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兩晉南北朝 · 五六 士族
兩晉南北朝時，士族和庶族有嚴格的區別，而且在南朝時特別嚴重，是當時極重要的社會現象。
士庶之別究竟嚴格到什麼程度，我們只要看幾件軼事，就可以明白。
劉宋有個徐爰，熟悉朝章國故，文帝命將出師，常派他到軍前傳達機宜。文帝要提高他的社會地位，命王球和殷景仁同他相知。王球出身於門第最高的琅邪臨沂王氏，他拒絕和徐爰往來，說：「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文帝碰了這個釘子，非但不能強迫他，而且還要自己承認不對。
劉宋時還有兩件性質相同的事。中書舍人秋當、周赳去訪問同事張敷。周赳怕他不肯接待，說還是不去的好。秋當卻很有信心，說：「我們都是員外郎了，如何不能同坐。」兩人到了張家，剛剛坐定，張敷便命左右把自己的坐床移得離客人遠些。秋、周二人無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告辭而去。這是一件。右軍將軍王道隆是個有權有勢的人士，但是他到了從荊州刺史任上被召還都的蔡興宗家裡，蔡興宗不叫他坐，他就只得一直站著。這是又一件。
南齊武帝時，又有中書舍人紀僧真求為「士大夫」（士族）不得的事情。中書舍人官品不高（七品），但是「入值閣內，出宣詔命」，是皇帝身邊的要人，有權有勢，「外快」也多。紀僧真出身武吏，做官做到這地步，已經躊躇滿志，又替兒子娶了出身高門的媳婦，他只將自己不是出身士族引為憾事，便向武帝討個「士大夫」的身份。武帝說：「這歸江斅、謝瀹決定，我不好作主，你自己去見他們好了。」紀僧真以為奉旨而去，一定能夠如願。不料到了江家，他剛坐下，江斅便命左右移座。紀僧真見了這等模樣，口也不敢開，垂頭喪氣而退。他回宮對齊武帝說：「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在君主專制時代，皇帝的嘴叫「金口」，他說什麼，臣下都必須照辦。但是在這個特定的時期，他也不能消除士庶之別。他可以任命一個庶族人做大官，但不能改變他庶族的身份。
寫到這裡，筆者想騰出筆來，對幾個名詞先作一番解釋，以免有時會發生誤解。
士族一詞中的士，原義是從事耕作的男子，但在西周、春秋時，已經只指王和諸侯國中的「國人」，不包括野人（亦稱鄙人、庶人）（西周、春秋有「國」、「野」的區別，都城及其鄰近地區為「國」，四郊以外的地區叫「野」。國人和野人的身份有別，前者是統治者的自己人，後者的身份低，只能從事農業生產，沒有資格當兵。春秋中葉以後，國野的區別逐漸消泯）。士是農民，也是戰士，也可以被推選做官吏。春秋末年以後，士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通稱。野人原來稱庶人，以後庶人逐漸成為平民的同義詞。《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可見春秋後期已經這樣用了。
士、庶兩字，由來已久，但是兩晉南北朝時的士族和庶族，含義卻和上述不完全相同。簡括地說，就是把地主階級的上層叫士族，下層和平民叫庶族。上下層之分又不以官職、財產為準，而依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地位為準。上文提到的「士大夫」，這與後世的用法有別，只指士族成員而言（士大夫原義為官吏，見《周禮·考工記序》，也與後世不盡等同）。
士族也可以叫做世族、高門、勢族，但是高門和勢族兩個名詞，後世也用來指當時有勢力、有地位的人家。還有望族一詞，歷代都用，意思是地方上的大族。但兩晉南北朝時，這是要受評定才能被公認的。
素族是個容易引起混淆的名詞。它本指門第較低的士族；同時，又有素為世族的意思，王儉死後，宋武帝要依晉王導的先例，諡為文獻。王晏反對，說：「自宋以來，此諡不加素族。」王儉是琅邪王氏的成員，門第最高，而王晏（亦琅邪臨沂王氏）把他稱為素族，即與通常說的素族意義不同。
此外還有寒門、寒族、寒流、寒人等名詞，都指門第低微的人。
