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兩晉南北朝 · 五七　南北朝的文藝學術

南朝文學，成就很高，詩、賦、文尤為可觀。現依時間順序，介紹一些重要的作者及其成就。 不善做官但會寫詩的謝靈運，成了山水詩的開創人。（圖選自《歷代名臣像解》）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謝靈運（385—433年）。他以山水詩見長，生活在晉宋之際，與陶淵明幾乎是同時代人，昔人也常以「陶謝」並稱。他是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是名將謝玄的孫子，晉末襲封康樂縣公，世稱謝康樂。他所處的時期，正在「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見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之際，所作山水詩、山水畫、寫景文都很出色。之所以如此，這固然「有它的社會歷史根源與階級根源。它反映了當時士大夫階級對紊亂腐朽的市朝政治生活的逃避，也反映了文藝在頹廢時期對形式技巧的追求」（朱光潛《山水詩與自然美》），但也與中原士大夫被靈秀的江南山水景色所吸引有關。晉王獻之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見《世說新語·言語》）就是一個明證。 謝靈運正是一個不得志的人，他因「非毀朝政」，出任永嘉太守，於是就在這裡盡情遊覽；去官以後，即隱居會稽。他曾帶幾百人，從始寧（今浙江嵊州北）出發，伐木開山，直抵臨海，當地人竟把他當作山賊。他最後以「謀反」罪被殺。他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等，都清新可喜。謝氏山水詩，以寫永嘉（溫州）、桐廬、富陽一帶景色者最多，詩學大師黃節先生於20世紀20年代初為之作注。 謝靈運的族弟惠連，詩賦都有聲名。顏延之字延年，詩與靈運齊名，但論者多謂不及靈運。 比謝靈運稍晚的詩人，以鮑照（約414—466年）最為傑出。他字明遠，東海（今山東蒼山南）人，曾任荊州刺史劉子頊的前軍參軍，人稱鮑參軍。劉子頊擁護晉安王劉子勛，與朝廷對抗。事敗，鮑照為亂兵所殺。唐杜甫《春日憶李白》有句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即是說李白的詩兼有庾信、鮑照的長處，故「俊逸」二字也高度概括了鮑照詩的風格。 現代人不大會去讀鮑詩了，所以筆者也不想多說，但是他的《蕪城賦》和《登大雷岸與妹書》兩篇文章卻實在是好，不可不講。宋孝武帝與竟陵王劉誕相忌。劉誕據廣陵（今江蘇揚州）抗命，事敗後，孝武帝遷怒百姓，下令屠城。《蕪城賦》即為此事而作。他先極寫廣陵人口之多，財賦之盛，城池之雄壯，然後筆鋒一轉，寫這一切皆化為烏有，終而慨嘆道：「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沉痛之至。 賦的體裁實介於詩和文之間。《登大雷岸與妹書》則是一篇寫得極好的情景交融的美文，寫江行時的心情與所見的景色，一向為人傳誦。他的妹子名令暉，也是一代才女。 講劉宋時的文學，最不可忽略，也最容易為現代人接受者，當推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劉義慶（403—444年）是宋武帝劉裕的侄子，封臨川王。這部書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雅量、任誕等三十六類，記載漢末魏晉時人的軼事佳話。晉人言語，向稱「簡約玄澹，爾雅有韻」。此書所錄言語，頗能傳其神韻，當與當日的語言相去不遠。許多著名軼事，如嵇康臨刑奏廣陵散曲、王羲之坦腹東床等都見於此書。魯迅說讀此書可見「晉人清談之狀」（見《開給許世瑛的書單》，收在《集外集拾遺附錄二》內）。魯迅難得推薦古書，這份書單列書十二種，《世說新語》與晉葛洪《抱朴子外篇》均在其內，故其價值可見。 南齊沈約、謝朓等竟陵八友，已見前篇，現在只就沈、謝等的文學成就，稍作補充。沈約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之制韻，用於詩文，號永明體。然沈約又提倡平易，說：「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見《顏氏家訓·文章》），其說是。他著有《晉書》、《宋書》等，「二十四史」中的《宋書》即他所撰，另見本篇史學部分。沈約的詩清曠婉秀，所作山水詩秀麗疏朗，不像謝靈運常雜以哲理，容易被讀者賞識。論者說他「開（唐）王維蹊徑」（錢基博《中國文學史》），是講得對的。 謝朓（464—499年）的詩名比沈約大。他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因曾任宣城太守，後人稱為謝宣城。