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四三　熊成基

戊申年十月二十六日（1908年11月19日），晚上十點鐘，熊成基率領了若干同志，在安慶城外起義。 他是江蘇省揚州府甘泉縣人，新軍第三十一混成協（旅）炮兵營的一個隊官（連長）。與他同謀的，有該協第六十二標第二營管帶（營長）薛哲，工輜營輜重隊正目（班長）范傳甲，以及田激揚、張勁夫、常恆芳、袁家聲、方振武等很多人。 熊是光復會的會員。就現存的史料而論，他與同盟會會員倪映典關係最為密切。倪是安徽合肥人，與熊在安慶練軍學堂與南京炮兵學堂兩度同學；經吳春陽介紹，加入了同盟會。（吳也是合肥人，在上海策動過萬福華刺王之春，於同盟會成立以後擔任安徽分會會長。）倪在丁未年（1907年）回安徽，在第三十一混成協充任馬營管帶（營長），積極從事於秘密的革命活動。 不久，倪被上峰革職。在安慶的革命同志公推熊為領袖，雖則熊的官階，比薛哲低。熊的年齡，也比他小（在戊申年僅有二十二歲）。 清廷於戊申年（1908年）十月，在安徽太湖縣舉行江南各鎮新軍的秋操，以陸軍部右侍郎蔭昌與兩江總督端方為閱兵大臣。熊成基認為有機可乘，便邀集了薛哲、范傳甲等人，在二十六日會議於十祖寺後的楊氏試館，大家決定了在當天的晚上十點鐘起義。 熊成基　於1907年加入光復會。安慶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在東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獄中自書供詞：「我今日早死一日，我們自由之樹早得一日鮮血；早得血一日，則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在臨刑前又說：「今生已矣。我死，願中國之富強日進一日，庶幾瞑矣。」 熊發出秘密命令，指定炮營的同志屆時舉火發難，由南門進城，負責守南門與巡邏城內街道，執行軍法；馬營的同志由西門進城，負責守西門與東門，占領電報局；工輜營與二標第二營在城內響應，占領軍械局，工程隊負責守軍械局，輜重隊負責保護教堂與外國人，二標第二營負責攻巡防營與巡撫衙門，開西門迎接馬營，同時占領東門；二標第三營與一標在城內響應，出北門，攻子藥庫（子彈與火藥的儲藏庫），以二標第三營守庫，一標全體攻水師營。 熊本人在炮營發難，全營的官兵除了管帶陳鏞昌一人以外均聽他指揮，當場把陳鏞昌用槍打死。馬營的官兵，也差不多是全體加入了革命隊伍；管帶李玉春不肯加入，被他們打傷，於打傷以後逃走。 可惜，薛哲與范傳甲二人在城內不能響應。安徽巡撫朱家寶，由於接到了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在十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先後逝世的消息，已經奉了端方之命，在二十六日的上午從太湖縣趕回安慶，加意戒備。 熊成基率領炮馬兩營，攻不進城，轉向北門外的子藥庫，加以占領，也占領了炮台，燒了測繪學堂的步兵營。他再度奮勇攻城，攻到第二天（十月二十七日）的下午四點鐘，知道城內已無響應的可能，自己的炮兵營盤又被清廷的兵艦轟毀，馬營也被清軍巡防營與師營合力奪去，只得放棄進攻安慶的原定計劃，轉向合肥進軍。 從安慶到合肥，要穿過桐城、舒城兩縣。當他走入合肥境內之時，一千多人只剩下不到一半。清廷從河南調來了薑桂題的騎兵三四百人對他追擊，被他打敗。然而，總兵田中玉的大部隊，卻不是他所能應付。況且，他固守了不擾民的原則，對沿途的村鎮秋毫無犯，軍譽是好極了，所帶的糧食卻越吃越少，子彈也用完了。甚至在自己的行列之中，竟有人企圖殺他領賞。他灰心之餘，下令將革命軍解散。 解散了以後，仍有一百人左右在程芝萱的統率之下，繼續前進，一直殺到合肥東鄉，還剩下三四十人。這三四十人也終於不得不各求生路。 熊成基本人被同志常恆芳保護到壽州，在常的家裡住了一些時。其後，熊到蕪湖，在蕪湖他有一個姑母。姑母是尼姑，給了他一套袈裟，把他打扮成和尚，使得他順利地穿過安徽、河南、山東，到了煙臺，由煙臺去大連，由大連去日本。 薛哲於事後被朱家寶逮捕，梟首示眾。馮自由說他在熊成基攻城之時，本已帶了一百多人「向北門衝突」，企圖接應，「及見城上有少數巡防營守衛，遂逡巡返營舍，不敢發動」，又說「朱歸，即於此時以重利誘城內將士，勿為義師所動，對於薛哲尤為籠絡。薛為所動，竟臨陣退縮，不能為成基之助」。這兩段話顯然是傳聞之辭，不足為據。既然是已經帶了一百多人「向北門衝突」，可見薛哲並不曾接受朱家寶的「籠絡」。倘若僅僅是城上有「少數巡防營守衛」，薛哲有一百多人也不至於怕得畏縮不前。