講到這裡，可以回過頭來講士庶之別是怎麼產生的了。這要從東漢說起。東漢時，隨著大地主階級的發展，一部分世代官宦的家族，勢力日益見大。如汝南汝陽袁氏從章帝時袁安任司空起，四世五人位至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門閥特權自然也決定了官吏的選舉。曹丕於受禪前夕，採用陳群的建議，立九品官人法，在州郡設中正，分九等（從上上到下下）評定士人，依其德才選拔錄用。這就是所謂的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以一、二品為上品，三品以下都是卑品。大致三、四品還勉強可以，再低對仕進的影響就極嚴重，一般不能做官，只能充吏了。
中正不敢或不肯得罪當地的門閥勢力，所以到了西晉初年，便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見太康五年，284年，劉毅請廢九品中正制疏）。這樣，九品中正制就對門閥勢力起了鞏固和維護的作用。南朝士庶之別最嚴，就是因九品中正制發揮得最為充分。
分別貴賤、士庶，必須稽考譜牒，否則人人都可以假冒。因此譜學成為當時的顯學。由於家世與榮辱關係太密切，就難免有人要有意作偽。齊梁帝室自稱系出西漢蕭何，逐代官位、名諱，都開列得明明白白，陳武帝也自稱系出漢陳寔之後，這偽造的痕跡都極明顯。梁武帝指出，譜牒常有錯誤，「冒襲良家，便成冠族」（冠族亦即士族）。然而有譜可稽，至少可以避免大量的假冒，這也是應該承認的。
東晉南朝，甲族（高級士族）初入仕途，便可以做秘書郎或著作郎。琅邪臨沂王氏過江以後，沒有做郎官的。梁王筠初仕尚書郎，有人以為破了例，勸他拒絕不做。他倒很豁達，說：「陸平原（陸機做過平原內史）東南之秀，王文度（文度，晉王坦之的字。坦之，太原晉陽人）獨步江東，他們都做過這官，我能夠比蹤昔人，又有什麼值得引以為憾的呢！」
當時風俗如此，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建立功業，做了大官，也不敢比同世族。劉宋的陳顯達，在宋、齊從幢主（幢，本義為旗幟，此為軍隊建制單位。幢主，低級軍官）做到方面大員。他告誡兒子們說：「我本意沒有想到會做這麼大的官，爾等切勿以富貴驕人！」又說：「麈尾是王、謝家的東西，你們不要學他們拿這種東西！」劉宋屠狗出身的王敬則和王儉同拜開府。王儉對褚淵說：「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史記》有《老子韓非列傳》。時人尊重老莊，輕蔑商鞅、韓非，所以王儉有此說法。有人把這話告訴王敬則，王敬則並不生氣，說：「我本來只是一個小吏，現在能同王衛軍（衛將軍，官名）同拜三公，高興還來不及，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從這些事例可知，當時人把門第高下視為理所當然。
高門大族的人士不需竭智盡心，便可以做到大官，其才能也往往平常得很。讀者只要翻本書東晉南朝部分，便可以知道，琅邪臨沂王氏除王導、王敦、王彪之等幾人外，梁國陽夏謝氏除謝安、謝玄等外，其餘各人在事功方面幾乎都無所建樹。有些大名士徒有虛名，一旦委以重任，往往僨事，殷浩、謝萬是兩個典型人物。不僅此也，高門大族的人士往往吟嘯自高，把國家大事當作俗務，不肯認真辦理。這種情形，越到後來越嚴重，上面列舉的王、謝兩氏能夠建功立業的都是晉時的人，而在宋、齊、梁、陳四朝，一個也舉不出，這就可以說明問題了。
在這種情形下，南朝君主不能不用寒人執掌機要。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劄記》第八卷「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條中說：「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於驅策，不覺倚之為心膂。」又說：「然地當清切，手持天憲，口銜詔命，則人雖寒而權自重，權重則勢利盡歸之。」這實在是必然的趨勢。至於趙氏認為這種人「持正者少，乘勢作奸者多」，則未免過於側重其中幾個著名的奸臣，如陳末的施文慶、沈客卿等。其實寒人中不乏賢良之士，這是不待細說的。趙氏同書第十二卷「江左世族無功臣」條，列舉了「立功立事為國宣力」的一大批寒人（其中偶有誤列，如晉顧榮，顧、陸為江東士族之首，絕非寒人），說明東晉南朝所賴以「御武戡亂」的，主要是寒人。這兩條也充分說明寒人在政治軍事上所起的作用。