他與謝靈運稱「二謝」，也因捲入政爭被殺。他善寫山水詩，清麗工巧而不失勁挺之致。沈約對他推崇備至，說「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李白對他「一生低首」，用心向他學習。 沈約死時，已在梁武帝天監十二年（513年），正當「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的早期。這將近半個世紀的承平時期，也是詩人、文士空前活躍的時期。筆者在前面有關各篇中，已經提到過梁武帝父子，包括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都長於詩文。這裡需要著重提到的是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年）。他字德施，小字維摩。他編纂的《文選》，收歷代詩文辭賦七百多篇，是現存最早的詩文選本。文選怎麼也收詩？原來，當時習稱有韻者為「文」，無韻者叫「筆」（見《文心雕龍·總術》）。蕭統自稱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為標準，即專收文采華美的作品。後人把它看作治詞章之學的必讀書。唐杜甫勉勵兒子，就要他「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 在梁朝眾多的才士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吳均（469—520年）。他字叔庠，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因曾任奉朝請（有參加朝會資格的人員，閒散無實職），人稱吳朝請。他的詩文極清拔，號為「吳均體」，文章尤佳。《與宋元思書》僅一百四十四字，不妨全錄如下：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囀不窮，猨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富春江的山水宛如仙境，吳均這篇文章正好配得上山水的景色，清幽絕俗，像是不食人間煙火者寫出來的。古人許多寫景文很少比得上它的。 以《與陳伯之書》（參見第四十一篇）著名的丘遲（464—508年），字希范，吳興烏程（今浙江湖州）人。「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對遠處北國的人，確實很能引起他的鄉思，所以有充分的感染作用。他也有詩名。 梁朝文學家，名氣最大的當推江淹（444—505年）。他字文通，濟陽考城（今河南民權東北）人，歷仕宋、齊、梁三朝。他年輕時才思敏捷，後來減退。相傳他夢見一人，自稱晉郭璞，對他說：「我有筆在卿處，可以見還。」他就從懷中拿出一支五色筆，還給此人，此後就「江郎才盡」，再也寫不出好詩。 江淹最有名的作品是《恨》、《別》二賦。《恨賦》先總提世間多有抱恨而死的，然後列舉帝王（包括成者和敗者）、列侯、名將、美人、才人、高士、孤臣、孽子的恨事，而以「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作結。《別賦》也先提「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然後列舉各色各樣人的離別之苦。兩賦狀景寫物，抒情感懷，無不絲絲入扣，極文筆之妙。 何遜也是梁朝有名的詩人。他字仲言，東海郯縣（今山東郯城北）人。他的詩很受范雲、沈約的推重，與陳朝的陰鏗並稱「陰何」。唐杜甫自述「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十二首之七），又稱讚李白的詩可與陰鏗所作媲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由此可見唐人是把他們評價得很高的。陰鏗字子堅，姑臧（今甘肅武威）人，歷仕梁陳，曾任員外散騎侍郎等官。 庾信（513—581年）字子山，小名蘭成，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他與父親庾肩吾都有文名。侯景亂時，他逃往江陵。後奉梁元帝命，出使西魏，被魏人扣留。北周時官至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他常被稱為北周人，其實他的內心很痛苦，對梁朝的滅亡和江南人士（包括統治階級和一般百姓）所遭受的災難，耿耿於懷。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苦難玉成了庾子山，否則怎麼會有《哀江南賦》這樣的名作呢！他若處於承平之世，至多僅以文辭瑰麗見稱而已。