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明朝 · 九五　光熹二宗

光熹二宗之昏，與仁宣二宗之明，成為黑與白的對比。光宗與仁宗在位極短（光宗一個月，仁宗十個月）；熹宗與宣宗也均不甚長（熹宗九年十一個月二十六天，宣宗九年六個月）。 光宗朱常洛，經若干忠臣冒了生命危險予以擁護，才獲得立為太子，免於被福王常洵奪去太子的地位。這些忠臣不曾料到，此人之不慧不賢，與常洵沒有什麼兩樣。熹宗朱由檢之得以「皇長子」的資格，於光宗去世的一天，受群臣朝拜，又於五天以後受群臣擁立為君，安然回駕至乾清宮，以免於鄭貴妃及李選侍兩代太后之垂簾聽政，而結果他的表現也十分令群臣失望。明朝大局之壞，由於熹宗之一任魏忠賢擺布，壞到不可收拾，註定了亡國的命運。 魏忠賢本是河間府肅寧縣的一個無賴，賭輸了錢，被債主逼得無路可走，而自己動手術，進宮當了宦官。他原姓魏，改姓了李，取名進忠，叫做「李進忠」。 他進宮不久，便榮任了熹宗母親王才人的廚子；又漸漸地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發生曖昧，可見他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完全殘廢的人。另一個假太監魏朝，被他擠得失了客氏的寵。熹宗幼年喪母，由客氏撫養長大，即位不到一個月，就封了客氏為「奉聖夫人」。連帶地，這「李進忠」也很快地由「惜薪司太監」而升為「司禮秉筆太監」。熹宗准他恢復原姓，又賜了忠賢二字作為他的新名。 他目不識丁，怎麼能夠秉筆？卻有兩個識得字的宦官，聽他使喚，一個叫做王體乾，另一個叫做李永貞。司禮監的掌印太監，熹宗本意要叫王安充任。王安是個好人，雖和熹宗的關係頗深（當過熹宗的伴讀），卻在名利上很不積極，不願意居此高位。於是，王體乾作了掌印。掌印的地位在秉筆之上，然而王體乾對魏忠賢奉命惟謹。 魏忠賢兼了「提督寶和三店」的官職，也兼了「提督東廠」。不但如此，他而且獲得熹宗准許，在宮內練兵，號稱「內操」，足有一萬多人，所用的是火器，等於是第二個「神機營」。這一萬多內操兵，在名義上都是施過手術的。這樣，他的聲勢已經夠叫人害怕的了。他又勾結得內閣大學士之中的一個不肖分子，沈，和沈，狼狽為奸，竊取政權。 熹宗讀書甚少，喜歡作木工。每逢熹宗鋸木頭、刨木頭，或是漆木頭的時候，魏忠賢和王體乾等人就拿了很多件公文請熹宗批，故意惹得熹宗嫌煩。熹宗總是說：「我知道啦。你們拿下去，好好地處理罷。」 雖則是葉向高在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被召，次年（天啟元年）十月到達京師，回任了首席大學士；雖則方從哲終於在十二月被准告老，去職；朝廷中的一切實權，已經操在魏忠賢的手中，非葉向高所能匡救。 光宗召回葉向高之時，同時也發表了六個別的大學士：史繼偕、沈㴶、何宗彥、劉一燝、韓爌、朱國祚。泰昌元年十月，熹宗又加進了一個孫如游。除了沈，勾結魏忠賢以外，其他六個人都可算是正人，然而皆沒有多大的作為。到了天啟四年年底，葉向高與這六人沒一個尚在內閣，都已經是走的走，死的死了。（沈，先在天啟二年七月告老。） 替代他們的是一群小人，而首席顧秉謙更是小人之尤。他是崑山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禮部尚書兼掌詹事府，出身未嘗不好而自甘下流。魏忠賢在天啟四年七月提拔他入閣，他越發感恩圖報，唯魏忠賢之命是從。楊漣稱他為魏忠賢的「門生宰相」，一點也不冤枉。魏忠賢的罪惡，楊漣在天啟四年六月的一疏之中，列舉了二十四項。其中最重要的幾項，是： （甲）侵奪內閣「票擬」聖旨的權，常常用所謂「內批」或「傳奉」來代替。 （乙）破壞大學士及其他大臣的「廷推」制度。 （丙）擠走大學士劉一憬、吏部尚書周嘉謨、禮部尚書孫慎行、刑部尚書王紀、工部尚書鍾羽正、左都御史鄒元標、太僕少卿滿朝薦、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御史江秉謙、吏科給事中侯震暘、刑科給事中毛士龍、吏部驗封員外郎徐大相與（官職現已難考的）熊德陽。 （丁）害死司禮秉筆太監王安、（熹宗所最寵愛的）馮貴人、有孕在身的張裕妃、張皇后所生的皇子、（光宗的）選侍趙氏。 （戊）濫襲恩蔭，使得乳臭未乾的侄兒魏良卿、魏良弼、外甥傅應星都作了大官。 （己）容許奸細韓宗功混進京師，住在他的官舍。 （庚）創立「內操」。 （辛）出入警蹕，走馬御前。 楊漣是應山人，官居左副都御史；在上了這一本奏疏幾天以後便被「切責」，四個月以後被「削籍」，次年（天啟五年）七月被逮捕下獄。和他同時被逮捕的，有削籍左僉都御史、桐城人左光斗，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按察副使顧大章。 