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三九　文景之治

西漢王朝經歷呂后專政的時代之後，進入了漢文帝劉恆和漢景帝劉啟當政的文景時期。文景兩代三十九年間，政局穩定，經濟得到顯著的發展，歷來被看作安定繁榮的盛世的典型，通常稱作「文景之治」。 從社會經濟文化進步的總歷程看，文景時代的成就，使秦以來的歷史實現了一個大變化，由急峻轉而寬和，由陰暗轉而光明。 秦王朝行政，表現出嚴酷苛暴的特色。董仲舒曾經說，秦時民眾承受的屯戍力役等負擔，相當於古時的三十倍，田租口賦等負擔，相當於古時的二十倍。當時普通民眾感受到極其沉重的壓迫和剝削，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秩序也因此受到嚴重的破壞。西漢王朝建立之初的政治基點，是對秦王朝暴政的否定。 漢世政治語彙中，可以頻繁看到「撥亂反正」的說法。《史記·高祖本紀》寫道，劉邦去世，群臣讚美道：高祖出身低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創立漢家帝業，功最高。於是上尊號為「高皇帝」。《史記·三王世家》也說，「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宣揚至德，平定海內。《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也有「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的讚頌之詞。《漢書·禮樂志》也說：「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 根據唐代學者顏師古的解釋：所謂「撥亂反正」，是說「撥去亂俗而還之於正道也」。「撥亂反正」的說法，最早見於《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所謂「撥亂世，反諸正」。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也寫道：「《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撥亂反正」的原義，是指治理混亂的政治局面，恢複合理的政治秩序。西漢初期，最高統治集團確實在許多方面進行了「撥亂反正」的努力，取得了「撥亂反正」的成功。 蕭何是主持漢初政治體製成立的有作為的政治活動家。漢王朝建立之初，他利用民眾對秦王朝殘厲法制的不滿，順從民意，進行了政治改革。順應民心以否定秦法，成為漢初政治的標誌之一。 蕭何之後，曹參接著作丞相，依然遵行蕭何時創置的制度。歷史上稱作「蕭規曹隨」。曹參以為，確定「清靜」作為行政的原則，那麼民眾自會安定。他選擇身邊作為助手的主要幹部，專門任用不善於言談的「重厚長者」，而部下有言辭激切，刻意追求個人聲名的，都一律予以斥退。司馬遷曾經以肯定的態度說道：曹參為漢相國，政風「清靜」，使百姓在秦代酷政之後「休息無為」，於是得到天下民眾的普遍讚美。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西漢統治階層成就了世代稱譽的「文景之治」。 西漢王朝的政治管理和秦王朝的政治管理相比較，有突出的歷史性的進步。這種進步，集中表現為「文景之治」的成功。西漢王朝政治風格通過「文景之治」所體現的優異之處，千百年來一直為史家所矚目。 漢初上層領導集團以崇奉黃老之學作為基本政治導向，努力推行清靜無為的政治方針。黃老之學主張「無為無不為」，這一原則應用於政治範疇，就是強調行政上不妄為，少有急切的舉措，避免苛煩擾民，使社會生活在自然的狀況下得以安定。這種政治風格是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進步的。 回顧歷史，人們通常都會注意到，積極進取的精神對於政治成功往往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還發現，在某些歷史背景下，中國帶有原始樸素色彩的「重柔者吉」的辯證法應用於政治生活中，其實有時可以表現出神奇的力量。漢初政治的成就就是例證之一。 無為而治的思想，當時曾經占據著正統的地位。成書於漢武帝初年的《淮南子》一書，可以作為漢初思想的總結。其中《原道》篇所謂「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就闡述了這一思想原則。在行政實踐中推行這樣的原則，就應當作到如《淮南子·覽冥》中說到的「除苛削之法，去煩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齊俗》中說到的「上無苛令，官無煩治」。無為政治看起來有消極保守的傾向，從某種角度看，卻透露出一種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精神。 秦法嚴酷。漢文帝對秦代刑罰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這樣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這些內容：（1）秦法規定，大多數罪人都沒有確定的刑期，服勞役者往往終生不能解脫。漢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節的輕重，規定不同的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滿，則當免為庶人。（2）秦法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者甚至處死，輕者則沒入為官奴婢。這一制度，稱作「收孥相坐律令」。漢文帝明令宣布廢除這一法令。（3）秦法規定，對罪人按照罪行輕重，分別行施黥、劓、刖、宮四種殘酷的肉刑。漢文帝詔令廢除黥、劓、刖三種肉刑，改以笞刑代替。漢景帝時代，又進一步減輕了笞刑。 上述法制改革的後兩項內容雖然實際上並沒有得以完全落實，但是漢文帝和漢景帝統治時期的許多官員都大體能夠執法寬厚，斷獄從輕，於是獄事比較清明，刑罰比較簡省，一般民眾所受到的壓迫可能較秦代有所減輕。 漢文帝劉恆在位期間崇尚節儉，執行「與民休息」。（圖選自清刻本《歷代古人像贊》）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次，漢文帝出行，途經中渭橋，有路邊行人突然沖犯其車馬。