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是《左傳》注本流傳最早的一種。
孫皓曾經讓丞相張悌，帶了建業城內的精兵三萬人，在三月初旬渡過長江，抵擋那來攻牛渚的王渾。張悌忠義有餘，而軍事學識不足，一戰而敗，本人陣亡，部隊被殺了七千八百多名，剩下來的殘部，都喪失了戰鬥能力。
司馬炎的叔叔、晉朝的琅邪王司馬伷，也率領他的部隊到達了塗中（當塗）。
孫皓生活在王渾與司馬伷四隻眼睛的監視之下，已經夠害怕的了。忽然，聽說又有「兵甲滿江，旌旗燭天」的王濬，即將來到建業城外的長江江面。孫皓不再考慮，立刻叫人寫降表，寫三份，分送給司馬伷、王渾、王濬。
這三人都很欣賞孫皓送來的這張降表。
王濬的船，行列有一百華里長；王濬的兵，共有八萬之多。這些兵敲著鼓，喊著、唱著，果然來到了石頭城（建業）的城下。他們抬頭看到，城牆上豎滿了降幡。
唐朝的劉禹錫，有一天航行到今天湖北省大冶縣之東的西塞山，想起了這是當年王濬帶了「樓船」所經過的地方，不免詩興大發，吟了一首「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為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以前，孫堅、孫策何等英雄。孫權也不愧是一時豪傑。而今，這窩囊的孫皓丟盡了曾祖、伯祖，與祖父的臉。他捆了自己，帶了棺材，走到王濬的軍門，去聽憑處分。
王濬也像以前鄧艾對待劉後主那樣，解了孫皓的綁，燒了孫皓帶來的棺材，請孫皓進來相見。然後，點收了東吳的領土地圖與戶口冊籍。地圖上列有四個州（揚州、荊州、廣州、交州）。戶口冊籍上列有五十二萬三千戶人家。
駐紮在塗口的王渾，大吃其醋，認為王濬無權受降，他王渾自己是「安東將軍」，而王濬不過是一個不三不四的「龍驤將軍」。王渾又認為，既然司馬炎曾經命令他攻塗口，可見這攻進建業的事是司馬炎準備交給他的任務，王濬分明在「越俎代庖」，而且，真正打了一次硬仗、擊潰張悌的，是他，不是王濬。他尤其生氣的是：在王濬經過（江寧峽之東的）「三山」之時，他派人請王濬到自己的軍營里「談談」，那王濬卻藉口「風大，船停不住」，竟敢不來（王濬也知道，倘若去王渾的營里，王渾一定要「節制」他，命令他暫時不要進展到建業城下）。
王濬趕緊把孫皓押送給王渾，把首功讓給王渾。王渾卻仍然向司馬炎告了王濬一狀，說王濬不受他的「節度」。
司馬炎把王渾的狀子，交給主管的臣子們審議。這些臣子竟然站在王渾的立場，建議用囚車把王濬押解來京，從嚴懲罰，像以前對鄧艾那樣（為什麼這些臣子對王渾「一面倒」呢？因為王渾的兒子王濟，娶了司馬炎的女兒常山公主。王渾與司馬炎是「親家」）。
司馬炎在這一件事的處理上，不愧為開國之君，比他的父親司馬昭還略高一籌。司馬炎不准把王濬用囚車押解來京，只是下了詔書，申斥王濬一番，不該違抗了王渾的節度（王濬上表申辯，說自己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已經到達秣陵關，到了黃昏之時才接到王渾要他接受「節度」的命令。在命令中，王渾叫他回軍西向，圍石頭城。這時候，孫皓已經來降，實在沒有再去圍石頭城的必要）。
那位天子親家王渾，也真是夠無聊的，他又告王濬「得吳寶物」。王濬又不得不申辯，說：先走上孫皓的御船的，是王渾，不是他王濬；先進孫皓的皇宮的，不是他王濬，而是晉朝的揚州刺史周浚。
到了王濬到京覲見之時，王渾在京城的黨羽，又告他擅自燒了孫皓的船一百三十五艘，奏請司馬炎把王濬「付廷尉推」（抓到大牢里，嚴刑拷打，看他招也不招。這是我們中國人白玉一般的文化之中，挺難看的一點微瑕）。司馬炎說：「不必如此。」
司馬炎升了王渾的爵，由京兆侯晉封為京兆公，也升了王濬的官，由龍驤將軍升為「輔國大將軍」，其後再升為「鎮軍大將軍」。
孫皓到了洛陽以後，被司馬炎封為歸命侯。以前蜀漢後主到洛陽，所得到的爵位是「安樂公」，公爵，比孫皓高。魏國的末代皇帝曹奐，是在禪位以後被封為「陳留王」，王爵，比劉後主又高了一層。
司馬炎待他三人（曹奐、劉禪、孫皓）都很寬厚，讓他們安享餘年而死。
現在，我們可以略為談談分久必合的大道理了。我在三十三年前曾在重慶於演講之時說過：分久必合的必字，與合久必分的必字，都不妨「修正」為「可能」兩個字。「合久了可能分，分久了可能合」。現在，我以為這「可能」兩個字，又不妨再修正為「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
原因何在？合與分，本身都各有可愛之處，也各有缺點。剛合了不久，一切新鮮，頗有「開國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慶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點就顯露了。當皇帝的以為寶座穩如泰山；當官的懶得向老百姓討好；沒有當到官的，由於父親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遠沒有機會一過做官的癮，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亂」；至於一般渾渾噩噩的老百姓，過久了出汗納糧的日子，也感覺煩，倘若又遇到什麼蝗蟲、大水、乾旱、地震、土匪，那就頗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說」的造反之意了。