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兩晉南北朝 · 五二　宇文氏的霸業

從北魏永熙三年（534年）七月，魏孝武帝西走關中，託庇宇文泰起，四十餘年中，其國號雖有魏（西魏）周（北周、後周）之別，實際上都是宇文氏的天下。宇文氏是東方高氏的死對頭。 宇文泰怎樣據有關中以及擁立西魏文帝等事，筆者已在第四十四篇中講過，只是沒有提過宇文氏的來歷，這裡需要作一交待。 宇文是氏名，也是部（國）名。鮮卑宇文部原在遼西，東晉時為前燕所滅。宇文泰的四世祖由燕投魏，遷居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他的父親在六鎮起義時流入河北，在鮮于修禮軍中，與魏兵交戰陣亡。宇文泰先從鮮于修禮、葛榮，後屬爾朱榮，又從賀拔岳到關中鎮壓万俟丑奴，任夏州刺史。賀拔岳被侯莫陳悅殺害後，他平定亂事，從此成為一方領袖。從上述情形來看，他的創業實以六鎮流民為基礎。這與高歡相同，不過高歡得到的流民多，他得到的少。東西魏分立時，東強西弱，宇文泰要與高歡相抗衡，實在是很不容易的。 蘇綽、盧辯幫了宇文泰大忙。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出身關中世家，從曹魏以來，幾代人都官至二千石。漢末學校制度廢弛，學術中心移於家族，蘇綽正是有家學淵源的人士，有「博物多通」的名聲。宇文泰與公卿到昆明池（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南斗門鎮東南的窪地，漢武帝時開鑿，北魏太武帝時修復）觀魚，途中經過城西漢時的倉地，左右沒有一個說得出它的來歷，有人推薦蘇綽。蘇綽當時是個著作郎。宇文泰把他召來一問，他講得頭頭是道。宇文泰聽得很有興趣，就進一步向他請教天地造化、歷代興亡，他也都侃侃而談，有識有見。兩人都放慢了坐騎，邊走邊談。待到了昆明池，宇文泰聽得正在興頭，就無心釣魚，馬上回到城中府里，邀蘇綽作長夜之談，向他徵詢治國之道。 蘇綽做著作郎，是出於僕射周惠達的舉薦，說他有王佐之才。經過這次長談，宇文泰便大為信服，次日就對周惠達說：「蘇綽真是奇士，我要把國政交給他管。」於是，任他為大行台左丞，參與掌管機密。 蘇綽制定各種文書式樣、計賬（賦役估計數即預算）戶籍等法規。西魏所轄只有關隴地區，又在多年戰亂之後，國小民貧。蘇綽為宇文泰籌劃富國強兵的方略，減少官員，設置屯田，又在魏文帝大統七年（541年）起草六條詔書，奏明後頒布施行。這六條： 第一「先治心」。他說官吏治理百姓，先須治心。心不清淨，見理不明，就會顛倒是非。清心不是指不貪財貨，而是要公正。做君主的人更要以身作則，使人畏而愛之。 第二「敦教化」。他說近年收成較好，徭役較輕，百姓不缺衣食，有興教化的條件。教化即是要：「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 第三「盡地利」。他要求各地每到年初，就要戒敕百姓，凡是能夠使用農器的都下地勞動。也就是勸課農桑。如有遊手好閒的，要加以處罰。政府在春耕、夏種、秋收時，不可生事，以免使民廢農。另對缺乏勞動力和牛的民戶，要勸令有無相通。此外還要教民種桑、植果、種菜蔬，養雞養豬。 第四，「擢賢良」。他說選舉的原則是「不限資蔭，惟在得人」。他態度鮮明地反對「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惟試刀筆，並不問志行」的錯誤做法。