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一七　革命潮

在辛丑壬寅（1901、1902）兩年，只有謝纘泰等人的「大明天順國」事件算得上是一種軍事性的革命行動。孫中山住在日本，致力於啟發留日學生的革命思想。要等到乙巳年（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才跟著發生了1906年的萍醴瀏之役、孫中山所親自指揮的丁未年（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黃岡之役與同一年七女湖之役。 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周雲祥在雲南武裝抗清。他是蒙自縣一家錫礦的礦主。縣知事楊某派三百多兵士來搜繳他的礦廠衛隊的軍械，被他迎頭痛擊，殺了二百多名。然後，他一不做，二不休，攻占了臨安、石屏、阿迷、寧州。可惜的是，他僻在邊陲，未能與鄰省的志士會黨聯絡，只想據滇自保，沒有澄清中原的雄圖，終於寡不敵眾，喪失了所占領的州縣，隱姓埋名以死。 傳說，他之所以反清，一方面是激於清廷承認劃雲南為法國的「勢力範圍」，一方面也是因為從某一位來到雲南的革命黨人的手中，接到若干本宣傳革命的書籍，讀了以後才決心「揭獨立旗，擊自由鐘」。 這個「某一位」來到雲南的革命黨人，很像是秦力山，然而並不是他。他是湖南長沙人，在庚子年起義於大通以後，到了新加坡，由新加坡去了日本，和戢元丞、沈雲翔、雷奮、楊蔭杭、王寵惠、馮自由等人共同創辦了《國民報》。再其後，在壬寅年三月與章炳麟（太炎）、馮自由等一共十個人，發起了「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再其後，又到了上海，幫助戢元丞辦《大陸報》。在癸卯這一年，他留在上海，未去雲南。次年，他去香港，住在中國日報社，與陳少白等人策動廣東省的防軍，曾經冒險進入廣州三次。又過了一年，他才到了緬甸仰光，在《仰光新報》上發表了《說革命》十六章。三月間，由緬甸進入雲南，到騰越干岸，受土司刀安仁之聘，辦理「軍國民學堂」，辦到十月，病故。死時，年紀才二十九歲。 從秦力山的歷史中，可以看出保皇與革命兩大勢力的消長。他原是時務學堂的學生，梁啓超與唐才常的高足。梁氏亡命日本，於己亥年（1899年）在東京創辦「高等大同學校」，他和林圭、蔡鍔、唐才質等幾個同學都不辭跋涉之勞，從湖南趕來，繼續受教，又在庚子年秉承師命，回國從事「自立軍」的運動。是到了起義失敗以後，到新加坡，請康有為撥款重行大舉，遭了拒絕，然後於再度到了日本之時，斷然與康、梁分途，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路。 《國民報》是一種月刊，一共出了四期，便由於經費困難而停版。它的生命雖短，作用卻是很大。在此以前，只有香港的《中國日報》是革命黨的喉舌。 秦力山是這《國民報》的總編輯。他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明白白地提出革命救國的主張，使得當時聚集在日本的各省留日學生耳目一新。比起梁啓超所主持的《清議報》與《新民叢報》來，稱得上是別樹一幟。 《清議報》是旬刊，在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開始，一共發行了一百期，於辛丑年（1901年）年底結束。它的影響不為不大，曾經是僑界文壇的獨霸，把若干興中會會員如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與叔父馮紫珊，都裹進了保皇的圈子。 《新民叢報》是半月刊，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開始，辦到丁未年（1907年）七月為止，前後有五個半年頭。銷路最廣之時，超過了三萬份，內地的盜印本有十幾種。梁啓超文章頗為鋒利，筆端常帶感情，立論又常常站在讀者的立場，因此而每每能夠轉移讀者的思想。所可惜的是，他自己處於矛盾之中，今日高唱民權，明日又歌頌「我朝」，心裡邊明知中國以反清「為最適宜之主義」，寫起文章來卻不敢不敷衍那自始至終反對革命的老師康有為。 倘若沒有《國民報》及癸卯年（1903年）以後的《江蘇》、《浙江潮》、《漢聲》、《直言》、《遊學譯篇》、《鵑聲》、《醒獅》、《二十世紀之支那》等風起雲湧的革命刊物，留日學生以及國內一般讀書人的思想，將一直為保皇的主流所支配。（所謂保皇，實際上是「君主立憲」；對「君主專制」而言，不失為一種進步的主張。