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四二　戊申河口之役

戊申河口之役，在三月二十九日（1908年4月29日）的夜裡開始，四月二十七日（5月26日）結束。 駐紮在雲南河口的清軍，有警察一隊，巡防營四營，皆歸「南防副督辦」王鎮邦（玉藩）統轄。 「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黃明堂，帶領了關仁甫、王和順，與曾經參加過鎮南關之役的一百多同志在深夜由越南老街進入國境，與潛伏在鐵路工人之中的二百名左右同志相會合。警察隊的全部首先反正，殺了他們的管帶蔡某。接著又有巡防營黃營的兩哨，加入革命隊伍，並力攻城。這時候，王鎮邦已經出城迎戰，帶了兩營兵扎在一個山頭。 戰到第二天（四月初一）的上午八點鐘，革命軍略事休息，於九點鐘繼續猛攻。黃營的其他兩哨也反正了。事實上，黃營的管帶黃元貞早已與河內機關部有了默契。他之所以把部隊分作兩批來投降，無非是為了方便起見。 到了下午四點鐘，王鎮邦表示，他也想降。革命軍派黃華廷作代表，帶了一名衛兵上山談判，卻在談判之時被王鎮邦連同衛兵殺了。革命軍再攻。清軍張營的管帶張印堂陣亡。王鎮邦被他下面的一個守備熊通用手槍打死。剩下的部隊全體反正，河口入於革命軍之手。守城的岑營管帶岑德貴被俘，革命軍將他加恩放走。 革命軍的戰利品，包括十響毛瑟槍一千餘枝，子彈二十萬發。革命軍的人數，增加到一千多人。 革命軍中路主力，由黃明堂率領，向北推進，在初二的晚上到達鐵路線上的二十公里石碑附近，清軍管帶李蘭亭率領全營迎降。黃茂蘭營有兩哨聞風而至。初四，到達南溪鎮，有清軍胡華甫的一哨來降。不久，王玉珠的一哨也來降。初五，到達七十八公里石碑，與黃茂蘭營的其他幾哨相會合，向蒙自的方向前進。南溪西邊的蠻耗，已於初四由左路關仁甫部攻下。駐紮壩灑的清軍李開美營不戰而降。南溪東邊的古林箐，也在初七初八左右被右路王和順部攻下，收降了清軍開廣鎮總兵白金柱的兵士一百多人。 到了這個時候，革命軍的人數已經超過三千，聲勢浩大，原可長驅直入，占蒙自，取昆明。然而，糧食接濟不上，錢也沒有。倘若有錢，便不怕當地的糧食貴，更不難從越南買來，運去。 胡漢民寫信向孫中山報告，說士兵每天每人需要三毛錢作伙食，全軍三千多人，一天就得花去一千元。河內機關部根本沒有多少錢。革命軍打下河口以後，在當地徵收到義捐三千五百元，卻花去了四千八百元：賞給熊通二千（殺王鎮邦的花紅），賞給其他的人二千八百（有些是攻占河口的四座炮台，有些是殺了他們的哨官來降的）。 同盟會在成立不久以後，定了很詳細的「革命方略」，其中規定「就地因糧」的辦法，在軍中設置「因糧局」，負責作下列的幾件事： （一）接收一切官產。 （二）沒收反抗軍政府之清吏或人民的財產。 （三）用限期付現之「給價券」購買糧食貨物，期滿按五厘計息。 （四）用「債券」向富戶借銀，於六個月內無息償還，期滿按二厘計算。 （五）向人民征捐，家產一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一，五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二，十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三，五十萬元以上捐十分之四，一百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五。抗捐者，罰。 （六）發行「軍事用票」，但總數不得超過「軍中收入財產」之一倍。富戶借銀捐銀，概須以「軍事用票」繳納。清政府之紙幣一律作廢。 「中華國民軍南軍」在進入雲南，占領河口、南溪、蠻耗、古林箐不曾能夠設立「因糧局」，按照既定的辦法籌款。原因很多，第一，是黃明堂等人作指揮官，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的技術，來兼作「因糧」的事；第二，在隨軍出發的同志中沒有可以主辦「因糧」事務的人才；第三，所占領的村鎮，除了河口較為殷實以外，都不是怎樣地有糧可因的；第四，辦法的本身也有問題，富戶之有家產一萬元者，未必拿得出現款一千元，有家產一百萬元者，絕對拿不出現款五十萬元。他們即使有如許的現款，也未必肯捐；可能因此而斷然反對革命，站到清政府的一邊去。倘若不叫他們捐得這樣多，而只征家產一萬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一，家產一百萬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五，也許反而行得通。 胡漢民在信里向孫中山報告，要等到取得蒙自與開化兩縣以後，才可以開辦「因糧」。但是，「兩城既得，驟辦因糧，必不能給。蒙自等雖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則軍費浩繁亦非現在之比。因糧之事，必徐設辦法而後有功，若朝得城而夕辦（因）糧以充軍需，實勢之難也。故必預籌款項，以為臨時之用。」 胡漢民說，河內機關部已經沒有錢買糧買彈。四月初二，他交了甄吉亭帶去二千二百元；於是關仁甫的右路軍，在初三日前進。四月初四，他交了黃龍生帶去二千二百元；於是張德卿（王和順）在初五日前進。