朱家寶在十二月初二與端方會銜電奏清廷：「經家寶督同司道詳加查訊，實系六十二標第二營管帶薛哲與炮營隊官熊成基、工程隊正目范傳甲等造意為首，同謀叛亂。薛哲、范傳甲先後獲案，訊明正法，業經電奏在案。」 朱家寶說，薛哲與范傳甲「先後獲案，訊明正法」，似乎是薛之被獲在前，范之被獲在後。前後的距離，可能為一兩天，也可能為一兩小時，或一兩刻鐘。 孫養癯先生（傳瑗）親自告訴過我，范傳甲與薛子祥共同敦促了薛哲率兵起事，向著西門的方向走，中途遇到了余大鴻。范傳甲從薛哲手中奪了手槍，對余大鴻射。這件事，發生在二十六日的晚上，不是發生在二十七日的晚上。（孫養癯先生當時住在安慶城內，擔任督練公所的文案，參加了熊、范等人的義舉。） 除了薛、范兩位同志以外，被朱家寶與余大鴻捕殺的另有田激揚、李朝棟、張勁夫、鄭養源、周正鋒、張志功、張星五、胡文斌等等，幾乎近三百人。 朱家寶與余大鴻如此好殺，引起安徽各界人士的公憤。甚至清政府的大官，如御史石常信、陳善同，也挺身而出，站在安徽同鄉立場，支持被害人赴京訟冤的代表龔振鵬，對朱、餘二人提出參劾。結果，朱家寶被傳旨申斥，余大鴻撤差，永不起用。 洪承點、柏文蔚與袁家聲等幾位同志，幸免於難。洪承點與熊成基是小同鄉，去了香港，參加同盟會在南方的工作。柏文蔚與袁家聲均是安徽壽州人，去了東北，到延吉找吳祿貞。方振武也是壽州人，被判押解回籍，他中途打昏押解他的兩個差役。逃走。 熊成基等人的上司，原任第三十一混成協統顧忠琛，在革命爆發之時便被朱家寶撤換，代之以余大鴻。事後，顧被清廷下旨革去頭銜花翎，發往新疆充軍。 同盟會安徽分會會長吳春陽，曾經在南京介紹趙聲、倪映典、柏文蔚等幾十個人加入同盟會，作他們的「主盟人」。當熊成基轉攻合肥未成之時，吳正在合肥韜光養晦，辦了一個「城西學堂」。熊成基之所以能夠脫險，他與常恆芳均出了力。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吳策動安徽獨立，成功，不幸死於贛軍的一個敗類黃煥章之手。 艱苦卓絕的熊成基，到了日本，改名換姓，自稱姓龍，名潛，字望雲。他交遊極少，只和孫銘（竹丹）、錢兆湘、石德純、蕭翼鯤等幾個人來往。他埋頭治學，研究軍事，製造炸藥。 這時候，孫中山不在日本，主持同盟會本部的，是「庶務」黃興。庶務在同盟會的組織之中，是「總理」以次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實上的「協理」。熊成基經由蕭翼鯤的介紹，在小石川區水道口町五十二番「勤學舍」與黃見面。此後，他常和黃往還，商談今後大舉的計劃。他可能在這個期間加入了同盟會。可惜同盟會的現存名冊，僅僅有乙巳、丙午兩年加盟者的姓名，我們無法查考究竟熊有沒有宣誓入盟或是否當年已與趙聲等人在南京入盟。他其後在對清吏供詞中說：「今年（己酉年）正月，由大連至日本神戶，由神戶至東京，住勤學舍。勤學舍者，即我們革命機關本部也。」又說：「所有旅行日用，均由東京革命機關本部津貼」。 他的供詞，包含有極多的隱諱部分，藉以保全他的好朋友孫銘。錢兆湘在「孫烈士竹丹遺事」中說，熊成基在東京並不曾住在勤學舍，而是和孫銘同住在牛込區市個谷町澄吉館；也不曾領受同盟會本部的津貼。他所用的錢，大部分是由孫銘供給，小部分是由石德純與蕭翼鯤二人供給。 他在東京住了不到一個月，去瀋陽、長春有所活動，可能是為了實地研究開墾富春嶺的方案。這方案是他和商震兩人想出來的，目的在於為革命籌款。 他再度去日本，住到六月間，又想出一種籌款的方法。這時候，孫銘已經獲得日本的秘密軍事計劃十幾本，交給了他。他於是又到長春，準備把這十幾本奇書賣給俄國人，既可以賣得一筆大款子，作為革命經費，又可以引起日、俄第二度戰爭，替中國革命造機會。 可嘆的是，他不便住在旅館，只得住在一個在東京認識的臧克明的家裡。臧克明不曾與他同來，臧克明的父親臧冠三招待他。臧冠三知道他的真名真姓（他此時化名為張建勛），向他一再敲詐勒索，終於在他由長春去哈爾濱以後，和俄國人洽談賣書生意之時（開價一百萬元，交去樣本兩冊，還不曾得到回話），臧冠三突然和一個姓董的向清吏告密，說他是熊成基，住在哈爾濱某旅館，企圖對貝勒載洵行刺。那時候，載洵由歐洲乘火車回國，在十二月十八日經過哈爾濱。 於是，熊成基在己酉年十二月二十日（1910年1月30日）被捕，被押解到吉林，於庚戌年正月十八日（1910年2月28日）就義。 在他自寫的供詞中，有這樣幾句話：「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們之自由樹早得一日鮮血。早得血一日，則早茂盛一日，花朵早放一日。故我現望速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