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一三　庚子惠州之役

庚子惠州之役，起事於庚子年閏八月十五日（1900年10月8日），而籌劃則開始於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秋冬之際，孫中山命令陳少白回港創辦《中國日報》之時。（陳少白的五年放逐令剛剛期滿。） 《中國日報》在己亥年十二月出版。社址設在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號。十月間，畢永年已經邀約了兩湖的哥老會首領，金龍山的山主楊鴻鈞，騰龍山的山主李雲彪、辜天佑、李堃、張堯卿等七人來到香港，會同三合會的首領黃福等二人，與代表興中會的陳少白等三人，合組興漢會，選舉孫中山為總會長，公推這時候也在香港的宮崎寅藏把刻好的總會長印章帶到日本，交給孫中山。 興中會的總辦一席，孫中山原已於乙未廣州之役發動的前夕，讓給了楊衢雲。事敗以後，楊衢雲經由西貢、新加坡、印度某地，去了南非，成立了幾個分會。丙申年（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的冬天，楊衢雲來日本，與孫中山會面，承認自己不該於九月初十把人員與槍械送上輪船，不該倉猝離開香港等等。孫中山對他完全原諒。他就留在日本，以教英文為生。到了己亥年秋冬之交，他辭了興中會總辦之職，請孫中山繼任。不久，便回香港，與陳少白、謝纘泰共同籌劃再度起義，甚為努力。 楊衢雲是福建海澄人，畢業於香港皇仁書院，歷充灣仔「國家書院」教員，招商局駐港總書記，新沙室洋行副經理。謝纘泰是廣東開平人，生長於澳大利亞的雪梨（Sydney），與楊衢雲在皇仁書院同學，成為好友。兩人在壬辰年（光緒十八年，1892年）便已集合周超岳等十幾人買了不少書報，組織成一個「輔仁文社」，設在百子里一號二樓。兩年以後，該社社友全體加入了香港興中會。 謝纘泰在乙未廣州之役失敗以後，仍舊留在香港，因此在戊戌政變以前便與康有為及其弟康廣仁相識，勸康氏兄弟與孫中山合作，未成。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際，陳少白從日本回港，謝纘泰和他恢復了香港興中會的活動，吸收了新會員李紀堂、史堅如、黃福、黃耀庭、鄧子如等一百多人。 鄧蔭南在乙未年（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毀家救國，賣了家產，把賣得的一萬數千元完全捐出，隨同孫中山來港，進行廣州的起義。事敗以後，住在澳門。到了戊戌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夏天，聽說廣西有一位游勇李立亭起兵反清，便偕同「四大寇」之一的尢列與檀香山回來的宋居仁，同去廣西找李立亭，走到藤縣之時，李立亭已經兵敗身逃，鄧只得和尢、宋二人折回香港，在己亥年陳少白歸來之時，也積極參加了重振香港興中會，籌備再度起義的工作。 作為一個插曲的是：謝纘泰與興中會另一會友徐喜亭在庚子年春天救出關在澳門監獄的經元善。經元善原為上海電報局局長，曾經在庚子年（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領銜與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聯名通電，反對慈禧太后立溥儁為太子，企圖廢掉光緒，事後逃到澳門，被禁。謝徐二人與經元善素昧平生，卻輾轉託了英國香港總督，向葡國澳門總督說項，獲准。 鄧蔭南不顧生命危險，和史堅如去廣州，重組興中會廣州分會，設機關於榮華東街，撫署後樓房，及水上的一艘紫洞艇。