六人的共同罪名，是受過熊廷弼的賄賂。魏忠賢的錦衣衛「北鎮撫司」許顯純，寫好一張贓單，將六人屈打成招；招了以後，又五日一「比」，連續地打，叫做「追贓」。打到七月二十六日的夜裡，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三人被打死。又打了一個多月，袁化中與周朝瑞也被打死。顧大章最後被移到「法司」去審，審了以後，於即將移回「北鎮撫司」之時，自殺。 熊廷弼是江夏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任推官、御史、大理寺丞，於萬曆四十七年六月作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他在遼東十六個月，把局面穩住，功勞很大，卻被給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劉國縉與御史馮三元等人造謠中傷，說他一味地守，不敢進攻，因此而下了台，由袁應泰替代。袁應泰在軍事上是一個外行，到任沒有多久，便在天啟元年三月失掉瀋陽與遼陽，自殺。 天啟元年四月，明廷以薛國用為經略，王化貞為巡撫。六月，再度以熊廷弼為經略，王化貞仍為巡撫。十幾萬的大兵，不由熊廷弼統率，而掌握在王化貞的手中。王化貞駐節廣寧，在天啟二年正月失掉廣寧，全軍瓦解，逃回到山海關，全靠熊廷弼以自己新練的五千人交給他殿後。 明廷把熊王二人，不分功罪，均判了死刑。熊廷弼託了內閣中書汪文言，答應魏忠賢四萬兩銀子，其後卻籌不出，於是魏忠賢就決定將熊廷弼的死刑儘快執行，順便把所恨的楊漣、左光斗等六人栽誣，一網打盡。 事實上，楊漣等人是所謂「東林黨」，而熊廷弼一向與「東林黨」是對頭。 東林黨並不是一個有形的組織。萬曆二十二年，吏部因「廷推」大學士，而列上王家屏的姓名，不合神宗的意。神宗責備吏部，尚書陳有年據「故事」（成例）抗爭，辭職，照准。神宗派孫丕楊繼任尚書，另以特旨而不用廷推，發表沈一貫與陳於陛為大學士。吏部的文選郎中顧憲成，連帶地也被「調」。有兩位給事中上疏替顧憲成講情，神宗更氣，索性把顧憲成削籍。顧憲成回到無錫，在「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參加他的書院，幫他講學的，有高攀龍等人。這便是所謂「東林黨」的由來。 顧憲成以為學術和政治與倫理是分不開的。他說：「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他講學之餘，喜歡議論朝政，臧否人物，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權臣，也連累了不少朋友。 黨爭的根源，是內閣與六部的權力問題。張居正當國之時，把六部的實權歸入內閣。張居正一死，六部便頗想從內閣手中，取回原有的實權。而六部之中，對內閣首當其衝的，便是吏部。摩擦得最厲害的一次，是萬曆二十一年的「京察」：吏部尚書孫鐵及其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大學士王錫爵、趙志皋與張位的私人，而「憲成實左右之」。憲成那時候是「文選員外郎」。 黨爭的另一根源，是神宗不看公事。任憑言官怎樣地發牢騷，彈劾甲，彈劾乙，神宗一概不理。於是，行政官每每於受不了言官的攻訐之時，自動辭職，神宗也很少加以挽留。言官之抬頭，本不是一個壞現象，可惜言官本身也每每由於對於某一行政官持反對與贊成的兩種不同態度，或是由於籍貫的同與不同，以及平日交往的親與疏，而自分門戶。 因此，便有了所謂齊黨、楚黨、浙黨。三黨所爭的，屬於制度方面的少，屬於人事方面的多。是非與利害總難免糾纏在一起。倘若是在一個民主的國家，這是很無足怪，應有的現象，可以由選舉與表決種種方式不斷地獲得調整。然而萬曆及其以後的明朝不僅不是民主的國家，而且不是一個正常的君主專制的國家。皇帝昏庸，太監弄權，於是好鬥的言官與行政官就卷在黨禍的漩渦之中了。 自從顧憲成在東林講學論政以後，制度之爭及人事之爭漸漸地變成了意氣之爭、邪正之爭。所謂東林黨人，根本不曾結黨，卻也不免有互通聲氣，甚至互相標榜的行為。葉向高於天啟初年東山再起之時，所引用的也大都是一些氣味相投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顧憲成已於萬曆四十年去世，而鄒元標、趙南星等猶在。 鄒元標是江西吉水人，萬曆五年進士，因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被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於張居正死後被召回京，當了吏科給事中，又因彈劾掉禮部尚書徐學謨，而得罪了大學士申時行，被貶到南京當南京刑部照磨，轉任南京兵部主事，南京吏部員外郎、驗封。