他對「志行」（德）和「材藝」（才）兩者，主張先志行、後材藝，明確指出用了「有材藝而以奸偽為本者」，就是害了百姓。他還主張官不可多，引「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之語，主張必須照此辦事。 第五，「恤獄訟」。他強調對案子要「慎」，以至公之心，盡力弄清案情，有疑則從輕，沒有弄明白不隨意處罰。同時，對於深奸巨猾，則主張嚴加懲治，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 第六，「均賦役」。為了做到平均，要「不舍豪強而征貧弱，不縱奸巧而困愚拙」。他主張徵稅要先勸課，讓百姓知道什麼時候要納絹麻，預先準備好。徵稅差發徭役，要斟酌貧富，差次先後，力求合理。 六條詔書是一份完整的施政綱領。「擢賢良」一條中反對憑門資尤有特色。魏孝文帝改革中重視門族是一個缺點，是把糟粕當作精華吸收過去，使六鎮舊人滋生嚴重的怨恨之心。當時本身門第很高的李沖就反對過，但是孝文帝不肯考慮。宇文氏和所屬將領本來不屬高門，關隴又是士族勢力薄弱的地區，蘇綽提出這項改革措施既合乎時宜，也不會碰到多少阻力。 這項改革並不是排斥高門士族，只是不再承認或給與特權。高門士族的優秀分子並不吃虧。盧辯就是這類人士。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縣（今河北涿州）人。范陽盧氏正是士族中的著名大姓。盧家又是經學世家，他曾作《大戴禮記注》。孝武帝入關時，他在鄴任太學博士，得訊便不顧其家，匹馬跟到關中。他在長安從給事黃門侍郎逐步升到尚書令。西魏的朝章制度，大多由他制定。 但蘇綽有一件事卻做得很不成功，即受宇文泰之命改革文體，作《大誥》。宇文泰要革除晉朝以來文章浮華的流弊，命蘇綽仿《尚書·周書》的文體，寫了一篇《大誥》，而且宣布「自今文章皆依此體」。這種一味復古的文章是沒有生命力的，儘管用行政命令來推行，也不曾收到什麼效果。 作《大誥》在大統十一年（545年）。下一年，蘇綽便因積勞成疾去世，享年四十九歲。 在此前後，宇文泰還有幾方面的重要措施。 一是建立府兵制度。府兵制起於西魏大統年間（535—551年），坏於唐代中葉開元、天寶之際，前後兩百年，其間有很多變化，現在只說宇文氏創立時的制度。宇文泰仿鮮卑舊俗，將所屬分為八部，各部設柱國大將軍，共為八柱國。在大統十六年（550年）前，八柱國中，宇文泰是全軍統帥，魏宗室元欣只掛個名，其餘六人，每人督兩個大將軍；每個大將軍又各統兩個開府；每個開府領一軍兵，共二十四軍。此外也有做柱國或大將軍的，或出鎮外地，或無所統御，都不在其內。府兵的兵另編軍籍，與地方無涉，是專業軍人，不從事耕種。府的總數不滿一百，兵數不滿五萬。大統十五年，西魏已命太和年間改為漢姓的鮮卑人重又恢復舊姓。到恭帝元年（554年），帝室也恢複姓氏為拓跋氏，進而還把中原大族的漢姓改為鮮卑姓，如楊氏改為普六茹氏等。諸將改了姓，所統軍人也改從其姓。陳寅恪先生據此斷言：「明是以一軍事單位為一部落，而以軍將為其部之酋長。」「其府兵與農民迥然不同，而在境內為一特殊集團及階級。」（均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六《兵制》） 這是宇文泰時的府兵制度。到他的兒子周武帝宇文邕時，把軍士改叫侍官，募百姓充當，就起了兩方面的變化。一是改變府兵的部屬觀念，使其直接隸屬於君主，所以改軍士為侍官，不僅僅是個名稱問題。