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四九　賢士在野

康熙在血統上，一半是滿人，一半是漢人（母親姓佟）；在文化上，他只是一小半為滿人，而一大半為漢人。四書他完全念過，五經與二十一史他也約略有所涉獵。朱熹及其弟子所撰的通鑑綱目，他批閱得相當仔細。朱熹的哲學，是他生平所最佩服的。 他頗以振興朱學為己任，叫左右編印了朱子全書、性理大全；又在康熙五十一年下旨，把朱子的牌位放進孔廟，配祀孔子。從此全中國想做官的人，都把精力花在朱子的書上，套用朱子的話與朱子的思想，寫他們的八股文。 真正而純粹的朱學，在清朝反而幾乎成為絕響。太子胤礽的兩個輔佐詹事湯斌與少詹事耿介，是講學於輝縣夏峰的孫奇逢的弟子，孫奇逢算得上是一個儒者，但無所偏袒於朱熹與陸九淵之間。曾國藩與羅澤南、倭仁、李棠階等少數人，在修養的功夫上，很得力於朱學；除了曾國藩等人以外，便很難找到實踐朱子的教訓的人了。 明朝幾百年的學風，以王守仁（陽明先生）的一派為主流。王的思想與陸九淵相近，而創見甚多。王門的殿軍劉宗周（戢山先生），生平著力於「慎獨」二字。他是浙江紹興人，萬曆二十九年的進士，在明熹宗朝中以刑部主事（科員）的地位，彈劾過魏忠賢與熹宗的乳母客氏；後來，在莊烈帝（崇禎）朝中，他又以工部左侍郎的地位，反對誤國的大學士溫體仁；莊烈帝革了他的職，不久又任命他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主張殺另一個誤國的大學士楊嗣昌，又主張釋放姜埰與熊開元兩個「言官」，被莊烈帝再度革職。福王在南京即位，召他復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先後彈劾馬士英與悍將高傑、劉澤清。等到阮大鋮作了兵部侍郎，他看見勢無可為，請假出京，住在杭州。杭州入於清兵之手，他絕食二十天而死。 在他的門人之中，以浙江餘姚人黃宗羲（梨洲先生）的成就為最大。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也是王陽明一派的碩儒，於明熹宗時當過山東道御史，彈劾魏忠賢三次，其後與楊漣、左光斗一同被害，死在牢里。 黃宗羲在莊烈帝即位以後，到北京為父訴冤，恰好莊烈帝已經把魏忠賢明正典刑，黃宗羲便殺了當年在牢中害死父親的兩個獄卒，也用錐子錐傷崔應元等幾個魏忠賢的餘黨，拔掉崔應元的鬍鬚，拿回餘姚，放在祠堂里的父親牌位之前。 福王在南京即位，黃宗羲至南京有所建議，被阮大鋮捉住，與顧杲關在一起。罪名是，他們兩人在北京淪陷以前，曾經集合一百四十個書生，寫了一個「留都（南京）防亂揭」，宣布阮大鋮阿附魏忠賢，出賣「東林」的罪狀。所謂「東林」，本是無錫一個講學的書院，主講的人是顧杲的父親顧憲成。阮大鋮也在該處聽過講。聽講的人極多，不免議論時政，魏忠賢恨他們，稱他們為「東林黨」，殺了他們中很多人。 南京被清軍拿去以後，顧杲與黃宗羲從監獄裡逃出。顧杲回無錫起兵抗清，被不認識他的鄉下農民殺了。黃宗羲參加魯王的陣營，以三千精兵經營海鹽一帶，又在寧波四明山扎過寨，而且到日本去乞過師。魯王失敗以後，他回餘姚養母，著書授徒。 在他所著的書之中，以《明儒學案》與《明夷待訪錄》為最重要。《明儒學案》是一部明朝的儒家哲學史，其中有簡單的傳記，與各家語錄的摘要。這書的體裁是他新創的。《明夷待訪錄》是他本人的哲學，包括若干篇論文，以「原君」與「原法」兩篇為最精闢。 他是王派巨子劉宗周的學生，但思想超出了倫理部門，兼及於政治。這是由於他史學的造詣特別深。他留下不少關於南明的記載，也整理了整個明朝的史料。他的學生之一萬斯同，成為一個大歷史家。萬斯同以後的全祖望與章學誠，均私淑於黃宗羲。萬與全均是鄞縣人，章是紹興人。他們形成了歷史學界中所謂浙東學派，而黃是此派的開山祖。 康熙有幾次請黃出山，黃均堅辭。康熙只得命令當地的巡撫到黃的家裡抄他的書，送進皇宮，以便拜讀。黃也很有禮貌，讓他的兒子黃百家進史局，幫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 另一位康熙想請去修明史的大學問家，是崑山的顧炎武（亭林先生）。