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四九　司馬遷和《史記》

西漢時期，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部偉大的奇書問世了。這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的《史記》是西漢時期最偉大的文化創造之一。 《史記》全書一百三十卷，是一部上起傳說時代的黃帝，下迄漢武帝時代的中國通史。作為史學著作，其內容之完整，結構之周密，在歷史上是空前的。 《史記》以人物《紀》《傳》為主，輔以《表》《書》，合編年、紀事諸史書文體之長，創造了史書的紀傳體新體裁，成為此後二千年王朝正史編纂形式的規範。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在東漢桓帝永壽元年（公元155年）之後，才開始出現《史記》這一名稱。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生年說法不一，一說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說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年不可考。 司馬遷十歲起就開始學習古文書傳，二十歲開始遊歷天下山川，重視探訪重要的歷史遺蹟。此後不久，任郎中，以漢武帝侍衛和扈從的身份多次隨駕出巡，並曾經奉命出使巴蜀。 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曾經參與主持制定新曆。此後開始撰寫《史記》。 司馬遷因為李陵投降匈奴辯解而被處以宮刑。後忍辱負重，發憤著書，歷十八年之久，撰成《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對匈奴的戰爭中兵敗投降，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漢武帝，下獄受腐刑（宮刑）。獲釋後為中書令，忍辱發憤，完成了《史記》一書的撰著和修改。 《史記》這部歷史名著以文化內涵之宏大和歷史眼光之闊遠，久已受到學人的重視。 揚雄《法言·君子》說，《太史公》書，聖人在其中也將有所收穫。桓譚《新論》也說，通才著書以百數，只有《太史公》書氣勢宏大，其餘都是叢殘小論。《論衡·案書》又寫道，漢代著書者不少，司馬遷是大河，其餘都是小水。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也說司馬遷「博物洽聞」，其書則「涉獵者廣博」，筆力跨越古今。 《史記》之廣大博雜，建構了社會史料的宏大寶庫。 《史記》幾乎描述了全景式的歷史。成功的帝王，失敗的英雄，叛亂的首領，失意的學者，流浪的俠士，忙碌的商人，都成為司馬遷所注意的對象，其人其事，其言其行，一一得到具體而生動的記錄。於是，一幅社會史的畫卷，展示在人們面前。 《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有特別高的地位。歷代評價《史記》，有所謂「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其文疏盪，頗有奇氣」，「深於《詩》者也」，「千古之至文」，「《五經》之橐籥，群史之領袖」，「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等種種說法。這些讚美，都說明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內容的「文」「史」之中，《史記》很早就已經被看作一座文化的高峰。 《史記》的寶貴价值，首先體現於在當時的文化基點上，能夠真實地、完整地描繪出社會歷史的各個層面。 司馬遷在記述政治史的同時，對於經濟史、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等，也在《史記》中進行了生動的記錄。與帝王將相等政治活動家同樣，讀書的人，做買賣的人，算命的人，儘管在當時社會上地位不高，他們的事跡也受到司馬遷的重視。 在司馬遷筆下，遊俠的俠義精神得到讚美，酷吏的殘暴行徑有所揭露，悲劇英雄項羽和秦始皇、漢高祖一同列入本紀，農民領袖陳勝和諸侯一同列入世家。 司馬遷在頌揚漢武帝的功績的同時，也曾經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長生，多欲好戰，耗費民力的行為，在《史記·汲黯列傳》中，還責備他「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由於堅持了一種追求歷史真實的態度，敢於背離傳統，富有批判精神，甚至對於當代帝王也敢於指責，《史記》曾經被稱為「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