這個不涉世務而坐享其成的高級士族階層是不會有好下場的。身經亡國之痛的顏之推講這個問題最是透徹。他原籍琅邪臨沂，生於江陵，梁元帝時官至散騎侍郎，江陵陷落即成為俘囚，後來逃往北齊，曾任黃門侍郎等官，去世時已在隋朝初年。他是個歷盡風波的人士，加以才識優長，對南北世情都看得非常透徹，其言論見於所著《顏氏家訓》。書中的《涉務》、《勉學》兩篇講梁朝子弟之弊及其遭遇喪亂時的慘狀，極具體也極沉痛。
他說：梁朝的貴遊子弟，大多不學無術，憑著身份，便可做官，民諺說道：「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即起家可任著作郎、秘書郎）。他們喜歡打扮化妝，「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他們穿戴寬衣、博帶、大冠，進出靠車輛代步，下地進門要人攙扶，甚至不會騎馬。有人見一匹劣馬嘶叫，就嚇得說：「那是老虎，怎麼叫做馬！」有個尚書郎騎馬，竟有人提出彈劾。很多看起來像個文雅之士的人，作文賦詩，都要找人代筆。
梁末喪亂（指侯景之亂和江陵陷落），這些士大夫頓時陷入了絕境。他們本來連路也走不動，至此卻或被驅迫做苦工，或作俘虜跋涉長途，死亡的不知凡幾。那些在西魏做奴僕的人，如果以前讀過《論語》、《孝經》，主家還往往讓他們教子弟讀書，至於那些「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顏之推以「勉學」為篇名，用意就在教子弟要留心學問，遇有危難，才能自立。
當然，在南朝高級士族中，在北方處境優裕的也不在少數，如顏之推、庾信官都做得不小；江總在陳亡之後，也依舊有官可做，然就整個階層而言，它已是沒落的了。
上文沒有講到北方的士族，因為他們的情況與南方士族很不相同。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定氏族以前，北方的士族並沒有受國家的特殊尊重。太和二十年上距永嘉（307—313年）喪亂已經有一百八九十年之久。在如此漫長的歲月里，北方士族在各少數族領袖的暴力統治下，他們是如何維持其社會地位的呢？
「過江僑姓，王、謝、袁、蕭為大」，他們是南遷士族部分的代表。另一部分士族，如范陽盧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則在故土堅持，不曾遷走。這隻要翻一翻各史列傳所收人物，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們在北方少數民族各國，有官可做就做，有的還很受重視，但往往別有滋味在心頭。舉幾個例子。盧志是晉成都王穎的心腹。永嘉時洛陽陷落，他北投劉琨，在途中遇害。他的兒子盧諶跟著父親，被漢劉粲俘獲留用，也曾歷仕前、後趙，但心裡一直不痛快。他的曾孫盧玄在北魏太武帝神䴥四年（431年）與博陵崔綽等同被起用。其時司徒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氏族」，他就勸崔浩不要做這種不合時宜的事。崔浩不聽，後果然以國史問題遇害。盧玄本來隱居不出，因朝命州郡以禮發遣，不能不出仕，做了官又顧慮重重，他對北魏朝廷顯然是有看法的。
朝廷既不明辨氏族，北方士族只能自尊自重，方法不外乎教育與婚姻。教育包括經學和禮法。陳寅恪先生謂此時學術中心移於家族，這確是不易之論。否則，在學校興廢無常，且興亦多限於國都的十六國時期，士族怎能綿延不絕，到神䴥四年竟有多至數百的一批人物可供國家徵用呢！
