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一一 康梁（一）
據馮自由說，孫中山除了請宮崎寅藏把康有為接到日本以外，也託了平山周去北京，幫助梁啓超與王照二人出險，離開日本駐華公使館，化裝乘帆船逃到天津，乘輪船來日本。（另一說法，梁是日本駐津領事鄭永昌陪同離開北京的。）
康有為（1858～1927）
孫中山對於康梁的變法努力，一向頗表同情，總想爭取他們進一步參加革命。戊戌之前的一年（1897年），橫濱興中會的同志馮鏡如聯絡僑商鄺汝磐等創設一間「中西學校」，孫中山便保薦了梁啓超作校長，寫了一封信，交給鄺汝磐拿去上海，找康有為。那時候梁啓超正在辦「時務報」，分不開身，康有為向鄺汝磐介紹其另一弟子徐勤，並且建議把中西學校的校名改為「大同學校」。結果，徐勤來到東京，學校的名稱也照康有為意思改了。
康有為到達東京以後，宮崎寅藏與平山周勸他與孫中山見面，他自稱受有光緒皇帝的厚恩，不便與革命黨人晤面，犬養毅約請孫中山、陳少白與康梁二人在犬養毅自己的寓所會談，梁出席，康不出席。梁說，康有事不能來，一切由他作代表。在犬養毅的協調之下，他和孫中山與陳少白暢談到第二天的天亮。
過了幾天，孫中山派陳少白偕同平山周往大同學校訪康有為，康與梁啓超、王照、徐勤、梁鐵君出見。陳少白重申請康有為參加革命之意，康說：「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王照忽然向在座的人說：「我自到東京以來，一切行動皆不得自由。說話有人監視，來往書信亦被拆閱檢查，請諸君評評是何道理。」康有為大怒，叫梁鐵君把王照拖了出去。
這位王照，原在清廷擔任禮部主事，因上奏請光緒皇帝出洋考察而揚名天下，光緒帝曾經因此賞他以四品京堂之官，並且罷斥了不替他轉奏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與禮部侍郎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慈禧政變以後，王照逃入日本駐華公使館，被平山周救來東京，和康有為住在一起，康有為怕他說出有關「衣帶詔」的秘密，便在種種方面剝奪了他的自由。替康有為執行此項監禁王照的任務的，是「精於技擊」的梁鐵君。
陳少白親眼見到王照因要求「評評是何道理」而被康有為吩咐梁鐵君拖了出去，覺得有點奇怪，便拜託平山周對王照設法保護。果然，有一天，康梁等人不在大同學校，平山周便把王照引了出來，帶到犬養毅的寓所。王照把前後經過，用筆談的方式告訴了犬養毅。從此，王照不和康梁等人住在一起，又分訪日本要人，告康有為的洋狀，強調康所稱的「衣帶詔」，根本是偽造的。
日本政府於是給了康有為九千元日幣，請他離開日本。康去了加拿大，其後又輾轉去了新加坡，住在邱菽園的家裡。
梁留在日本，仍與孫中山常常見面，似乎頗能接受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一度願意由兩黨合組一會，以孫中山為會長，梁為副會長，因徐勤等人之破壞而作罷。合組一會的計劃沒有實現，梁與孫中山的交往卻未中斷。康寫信來，命令梁離開日本，梁決定去檀香山。行前，孫中山寫介紹信給他，介紹他與檀香山的興中會會友相見。
梁在己亥年陰曆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了檀香山，很受會友們的優待。孫眉（孫中山的胞兄德彰）而且叫兒子阿昌拜梁為老師。梁擺脫不了康的束縛，對革命的信念又不甚堅定，竟然終於篡竊了檀香山興中會，吸收了一大部分會友為所謂「保皇會」會員，口口聲聲說：「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到了民國以後，有些接近康梁的人說，「保皇會」三字是革命黨送給他們的團體的綽號。他們的團體，從來不曾以「保皇會」或「保皇黨」為正式名稱。）
梁在檀香山募款「起兵勤王」，獲得興中會會友傾囊相助，得到了十幾萬銀元的巨款，同時也替上海廣智書局招股，募得了五萬銀元的股金。