在南京住了三年，稱病回家，在家鄉講學三十年，名高中外，到了天啟元年才應召回到京師，充任刑部右侍郎。 鄒元標在天啟元年四月到達京師，向熹宗上疏薦賢，第一疏薦了塗宗浚等十八人，第二疏薦了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等十五人，均蒙熹宗接受。他在這一年的十二月，被調升吏部左侍郎；未及到任，又被升為左都御史。次年七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因上疏追論紅丸移宮二案，被魏忠賢叫人擠走。十月，鄒元標也由於在京師創辦了「首善書院」，被三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連疏攻訐，辭職回鄉，在天啟四年病故。 孫慎行是武進人，萬曆二十三年的探花，歷任翰林院編修、左庶子、少詹事，常常請假回鄉讀書，在顧憲成的東林書院講過學。萬曆四十一年，升為禮部右侍郎，署部事（代理部務）；泰昌元年十二月，實授禮部尚書，於天啟元年四月到任。到任以後，他上疏追論紅丸移宮二案，直指進紅丸為「弒」，說李可灼該斬，方從哲應該「引劍自裁」，又說西李移宮之前，已有垂簾聽政之事（從光宗之死，到熹宗在九月初六正式即位），「若非九卿台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滯不進，科臣趣之，則雲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阢隉，為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滔天，萬無可生之路。」 方從哲在泰昌元年十二月已經告老去職，孫慎行向他算舊賬，的確過分。熹宗說：「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並進封（太后）移宮事，當日九卿台諫官親見者，當據實會奏，用釋群疑。」於是，有了一番「廷議」。廷議的結果，是李可灼戍邊，方從哲不問。天啟二年七月，孫慎行稱病辭職，照准。 趙南星是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萬曆十年，張居正生病，他以戶部主事的身份，與同官顧憲成、姜士昌不肯參加群臣為張居正所作的祈禱。萬曆二十一年，他以吏部考功郎中的身份，主辦「京察」，「盡黜執政私人」，被「斥為民」。光宗即位，召他回京擔任太常少卿；熹宗於他未曾到達以前，連升他為右通政，太常卿，工部右侍郎。他作了工部右侍郎幾個月，又在天啟二年十一月被熹宗升為左都御史，繼鄒元標之任。次年，京察，他力主降黜前任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因此而和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發生意見。他寫了一篇《四凶論》，稱這四人為「四凶」。吏部的考功郎程正己贊成他的看法，把這四人列為「不謹」的一類。天啟三年十月，他被調升吏部尚書，幹了十個月，很提拔了一些人，包括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王之肕、夏嘉遇。魏忠賢想籠絡他，被他拒絕。他的朋友魏允貞的兒子魏廣微，為魏忠賢所用，當了大學士，來見他三次，他皆不見。 天啟四年十月，趙南星奏請以太常卿謝應祥補河南巡撫。魏廣微叫御史陳九疇參上一本，說謝應祥作過浙江嘉善縣的知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是謝的門生。魏大中替謝向吏部文選郎夏嘉遇運動，因此謝才被趙南星奏薦為河南巡撫，可見魏夏二人「徇私」，「當斥」。二人上疏答辯；陳九疇再疏攻訐；案子被交下吏部與都察院核議。趙南星與高攀龍均說，魏夏二人並未徇私運動，陳九疇「妄言」。「魏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並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引去。」其後，魏忠賢的御史張訥，劾趙南星十大罪，連帶地劾了趙南星所用的人鄒維漣、程國祥與夏嘉遇。魏忠賢傳旨，將他們「削籍」。再其後，汪文言的案子發生，卷進趙南星，坐贓一萬五千兩。幸虧有親戚朋友幫忙湊款子，繳了上去，這才逃了一死，而充軍到代州。 高攀龍是無錫人，與顧憲成同鄉，中了萬曆十七年的進士，官居「行人」。