杜甫詩多次稱道庾信，而《詠懷古蹟》五首之一中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兩句，最能抉出庾信的精神，原因實在於同遭亂世，作品同樣「窮而後工」，所以領會得最深切。 庾信善作碑版之文，然為北朝貴人所作，不過諛墓而已，獨為被俘的陳將吳明徹所作，死者與執筆者同有英雄失意的遭遇，慷慨悲歌，特具精彩。 徐陵（507—583年）與庾信並稱「徐庾」，其實除文辭瑰麗這一點外，兩人很不相同。他字孝穆，東海郯縣人。侯景叛亂前夕，他奉使北齊，被扣達七年之久，因此沒有親歷台城、江陵陷落之苦，後隨蕭淵明回建康（事見第五十篇）。家口先由長子徐儉攜同避往江陵；江陵陷落後，沒有被擄，仍回建康。他可說是個在大亂中幸得瓦全的人。他在陳朝歷官尚書左僕射等高官，過上二十七年安富尊榮的生活，號為一代文宗。他的作品未嘗沒有感慨興亡之作，然而絕無庾信那樣的悲涼憤激之辭。他編有《玉台新詠》，收錄的多系有關愛情的詩歌，正好補了蕭統《文選》的缺陷（蕭統連陶潛的《閒情賦》都不收，而且認為是淵明的「白璧微瑕」），因此是有貢獻的。他寫的《玉台新詠序》是一篇名文，形式為聲偶兼到之作，內容則專講名媛淑姬，好是好的，但是總不能與發抒興亡之感的《哀江南賦》相提並論吧！ 陳朝的文學是很發達的，陳後主叔寶本人就是個詩人。雖則他的行為可議（見第五十四篇），詩文是寫得好的。 講南朝在文學方面的成就，絕不能忘掉兩部文學批評的名著，即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 劉勰（約465—約532年）字彥和，東莞莒（今屬山東）人，早年孤貧，依佛教學者僧祐而居，因而深通佛典。後來做過梁朝的東宮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晚年出家做和尚，法名慧地。《文心雕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文學批評的專著。六朝是駢文形成並盛行的時代，劉勰儘管寫的是理論文章，但用的卻是駢體。古文本來難譯，駢文自然更難譯。即使譯得都對，可讀起來往往一點味道也沒有。但張光年先生用白話駢體譯《文心雕龍》，能夠保持原著風味，所以是一個極有價值的本子。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西）人，約於公元518年去世。依年代順序，他比劉勰早，但《詩品》的價值不如《文心雕龍》，所以放在後面講。 鍾嶸把自漢至梁的一百多個詩人（有姓名的一百二十四人，另加不知姓名的《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分為上、中、下三品，每人都有評語。他對於過多地使用典故等流弊，頗有譏議。但陶潛、鮑照、謝朓列為中品，曹操更屈居下品；反之，劉楨、王粲、陸機、潘岳等都在上品之列，就未免失當。然而，其評陶潛云：「文體省淨，殆無長語（長語意為冗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則又推崇備至，無一字譏評。此書有陳延傑先生注本，注釋詳明，並附有詩選，甚便讀者。 接著，再講北朝文學。 西晉以後，北方的文學在許多年間，寂然無聞。是沒有人才呢？還是有人才而沒有作品流傳下來呢？筆者認為應該是後面一種情況。喪亂流離的現實，理應產生一大批震撼人心的力作，然而未有聞也。這一定是艱難的時世使作品的保存與流傳，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難。這種情形，在北魏統一以後，仍然沒有多大改變。筆者在第三十三篇中講過，崔宏寫過一首抒發遭逢世亂的感慨的詩，秘不示人，因兒子崔浩得罪，抄家時才被人發見。我們看了這件史事，就可以知道北朝詩文流傳極少的秘密了。 從崔宏、崔浩以後，北方文學漸盛，然而史籍所載文士，如溫子昇、邢劭、魏收等，多以撰寫政府文件擅名（魏收為史家，詳後），與南朝文人輩出，情形不大相像。至於北朝文學的精華所在，實在於三部大書。它們是酈道元的《水經注》、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它們都不是文學作品，但是都有極高的文學價值。 酈道元（466或472—527年）字善長，范陽涿縣（今河北涿州）人。他做關右大使時被蕭寶寅所殺，事跡入《魏書·酷吏傳》。他為傳為漢桑欽所作的《水經》作注，注超過正文二十倍，是一部地理學的名著。他對每一條河，都詳述故實逸聞，其文筆長於寫景，因而為歷代文人所盛讚。巫峽一則，語文課本選的很多。現在摘錄「漸江水（浙江）」注一小段如下，以見一斑。 （浦陽江），江水導源烏傷縣，東經諸暨縣，與泄溪合。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泄。下泄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泄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泄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為泄也。 