所吸收的新同志計有蘇焯南、練達成、吳羲如、張碩臣、黎俊民、毛文敏、胡心澄、胡心泉、宋少東、黎禮，等等，數十人。 尢列於廣西之行以後，在庚子年去長江一帶聯絡會黨。他是否與宮崎寅藏及史堅如同去的，待考。似乎頗有可能。因為，宮崎與史二人均與會黨，尤其是長江流域的會黨素無淵源。真正有密切關係的，是畢永年，然而和畢永年同去的，是平山周，不是宮崎與史二人。（其後畢帶了長江會黨領袖來香港，與三合會、興中會合組興漢會，奉孫中山為總會長，而尢列亦並未與畢同來。尢列大概是留在上海，等到惠州之役失敗以後才去了日本，和孫中山同住在橫濱前田橋一百二十一番。） 在「四大寇」之中，僅僅楊鶴齡一人於乙未廣州之役以後便銷聲匿跡，隱居在澳門，不再有積極的革命活動。 在所有的孫中山老朋友之中，最重要的莫如鄭士良。他是庚子惠州之役的主幹。前文已經說過，他在乙未事敗以後，隨孫中山到了日本。不久孫在組成橫濱分會以後，留下陳少白在日本，自己去檀香山，叫他仍回香港，團結同志，再接再厲。他十分努力，因此，當己亥年陳少白奉孫中山之命捲土重來之時，惟有他貢獻得出一支隨時可以武裝的力量，而且已經聚集在惠州三洲田及其附近。 本來，孫中山的計劃是規模很大的：要兩粵與長江上下游一齊發動。興漢會的作用在此。在興漢會成立以後，孫中山而且叫畢永年把長江會黨的幾位領袖楊鴻鈞等人帶到日本，面授機宜；事畢，由畢永年帶他們去上海，靜候命令。 不料，康梁在己亥、庚子兩年活動也十分頻繁，分散了革命的力量。梁在檀香山，作了極對不起孫中山的事，把該地的多數會友都哄進了保皇會，而且捐去了很多錢，使得孫中山失掉了一個革命餉源。更大的一個打擊是：留在上海的長江會黨首領，被唐才常等用重金吸收了去，參加自立會與自立軍，使得興漢會無形中瓦解。畢永年勸唐與康梁斷絕來往，勿再用「勤王」的名義，作革命之事，唐不聽。畢永年憤而削髮為僧，雲遊無蹤。 興漢會的大聯合雖告解體，興中會卻已復興，有不少新的血液，又有孫中山的堅強意志，作為全體會友的推動力。孫中山在四月二十一日（1900年5月19日）由日本到達香港，在所乘的法國輪船因狄斯號與楊衢雲、陳少白、謝纘泰、鄭士良、史堅如、鄧蔭南、宮崎寅藏、平山周，舉行起義前第一次軍事會議，議決：（一）鄭士良率領黃福、黃耀庭、黃江喜等向惠州發動；（二）鄧蔭南與史堅如去廣州，準備響應；（三）楊衢雲與陳少白、李紀堂，留在香港負責接濟餉械。 會後，在五月初十（6月6日）這一天，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派了一艘兵船安瀾號靠近因狄斯號法國輪船，請孫中山與楊衢雲「過船」商量。孫中山為了慎重起見，叫宮崎寅藏「過船」。於是，宮崎寅藏便被這安瀾號兵船帶到廣州，在劉學詢家住了一晚。劉學詢告訴他：李鴻章以為，在八國聯軍不曾攻下北京以前，不便有所表示。 原來，香港總督卜力受了陳少白與何啟的囑託，寫過信給李鴻章，勸李鴻章脫離清朝而獨立，與孫中山合作，成立中國的新政府。 宮崎寅藏從廣州回到香港，帶了孫中山交給他的三萬元港幣，去新加坡找康有為，勸康有為與孫中山合作。到了新加坡，康有為不但不肯見面，反而控告他為李鴻章派來的刺客。這件事，我在前幾節已經敘過。 孫中山由西貢到新加坡，救出宮崎寅藏，和宮崎寅藏乘日本輪船佐渡丸再到香港，於六月二十一日舉行起義前的第二次會議，所議決的大致仍與第一次的會議相同。 孫中山先由香港去日本，向菲律賓獨立黨領袖之一彭西借得了該黨托日本眾議員中村彌六所買的軍械；在各項準備工作就緒以後，就搭船南下，於八月初七日航經上海，未能登陸。兩天以後，孫中山抵達台北。 台北的同志雖不多，卻有一個興中會的分會，是陳少白在丁酉年（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從日本來台北，訪問楊鶴齡的本家弟弟楊心如之時所組織的。