他在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上疏，抗議大學士王錫爵排斥異己，被貶到廣東揭陽，當「添注典史」。在揭陽住了七個月，因事回鄉，便不再出來，家居了三十年左右，幫過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熹宗即位以後，他來到京師歷官光祿寺丞、光祿少卿、太常少卿、大理少卿、太僕卿、刑部右侍郎，在天啟四年八月受拜為左都御史（補孫瑋之缺。孫瑋是在天啟三年趙南星調任吏部以後就職的）。他在光祿少卿任內，於天啟二年四月上疏追論梃擊一案，認為鄭貴妃的弟弟鄭國泰是主凶，鄭國泰雖則已經病死而鄭國泰的兒子鄭養性仍逗留在京師，「人言籍籍（嘖嘖），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得旨：高攀龍不應多言，鄭養性勒令回籍。他也主張殺對光宗妄下瀉藥的崔文癉，與勾結李永芳的李如柏（李永芳是撫順守將，降了努爾哈赤。李如柏是李成梁的兒子，娶了努爾哈赤的女兒為妾），都沒有下文。 他作都御史，作了兩個月，便由於「河南巡撫」謝應祥的事而跟著趙南星去職。在魏忠賢面前說他的壞話的，是他下面的一個御史崔呈秀。這時候，崔呈秀出按淮揚回來，高攀龍舉發崔在淮揚受賄的劣跡，趙南星奏請將崔充軍。詔下：崔革職聽勘。崔趕快去看魏忠賢，拜魏忠賢為義父，於是趙與高二人被逼走，崔不但免了充軍，而且從此得意，於次年正月復官，不久又先後兼了「督三殿工」，再兼工部右侍郎，本職亦由御史升為僉都御史。到了天啟六年七月便當起工部尚書來，「仍督大工」。十月，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 天啟七年五月，袁崇煥在寧遠與錦州戰勝皇太極。袁崇煥本人敘不到功。這功勞卻被魏忠賢與崔呈秀冒了去，魏忠賢獲得以一個侄孫魏鵬翼封為安平伯，崔呈秀獲得加官為太子太傅。不久，崔呈秀又因三殿告成，再加了少傅。八月，轉任兵部尚書，仍兼左都御史，「出入烜赫，勢傾朝野」。幾天以後，熹宗去世，思宗（崇禎皇帝）即位。十月，崔呈秀告老回鄉。十一月初一，思宗下旨，安置魏忠賢於鳳陽。初六，魏忠賢因行至中途，有詔逮捕，自殺。崔呈秀在聽到了這個消息以後，也上了吊。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思宗下詔，將魏忠賢與崔呈秀二人「戮屍」。 崔呈秀是蘇州人，萬曆四十一年的進士，其自甘下流，與顧秉謙如出一轍。魏忠賢在他未來投奔以前，還不敢太放肆。有了他作乾兒子，就為所欲為了。他作了兩本名冊，獻給魏忠賢作參考。一本是所謂東林黨人，稱為「同志諸錄」。一本稱為「天鑒錄」，是反對東林黨的人。魏忠賢有了這兩本名冊，便逐漸地使得朝廷中「善類為之一空」。凡是無恥的小人，想升官發財的，都來向崔呈秀「暮夜乞憐」，於是「蠅集蟻附，其門如市」，紛紛送來「奇異珍寶」。 此外，工部尚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副都御史李夔龍，也是魏忠賢的得力鷹犬，與崔呈秀合稱為「五虎」。五虎之下，有都督田爾耕、都督許顯純等「五彪」。五彪之下，又有「十狗」、「十孩兒」、「四十孫」。 其他的兩個閹党進士，是顧秉謙與魏廣微。這兩人都當了大學士。顧秉謙替魏忠賢編《三朝要典》，顛倒三大案的是非；魏廣微替魏忠賢準備了一部《縉紳便覽》，把正人列為「邪黨」，把邪黨列為「正人」。 明熹宗朱由校祭掃張居正墓　張居正是嘉靖進士，穆宗時入閣，神宗年幼時由他輔政。張居正死後，神宗罷其方略並奪回官秩。天啟二年（1622年），明熹宗詔復張居正原官，給予祭葬及諡號。 思宗在辦了魏忠賢與崔呈秀以後，在崇禎二年頒布「逆案」的名單，分別定罪。名單上，分為： （甲）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 （乙）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等。 （丙）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吳淳夫等。 （丁）交結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微等。 （戊）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為民者——顧秉謙、馮銓等一百二十九人。 （己）交結近侍，減等革職常住者四十四人——黃立極等。 （庚）魏逆親屬及內官黨附者五十餘人——處罰輕重與姓名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