崔浩之死（見第三十三篇）對士族勢力是個打擊，但是影響並不很大。清河崔氏遇禍的以崔浩的同宗為限，其中崔頤、崔模又以一向與崔浩不睦而得免。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遭殃的，亦以崔浩的姻親為限。盧玄是崔浩的姻親（崔浩是盧玄的舅父），出事時盧玄已故。他有五個兒子，長子度世是嫡妻所生，應當連坐，其餘庶出四子都不受牽累。度世得訊後就棄官逃亡。太武帝搜捕不得，以為已經逃往南朝，後從劉宋使者口中，知其並未南逃，就下詔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就結束流亡生涯，回朝為官，其事前後不過一年而已。由此看來，這個事件像個風暴，雖有損害，過去以後便完了。
崔浩事件發生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下距孝文帝定氏族凡四十六年。定氏族的具體內容，已見第三十八篇《魏孝文帝改革舊俗》，這裡不再重述。
太和定氏族的影響十分深遠。世家大族的地位，因得到政治力量的確認，比過去有所加強。孝文帝使六個兄弟娶大族之女為妻，其中除河南王乾娶代郡穆明樂女外，另五人所娶都是中原大族之女。元魏向來盛行族際聯姻，皇后就頗多漢人，此後鮮卑貴族與漢族通婚更加頻繁，鮮卑貴族改漢姓後，兩個民族間的共性更日益增強。
這種流風餘韻，到唐朝還沒有完全泯滅。《新唐書·儒學柳沖傳》錄柳芳論氏族之論甚詳。他說，晉南北朝時，「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他又說：「今（指唐時）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他認為這是不經之談，其實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柳芳列舉的各方大姓，可以認為是到太和定氏族為止的情況。從此至陳亡凡九十多年，又二十年而入唐，前後共一百餘年。在此百年之間，各方大姓有何變化呢？我想為他們作一小結。
1.隨著南朝的衰落滅亡，僑姓、吳姓都失卻了昔日的威風。「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兩句詩形象地說明了這個變化。宋、齊、梁、陳四書所收王、謝二氏人物，逐朝遞減，說明這兩個家族的地位一朝不如一朝。南朝亡後，隋唐兩代的統治者再也不會去關心這兩個沒落的家族了。吳姓中的顧、陸兩氏，歷代（直至民國時期）名人輩出，號為望族，然而他們都分別是以官宦、財產、學術擅名，而不是自成一特殊的階層。
2.中原和關中的郡姓保持興旺發達的趨勢。隋朝帝室出自弘農楊氏，唐朝帝室出自趙郡李氏。從北魏後期，中經東、西魏，北齊，北周到隋唐，崔、盧、李、鄭、裴、韋、柳、楊等氏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一直很活躍。
3.「虜姓」是個帶侮辱性的詞，北朝鮮卑人自己是不會用的。元氏因亡國受的打擊很大。其餘各姓在這百年左右的期間都很興旺，到了唐朝，更與漢人融為一體，不知其本為另一民族了。
4.南朝士族日益變得腐朽無能，已見上文。國家再要用人，就不能不偏重庶族。《顏氏家訓·涉務篇》為「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辯護，就持此論調。庶族對士族的特殊地位，本來視為理所當然，雖有不滿，也無可奈何。日子久了，隨著庶族地位的上升，士族的特殊地位自然難以維持。前舉寒人乞作士大夫之例，都是宋、齊兩代的事情，而梁、陳未見，其中消息，可以想見。
5.唐初士族地位特殊，已存在於人們的觀念中。貞觀十二年（638年），高士廉等編《氏族志》成書，以崔民幹為第一，這是舊有成見所使然。後太宗命改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民幹第三，從此身份標準就以現實政治地位為首選，原有觀念日益成為人們頭腦中的殘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