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五八　農民暴動

在漢武帝時代，豪強之徒兼併土地，武斷鄉曲的情形已經十分嚴重。 官僚地主瘋狂追逐財富，聚斂金錢，霸占田宅、畜產、奴婢，往往採用非常殘暴的手段，使農民陷於極端困苦之中，貧苦民眾賣妻鬻子的現象屢見不鮮。 西漢王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耗盡了文景時代府庫的積蓄，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使社會矛盾益為激化。針對這種情形，董仲舒曾經建議限制土地兼併，廢止奴婢制度，政府則薄賦斂，省徭役，以調整階級關係，維護社會的安定。不過，這樣的建議在當時並不能夠真正實行。 漢武帝時代，已經多有民眾起兵反抗暴政。脫離政府控制的流民的數量，也往往使最高統治者震驚。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流民多至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每逢災年，經常發生饑民人吃人的悲慘情形。 「巫蠱之禍」發生之後，漢武帝沉痛追悔往事，決心與民休息，否定禁止以往苛暴之政，以發展農耕經濟作為執政的基本原則。昭宣時代，社會相對穩定。然而統治集團的腐敗黑暗，積弊已深，豪強的暴發和農民的流亡，已經難以遏止。 膠東（首府在今山東平度東）、勃海（郡治在今河北滄州東南）等郡國農民發起的暴動，規模已經相當驚人，甚至發展到攻占官府、解救囚徒、搜奪市朝、劫掠列侯的程度。 元成哀平時代，貴族、官僚、豪強競相侵霸土地，導致農耕生產秩序的嚴重破壞。豪富權貴霸占良田，役使貧民，成為極其普遍的情形。 漢成帝時，外戚王氏當政，紅陽侯王立在南陽占墾草田達幾百頃之多，連貧民所假少府陂澤而開闢的熟田也在占奪之列。他又把霸占的土地賣給國家，所得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 又如丞相張禹占有涇渭之間可以灌溉的最肥沃的良田多達四百頃。這樣的肥美田地，在漢武帝時代已經被稱為「土膏」，號稱其價格至於每畝一金。漢哀帝時，寵臣董賢得賜田千餘頃。董賢死後家財被斥賣，所得竟然多至四十三萬萬錢。 殘酷的土地兼併，使得無數小農破產。而他們肩上的沉重壓力，還包括賦役的繁雜、刑罰的嚴苛等等。漢哀帝時，鮑宣曾經論說，當時民眾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就反映了當時的情形。 頻繁而嚴重的自然災害，以及政府因本身腐敗和社會結構嚴重失序在應對變亂時所表現的無能，也是社會危機日益深刻的原因之一。 漢元帝剛即位時，關東地區因為連年遭受災害，流民進入關中。所謂「谷貴民流」，成為當時政治危局的主要表象。漢元帝永光年間（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9年），最高統治集團仍然為「民眾久困，連年流離」的現象而深深憂慮。 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大水，流民流移入關。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又出現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眾多，青州、幽州、冀州等部形勢尤為嚴重。在漢成帝在位後期，仍然災害頻繁。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幾種天災相互交並，蠶桑和農田作物都受到破壞，又有影響地域相當廣闊的嚴重洪災，史稱「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因為農耕生產連年遭受慘重破壞，以致百姓失業流散。 漢哀帝時，因自然災荒所導致的流民問題依然是政局穩定的嚴重威脅，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因為連年歉收，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流民人口竟數以十萬計。 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又曾經發生大旱和蝗災，青州地方尤其嚴重，民眾大批流亡。 如果不能得到及時的救助與妥善的安置，流民出於對社會的徹底絕望，很自然地會成為與現行政治體制直接對抗的社會力量，其破壞力之強，往往可以超過其他一切社會階層。 儘管西漢末年政府正式文書在說到政局的混亂的時候，多強調天災的嚴重影響，而當時惡劣的自然條件確實使得惡劣的社會條件的危害顯得更為顯著，然而，流民等社會問題發生的主要原因，並不是自然災害。 漢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因為社會危機異常嚴重，曾經頒布詔書沉痛自責，其中說到「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 而漢成帝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春正月詔，也說到當時社會危機最主要的徵象之一，依然是「農民失業」，「流冗者眾」。 