並不是關、張二人把錢看得如此之重，事實上他們也僅僅能夠替兵士買得三天的糧而已，有了三天的糧便勇往直前，真不愧為革命的隊伍。 胡漢民一面向河內華僑梁成泰的兒子梁秋，借了三千元救急（梁秋已經捐過兩千）；一面寫信給孫中山，請孫中山在南洋（新加坡與馬來亞）籌款，「若得十萬金，分半先為糧食之用，分半預備子彈之補充，則大軍所至，勢如破竹，攻城略地，無後顧之憂矣。」 孫中山在新加坡，於接到胡漢民的報告以後，在四月二十一日（5月20日）寫信給鄧澤如與黃心持，請他們向一位「弼翁」與一位陸秋傑設法，「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萬，當酬以雲南全省之礦權專利十年也」。結果如何？史料缺乏！ 即使弼翁或陸秋傑慨然捐出十萬，也無補於事。革命軍在四月十七日這一天，已經失掉了河口。 革命軍失敗的原因，除了缺少錢以外，一是黃明堂等人不服黃興指揮，二是對方清廷用了極大力量來抵抗。黃興來到越南河內，受孫中山電委他為「雲南國民軍總司令」，在四月初八到河口，想督率全軍前進，黃明堂撥給他一百人。這一百人走了不到一里，「向天開槍一排，齊聲呼疲倦不已，克強再三撫慰，無效」。又走了半里光景，他們一鬨而散。黃興只得折回河口，約了王和順來會談。王和順說，兵太少，子彈太少。黃興要求抽調各路的一部分兵力，自己帶去襲取蒙自，然而多數的將士皆不肯遵令。黃興感覺到，只有把以前跟他在欽廉作戰過的一二百同志召集來，才有辦法。當統帥的，倘若沒有「親兵」，就不能指揮各軍。於是，他決計先回越南一趟，等候老部下來，再打。不料，他剛進入河口對岸的老街，便被法國的警察指他為日本人，將他逮捕。他說出了真姓真名，法國的越南總督，判他驅逐出境，把他押到西貢，叫他在西貢上船。去哪裡？任他的便。他選擇了新加坡。 這時候，清廷早已與法國外交部及法國駐華公使函電往來，交涉了不少次，指責法國在越南的官吏對革命軍始則縱容在越南境內集合，公然結隊走過紅河之上的橋，與利用滇越鐵路的火車運糧運彈。法國外交部從此也禁止了革命軍利用火車運糧運彈。 清廷同時已不惜重金，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五萬、三萬、兩萬，犒賞在前線的清兵，又撥了五十萬兩交給雲貴總督錫良，作為增募新兵與供應廣西客軍的開支。從漢陽，從廣州，從上海，都搬來不少的槍支與子彈，一共是一萬枝槍，三百七十萬發子彈。 就兵力而論，有開廣鎮總兵白金柱的五千人，中路統領王正雅的十一個營，西路統領賀宗章的十一個營，此外，又有方宏綸扎在阿迷的四個營，與業已調派而仍在由桂來滇途中的龍濟光軍四個營。 清軍在四月十一日戰勝革命軍中路於七十四公里石碑附近的白河；次日，奪占五十一公里石碑附近的三岔河；十五日，奪占四十四公里石碑附近的老范寨；二十四日，奪占泥巴黑、車河、南溪。 革命軍右路在初八日左右失掉古林箐，退與中路併合。左路也失掉了蠻耗，退守新街，在二十一日失掉新街，退守龍膊；次日，放棄龍膊，退守壩灑；二十六日，放棄壩灑，回軍河口。 黃明堂與王和順把部隊交給何護廷、馬大、韋雲卿等人，叫他們離開河口向東邊走，由鎮邊縣進入廣西。黃、王二人由河口回越南。 何護廷等人帶了革命軍（這時候只剩下六百多人），走列馬白，與龍濟光的兵遭遇，後邊又被王正雅的兵追上。革命軍於前後夾攻之中，苦戰了一天，退到越南太原府的境內。法國兵叫革命軍繳械，革命軍不肯。兩軍發生衝突，打來打去，戰區東起太原府的左州，西至保勝（老街），相持了幾個月，由僑領梁正禮出面調停，講好了條件；革命軍於繳械後去新加坡，法國當局送旅費。 這六百多人其後到了新加坡，英國官吏不許他們上岸。法國在新加坡的領事，向英國官吏交涉，說法國曾經在革命軍與清軍交戰之時守中立，等於承認了革命軍為交戰團體，因此之故，這六百多人是「國事犯」，而不是所謂「亂民」。英國官吏這才准許他們上岸，卻在他們上了岸以後，立刻把他們拘禁。 孫中山叫張永福請了律師，從英國官吏那裡，把他們都保了出來。陳楚楠特地為他們創辦了一個中興石廠，安插了他們之中的若干人；把其餘的分別介紹到檳榔嶼、吉隆坡、吡叻（霹靂）文島的礦場、農場與工廠。 綜計在河口一役之中，出力最多的是王和順。黃明堂坐鎮河口，關仁甫獨領偏師，功勞均略遜王和順一籌。王和順是廣西邕寧縣人，當過劉永福的部下，由兵士升至哨官，在壬寅、癸卯之間與陸亞發起兵反清，轉戰兩年之久；在甲辰年（1904年）冬天去香港，接受革命志士史古愚（史堅如的哥哥）與伍漢持、李自重等人的招待；由香港去西貢，於乙巳年（1905年）冬天拜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孫中山把他帶到河內，與他同住在甘必大街六十一號，待以國士之禮。防城、河口兩役以後，他在南洋休息了三年。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之役，他在香港工作。武昌起義以後，他首先在廣東東江發難，與清軍血戰了七天七夜，光復了惠州。其後，討袁、討陳（炯明），他均極努力，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病故在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