楊衒之，一作姓羊，又作姓陽，北魏北平（今河北滿城北）人，曾任秘書監等官。東魏武定五年（547年），因事途經洛陽，見「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的慘狀（高歡毀洛陽，事見第四十四篇），黯然神傷。他從此下定決心，收拾遺聞，著成此書，以寄託興亡盛衰之感。全書以「伽藍」（梵語寺院）為綱，凡政治、人物、風俗、地理、佚事、傳說，均繫於寺院之下，資料豐富，可補史傳之缺，而文詞優美，又具有藝術價值。試錄城南景明寺條的一小段如下： 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菸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信徒……車騎填咽，繁衍相傾。 一派繁盛熱鬧的場面躍然紙上，寫得何等生動。 顏之推的《顏氏家訓》，筆者在第五十一篇和五十六篇中都提過。他痛斥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公卿的惡劣風氣，表現出一個在亂世中不肯隨風逐浪的大丈夫的凜然正氣（原文見《家訓》卷一《教子第二》）。但是希望能夠教書以免苦役，又表現出在亂世中無可奈何、只能委曲求全的「弱點」（筆者寫了這兩個字，又不滿意，因為有幾個人能避免這個弱點呢）。 《家訓》的內容非常豐富，文字樸質，比較容易讀。 關於北朝文學，還有兩者應該提到。 一是北方民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唱出了遊牧民族生活的風趣，也描繪出優良的生態環境，使人心嚮往之。 二是《周書·宇文護傳》收錄的宇文護母子的信件。東西魏分裂時，宇文氏的一部分家屬在晉陽被扣，成為高氏的奴隸。後來，北齊想與北周議和，願意遣返宇文護的老母閻氏，使人為閻寫信給宇文護。宇文護看了，非常悲痛，也寫了一封回信。後來老母竟得西回長安。這兩封純是家信，寫得情真意摯，許多地方近似口語，現在摘錄閻氏信一部分如下： 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並乘騾同去。……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 ……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 錢基博先生激賞這兩封信，贊道：「一味情真，字字滴淚，而精神愷惻，為北朝第一篇文字，足與李密《陳情表》並垂千古。」（見所著《中國文學史》上冊）這是極恰當的評價。 講了文學以後，接著再講史學。 「二十四史」中，成書於南北朝的有《後漢書》、《宋書》、《南齊書》、《魏書》四部。此外，宋裴松之作《三國志注》，補救了原書太簡略的缺點；成於唐初的《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都以當時人的著作為基礎，增補而成。故如包括這些，那就有九部之多。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聞喜（今屬山西）人，歷仕晉、宋。他作的《三國志注》，以材料宏富為特色。有人認為他收的本來是陳壽棄而不用的，這未免持論太苛。當然，有些材料，明顯是不可信的，如《諸葛亮傳》所收「郭沖三事」的空城計事，即後來演義所本。從史學角度講，不必收錄，但因尺度較寬，收錄下來就保存了許多資料，這卻不能不說是裴氏的功績。他的兒子裴駰，字龍駒，著《史記集解》，流行至今，也於史學有功。范曄（398—446年）字蔚宗，南陽順陽（今河南淅川南）人，以陰謀迎立劉義康為帝，下獄而死。他刪各家《後漢書》成一家之言。後人把晉司馬彪（司馬懿的侄孫）《續漢書》各志與范書合刻，遂成為後人所見的《後漢書》。范書於體例有所創新，如為「黨錮」諸人作傳。范氏的文辭也有可觀，古文學家尤稱道其論贊之作。 《宋書》是沈約（441—513年）所撰。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已見上文。他自宋入梁，著《宋書》是寫「現代史」。當時已有好幾部關於劉宋的史書，這為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沒有寫《食貨志》，但是在孔靈符、羊玄保（附羊希）傳內對經濟情況有所反映，可以稍補缺憾。他收錄奏疏及楊偉、何承天、祖沖之所修曆法原文等，有功於保存文獻。第一百卷的《自序》，歷敘吳興沈氏家世（沈約為沈林子之孫），所以沈田子、沈林子等都不入列傳。這與《史記·太史公自序》為「二十四史」中僅見的兩篇作者自序（自序即自傳）。 《南齊書》的作者蕭子顯（489—537年）是南齊宗室。他在梁朝撰《南齊書》，也是寫「現代史」。《梁書》和《陳書》的作者都由唐姚思廉署名，其實草創者是他的父親姚察（533—606年）。