但是它只能引向一條走不通的「死巷」。姑無論康有為所欲保的皇[光緒帝]，仍在紫禁城內的瀛台度著囚犯的生活，非有極龐大的革命性的武力不能救出；即使忽然發生奇蹟，讓他恢復自由，康有為也絕無具體辦法來剷除頑固舊勢力，用光緒帝的名義推行憲政。結果是，君主立憲這個幻想徒然耽誤了革命的時機。） 康有為的一句得意口號，是「革命足以召瓜分」，也就是說：革命足以亡國。一些革命分子的答覆是：中國早已在多爾袞入關之時「亡了國」，革命正所以「復國」，而不是「亡國」。為了用行動作一次宣傳，章炳麟、秦力山、馮自由等十人，便決定在壬寅年陰曆三月十九日（1902年4月26日）假座東京上野精養軒舉行紀念會。事前，章炳麟起草好了一篇宣言書。 章炳麟在宣言書中寫道：「維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載。……明祚既移，則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維茲元首，不知誰氏，……吾屬孑遺，越在東海，念延平之所長，瞻梨洲之所乞師，頹然不怡，永懷疇昔。……昔希臘隕宗，卒用光復，波蘭分裂，民會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廣，生齒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國寡民乎？……願吾滇人，毋忘李定國；願吾閩人，毋忘鄭成功；願吾越人，毋忘張煌言；願吾桂人，毋忘瞿式耜；願吾楚人，毋忘何騰蛟；願吾遼人，毋忘李成梁。……庶幾陸沉之痛，不遠而復，王道清夷，威及無外。然則休戚之藪，悲欣之府，其在是矣。……」 紀念會的日期之所以定在三月十九日，因為那是明朝崇禎皇帝自殺殉國的一天。 章炳麟等人把宣言書印成了若干份，分發給留日學生與華僑。報名參加的有數百人之多。他們請孫中山與梁啓超為「贊成人」，獲得同意。但是，梁氏其後通知章炳麟，說「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 會期的前一天，日本的警察局告訴章炳麟等十位發起人，說這件事「大傷（日本）帝國與清國之邦交」，不許舉行。果然在三月十九日的上午，精養軒附近布滿警察，使得到會的程定檉、汪榮寶等幾百人無法開會。孫中山自己也來了，便邀請大家在晚間到橫濱永樂樓聚餐。 聚餐之時，大家補行了紀念儀式。孫中山提議，大家向章炳麟輪流敬酒。結果，章炳麟喝了七十幾杯，而並不怎樣醉。香港的同志們，先已接得了宣言書，便在《中國日報》上登載出來，而且也在這三月十九日的一天於永樂街《中國日報》的報社舉行了紀念儀式。 章炳麟其時並不是興中會的會員，後來也不是。他是到了乙巳年（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才參加同盟會的。他之認識孫中山，事實上還是由於梁啓超的介紹。就關係來說，他和梁的歷史久。他是浙江餘杭人，生於同治七年（1869年），比孫中山小兩歲，作過俞樾（曲園）的學生，讀書極多。甲午年他在浙江加入了強學會；兩年以後，應夏曾佑與汪康年之聘，到上海擔任《時務報》的撰述，與梁同事。戊戌年（1898年），他一度去了湖北，作張之洞的幕友；回到上海，仍在《時務報》的後身《昌言報》擔任撰述。 章炳麟於戊戌政變以後，姓名在通緝之列，逃難到台灣，作《台北日報》的記者。他在《台北日報》寫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梁的。他說：「孫文稍通洋務，尚知辨別種類，高談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順逆，甘事虜朝。」 梁在1899年邀請章來日本。章來了以後，住在東京小石川梁的寓所。梁帶了他去橫濱，拜訪孫中山，晤談以後，頗為相得。 次年，章回上海，參加了唐才常在張園所舉行的「國會」。他和畢永年勸唐才常不要把「自立」與「勤王」混為一談，唐不接受，他一憤而與唐絕交。唐在漢口被捕，他又因曾經列名「國會」而再度被通緝，便託庇於教會，在東吳大學教了近一年的國文。有一次，他教學生寫作文，出的題目是「李秀成胡林翼合論」。江蘇巡撫恩銘，派人見東吳大學的美籍校長，要求捉拿他。於是，他又不得不再往日本，替梁啓超所創設、馮鏡如所經理的上海廣智書局當駐日編輯。（他的工作是修改留日學生所翻譯的書籍。） 他和秦力山、馮自由等人在壬寅年（1902年）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之時，生活全賴廣智書局的編輯費維持。