康在新加坡，似乎也募得了不少的錢。康的另一信徒唐才常，獲得革命黨人畢永年的合作，於庚子年（1900年）四五月間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正氣會」，其後改名為「自立會」。自立會的宣言，兼有「排滿」與「保皇」的兩種色彩，既罵擁護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隸」，卻又大聲疾呼「君臣之義，如何可廢！」
這「自立會」逐漸發展為「自立軍」，準備於陰曆七月十五日分別在大通、安慶、常德、漢口、新堤五處地方同時起義，名為勤王，實則對清廷革命。康、梁卻不能如期寄來必需的款項。起義的日期，因此而改到七月二十九日，消息也因此而泄漏，唐才常於七月二十七日和林圭等二十餘人在漢口被捕。
倘若康有為能夠成事，則自立軍與革命軍同時並起，也未嘗不可以相輔而行。當時的機會，不可謂不好。慈禧甘心受剛毅等人的包圍，立溥儁為大阿哥，到了最後又在庚子年六月對全世界的「夷人」宣戰，圍攻使館。八國聯軍侵華後，兩江、兩湖與山東的三個封疆大吏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宣布保護洋人，不受偽命，在兩廣的李鴻章態度又極其曖昧；在另一方面，以容閎為首的若干知名之士又於七月初一日成立所謂「中國議會」於上海張園，宣布「不承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儼然是一個新的革命政府，而且它的總幹事不是別人，正是唐才常。（容閎當選為會長，嚴復當選為副會長。）
康有為所捐到的款子，不為不多；據張之洞奏報清廷，是「洋銀六十萬元」，據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說，是「數逾百萬」。其中梁所經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據徐勤說，是八九萬元，據馮自由在同書第六章說，在十萬元以上。
徐勤的話，見於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所引的一封信。徐勤自己在這一封寫給康有為的信中承認：「漢口之役，所費三十萬。」可見，康梁與他們所最信任的徐勤，並不曾把全部捐款用在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所主持的自立軍的身上。
雜項的開銷，自然是在所不免。然而，倘若如馮自由所說（同書第十一章），「僅電報一項，耗費逾十萬元」，那麼，保皇會的各地負責人實在是太對不起自立軍的踴躍赴死的將士了。
康應負的責任最大。其次是徐勤。他們兩人絕對不肯與革命黨合作。梁勸康不可以湘鄂為主要對象，勸他取廣東作為根據地，免蹈洪楊覆轍。康不聽。梁又勸他親入自立軍中，以主帥的名義指揮一切，庶便號召。康也不聽。
唐才常也有錯誤。他在時務學堂里和梁同事，因梁而沾上了康，竟然不能擺脫，再加上對康的金錢支援抱了幻想，於是把轟轟烈烈的一場義舉，從開始便排演成不倫不類的活劇：既要推翻清朝，又說是為了保光緒的駕。名不正，言不順，其事當然難成。
唐為了等候康的款子而一再改期。在漢口機關的賬簿上，可憐他僅存現洋一萬五千餘元而已（張之洞奏）。秦力山沒有接到改期的通知，而依原約於七月十五日（8月9日）在大通發動，苦戰了若干天，於唐才常被捕以後解散所部，隻身脫險。他到了新加坡，才知道「康之擁資自肥」，一怒而與康氏絕交。
秦力山在大通失敗之後，唐才常到了七月二十七日（8月21日）才和林圭等人被張之洞捉去。在這十幾天之中，唐本該有所動作，而不曾動作，以致坐以待斃。他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一）繼續等候康的款子，（二）對張之洞存幻想。在秦力山不曾發動以前，唐因等候款子而一再改期，不無理由（雖則犯了兵家大忌）。在秦力山既已發動而失敗以後，唐還在等候款子，便十分愚蠢了。至於對張之洞存幻想，以為張之洞肯脫離清朝而「獨立」，那實在是缺乏知人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