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歷仕梁、陳、隋三朝，從梁朝時領史職起，沒有脫離過修史的工作，隋朝政府因而命他編撰梁、陳二史。姚思廉把他沒有完成的工作接下來，撰成《梁書》、《陳書》。 《北齊書》的編撰情況，與梁、陳二史相似。署名作者李百藥，他是以父親李德林（531—591年）的舊稿為基礎的。李德林歷仕北齊、北周、隋朝，他寫的自然也是「現代史」。 講北朝史學，有兩點遺憾。一是崔浩修的《國史》被毀掉，這部書一定保存了拓跋氏早年的許多實況。另一是北魏崔鴻的《十六國春秋》不幸佚失，今本是明人託名所撰。 北朝史學的主要成就是一部《魏書》。作者魏收（507—572年）字伯起，下曲陽（今河北晉州西）人，是北魏有名的才士。前人說他因個人恩怨，褒貶不從其實，所作實為「穢史」。這種評論未免太苛。如果確有其事，也只會影響少數列傳，不能據以否定全書價值。這部書材料豐富，文字暢達。為「釋老」立志，是一個特色。《序紀》收錄石室祝文，現在已被考古發現證實。筆者在第三十三篇說過，他把崔浩得罪的原因，分別寫在幾篇傳里，應該是寫本朝史時的苦心安排。我們應該承認，魏收撰史，為了揭示歷史真相，是用了氣力的。至於「穢史」之稱，至少是證據不足，難以成為定論。 藝術方面，有兩點最值得注意。 一是山水畫的興起。南朝宗炳、蕭賁、梁元帝、陶弘景、張僧繇等都善畫山水。宗炳（375—443年）字少文，南陽涅陽（今河南鄧州東北）人。他酷愛遊覽，足跡遍歷巫峽、匡廬、衡岳等地。晚年住在江陵，畫所歷山水，臥而觀之，號為「臥遊」。但是陸探微與張僧繇及晉顧愷之號為繪畫史上的「六朝三傑」，而不以山水見長，可見這時還不是山水畫的鼎盛時期。 二是石窟藝術的興盛。隨著佛教的盛行，信徒們鑿石窟，雕佛像，作壁畫，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藝術作品。甘肅敦煌石窟約始鑿於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天水麥積山石窟約始鑿於後秦時（384—417年），臨夏永靖炳靈寺石窟最早紀年為西秦建弘元年（420年）。舉此數例，可知在公元4、5世紀中盛行開鑿石窟的風氣。敦煌壁畫以唐代作品最為精美，然北魏時的佛本生故事畫，如薩埵以身飼虎，突出捨己救人的思想；降魔變畫釋迦成道前與魔王鬥法，都已經非常精彩。 北朝時期的菩薩造像。（新疆庫車庫木土喇石窟） 北魏後主在內地開鑿的雲岡、龍門兩石窟，都是我國著名的文化遺產，石雕佛像氣魄雄偉，雲岡大佛最高的為第五窟的坐佛，高達十七米，小的只有幾厘米，都各具精彩。 最後，講講南北朝的學術。 南北朝時，在民間講授經學的人，時有所聞。隱士顧歡，宋時在天台山講學，徒眾常有百人。南齊劉瓛博通「五經」，徒眾常有數十人。梁賀瑒在鄉里講學，四方受業的竟有三千多人。北方學風也不遜色。高允還家教授，受業的有一千多人。華陰人徐遵明（475—529年）是魏末大儒，講學二十餘年，北齊經學諸生多出於他的門下。 黃老、老莊之學也傳授不絕。前引《文心雕龍》「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話，後半完全正確，前半則未必儘是。梁元帝在危城中還要講《老子》，好之可謂甚矣。大抵梁時士大夫仍沿晉人積習，崇尚玄談。武帝大同三年（547年），東魏李諧、盧元明聘於梁，梁武帝同他們一談，大為傾倒。盧元明正是長於玄理的人物。梁使者到鄴，貴族子弟都盛裝到館，看南朝人物，聽他們談論。 然而無論經學、玄學，南北朝人都沒有什麼新的貢獻，只是傳承未絕而已。最為南朝思想史生色的，只有齊梁時范縝的《神滅論》。這是中國無神論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 范縝（450—515）字子真，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西北）人。他與齊竟陵王蕭子良等的爭論，已見第三十九篇。他和梁武帝本來是西邸老朋友，梁初做到尚書左丞，只比僕射低一級。不久因替人申訴冤枉，遭人彈劾，於天監四年（505年）謫徙廣州，兩年後回建康，任官職較低的中書郎。梁武帝信佛教，他不信，又對當時「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見《梁書》本傳）的狀況深表不滿，就公開發表《神滅論》。梁武帝知道了，親自與他辯論，又發動僧法雲等六十多人，寫文章與他爭辯。佛教的教義本極博大精深，但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報應與神不滅而已。范縝所駁也只限於這點，不過強調形神不可分，人死則神滅，並不是全面批判佛教教義。 梁武帝並沒有因此處分范縝，這倒是可取的。范縝後事不詳。僧法雲把辯論的文章，編成一部《弘明集》。《梁書·范縝傳》也載有《神滅論》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