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六三　甘英遺憾

漢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帝國的東部地區）。 甘英的使團來到在今伊拉克境內的條支海濱，安息西界人說到海上航行的艱難：「前方海域廣闊，往來者如果逢順風，要三個月方能通過。若風向不理想，也有延遲至於兩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攜帶三年口糧。海中情境，令人思鄉懷土。船行艱險，多有因海難而死亡者。」 甘英於是知難而止，沒有繼續西行。後來有人推測，安息人阻撓漢人西入大秦，是為了壟斷絲綢貿易。 梁啓超後來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曾經就此發表感慨，言辭十分深切沉痛：「班定遠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達，謬言海上之奇新殊險，英遂氣沮，於是東西文明相接觸之一機會坐失。讀史者有無窮之憾焉。」歷史的偶然事件，或許確實是由必然的規律所決定的。如梁啓超所說，「我國大陸國也，又其地廣漠，足以資移植，人民無取騁於域外」，「謂大陸人民，不習海事，性使然也」，這應當是「海運業自昔不甚發達」，「航業不振」的主要原因。 甘英雖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創造了中國古代王朝官方使節外交活動之西行極界的歷史紀錄。這一極點，在元明時代之前的一千多年間，一直沒有被超越。 唐代詩人杜牧在《郡齋獨酌》詩所謂「甘英窮西海，四萬到洛陽」句中說到甘英的功業。「四萬」，是指從漢王朝西境到洛陽的行程計四萬里。 雖然甘英作為東漢帝國的正式外交代表對於越海遠行的保守態度留下了永久的歷史遺憾，但是這一時期民間商隊的往來卻並沒有中止。羅馬著名學者普林尼（Pliny，公元23年至公元79年）在他的名著《博物志》中記載了中國絲綢運銷羅馬的情形： （賽里斯）其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於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後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由地球東端運至西端，故極其辛苦。賽里斯人舉止溫厚，然少與人接觸，貿易皆待他人之來，而絕不求售也。 當時中原與西亞、非洲乃至歐洲的聯繫，有許多歷史現象可以說明。 從徐州賈旺東漢畫像石中的麒麟畫面看，當時人已經有了對於出產於衣索比亞和索馬利亞的長頸鹿的認識。山東曲阜和嘉祥出土的漢畫像石以及江蘇連雲港孔望山摩崖石刻所見裸體人像，據有的學者研究後推斷，應當間接和希臘羅馬的人體石雕藝術存在某種關係。 在班超經營西域以及甘英試探西海之後，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即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61年至公元180年在位）派使者來到洛陽，實現了中國和羅馬帝國的第一次正式接觸。羅馬帝國和東漢王朝兩個大國，東方和西方兩個文化系統，於是有了正式的外交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