西漢末年社會動盪時期，流民多數集聚為對原有政治秩序在觀念上予以懷疑和否定，在行為上同時予以衝擊和破壞的社會群體，直接原因往往是吏治的腐敗所導致的正常社會關係的崩壞。 西漢末年，許多有識之士都看到，當時民眾流亡，逃離城郭，而各地發生暴動，「盜賊並起」的原因，是吏治腐敗。 漢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春二月頒布的詔書也承認，百姓極端困苦，「流散道路，盜賊並興」，原因在於行政執法部門作風殘暴，不知道管理國家的正確的方法。 漢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九月頒布的詔書也說，流民眾多，正是因為吏治的黑暗難以改變。 西漢末年，吏治的腐敗已經相當嚴重。對下層民眾殘酷壓榨，貪財而慕勢，已經成為共同的風氣。貪官污吏橫行不法，政風之頹敗已經不可收拾。漢元帝時，丙顯任太僕十餘年，貪贓數額多至千餘萬。中下級官吏同樣貪贓枉法，安定郡五官掾張輔據說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其家，治罪之後，沒收的贓款竟然超過百萬。 後來有人用「衰亂」、「重敝」這樣的詞語來總結西漢末年的政情，又說，漢平帝時，苛酷的官吏濫發徭役違誤其農時，貪婪的官吏濫收租稅侵害其財產，於是使得百姓睏乏，無可為生。一個「苛」字，一個「貪」字，確實體現了當時極端腐朽黑暗的官僚體制對於社會經濟造成嚴重危害的特色。 元成哀平時代，所謂「盜賊並起」、「盜賊並興」，成為當時皇帝詔書、政府文告以及官員言辭中頻繁出現的語彙。 以漢成帝時代為例，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東郡茌平（今山東茌平南）侯母辟自稱「將軍」，起兵攻燒官府，執捕縣官，奪取印綬。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潁川（郡治在今河南禹縣）鐵官徒申屠嘉率眾起事，殺長吏，劫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廣漢鄭躬等攻占官府，釋放囚徒，劫取庫兵，自稱「山君」，橫歷四縣，部眾多達萬人。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尉氏（今河南尉氏）樊並等暴動，殺死陳留太守，自稱「將軍」。同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攻殺長吏，搶奪庫兵，自稱「將軍」，經歷十九郡國，處死東郡太守、汝陽都尉等。 當時還有依恃秦嶺地形，「阻山橫行」，「阻山為害」的「盜賊」的活動，說明民眾群體的反抗已經威脅到都城長安的安全。 漢成帝時代，所謂「江湖中多盜賊」，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當時所謂「江賊」，應當就是以舟船行水作為主要行動方式和主要隱蔽手段的機動性相當強的反政府武裝力量。 哀平年間，民眾暴動日益頻繁，每年多至以萬次計，甚至兵鋒直犯京畿，縱橫三輔，火燒漢武帝茂陵，長安城內皇帝所居未央宮中也可以看見煙炬。 起義民眾甚至越州度郡，萬里交結，使得朝廷雖然詔書討捕，依然連年不獲。 農民暴動的烈火，在王莽統治時期終於在各地全面燃起，呈現出燎原之勢。 反對王莽的新朝的農民起義，首先發生在北邊地區。 王莽為了出擊匈奴而進行的賦役徵發，使邊地和內郡民眾不堪其苦，於是聚眾而反。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大批邊民棄城郭流亡，在各地發起暴動。并州（今山西北部）、平州（今河北北部）的反抗鬥爭更為激烈。 天鳳二年（公元15年），因為大軍集結於邊郡，邊民負擔沉重，五原（郡治在今內蒙古包頭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縣東北）的民眾舉行起義，並且以數千人為集團，已經開始超越郡界的流動作戰。 天鳳四年（公元17年），臨淮人瓜田儀在會稽長洲（今江蘇蘇州西南）發動的起義以及隨後不久的琅邪女子呂母在海曲（今山東日照）發動的起義，也都有較大的影響。 天鳳年間，荊州（今河南南部及湖北、湖南大部分地區）因連年久旱，飢苦不堪的百姓多流落於山澤間，以採集野生植物求生，逐漸匯聚成小有規模的武裝集團。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鳳被推為首領。他們經常出擊附近的鄉聚，位於今湖北京山北的綠林山，成為他們休整和隱蔽的根據地，這支人數增長到七八千人的武裝力量於是被稱為「綠林軍」。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政權的荊州牧發兵二萬進攻綠林軍。綠林軍迎擊政府軍獲勝，綠林軍又曾經攻拔竟陵（今湖北潛江西北），轉擊雲杜（今湖北京山）、安陸（今湖北雲夢），部眾增加到數萬人。 