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四三 清君側
吳地豫章郡（郡治在今江西南昌）有銅礦，又擁有沿海鹽產等優越的經濟條件，得鑄錢和煮鹽之利，於是國用饒足。國家不向百姓征賦，朝廷調發徭役時，吳王代百姓出錢以為償代。又定時慰問地方有才之士，賞賜鄉里有功人員。其他郡國的逃亡者來到吳國，追捕官吏要求送還，一律予以拒絕。
吳王劉濞利用銅山海鹽的資源優勢，吸引人口，發展經濟，積累三十餘年，得到國中民眾的擁戴。這樣的形勢，使中央政府產生了權益受到侵奪的感覺。
漢文帝時，晁錯就曾經數次上書指責劉濞的罪過，建議削其國土以為懲戒。漢文帝寬仁，不忍處罰，而劉濞則愈益驕橫。
漢景帝即位後不久，升任御史大夫的晁錯又提醒漢景帝重視一些諸侯王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傾向。他說，劉濞長期以來，驕恣無度，又即山鑄錢，煮海為鹽，招誘天下流亡人口，預謀發動動亂。現在，削奪其封地，可能會發生反叛；可是不削奪其封地，也會發生反叛的。削之，則反叛較早，禍害較為輕微；不削，則反叛較遲，禍害將會更為嚴重。
晁錯又因楚王劉戊的過失，建議削奪其東海郡（郡治在今山東郯城）。此前趙王劉遂封地中的常山郡（郡治在今河北元氏西北）被削奪，膠西王劉卬也被削奪六縣之地。
漢景帝劉啟在「吳楚七國之亂」中，被迫誅殺晁錯。
正在朝廷討論削吳事宜，尚未作出決策的時候，劉濞聽到訊息，擔心削地將沒有止境，最終必然導致亡國，有心發謀舉事。他聽說膠西王劉卬勇武好戰，諸侯皆畏懼，於是派中大夫應高前往聯絡。
應高來到膠西國，對劉卬說：現在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言，侵削諸侯，誅罰嚴酷，得寸進尺，越來越苛刻無理。吳國和膠西國都是知名諸侯，現在也受到監視和約束，不能自安。吳王身患內疾，二十餘年不能朝請，經常受到猜疑，無法自白，謹小慎微，仍然不能得到寬恕。聽說大王也因事得罪朝廷，又風聞朝廷將有削地的舉措，按照常理，其實罪不當至於此，但是按照現在朝廷的政策，可能最終受到的懲罰不僅僅是削地呢！
劉卬說：確實如你所說，那麼，你認為應當怎麼辦呢？
應高說，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意因時循理，犧牲個人以為天下除患，大王以為如何？
劉卬大驚，說道：寡人怎麼敢如此呢！主上縱然相逼甚急，也只有一死而已，怎麼能夠不服從天子，不侍奉天子呢？
應高說：現今御史大夫晁錯迷惑天子，侵奪諸侯，諸侯都有背叛之心，人心不安，已經到了極點。而彗星出，蝗蟲起，都是天下大亂的徵兆，這是萬世一時的機會啊。而只有經歷艱難困苦，方可以成就聖人。吳王願以誅晁錯為願，追隨大王后車，縱橫天下，必然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如果能夠得到大王一句表示贊同的許諾，則吳王將約合楚王攻函谷關，守滎陽，據有敖倉積糧，抗拒漢軍，準備休息之處，等待大王。大王如果能夠親臨主持戰事，則天下可並，兩主分割，不亦可乎！劉卬同意了。
應高得到劉卬的承諾，回報吳王。吳王劉濞仍然以為未必可靠，又親自前往膠西國，與膠西王劉卬當面約定聯軍西進的計劃。
膠西國群臣聽說劉卬和劉濞的陰謀，諫阻說：諸侯之地不能當漢帝國的十分之二，為叛逆之舉以使太后心中擔憂，不是可行之計。現在天下承一帝，尚且都說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一定會增生更多的禍患的。
劉卬不聽勸阻，派使者與齊國、菑川國、膠東國、濟南國相約，都得到參與反叛的許諾。
不久，朝廷削吳會稽、豫章兩郡的詔書果然頒布，劉濞於是正式約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諸國一同反叛。
漢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史稱「吳楚七國之亂」的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辟光、菑川王劉賢、膠西王劉卬、膠東王劉雄渠的聯合叛亂終於爆發。
