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七〇　黨人的光榮

在東漢中晚期，士大夫中一些正直激進的分子，採取半公開以至完全公開的形式和當權的宦官集團抗爭，曾經結成了在政治生活中形成重要影響的群體。這些同道同志者，當時被稱為「黨人」。政府迫害「黨人」而發起的政治運動，當時被稱作「黨事」。 當權的黑暗政治勢力對「黨人」的迫害，有禁止他們出任官職，並且限制他們的社會活動的形式，當時稱作「黨錮」。「黨錮」，又寫作「黨固」，有時也稱作「黨禁」。 東漢中晚期，時政的昏暗，使得一些有膽識、有骨氣的士人不堪忍受，於是奮起批判當朝權貴，揭露社會矛盾，發表不同政見。 如《後漢書·黨錮列傳》所記述，在漢桓帝、漢靈帝在位前後，皇帝昏聵，政治荒亂，國家權力委於宦官，士人羞於與其為伍，於是出現了「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情形。他們又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大臣，裁量執政貴族，剛直不阿的品格，由此得以風行於世。 士大夫清議之風興起，李膺、陳蕃、王暢特別受到崇重。三萬餘太學生的領袖郭泰、賈彪等與他們關係緊密，太學中曾經流傳這樣的讚美之辭：「天下楷模李元禮（膺），不畏強御陳仲舉（蕃），天下俊秀王叔茂（暢）。」其中，李膺的聲名最高，士人能夠和他交遊的，稱為「登龍門」。 郭泰清高嫉世，不受官府徵召，故免於黨禍。（圖選自清末《歷代名臣像解》） 李膺曾經任主持京師附近中樞地區行政的最高長官司隸校尉。當權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為野王（今河南沁陽）令，貪婪殘暴，甚至殺害孕婦，聽說李膺執法威嚴，畏罪逃還京師。李膺追捕張朔，依法處死。一時宦官集團不得不小心謹慎，甚至休假日也不敢邁出宮門。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術士張成預言不久就會有赦令頒布，於是指使其子殺人害命。李膺依法處死張成。張成生前以方伎之術與宦官集團關係密切，其弟子牢脩於是上書誣告李膺等指使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相互結為朋黨，攻擊朝廷，擾亂風俗。 在宦官勢力的作用下，漢桓帝震怒，下令郡國大捕「黨人」。 李膺等人被逮捕，並且又牽連陳寔等二百餘人。有逃遁未被捕獲的，都懸賞購募。一時傳令追捕逃亡者的使者頻繁四出各地，道路上車馬可以相望。 第二年，李膺等人被釋放，允許歸還田裡，然而宣布禁錮終身。「黨人」的姓名，也都一一記錄在官府。 黨錮之禍發生後，激進的士大夫集團並沒有被強權壓服。海內知識階層益發群情激昂，他們將鄙視宦官專政，並敢於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光榮稱號，廣為傳揚，形成了更為強勁的反抗當權宦官集團的輿論力量。 度遼將軍皇甫規沒有被列入「黨人」名單，甚至自以為恥，上書請求以附黨之罪連坐。可見「黨人」在當時社會的特殊的輿論形象。 《後漢書·黨錮列傳·李膺》寫道，李膺免歸鄉里，居於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都高尚其道，而斥責當政者的骯髒黑暗。 一時，「黨人」的崇高風格為士人輿論所敬仰，朝廷的醜惡作為則為士人輿論所鄙棄。 漢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名士陳蕃為太傅，和大將軍竇武共同執政。他們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錮的名士，密謀誅殺作惡的宦官。 宦官集團卻搶先動作，雙方對陣，宦官利用以往對禁軍的控制，迅速瓦解了竇武率領的軍隊。 這次政治變亂的結果，陳蕃、竇武都被殺害，他們的宗親賓客姻屬也都被收捕誅殺，其門生故吏也都免官禁錮。 侍御史景毅的兒子景顧是李膺的門徒，因為「黨人」名單遺漏，所以沒有直接受到迫害。景毅慨然說道：正是因為李膺賢良，才令兒子以他為師的，怎麼能夠因為名籍偶然漏脫而求苟安呢！於是主動上表自請免歸。時人都稱頌他是道德高尚的義士。 被列為「八顧」之一的議郎巴肅，起初曾經與陳蕃、竇武一同合謀誅殺宦官，事敗後，宦官集團並不知道他曾參與始謀，只是坐黨禁錮，察覺後方下令收捕。巴肅從容不迫，自己乘車前往縣府投案。縣令面見巴肅，解下印綬準備和他一起逃亡。巴肅鎮定地說，作為人臣的，有政見不敢隱瞞，有罪過不會逃避。既然不隱瞞政治見解，又怎麼能逃避刑罰呢！於是從容被害。 被列為「八及」之首的張儉，曾經打擊過宦官勢力，久為宦官集團所疾恨。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上書，說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謀危害社稷，而張儉是其首腦。於是詔令收捕張儉。 張儉流亡於各地，沿途所投靠的民家，無不看重他的名行，不惜冒著破家的危險予以收留，不惜犧牲自己予以掩護。張儉行跡所至，有十多家因此遭受慘重的迫害。 朝廷大規模逮捕黨人時，李膺正在故鄉隱居，鄉人得知消息，勸他暫時逃避。李膺回答道：如果有禍事則不逃避災難，如果有罪過則不逃避懲罰，這是臣子應當持守的節操。我已經六十歲了，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他拒絕出逃，自赴詔獄，終於死於獄中。他的妻子兒女被強制遷徙到邊地，門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禁錮。 范滂在大誅黨人之際，姓名列於詔書。督郵吳導來到縣傳舍，懷抱詔書，伏床而泣。范滂知道後說，一定是為我的緣故。於是自己來到獄中。縣令郭揖大驚，自解印綬，說道：天下如此之大，子何為在此？願意和他一同逃亡。 范滂說，我以一死則可以了結此次禍難，怎麼能夠牽累你，又讓老母顛沛流亡呢？范滂的母親在告別時說：你現在得以與李膺、杜密齊名，死又何所恨！路邊人看到這一情景，沒有不流淚的。范滂被處死時，年三十三歲。這次殘酷的政治迫害過後，「黨人」橫死獄中的多達百餘人，被牽連而死、徙、廢、禁的又有六七百人。漢靈帝又詔令州郡全面清查「黨人」，天下豪傑名士又有許多人名列「黨籍」，因此遭到迫害。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又受命禁錮「黨人」的門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黃巾起義爆發後，「黨人」才被赦免。 以記錄和總結東漢歷史而著名的史學家范曄曾經為「黨錮之禍」發表過這樣的感嘆：李膺在個人面臨危難的政治形勢中，宣傳正義的主張，影響民間的風習，讚頌「素行」以鄙棄「威權」，崇美「廉尚」以撼動「貴勢」，從而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爭的潮流，深牢監禁，家族破敗，都不能動搖其志向，甚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這是何等的壯勇啊！ 「黨錮之禍」，嚴格說來，是統治階層內部的鬥爭。但是，東漢「黨人」的正義感，無私情操，鬥爭意志和堅定氣節，卻代表著一種進步的時代精神。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心了嗎》一文中曾經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東漢「黨人」的氣質與品格，體現著曾經被魯迅稱為「中國的脊樑」的人們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後來成為一種文化傳統，得到歷代有血性有骨氣的士人的繼承。 在東漢末年農民大起義的歷史浪潮中，被赦免的「黨人」一旦恢復政治生命，就立即和當權的宦官相互聯合，一同來鎮壓起義的農民了。 這當然是由階級關係的歷史大勢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