於是，大一統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線上冒出來若干割據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後來，就有幾位尖尖兒的角色，演出在時間上或長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嘗沒有它的令人嚮往之處。以讀書人而論，在戰國時代活著，確是比在明清兩代捱著，舒服得多。明清兩代有鹽商，卻沒有孟嘗君，也沒有像「稷下」那樣可以雄辯滔滔、暢所欲言的公共場所。做官的，與希望做官的，也會羨慕他們在戰國時代的老前輩：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君主不賞識他們，他們就可以走到另一個國家去活動活動。「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以蘇秦而論，只要還留著「三寸不爛之舌」，不怕沒有一個可以讓他「飛黃騰達」的國家。
我想大膽說一句對先賢失敬的話：倘若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機會，而跟著哥哥諸葛瑾到東吳去找工作，像諸葛均後來跟了他去西蜀一樣，那麼諸葛亮十有九成，在東吳當不上丞相，而極可能倚靠哥哥的社會關係，做到一名比「長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諸葛亮之所以能與哥哥諸葛瑾各仕一國，分途發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愛之處。太史慈是山東人，到了東吳，才遇到一個自稱為他的知己的孫策。當時，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東邊人跑到西邊，西邊人跑到東邊，忙得很，熱鬧得很。
老百姓夾在三個國的裡面與中間，豈不很苦：要打仗，要納糧，還要做無薪的工。事實，卻也並不太壞。三國時代到來以前，當老百姓的還不是一樣要納糧、做工、打西羌、打烏桓、打鮮卑？三國時代的仗，也只有幾次比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況而言。老百姓在三國時代，遠比在東漢時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後幾年有一個宦官黃皓而外）。三個國家的大小官吏，絕大多數是清廉的。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遺。
曹魏的法律，比較偏於太嚴，卻也有嚴的好處，叫人民不敢輕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訂的魏律，其後成為幾個朝代的法律的藍本。
三國魏王肅撰《孔子家語》，此為清刻本。
曹魏也創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這制度雖未必能實現以絕對客觀的標準來登記青年才俊的構想，卻也不能不說是好過了東漢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並無優良品德或真才實學，全靠父兄與岳家的權勢而獲選。
曹魏的屯田政策與水利建設，雖則是以便利軍事行動為目的，而間接卻大大地幫助了農民。
曹魏在金融的處理上，有點兒顛顛倒倒：恢復了五銖錢，又施行「以物易物」。在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發行了當百的大錢，而不久便恢復了五銖。後主與諸葛亮繼續執行這一種取信於人民的好政策，讓人民始終生活得十分安定。孫權也發行過大錢，而且發行了「當千」的「大錢」，來套取人民的「小錢」。但是，後來他也覺悟了，把「大錢」收了回去（東漢與三國時代的人，喜歡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銖錢，正如民國的許多老百姓之喜歡所謂「袁大頭」。袁大頭，每塊重庫平七錢二分，質量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純銀）。
三國時期吳國韋昭的《國語》注本是現存最早的注本，圖為明刻本韋昭注《國語》。
魏蜀吳三國的領土，加起來，比以前東漢的大。它們三國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時彼此無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於是分頭對外發展，把較為弱小、在文化上較為落後的鄰居部族，「納入範圍」。魏對於烏桓、鮮卑；蜀對於南方的夷（蠻夷）與青海及甘肅西南的羌，吳對於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個國家都有很多的軍政人才。這些人，倘若生在東漢，大概只能有三分之一的數目春風得意。