二是府兵的擴大化，史稱「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夏人指普通的漢族百姓，當時當兵雖脫離了地方戶籍，然而由此逐步走向兵農合一，已經是必然的趨勢了。 二是模仿《周禮》，創建六官制度。宇文泰先命蘇綽進行籌劃，蘇綽死後，才由盧辯繼續完成。西魏廢帝（文帝子元欽）三年（554年）先改「品」為「命」，一品改叫九命，九品改叫一命（命原指周王賜儀物爵位時的詔書，以賜命次數而定等級，所以越多越高）。又過了兩年，於恭帝三年（556年，廢帝和恭帝不用年號，廢帝三年只有三個月，四月就是恭帝元年了）實行六官制度。六官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這種改變官名的變革實際上沒有什麼意義，不過是表示與山東的高齊、江左的蕭梁有所不同，獨樹一幟，誇示文化傳統的深厚而已。這種變革自然不可能持久，到其子孫手裡，就逐漸恢復漢魏的制度了。 宇文泰還大大擴大了西魏的版圖。大統十六年（550年），即侯景攻陷建康台城的下一年，西魏陷梁安陸，取得漢水以東的大片土地。廢帝元年（552年），陷梁南鄭（今陝西漢中），取得劍閣以北的地方。次年，梁元帝與武陵王紀兄弟鏖兵，元帝求魏援助。宇文泰便使尉遲迥取了益州。「益州殷阜，軍國所資」（《周書》卷三十九《辛慶之傳》語），西魏的國力隨之大大地提高了。恭帝元年（554年），于謹等破江陵。荊、襄又為西魏所有（荊州雖有後梁，仍在西魏勢力範圍之內）。同年，魏軍又取得巴州（今四川巴中）。經過這幾年的攻略，西魏所有土地近似三國時的蜀漢，東面還要加上荊襄。西魏的版圖原來比東魏、北齊小，這時已經比北齊大了。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月，宇文泰去世，年五十歲。其子宇文覺嗣位，任太師、柱國、大冢宰。宇文覺排行第三，年僅十五歲，軍國事務由堂兄宇文護主持。同年年底，宇文護逼魏恭帝禪位給宇文覺。次年（557年）正月，宇文覺即天王位。宇文覺就是北周孝閔帝。 北周初建，政權很不穩定。趙貴、獨孤信本來都是和宇文泰地位相等的人物。宇文泰繼賀拔岳做主帥，正是趙貴倡議擁戴的。大統末在任的六個領兵的柱國，趙貴，獨孤信都在其內。宇文護本來威望不高，他們怎麼肯服。趙貴想殺宇文護，但因獨孤信反對而作罷。不料此事被人告發，宇文護反而殺死趙貴，把獨孤信免官，不久又逼他自殺。 這場風波剛過了幾個月，宇文氏兄弟之間又發生了矛盾。孝閔帝不甘心處於無權的地位，便與親信密謀殺宇文護。九月，因密謀泄漏，他反被宇文護廢殺。宇文護又立宇文泰的長子宇文毓做天王。宇文毓就是北周世宗明帝。被廢黜的君主絕大多數都沒有較好的下場，魏恭帝和周孝閔帝都在這一年裡被殺。 明帝頭兩年仍舊不用年號，到第三年（559年）的八月里，把天王的稱號改叫皇帝，才用年號，稱武成元年。武成二年四月，明帝又被宇文護毒死，年二十七歲。史籍只說宇文護忌憚他「明敏有識量」，究竟有什麼具體問題，弄不清楚。他臨終前口授遺詔五百多字，希望「仁兄冢宰」等「協和為心」，輔助兄弟宇文邕，根本不提自己的「病因」。他明知問題出在哪兒，但是話只能這樣說，他的內心一定是十分痛苦的。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個兒子，他就是北周武帝，即位時十八歲。他是個很厲害的角色，與「仁兄冢宰」相安無事了十二年。保定元年（561年），以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把一切權力都讓給仁兄了。看來宇文護對他很放心，以為不會發生什麼意外了。