革命的潮流激勵了他，使得他始則與唐才常絕交，繼則寫文章忠告康、梁，三則不惜與梁也斷然分途，發起而貫徹了「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的行動。 這一年7月28日，多數留日學生因清廷公使蔡鈞不許自費生鈕鍰、李顯等九人進「成城學校」學軍事，有十二個留日學生由保證人吳敬恆（稚暉）等率領，陪同這九人到公使館請願，到了夜深而不肯走，被蔡鈞叫了日本警察來加以驅散。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押解吳敬恆與一位姓孫名揆均的出境。吳在被押解到神戶上船之時跳水自殺，被救。上海有若干人士，在張園開了一次大會，對留日學生表示同情。吳在回到上海以後不久，和蔡元培等人組成了「中國教育會」。章炳麟也回了上海參加。大家準備在上海租界上自辦一所學校。 十月間，南洋公學發生風潮。有一部分學生，以何靡施、穆湘瑤、胡敦復等為首，為了爭取談政治的自由而自動退學，組織了一個社團化的學校，稱為「愛國學社」，社務由學生自己管理，教習也由學生自己去聘請。他們獲得中國教育會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 南洋公學的風潮，對於上海以及全國各地的學生們所施的影響很大。這是「學潮」，而實際上也是「革命潮」。潮的力量，足以推動停滯在港灣之中的大小船隻，足以喚醒酣睡著的人心，使得稍有了解的人更加堅決，稍有傾向的人頓增勇氣。潮，而且會越卷越大，把成千成萬，數不清的不知不覺的群眾，捲入了革命的巨浪之中。 繼南洋公學的學生而起的，有南京陸師學堂的學生林礪、章士釗等多人。林礪與章士釗其後也來了上海加入愛國學社。中國教育會用本身的力量，支持愛國學社，支持到了第二年春天，捉襟見肘，便寫了一封通函，給海外各地的華僑，募捐。這一封通函，文字遒勁老練，很像是章炳麟的手筆，或經過他的潤飾。裡面有這麼幾句露骨的話：「專制之毒，痡於學界，遞積遞演，則國民之萌櫱者愈受摧殘，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權者，將陰施其狡獪，益深我奴隸之資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比來各省官學多有由同胞資助以成者，此足以表愛國之盛心矣，然官學生之宗旨，不過造軟骨派之奴隸。愛國學社之前途，雖不敢決其如何，而學生固多志趣不羈，向學甚篤，儼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勝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 正如這一篇通函所說，愛國學社的學生確是「志趣不羈」。他們在學社裡面，充分享受談政治的自由，和他們所自己請來的教習，天天「高談革命」。教習是哪些人呢？有蔡元培，有吳敬恆，也有章炳麟。 上海當時有一家報紙，叫做《蘇報》，原為託名日商報紙，因生意清淡而賣給了湖南衡山人陳范（夢坡）。陳范在庚子、辛丑（1900、1901年）之間，很擁護變法及君主立憲的主張。他的報，被社會認作保皇黨的喉舌。到了壬寅、癸卯（1902、1903年）兩年，他看到清廷對俄國之竊占東北，而不敢收回主權，對留日自費學生之請求學習陸軍而加以阻撓，對留日學生之組織「拒俄義勇隊」而大施壓迫，深深地感到康、梁的保皇主張絕對不是一條可走的救國的路，便終於決心和革命分子站在一起。他自動把《蘇報》貢獻出來，作為中國教育會的「附屬機關」。凡是中國教育會的文告，以及愛國學社的種種活動，都免費照登。而且，學社內部的鼓吹革命的講義與演講詞，也一字不漏地登了出來。章炳麟被他聘為撰稿人。 陳范的女兒陳擷芬，熱心愛國，頗有父風。她創了一家《女學報》，提倡女權。 中國教育會除了擁有《蘇報》作為「附屬機關」，「愛國學社」作為它所扶植的學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設了若干「支部」，由這些支部創設了若干學校與學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後小學」，在吳江的同里鎮有「明華女校」，在上海華涇鄉有麗澤小學，在蘇州有「吳中公學社」，在杭州有「兩浙公學社」。這些學校與學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江浙一帶的思想界主流，於是便由君主立憲而蛻變為反清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