漢文帝要求嚴厲懲處，但是主持司法的廷尉張釋之卻主張應當嚴格按照刑法規定，治以罰金之罪。漢文帝大怒，以為懲罰過輕。張釋之則堅持說，所謂「法」，是天子與天下人共同面對的制度，自然應當共同遵守。現在法律條文規定如此，而處罰卻要依據陛下個人的情感傾向無端加重，這樣，必然會使法律在民眾心目中的確定性和嚴肅性受到損害。事後，漢文帝承認張釋之的意見是正確的。 這個故事，說明當時一些重要的執法官員能夠以公正為原則，而漢文帝以天下之尊，在盛怒之下也能夠虛心接受不同的意見。 在漢文帝、漢景帝時代，對邊地少數民族也儘量避免戰爭，努力維護和平相安的關係。 在呂后專權的時代，有關部門提出嚴格控制關市，在鐵器等先進生產工具的流通方面對南越國實行封鎖。南越王趙佗於是憤怒，採取和中央政府相對抗的態度，自立為南越武帝，又發兵北上，進攻漢王朝南邊的長沙國。在呂后發軍擊南越以後，南越與漢王朝正式進入交戰狀態。因為氣候條件的不適應，漢軍不能越過南嶺，兩軍事實上在南嶺一線相持了一年之久，呂后去世方才罷兵，於是出現了所謂「（趙）佗得以益驕」的局面。 漢文帝即位，對於呂后時代的政策多所否定，為趙佗在真定（今河北石家莊）的家族墓地置守邑，歲時祭祀，又尊官厚賜，優遇趙佗的親屬。漢文帝又派陸賈為使者出使南越，賜書致意，文辭頗為誠摯。趙佗為這篇言辭懇切，情感親和的外交文書所打動，致書謝罪，自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表示願意長為藩臣，奉貢職，並宣布廢去帝制。於是，自陸賈還報，一直到漢景帝時代，南越稱臣遣使入朝。雖然據說在國內仍然暗自沿用舊的稱號，但是使臣入見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之禮。 漢文帝後元二年（公元前162年），與匈奴訂立和親之約。此後雖然匈奴屢次背約侵犯北邊地區，但是漢文帝只是詔令邊郡嚴加守備，並不組織軍隊主動出擊，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負擔，使恢復不久的正常的經濟生活再次受到破壞。 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之官。每當發生災異時，皇帝令「秘祝」之官祈祝，讓罪過和不幸轉移到臣下和老百姓身上。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詔正式廢除了這一制度，並且聲明：百官的過失，都應當由我負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是公開張揚我的不德，實在是我不能贊同的。 漢文帝即位不久，就廢除了誹謗妖言之罪，以為這一罪名使得眾臣不敢盡情直言，而皇帝也無法得知自己的過失。自此允許臣下大膽提出不同的政見。 漢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他又詔令諸侯王公卿及地方行政長官推薦品學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親自策問，接受他們合理的政治建議並且予以任用。 文景時代比較寬和的政治空氣，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漢書·食貨志上》說，「文帝即位，躬修儉節，以安百姓」，對於當時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在漢初經濟恢復階段，財政困難，物資奇缺，據說連皇帝的乘車也無法駕系四匹同樣毛色的馬，有的將相甚至不得不乘坐牛車。漢文帝是歷史上著名的講究節儉的帝王。他在位二十三年，據說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等無所增益。起先曾經規劃在宮中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預算，大約要花費百金，漢文帝得知後說道，百金相當於中等人家十戶的產業，我居住在先帝營造的宮殿中，已經常常感到惶恐羞愧，為什麼還要建造新的台呢？ 每逢災荒之年，漢文帝往往令諸侯不必進貢，又解除「山澤之禁」，即開放以往屬於皇家所專有的山林池澤，使民眾能夠通過採集漁獵及副業生產保障溫飽，度過災年，扭轉經濟危局。 漢文帝還公開宣布降低消費生活的等級，精簡宮中近侍人員，以減輕社會的負擔。 漢文帝還曾經多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他平時常服用價格平易的黑色織品，所寵愛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宮中的幃帳不施紋繡，為天下做敦樸節儉的榜樣。 漢文帝力倡節儉的極端表現，是在營建他的陵墓霸陵時，提出了薄葬的原則。他明確指示，埋葬時所用隨葬器物都用陶器，地宮不用豪華的裝飾，陵上地面不築封土，以求儉省，不致煩擾民眾。臨終時，他在遺詔中又重申薄葬的意願，並且具體規定了減省葬祭之禮的內容，明令霸陵山川都維持原有制度，不許更改。 根據後來霸陵也曾經出土珍寶之器的傳說，有人疑心漢文帝霸陵薄葬只是一種虛偽的政治宣傳。其實，霸陵因山為陵，沒有動員大量民眾從事土木工程，是確鑿無疑的。墓中隨葬品的等級和數量，可能因入葬時情形之複雜，有與漢文帝個人意願不盡相合的情形出現。 還有一種因素也未可排除，這就是漢景帝的母親孝文竇皇后是在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方才去世的，而與漢文帝合葬霸陵。也就是說，霸陵隨葬品即使豐富，也有漢景帝的母親竇皇后在漢武帝時入葬霸陵的因素。西漢皇室女性地位相當高。其時天下空前富足，在漢武帝已經成年的情況下，祖母逝世，也是不可能遷就漢文帝二十餘年前的遺制實行薄葬的。以這一思路考慮漢文帝霸陵是否薄葬之謎，可能是有益的。竇太后之女館陶公主寡居，後來近幸董偃，金錢恣其所用，曾經命令財務管理部門：董君所使用，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再向我報告。而這位老太太去世後，最終正是與董君會葬於霸陵。看來，後來盜掘霸陵之所以多獲珍寶，有可能是陵園中其他從葬者的隨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