第二年，當地疾疫流行，死者眾多。綠林軍分作兩支隊伍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領，西入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稱「下江兵」。一支由王匡、王鳳、馬武率領，北上南陽（郡治在今河南南陽），稱「新市兵」。兩支部隊的首領都自稱「將軍」。 新市兵在攻略隨縣（今湖北隨州）時，平林（今湖北隨州北）人陳牧、廖湛率眾響應，於是起義軍中又有「平林兵」加入。 漢宗室劉玄當時也投入到平林兵中。同樣作為漢宗室成員的南陽豪強地主劉縯和劉秀，以恢復漢家天下為號召，也起兵反抗新朝的統治，所組織的軍隊人數達七八千人，稱「舂陵兵」。舂陵兵與下江兵聯合作戰，合兵而進。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綠林軍為了順應民間傾向漢室的正統觀念，在淯水之濱設置壇場，擁立時稱更始將軍的劉玄為天子，建元為更始元年。劉縯被任命為大司徒。劉秀時任太常偏將軍。同年五月，劉縯攻占宛（今河南南陽），更始帝劉玄隨即在這裡建立了統治中心。 稍晚於綠林起義，琅邪人樊崇在莒縣（今山東莒縣）舉兵。不久，青、徐等地的起義民眾多所歸附。這支起義軍沿襲漢朝鄉官小吏的稱謂，各級首領稱為「三老」、「從事」、「卒史」等，彼此之間以「巨人」相呼。部隊沒有文書、旌旗，不設部曲、號令，紀律只有口頭相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起義軍用朱紅色塗染其眉以為標識，時稱「赤眉軍」。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師王匡和更始將軍廉丹率軍十餘萬進攻赤眉軍。新莽軍隊強橫殘暴，殘害民眾，百姓作歌道：「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赤眉軍在成昌（今山東東平）一戰大破新莽軍，殺廉丹，殲敵萬餘人。王匡逃走。赤眉軍又轉戰於淮海、中原，勢力大為擴展。 當時奮起反抗新莽政權的民眾起義，還有地皇元年（公元20年）鉅鹿（郡治在今河北巨鹿南）馬適求起義，地皇二年（公元21年）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秦豐起義，平原（郡治在今山東平原南）遲昭平起義等。《漢書·王莽傳下》說，同年，「三輔盜賊麻起」。指出新莽王朝的政治腹心地區也爆發了多起武裝反抗鬥爭。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方「盜賊」往往集結數萬人進攻城邑，處死新莽官吏。王莽看到天下潰叛，形勢危急，派專員分行天下，廢除改制以來頒布的諸種法令，宣布即位以來所有詔令有不便於民者統統收回。 不過，這時新莽政權的基礎和支柱已經完全朽壞，有如大廈將傾，最後的末日已經臨近了。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派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調發州郡兵四十二萬進攻綠林起義軍，號稱「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據說還曾經驅役猛獸虎豹犀象等，以助威武之勢。按照《漢書·王莽傳下》的說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 六月，新莽軍前鋒十餘萬人圍王鳳、王常所部綠林軍八九千人於昆陽（今河南葉縣）。新莽軍圍城數十重，列營百數，旗幟蔽野，埃塵連天，戰鼓之聲傳聞數百里，又以高數十丈的雲車俯瞰城內，積弩亂髮，矢飛如雨，兵士挖掘地道，並用撞車攻城。城中守軍面臨異常危急的形勢。 危難之中，劉秀等十三騎夜突重圍，發郾（今河南郾城南）、定陵（今河南舞陽北）營兵數千人救援昆陽。 劉秀親自率領步騎兵千餘，在大軍前四五里處列陣。新莽軍也遣兵數千合戰。劉秀奮勇衝擊敵陣，斬首數十級。起義軍中諸將議論說：劉將軍平生見小敵似有怯意，今見大敵卻分外奮勇，真是令人驚異！ 劉秀率部挺進，新莽軍後退，起義軍乘勢進攻，斬首數百千級。劉秀又故意偽造宛地起義軍增援部隊已經抵達的情報，使新莽軍士氣沮敗。而起義軍將士連獲勝捷，膽氣益壯，無不以一當百。劉秀又親率敢死士三千人衝擊敵軍中堅。新莽軍陣營潰亂，劉秀乘勢奮勇衝殺，分割敵軍，並殺死王尋。城中守軍也鼓譟衝出，內外合勢，呼聲震動天地。 新莽軍潰敗，士卒四散，奔逃求生，相互踐踏，百餘里的道路上，到處都是倉皇流竄的新莽軍人。當時又遭遇巨雷暴風，大雨如注，洪水暴漲，士卒溺死者數以萬計。新莽軍各部士卒大多奔逃四散，只有王邑與所率領的長安勇敢士數千人回到洛陽。 昆陽之戰後，王莽已經無力調集軍隊主動攻擊起義軍。新莽政權大勢已去。 有人說，秦末起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其實，秦末起義的性質還是可以討論的。而兩漢之際的農民暴動，無論從發起的規模和對社會的震動來說，都是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