他是明朝的一個秀才，在南京陷清以後，他參加本縣縣知事楊永言的義師，其後也追隨魯王，作了魯王的兵部司務。魯王失敗，他遍游全國重要地區，圖謀復國，在山東、山西、陝西，均建立下小規模的經濟基礎，可惜人心已不思明，他便終老於陝西華陰，以著述來開創中華民族的新運。 他留下給我們以《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與《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可說是一部人文地理；《音學五書》是科學的中國音韻學；《日知錄》是考據的傑作。 他認為明朝之所以亡，其最大原因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朱派、陸派均太注重言心、言性，把政治與經濟擱起不談，不研究。因此，他想糾正風氣，大聲疾呼，要讀書人研究經學，說「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又說，「今之君子……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 他提倡切於民生日用的經世之學，但這一種學問在清朝三百年間並未能發達，原因是文字之獄。不過，若干封疆大吏卻留下了《皇朝經世文編》，其中充滿了可供我們研究的資料。 他的治學方法，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第一，他不說空話，每說必有根據，而他所根據的決不是不值得根據的東西。第二，他不抄襲別人的話；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來的，倘若在其後發現前人已經說過，他也即刻刪去。第三，他頗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從善如流。因此之故，他成了清代「漢學」的開山之祖。 顧炎武在學術史上的地位，比黃宗羲還要高。黃在思想上頗有獨到之處，但規模、系統均不如顧。就治學方法而言，黃比顧更遜一籌。 與顧、黃二人同以隱逸自全，終身不事二姓的，還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除了前述的湯斌、耿介之師孫奇逢以外，有陝西厔人李顒（字中孚，號二曲），山西太原人傅山（字青主），與湖南衡陽人王夫之（船山先生）。 李顒注重苦行，曾經徒步到河南襄城，尋求父親的遺骸。他父親是一個對張獻忠作戰而陣亡的兵士。他也應邀到過江南，在無錫、江陰、靖江、宜興等地講學。康熙在康熙十七年開了所謂「博學鴻詞科」，以網羅在野的「遺才」。有人薦舉他，他稱病不出。人家把他用病床抬到省城，他絕食，寧死也不肯入京。其後，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召見他，他派兒子李慎言去應召，將所著的《四書反身錄》與《二曲集》帶去，送給康熙。 傅山也是一個苦行的人。明亡以前，他曾經冒死援救一位被魏忠賢黨羽（巡按張振孫）所陷害的忠臣袁繼咸。南京陷清後，他在順治十一年被捕，罪名是與河南的某一件案子有關。他抗辯不屈，繼以絕食，結果被釋放。到了康熙十七年，有人薦他應博學鴻詞科，而且把他抬進北京城。他在看見「大清門」三個字的時候滾到地上，兩淚直流，於是又被抬回家鄉。康熙這時候，已經特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家以後，仍以「民」自稱；凡是稱他為「舍人」的，他一概不理。他寫字、畫畫、作文都很好；也很懂醫道。顧炎武和他頗談得來。 王夫之是明朝的舉人，參加過以永曆皇帝為中心的抗清活動，其後隱居在衡陽的石船山，閉門著書，一直到死不肯剃髮。在學術思想方面，他反對王守仁（陽明）及其若干支派，也不太贊成朱熹，而遠宗北宋的張載。他說：「天理即在人慾之中，無人慾則天理亦無從發現。」就這一點而論，他可算是戴震（東原）的先驅。 