叛亂髮起之初，叛軍尚未正式和漢王朝的軍隊交兵，七國的戰旗就已經沾染了血腥。一些中央派往各國的重要官員和反對起兵的大臣都遭到殘酷殺戮。吳王劉濞誅殺二千石以下的漢吏。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勸阻楚王劉戊，被劉戊處死。趙相建德和內史王悍諫止趙王劉遂，也被殺害。
齊王起先同意起兵，後來又反悔，以膠東王、膠西王為首，兩國軍隊與菑川國、濟南國的軍隊合力攻齊，合圍齊國都城臨菑。
叛軍以誅賊臣晁錯，「清君側」，「以安劉氏」為名，軍勢浩大。劉濞舉事，閩越、東越也曾發兵追隨。據說趙王劉遂甚至還私下派使者聯絡匈奴，希望能夠發軍策應。
劉濞傾全國兵力北進，又號令國中，宣布：寡人年六十二，親自作統帥，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國中凡年齡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者，皆動員從軍。吳軍調發二十餘萬人，於廣陵發軍，渡淮而進，與楚軍會合。又派遣使者致書各諸侯國，公布晁錯罪狀，希望各國合兵誅之。
劉濞發布致諸侯書，宣稱此次起兵的原由，是漢王朝有賊臣專權，本無功於天下，卻蓄意侵奪諸侯國土地，歧視虐待劉氏骨肉，使國家社稷受到危害。而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他號稱吳國可以動員五十萬精兵，再加上南越軍隊隨從北上的，又可得三十萬人。
劉濞部署了各諸侯國軍隊的進軍路線。他還依恃吳國財力之富足，宣布了賞賜軍功的等級，能夠斬捕漢王朝軍隊各級軍官的，分別給予金五百斤到金五千斤的獎賞，能夠招降漢軍士吏的，也分別情形給予獎賞。劉濞表示各諸侯國軍隊對軍功的物質獎勵，都可以由吳國承擔。
這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告，其文詞之狂傲，鮮明地體現出吳王劉濞的個性。
劉濞的致諸侯王書，由於有「漢有賊臣」，以及「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的話，明確是以晁錯作為攻擊目標的。因此一般都把劉濞的這一反叛文書，看作「清君側」的宣言。
所謂「清君側」，是說清除帝王身邊的奸臣、賊臣。《公羊傳·定公十三年》已經有「逐君側之惡人」的說法。而歷史上「清君側」之最典型的例子，還是漢景帝時代吳王劉濞以「清君側」為口號，借誅晁錯為名，發動吳楚七國之亂的事件。「清君側」，後來已經成為一種歷史上慣見的政治策略的定式。
劉濞「清君側」的口號提出，是表現出一定的政治策略眼光的。
自漢景帝當政後，晁錯確實雖「無功天下」，卻取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特殊的權位。晁錯經常向漢景帝提出有關朝廷大政的建議，每每為景帝所採納，於是深受信用，勢壓九卿，基本執政方針和具體的政策策略因他的提議多有更改。一年之內，晁錯又升任御史大夫，成了地位最顯赫的朝臣。
御史大夫的地位僅次於丞相，而高於九卿。其職責是輔助丞相，總理國政。御史大夫多是從皇帝左右親信中提任，所以雖然是「貳於丞相」的副職，但是和天子的關係卻更為密切。另一方面，丞相位高權重，皇帝不便隨時差使，有時候有些事甚或是不願差使，而寧願差使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職權和地位雖然低於丞相，但是由於主管圖籍秘書和四方文報，又熟知法律條文，因此握有考課、監察和彈劾百官的實際權力，這種權力甚至有時可以超越丞相。事實上，御史大夫和丞相，其職權既相輔助，又相制約，所以當時不僅有將御史大夫稱為「副丞相」的說法，也有將御史府和丞相府稱為「兩府」和「二府」的說法。
晁錯地位的急速上升，使人難免有皇權遭到侵奪的疑心。而他本人「無功天下」而驟得大位，迅速暴發的事實，也容易使朝廷上下以及地方官員們心懷不平。事實上，以「清君側」作為口號，可以在多數官僚的心弦撥動低沉的一響，於是爭取其內心的稱許和同情。甚至對晁錯深懷信任的漢景帝，也可能從「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一語中讀出似乎在批評背後隱含的某種支持。