天和七年（572年）三月，宇文護進宮見皇太后，武帝陪他進去時，說太后喜歡喝酒，希望老兄諫勸，並拿出一份《酒誥》給他。宇文護見了太后，一本正經地念起《酒誥》來，不防被武帝用玉珽（皇帝執的笏）在背後重擊一下跌倒在地。武帝喝令一名帶御刀的宦官動手，那個人緊張得手都軟了，砍下去竟不能傷人。預先埋伏在內的衛王宇文直（武帝同母弟）這時衝出，一刀才把宇文護結果了性命。於是武帝親政，又殺死宇文護的親信多人，把天和七年改為建德元年。 宇文護執政十五年，除開頭幾年外，在北齊武成帝、後主在位時，卻不能乘勢大有作為，這裡面因素很多。如齊有名將斛律光等；又如保定四年（564年）攻齊之役，剛在北齊遣返宇文護的母親之後（東西魏分立時，宇文氏在晉陽的家屬都被剝奪自由，在宮中做奴婢），道義上先已虧了。然從北周本身來說，宇文護是一個不合格的統帥，實在是主要的原因。他在內政方面，也沒有什麼興革。武帝宣布他罪狀的詔書，說他執政時「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相扇，賄貨公行」，「使戶口凋殘，征賦勞劇」，是有事實根據的。 周武帝大事興革。建德元年（572年）十月，下詔把江陵擄充官口的都放免為民。這是一項極重要的措施。江陵所擄人口，宇文泰聽庾季才的話，釋放了原來是縉紳的幾千人，大多數人仍舊在做奴隸，到這時才得放免。建德六年，又命將所有的雜戶，都放免為民。這時已在滅齊之後了。同年，又進一步宣布，從永熙三年（534年，即東西分立之年）以來，凡東土之民被掠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良與賤對稱，指身家清白）沒為奴婢者，全部放免為良。這比元年放免只限於官口（政府的奴婢）的，範圍大得多了。 武帝厲行節儉，他認為上善殿太壯麗，把它燒毀。這似乎有點過分，但是若因違章建築太「高級」，不捨得拆毀，就難以禁止新建。在宇文護專權多年，風俗奢侈的背景下，他燒掉一座殿，對大臣貴族是會起震懾作用的。這種措施，對後人很有借鑑的意義。 周武帝的改革卓有成效，為統一北方和隋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圖選自唐代閻立本《歷代帝王圖》） 武帝非常重視軍隊的改革，內容已見前文。他每年都親自率領六軍講武（演習、檢閱），集合各軍都督以上官員，或發給賞賜，或教練戰陣之法，有時還身穿短衣，和將校飲酒聯歡。經過幾年努力，軍隊的規模已有所擴大，戰鬥力也有所提高，特別是君主在軍隊中的權威大大地增強，這就為滅齊奠定了基礎。 武帝禁佛、道二教，毀經、像，強迫沙門（和尚）、道士還俗，是做得過頭的事情。武帝殺宇文護以前，已經幾次集眾討論三教優劣。建德三年（574年），在沙門智炫和道士張賓辯論難分高下後，下令廢斥兩教，僧道還俗的有兩百多萬人之多。後來又留兩教名人一百二十人，稱通道觀學士，專事闡釋三教經義。北朝的人口數很難估算，葛劍雄先生估計北周滅齊後可能有三千萬人以上（《中國人口發展史》）。武帝滅齊後，又迫令齊境近三百萬的僧人還俗，連前共五百萬人。三千萬人中有出家人五百萬，這個數字太驚人了。當時許多人出家的目的在逃避賦役，君主禁佛的實質是與寺院爭奪賦役對象。這是必要的，但決不應該採取禁教和全部還俗的措施。有些論者對這類措施唱讚歌，筆者認為是不應該的。 經過了幾年的整軍經武，周武帝發動了滅齊戰爭。這是宇文氏的霸業達到頂點的表現。由於事關統一大業，筆者決定專辟一篇，詳見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