會友除了楊心如以外，有容祺年、吳文秀、趙滿潮等幾位。 一方面，孫中山在台北積極籌劃；一方面，鄭士良、史堅如、楊衢雲等人也在惠州、廣州、香港，三個地方加緊進行。 起義的時間，是閏八月十五日（10月8日）的夜晚，較原定的日子業已提前，鄭士良此時去了香港，向孫中山用電報請示。留在惠州歸善縣（惠陽）三洲田的武裝同志，因清軍的前鋒已至黃岡，向三洲田進逼，決定先發制人，由黃福統率了八十位同志，襲擊清軍陳良傑部於所駐紮的新安縣（寶安）沙灣。這是孫中山鼓吹革命以來，革命軍與清軍的第一次交戰。 結果是，革命軍獲勝，斬殺了四十人，俘虜了三十幾人，奪得洋槍四十桿，彈藥數箱。被俘虜的清兵自願剪辮子，加入革命軍。 當時，在三洲田的革命軍，全部僅有六百位同志，三百枝洋槍，九千發子彈。司令部的所在地，是三洲田的馬欄頭，羅生同志的房屋。作戰時所用的旗幟，是先烈陸皓東所擬定的青天白日旗。 聚集在新安之北的虎門及其附近，另有黃江喜所率領的若干同志靜候三洲田的部隊前來，夾攻新安縣城。 但是，三洲田的部隊在攻下沙灣以後，轉向東北，放棄了夾攻新安縣城的計劃。這是因為，鄭士良由香港回來，趕到沙灣，傳達孫中山的最近命令，叫大家改向廈門的方向前進。 在二十一、二十二日兩天，革命軍分三路向清軍進攻，一路攻惠州府城，一路攻博羅縣城，一路攻鎮隆鎮。惠州與博羅未能攻下，卻在鎮隆獲得又一次的勝利，斬殺了姓嚴的一個守備與幾十名清兵，俘虜了歸善縣丞兼管帶杜鳳梧，奪獲洋槍七百多杆，子彈五萬發，馬十二匹。 兩天以後，閏八月二十四日，革命軍又打了一次勝仗，地點是在永湖鎮附近，俘虜了清兵數百，洋槍五百餘杆，子彈數萬發，馬三十餘匹。在這一役中，清軍的人數有五六千，革命軍僅有荷槍之士一千，徒手的同志與民眾兩三千人而已。 兩天以後，革命軍推進至崩岡墟，擊走清軍。又過了兩天，革命軍推進至三多祝（在惠陽之東南，海豐之正西），沿途，人民對革命軍放爆竹，送東西，表示歡迎，並且有日益增多的人，請求參加。總計前後來參加的，已在兩萬人以上。 當天（閏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革命軍在三多祝之東的白沙鎮宿舍，準備用五天的工夫，走到五華縣南邊的梅林墟。 不料，突然來了日本的一位志士內田良政，傳達孫中山給鄭士良的命令。孫中山告訴鄭士良：日本的內閣改組，新總理伊藤博文對中國革命仇視，不許從台灣輸送軍械，也不許任何軍械從日本本島出口，而且禁止任何日本人在中國革命軍中服務。同時，菲律賓志士所允借的軍械，全是廢品，不能用。他們當初買的時候，受了中村彌六之騙。孫中山告訴鄭士良，不必再向廈門的方向進軍，是否應將革命軍解散，或另作計劃，由鄭士良全權決定。 鄭士良舉行軍事會議。會議的結果是：解散徒手的同志，只留一千多武裝齊全的，向三洲田回軍，再設法從香港方面取得接濟，重行聯絡在新安縣與虎門的同志，合攻廣州。 一般而論，軍隊打勝仗容易，打敗仗難；進攻容易，撤退難。革命軍在回軍途中，被清將截擊於橫岡，頗受損失。鄭士良見到一時勢無可為，便把這一千多人也解散了，自己和黃福、黃耀庭等人先後從間道回了香港。 山田良政和鄭士良等人走失。他不認識路，語言不通，再加上形貌究竟與中國人不同，不久便被清軍捉住，殺了。他是日本志士為中國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 中國人之中，在這庚子惠州之役貢獻了生命的，包括：蔡阿牛、陳阿福、黃楊、劉運榮、何崇飄、楊發。這些同志，是有姓名可稽的。姓名不傳的，估計約在一兩百人左右；清方的官報是六七百人；此外，曾金養於二十七日率領若干同志進攻河源縣城，失敗，曾本人陣亡，其他同志陣亡的也有一百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