在複雜危急的形勢下，漢景帝曾經一度猶疑，而最終對於晁錯的態度，前吳相袁盎的建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袁盎，原本是楚人，因父親曾經有武裝反抗政府的經歷，被強迫遷徙到安陵。袁盎在呂后當政時曾經任呂祿的舍人，漢文帝即位後任為中郎。
漢文帝曾經從霸陵上驅車馳下峻阪。袁盎騎從，與車並列時拉住轡繩。漢文帝說：「你膽怯了嗎？」袁盎說：「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的事故發生，陛下縱然可以自己不看重自己，又怎麼向先祖宗廟和太后交代呢？」漢文帝於是不再堅持。
有一天，漢文帝來到上林苑，皇后和漢文帝所愛幸的慎夫人陪從。他們在宮中時，常常同席而坐。安排座位時，當時任中郎將的袁盎領慎夫人坐到較偏次的一席。慎夫人面有慍色，不肯坐。漢文帝也憤然而起立。
回到宮中之後，袁盎對漢文帝說：「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然已經立皇后，慎夫人只是妾而已，妾和主婦怎麼可以同席而坐呢！如果這樣，就亂了尊卑秩序了。而且陛下一旦親幸，就予以厚賜。陛下這樣看起來是對慎夫人好，然而恰恰是在危害慎夫人。陛下難道不知道呂后迫害戚夫人使之成為『人彘』的教訓嗎？」於是漢文帝方才氣平，又召見慎夫人，把袁盎這番話告訴她。慎夫人從內心感謝袁盎，賜予他黃金五十斤。
可見，袁盎是在上層政治生活中權術熟練的明智之士。他的政治性格，既有清醒剛直的一面，也有圓滑狡黠的一面。
不過袁盎也因為多次直言批評漢文帝的行為，不得長期在政治中樞任職，調為隴西（今甘肅臨洮）都尉。他對士卒深懷仁愛之心，士卒們都爭先為他效死。後來又遷為齊相。接著又轉任吳相，有人對他說：「吳王驕橫日久，國多奸邪。現在如果有心劾治，他如果不上書舉告君，也一定會利劍刺殺君的。南方地勢卑下，氣候潮濕，君能天天飲酒，時常勸誡吳王不要反叛就可以了。這樣或許可以免除災禍。」袁盎聽從了這一建議，吳王也待之以優厚的禮遇。
袁盎和晁錯素來不和。晁錯在座的場合，袁盎往往迴避。晁錯對於袁盎也同樣。兩人竟然長期未曾同堂對話。
漢文帝死後，漢景帝即位，晁錯升任御史大夫，曾經派屬下調查袁盎私自接受吳王財物事，判定有罪，漢景帝頒布詔書予以寬赦，於是只是免去官職成為庶人。
吳楚起兵反叛的消息傳到長安，晁錯與下屬官員商量：「袁盎多受吳王金錢，特意為其掩飾，說吳王不會反叛。現在果然發起反叛，應當逮捕袁盎，嚴加審訊，了解他們反叛的陰謀。」下屬官員答道：「反叛尚未發起時，懲處參與者或許可以預先制止陰謀。現在叛軍已經西進，逮捕審訊袁盎又有什麼作用呢？況且，推想袁盎也是不會參與反叛的預謀的。」
晁錯猶豫未決時，有人已經將消息傳遞給袁盎。袁盎恐懼，連夜求見竇嬰，陳說吳王所以反叛的原因，希望能夠在皇帝面前說明形勢。竇嬰請示漢景帝，漢景帝召袁盎入見。
袁盎進宮時，漢景帝正與晁錯在商討調集軍糧問題。
漢景帝問袁盎：現在吳、楚反叛，你是怎樣看待局勢的？
袁盎答道：不足憂也。
漢景帝說：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招誘天下豪傑。他在白頭之年舉事，如果事先沒有籌劃百全之計，難道能夠輕易發兵嗎？你怎麼會認為他不會威脅國家呢？
袁盎說：吳國在銅、鹽等戰略資源方面占有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但是他哪裡能夠招誘到真正的豪傑呢？如果吳王真的得到豪傑，也會輔助他遵行禮誼，不會造反了。他所招誘的實際只是無賴子弟、逃亡人口、盜鑄錢幣的奸人而已。正因為如此，才導致了變亂。
晁錯在一旁說，袁盎的分析是正確的。
漢景帝問：那麼，用怎樣的策略才能平定叛亂呢？
袁盎請求漢景帝屏退左右，漢景帝於是揮手讓侍臣退下，只留下晁錯一人在場。袁盎說：我的建議是不能夠讓臣子得知的。漢景帝又示意晁錯退下。晁錯不得不迴避於東廂，而內心已經暗懷深恨。
