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四〇　洛陽才子賈誼

說到西漢前期的政治，不能不提到洛陽才子賈誼。賈誼是西漢文帝時候的政論家、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在當時和後世都有重要的影響。 公元前201年，賈誼生於洛陽。十八歲時，就以熟讀詩書，善屬文章聞名。後來被河南守吳公召致門下。漢文帝即位後，聽說吳公曾師事秦時名相李斯，又號稱治政為天下第一，於是征以為廷尉，主持天下司法。因吳公的推薦，賈誼得任為博士。吳公以「治政」聞名，賈誼因吳公舉薦，可知賈誼得以入朝，大約主要不是因其文采，而是因其政識。 賈誼當時不過二十餘歲，是朝中最年輕的博士。皇帝每次詔令討論政事，諸位老先生尚在遲疑猶豫時，賈誼已經侃侃而談。所說的意見，竟然都是大家所深思的。於是人人佩服，以為不可及。於是賈誼很快就被破格提拔為太中大夫。 漢文帝十分賞識賈誼的識見，曾經準備任賈誼為公卿，但是因為周勃、灌嬰等老臣的反對，未能實現。後來讓賈誼到南方去，任長沙王太傅。 賈誼在長沙著《鵩鳥賦》，發抒內心的怨郁哀傷。後來漢文帝思念賈誼，又曾特地召見，問鬼神之事於宣室殿，君臣暢談至深夜。唐代詩人李商隱因此有《賈生》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感嘆他的政治思想受到漠視。 賈誼後來又被任命為梁懷王太傅。漢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自傷失職，不久也悲鬱去世，年僅三十三歲。 賈誼的政論著作，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賈子》五十八篇，賦七篇。今本《新語》是後人纂輯的賈誼著作匯編。 賈誼的《過秦論》，是最早的比較系統地總結秦王朝興亡的歷史，比較全面地分析秦政之功過得失的著名政論。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已經大段引錄了賈誼《過秦論》的內容，並且真誠地感嘆道：「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過秦論》說秦以弱勝強，終於實現統一，「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而迅速敗亡，原因在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裡所說的「仁義不施」，是指責秦王朝的統治者以暴虐之心與暴虐之術治國，終於導致了不可挽救的政治危局。賈誼還批評說：「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而秦二世又「重以無道」，更變本加厲地推行暴政，從高官貴族到平民百姓，人人自危，因此形成了一旦發生變亂，就迅速土崩瓦解的政治局面。 秦政之失，在於「吏治深刻」和「賦斂無度」，是人們大都注意到的。賈誼特別指出秦始皇獨斷專行，不信功臣，不親士民，不行王道而專任私愛的事實，實際上涉及秦王朝專制政治在體制方面的根本弊病。 賈誼說，秦始皇自以為是，文過飾非，秦二世繼承這種弊政，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這樣的政權，滅亡不是理所當然的嗎？以為極端專制的秦王朝迅速覆滅，是歷史的必然。賈誼還具體描述了秦政的這一特色：秦的政治空氣沉悶嚴峻，多忌諱之禁，忠言出於口，還沒有說完，性命就已經沒有了。因此使得天下之士側耳而聽，重足而立，閉口而不言。言論的嚴格禁錮，是專制制度的突出特徵。不過，這種禁錮並不能平息民眾的怨憤，反而會激起更強烈的反抗。 賈誼指出，「攻」與「守」，「兼併」與「安定」，「取」天下與「守」天下，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戰爭時期謀求併兼與和平時期謀求安定，政治方針，政治策略，政治風格，也就是所謂「術」、「道」、「政」等，應當是有所不同的。然而秦實現統一之後，卻仍然不能改變戰時的政治形式，所以「取之」的政策與所以「守之」的政策竟然沒有區別。秦王朝最高統治者仍然以取天下的政治方針面對守天下的政治現實。 秦始皇的統治思想沒有能夠完成應有的時代性轉變，以這種思想為基礎制訂的關東政策自然表現為恐怖的虐殺和苛重的賦役。其結果終於導致秦王朝的迅速敗亡。 賈誼根據秦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總結的所謂「攻守之勢異也」，所謂「取與守不同術也」的觀點，提出了治國思想的重要原理。賈誼的這一認識，是《過秦論》的思想精髓。 賈誼先後多次上疏陳治安之道，這些奏疏被後世史家稱為《治安策》，又題《陳政事疏》。 《治安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賈誼的主要社會思想和基本政治主張。《治安策》作為賈誼有代表性的主要論著，也是體現對後世政論有重要影響的賈誼政論文風格的典型。賈誼在《治安策》中對漢初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弊病進行了深刻的揭露，並且提出了一系列對策。 漢初以來，中央政權與諸侯勢力的矛盾，長期成為危害政治安定的嚴重隱患。因為中央政府政策的寬容，一些諸侯王確有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傾向。面對當時的這一形勢，賈誼建議及早採取有力措施抑制與朝廷離心的勢力。他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也就是多立諸侯而分別削弱其實力。後來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證實了賈誼的政治預見。而漢武帝時代「削藩」事業的成功，實際上也採用了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賈誼還認為禮儀與法令，教化與刑罰不可偏廢，特彆強調倡導禮樂，實行以儒學為主體的道德教化，以移風易俗。漢武帝時代，確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實現了《漢書·武帝紀》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歷史性轉變。 儒學地位的這種上升，當然已經超過了《治安策》中的設計，但是賈誼重視文化建設作用的治國主張，因為順應了歷史演進的方向，其歷史預見性得到了證實。 治國務在「安民」的主張，是儒學民本思想的基本內容之一。賈誼《新書·大政上》寫道，對於行政，「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他又指出，民為邦本，民眾雖然至賤至愚，卻不可以簡慢，不可以欺壓。「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在任何時代，敢於與民眾為敵者，或早或晚，最終將為民眾所戰勝。 而以民為本的治國思想，應當落實於使民眾得到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的有效政策上。對於這樣的主張，賈誼是這樣表述的：「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也就是說，執政者成功的政績，首先應當表現為使民眾「富樂」。 賈誼的政治思想，為「文景之治」的成功，描繪出了一幅藍圖。 賈誼提出的所謂「為富安天下」的主張，在實現「文景之治」的時代，已經成為漢王朝的基本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