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三〇　《民報》

同盟會開成立大會之時，黃興提議改《二十世紀之支那》為黨報，議決通過，由會員每人捐款日金五元作為經費。這《二十世紀之支那》原為宋教仁、陳天華、田桐、程家檉、白逾桓等人所創辦，是一種月刊，已經在1905年6月下旬出了一期。 《民報》第一號封面 第二期在8月27日，亦即成立大會以後的第七天，印好裝訂好，正要發行，由於其中有一篇文章《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被內務大臣認為「妨害公安」，命令警察予以沒收，並且不許繼續出版。 同盟會只得另行籌備一種月刊，作為黨報，定名為《民報》，由張繼擔任編輯。「第一號」出版於1905年11月17日。發刊辭由孫中山執筆。 發刊辭的第二段，是有關三民主義的最早的文獻：「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濫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遭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其他旋諸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政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為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善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 《民報》共發行二十六號，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按月定期出版。第二號原應在陰曆十一月出版，卻由於日本文務省頒布取締中國留日學生的辦法，引起他們八千多人的總罷課，陳天華烈士的投海自殺，以及回國派與不回國派的爭論而遲至次年正月才能出版。第三號也不曾能夠在二月間出版，是到了四月才出版的。四、五、六、七，這四號依次在五、六、七、九四個月之中問世，然而第八號的出版日期卻印作「七月二十五日」，竟與第六號的出版日期完全相同，構成革命史上的一大疑問。筆者猜想：第六號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陽曆，而第八號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陰曆。（第七號的出版日期九月五日，倘若也是陽曆，便是陰曆的七月十六日。） 《民報》的編輯人，第一號至第五號為張繼，第六號至第十八號為章炳麟，第十九號為張繼，第二十號至第二十二號為陶成章，第二十三號與第二十四號又為章炳麟，末了兩號為汪兆銘（精衛）。 《民報》的撰稿人很多，差不多全用筆名或是外號。其中撰稿最多的是章炳麟與胡衍鴻。章所用的是「太炎」二字。胡所用的是筆名「漢民」、「辨奸」、「去非」等等。其後他索性改名為「漢民」，而保存了原有的，因配合「衍鴻」的「鴻」而所起的「字」：「展堂」。文章之多，僅次於章、胡二人的是朱大符，字執信，所用的筆名是「蟄伸」、「縣解」。縣解的縣字，也就是「懸」字，在古文中通用。縣解，意思是「解民於倒懸」。後來，他把大符的原名廢了，改以字行，同志們稱他為朱執信。汪兆銘，原字季新，所用的筆名是「精衛」、「守約」。有時候，他也用「民意」；這兩個字，卻不是他一人所專用的筆名，有時候胡衍鴻的文章也用「民意」作為筆名。 陳天華寫了四篇文章以上，所用的筆名是「思黃」、「過庭」。宋教仁所寫的，至少有兩篇，所用的筆名是「強力齊」。馮自由與馬君武，均乾脆用了「自由」和「君武」，他們的真名字。周作人也有兩篇譯作，一篇是克魯泡特金的《西伯利亞紀行》，所用的筆名是「仲密」；另一篇是斯諦普尼克的《一文錢》，所用的筆名是「三葉」。此外，田桐、黃侃（季剛）、汪東、陳去病、蘇元瑛（子穀、號曼殊）、葉夏聲、呂復、湯增璧、易本羲、劉松衡、雷照崖、周仲良、劉光漢（申叔），都有文章在《民報》上發表。至於，姓名難考的，如「撲滿」、「漢血」、「愁予」等等，所寫的文章合起來也有二三十篇。其中，「孤鴻」可能是胡衍鴻，「石頑」可能是汪兆銘，「病己」可能是陳去病，皆在可考與不可考之間。 除了第一號之中，孫中山所寫的發刊辭以外，最具體而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是第三號之中漢民所寫的《民報之六大主義》。這六大主義是：（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土地國有；（四）維持世界之真正和平；（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聯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前三項，可說是三民主義的簡單說明；後三項，可說是同盟會的對外政策。 保皇黨抓住了「土地國有」這一點，在《新民叢報》上對《民報》展開筆戰。其後《民報》也就保皇黨所提出的「革命足以引起瓜分」，對《新民叢報》予以還擊。兩報的主要撰稿人，都是能文之士，彼此之間兩三年的長期論戰不僅使留日學生人人有先睹之快，而且也啟發了國內各地一般讀書人的思想。在有些禁令森嚴的地方，讀不到《民報》的人，每每從《新民叢報》的文章之中讀到《民報》的雪泥鴻爪，而生出對《民報》的同情，對革命主張的擁護。 同盟會在丙午年十月十七日（1906年12月2日）舉行了一次公開的紀念會，請孫中山演講，這是孫中山在日本作公開演講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乙巳年同盟會籌備大會以後，成立大會以前，1905年8月13日，講題是《中國應建設共和國》，地點是東京富士見樓，對象是一千三百多留日學生。 第二次，孫中山的講題是《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地點是東京神田錦輝館，對象是出席《民報》紀元節慶祝大會的六七千位聽眾。慶祝大會的主席是黃廑午（興）。開會以後，先由章炳麟宣讀祝辭，隨即由孫中山演講，講了兩個鐘頭左右，講辭充滿了精闢的語句。例如：「我們並不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我們決無尋仇之理。」「至於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惟尚有一層最要緊的話，就是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如果革命家（為了皇帝地位）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說到民生主義……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歐美為什麼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為一千元，或多至二千。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 孫中山在這一次演講中，也提出了五權憲法。正如《民報》發刊辭是三民主義的最早文獻，這《民報》紀元節慶祝大會演講辭便是五權憲法的最早文獻。孫中山主張，在襲自英美憲法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種權力以外，增設「考選權」與「糾察權」。 孫中山的這一次演講的記錄，其後登載在《民報》第十號，於1906年12月20日出版。出版之時，民報社發行了一項增刊，題為「天討」。「天討」的內容豐富得很，有漫畫，有插圖，又有十四篇大文章：中華民國軍政府討滿檄，四川、河南、安徽、山東、雲南五省的討滿洲檄，四川革命書，江蘇革命書，直隸宣告革命檄，廣東人對於光復前途之責任，軍政府諭保皇會文，「豕常之裔」的「普告漢人」，「楚元王」的諭立憲黨人。最後一篇，是吳樾烈士的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