袁盎對漢景帝說，吳王和楚王相互致書，說高皇帝子弟各自得到封地，今賊臣晁錯擅自貶斥諸侯，削奪其封地，這正是吳楚等國所以反叛的原因。他們的目的，是要西進以誅殺晁錯，恢復舊時封地。方今退吳楚之兵的良策，只有立刻斬晁錯以向諸侯致歉，派遣使者宣布赦吳楚七國發軍之罪，才可能兵不血刃而使七國叛軍退去。
漢景帝沉默許久，說道：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嗎？又說：如果能夠只是愧對一人而有益於天下，我是願意的。
袁盎說：愚臣出此計，可能沒有更好的選擇了，願陛下深思。
漢景帝原本有心按照晁錯的籌劃削弱諸侯國的勢力，但是對於朝廷的軍事政治實力又缺乏自信，這時已經傾向於袁盎的意見。他任命袁盎為主管宗廟禮儀的太常。袁盎於是位列九卿。漢景帝又任命晁錯削藩的堅定的反對派竇嬰為大將軍。袁盎和竇嬰原先私交很好，現在因吳楚七國之亂而空前顯赫，一時長安和長安附近諸陵的社會上層人士都爭先追附他們。竇嬰、袁盎出行時，後面隨從的乘車每天往往多至數百輛。
在叛軍急進，形勢危急的情況下，漢景帝因袁盎的誤導，產生了如果誅晁錯一人則可以安定局面的錯覺。
在袁盎提出斬晁錯的建議十數天之後，漢景帝命令中尉召晁錯，當即逮捕，載行東市。晁錯身穿朝衣，在東市被腰斬。這是西漢王朝高級官員被處以死刑的第一例。
晁錯升任御史大夫之後，準備清算諸侯之罪過，削其封土。這一建議上奏漢景帝後，漢景帝下令讓公卿列侯宗室集體討論，大都表示贊同，只有竇嬰一人提出反對意見，從此與晁錯政見往往相異。晁錯更改有關法令三十章，諸侯於是都仇恨晁錯。
晁錯的父親聽說這一情形，從家鄉潁川趕來，對晁錯說：當今皇帝剛剛即位，你參與高級行政，掌握國家權力，竟然侵削諸侯，疏他人骨肉，大家議論對你多有批評怨恨之言，你應當深思，這究竟是為什麼！
晁錯回答說：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啊，天子不尊，則宗廟不安。
晁錯的父親則說：按照你的辦法去做，姓劉的家裡安定了，可是我們姓晁的家裡卻危險了。我現在得向你告別了！於是飲藥自殺。他臨死之前感嘆道：吾不忍見禍及吾身。
這位老人死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果然反叛，而果然以誅晁錯為名。漢景帝聽從竇嬰、袁盎進言，竟然下令殺晁錯。
晁錯死後，漢景帝派袁盎和曾經與吳王劉濞有特殊關係的宗正德侯劉通一同出使吳國，期求吳王退兵。袁盎以太常身份，一同來到已經在圍攻梁國的吳楚軍前。劉通通知吳王拜受詔書。吳王劉濞輕蔑地笑道：「現在我已經為東帝，難道還要拜別什麼人嗎？」漢王朝期望殺晁錯以使吳楚退軍的幻想徹底化作泡影。
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史綱評要》中記述晁錯之死的文字之後寫道：「『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此說甚是。削地致反，錯之不善謀也。然袁盎藉此以報私讎，其業何如？」就是說，削藩的戰略意義應當肯定，但是具體步驟是否合理還可以商榷。在另一篇歷史評論中，李贄給予晁錯「善謀國」的主張以更高的評價，甚至說晁錯的戰略思想的價值，在某種意義上超過了賈誼，但是對於他與袁盎的糾紛中應當承擔的責任，也並不代為隱諱。
與「削地致反，錯之不善謀也」的見解相類似，張燧在《千百年眼》卷五《七國緩削則不反》中也提出了如果削藩不採取過激的方式，那麼吳楚七國可能不至於反叛的觀點。他說：晁錯對於諸侯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判斷，是有問題的，其實應當說，削藩過急則必然激起反叛，削藩從緩則可能不至於反叛。劉濞中年受封為諸侯，漢景帝當政時，已經是垂垂老者，其壽不久，如果耐心等待數年，就沒有可以發起反叛的首倡之人了。七國雖然強盛，但是可以以中央政府的強權威懾之。晁錯不能修養耐性，急切削藩，其身不保而國家危殆，為天下人所笑。俗話說：貪走的人會摔倒，貪吃的人會噎食，不正是說的晁錯這樣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