三國時代的經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學，都十分發達。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戰，又有熱心的老師。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頗有可觀。至於，虞翻談《易經》，談出了新鮮的道理來，那就更高於看相算命的管輅了。一度想說服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諸葛亮用「正議」申斥了一頓的王朗，對《易經》也有相當研究，他所寫的「傳」，到了北魏之時，仍被經生用作課本。他的兒子王肅，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懷疑為「偽孔安國古文尚書傳」的作者）。王肅的兒子王弼，是天才：他註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釋了《易經》。
論文學，我們只須再提一下曹操的「對酒當歌」與曹植的「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不就夠了嗎？再說，建安七子怎麼樣？東漢有沒有？
在才華上比曹植略遜一籌的曹丕，卻也自有千秋。在詩的體裁上創始了「七言」，又在小說方面寫了一部神怪的《列異記》。與他有「談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記》的作者，干寶。
干寶同時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晉春秋》，作為其後南北朝劉宋的裴松之用作註解《三國志》的材料之一。以裴松之所引的若干書籍而論，三國時代的當代歷史家確是不少：寫《魏略》的魚豢，寫《吳書》的韋昭，等等，不勝枚舉。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譙周，也表現了他對古史的濃厚興趣（寫過一部《古史考》）。
三國時代在藝術上的成就，圖畫可以用美國波士頓城美術博物院所藏的壁畫為例：上面有兩個極其生動的遊春的人。建築，東吳的佛教寺廟很多：武昌有慧寶寺，建業有瑞相院、保寧寺，吳縣有通玄寺，鄞縣有德潤寺。曹操在赤壁之戰戰敗了以後所建的銅雀台，大概不太難看。他的孫兒，明帝曹叡，是一個很喜歡搞建築的皇帝。
談到科學，三國時代有過會用麻醉藥，又會動手術取出腎結石，甚至有把握進行「神經解剖」的名醫華佗。馬鈞，傳說為水車的發明家，但他確是曾經發明了「發石車」、「指南車」，與「十二躡綾機」，以及一種自動兒童玩具，叫做「翻車百戲」。馬鈞是魏國人。魏國另有一位劉徽，在數學上頗有造詣，寫出了一部《海島算經》。
三國時代的分裂局面，竟然有那麼好，那又何必再合呢？是什麼人，為了什麼緣故，要把三個國家又合成了一個呢？為什麼，在最後合的時候，又合得那麼容易？
想合的，不僅是司馬昭與司馬炎，吳蜀兩方的君臣，也都是想統一宇內的，只不過是力量不夠而已。自從孟子以來，中國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了「天下定於一」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等等牢不可破的「定論」。他們接受了孟子的判斷：天下要安定，只有在統一於一個君主之下的時候；天上沒有兩個太陽，因此地上也不該有兩個大王或皇帝。
這個理論，是否有斟酌的餘地，只有少數人私底下在「胡思亂想」。極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僅是皇帝與大臣，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總以為：有了兩個以上的皇帝就會有內戰，就不太平，就不安定。而且，在一個「天下」之內，一個中國之內，是不應該有兩個皇帝的；倘若有，那是違反天道，不能長久。
除了這種心理上的因素以外，三國的大臣與人民也有點兒感覺到，再分下去沒有什麼意思。分久了，似乎就懷念過去合的時候的光彩。晉朝的司馬氏一家，雖則以「狐媚取天下」，似乎對老百姓倒很寬厚。司馬炎本人，也不像孫皓那麼昏而且暴。中國能夠統一於司馬氏之下，也許要比天下三分好。
因此，司馬昭與司馬炎把三國合了起來，合得十分容易。曹操曾經想拼出一個統一的局面。諸葛亮也試圖幫助劉備與劉禪，以追求同樣的目的，卻鞠躬盡瘁而死。曹操與諸葛亮的才幹，均比司馬昭與司馬炎高，高得不成比例。
為什麼司馬昭與司馬炎先後輕輕一動，就吞併了西蜀與東吳？大概是，正如我的假定：分久了，便容易合。正如兩漢合久了，也容易分。
話說回來，兩漢是合了四百多年才分的；為什麼三國分了幾十年就又合了呢？我的答覆是：司馬炎在公元280年所完成的合，只是暫時的合而已，過了十年便有八王之亂，接著又有「五胡亂華」與南北朝，要到了隋煬帝以後的李淵、李世民，由於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這些第一流人才作為幫手，才把龐大的中國真正合了起來，卻也不過合到了安祿山造反為止，前後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真正統一而已，可惜。
[1]這是作者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細說民國創立》四書時所寫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