他著有《張子正蒙注》、《老子衍》、《莊子解》。他的更重要的著作是《讀通鑑論》與《宋論》。從這兩部書中，可以想見他讀書之勤而認真。他的見解，雖則有時不免主觀，但大體上均很值得重視。 除了這幾個人以外，在言行上自成一家的，有顏元及其弟子李塨。他們把讀書看成次要，認為實踐才是學問的主體。他們除了躬耕自給以外，又天天射箭、練武。可見他們不僅是隱士而已，而是志在復國的有心人。 常熟有一位顧祖禹，是《大清一統志》的真正著者，而不居其名。他的《讀史方輿紀要》，則不僅是歷史地理學的一部好書，也是一部兵要地理。他認為山東在全國各省之中形勢最為重要，希望後世的「欲有事於天下者」特別注意，言外之音，躍然紙上。 此外，有僅僅留給我們一部《廣陽雜記》的劉繼莊（字獻廷）。他的著作，倘若完全被保存下來，其貢獻當不在顧炎武與黃宗羲之下。他對於中外的語言文字，極有研究；也頗深入於數學、火器、農桑、地理、法律、醫藥等好多種有裨實用的學問。他是大興（北京）人，祖籍吳江，他本人回到吳江住了幾十年。生平行蹤詭秘，很像是秘密社會中的人物。徐乾學曾請他幫忙關於《大清一統志》的事，但他十分看不起徐乾學。他所佩服的，只是金聖歎一人。 金聖歎，名人瑞，原姓張，名喟，是長洲（蘇州）的一個秀才，批過《水滸傳》與《西廂記》。他是一個群眾運動家，在順治年間聚了很多人向清朝政府抗繳錢糧，到孔子廟裡哭，被抓去砍頭。 當時，蘇州有一位舉人，姓徐名枋，是大書畫家。明亡以後，他不見任何賓客。湯斌來看他，在客廳里坐了許久，他始終躲在書房內，不肯出來。他隱居到七十三歲而死；死前吩咐家裡人說，「宋犖必定會送銀子助葬，切勿接受。」其後，宋犖果然送了銀子來，被徐枋的家裡人拒絕。徐枋與湯斌、宋犖並無仇怨，所恨的是這兩人作了清朝的官。 魏縣（河北大名）有一個舉人劉永錫，官居蘇州府教諭，於明亡以後隱居在陽澄湖邊，和一妻一子一女織席為生。他家中本屬富有，但他寧可餓死而不肯回去，結果終於餓死。死前，他已租不起房子，住在一艘破船之中，曾經寫唱過這樣兩首歌：（一）「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呼君與父兮莫之應矣。身為餓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二）「白日墜兮野荒荒，逐鳧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 其他餓死的志士，可考的很多。以當和尚為名，而避免清吏之脅迫的也不少。在中國科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方以智（《物理小識》的著者），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桐城人，崇禎年間的進士，當過永曆皇帝的「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事敗，作和尚，法名宏智。 最著名的兩個和尚，是道濟（石濤）與「八大山人」。這兩人均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以後，他們借作畫來發抒胸中的抑鬱之氣，卻在中國藝術史上留下不朽之名。他們的本意，無非是「守志不屈」而已。 另一位宗室朱之瑜（舜水），是一個秀才，生長在浙江餘姚，對王守仁的學說很能實踐。他曾經到日本去乞師，不成；其後他留在日本長崎隱居，作了日本儒家安東守約的老師，又被幕府德川光禟請去江戶（東京），當上賓。 康熙十七年的博學鴻詞科，原稱博學弘儒科（於乾隆以後，因避乾隆之諱（弘曆）而改稱博學鴻詞科）。考試在康熙十八年舉行，由二十六歲的康熙自己主考。被保薦與徵召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傅山、李顒、魏禧等六人抵死不肯應考。考取的有五十人，其中以毛奇齡為最無恥。這五十人均被康熙破格授以翰林名義，助修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