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兩晉南北朝 · 四六　「五十年中，江表無事」

現在該掉轉筆鋒來寫南朝史了。 「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是庾信《哀江南賦》中的兩句。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年），也很長壽，享年八十六歲。在全部中國古代史上，在位時間如此之長的極為少見；在南北朝短命皇帝極多的時期，梁武帝的長壽更加見得特出。 他處於內部比較穩定的時期，東晉一百零四年，波及建康附近的內戰在十次以上；劉宋六十年間有四次；南齊國祚只得二十四年，也有四次。梁在侯景叛亂以前，建康及其附近從來沒有戰禍。除梁魏鄰接地區外，四十六年間（除最後兩年侯景叛亂期間），境內平靜無事，官叛（梁朝初建時，江州陳伯之反；益州劉季連拒命）民變（如大同八年[542年]安成[今江西安福西]劉敬躬以迷信聚眾起事）都極罕見，而且發生後很容易平定。同時，北魏國勢漸衰，後來又戰亂不絕，東西分裂。梁武處於這樣良好的內外環境中，卻不能有所作為，最後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台城陷落時梁武語）。庾信對此深表惋惜，所以有《哀江南賦》之作。後人讀史，也不免感慨系之。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結局呢？答案應當到這四十多年的歷史中去找。 梁武帝蕭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人，與南齊帝室同族。他是個文武全才，三十多歲時，與沈約、謝朓等名列「竟陵八友」之中。他在南齊時多次與魏軍作戰，建武四年（497年）任雍州刺史，鎮守重鎮襄陽。他在東昏侯時，起兵東下，代齊為帝，已見第三十九篇。 蕭衍建立梁朝，具有結束南齊後半期混亂局面的意義。他用八友中的沈約、范雲做尚書左右僕射，然而他真正任用的是范雲。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西北）人，辦事效率極高，也敢直言。蕭衍建康之初，寵愛原東昏侯的余妃，對政事頗有妨礙。范雲引漢高祖入關中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之事進諫，而且不等他同意，便把余妃賜給別人。他在天監二年（503年）便死了，享年五十三歲。 范雲既死，時人議論梁武一定倚重沈約。但是梁武卻認為這位前輩先生（沈約比梁武大二十三歲）儘管「才智縱橫」（梁武與范雲評沈約語，見《梁書·沈約傳》），然而為人輕率，所以只給他做大官，不把國事付託給他。由此可見，梁武初年用人很慎重。 繼范雲掌機密的是徐勉和周捨。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東南）人，因范雲推薦而得任用。他從尚書祠部郎起，歷任中書侍郎、尚書吏部郎等官。梁初禮儀損益，多出自他的手中。他留在尚書省內，執掌機密二十多年，一直在梁武的身邊辦事。他喜歡談話，一天到晚不停，但是從來不泄漏半點機密。他生活儉約，衣服器用都像寒士。普通五年（524年）因故罷官。梁武本意仍要起用，不料他就在這年死了，年五十六歲，死時「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梁武表揚他的詔書中語）。 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今山東郯城北）人，齊時，起家國子生，深受名相王儉賞識。蕭衍到了建康，用他掌管書記，歷任尚書吏部郎、給事中等官。他任吏部尚書時，案上堆滿文書，旁邊坐滿賓客，手不停筆，應對如流。有一天晚上和門人閒談，其中一人提出求官，他正色答道：「今天晚上只可以談風月，不宜涉及公事。」別人都佩服他公正無私。他不經營產業，說別人留財產給子孫，我只留清白給他們。他於大同元年（535年）以七十高齡去世。但是從普通六年（525年）起，他就因年老多病，「久闕朝覲」（《梁書》本傳語），所以他真正掌機密的時間只能算到此時為止。 梁武帝的年號很多，上述范、周、徐三人掌權的時期，大體上相當於天監（元至十八年，502—519年）、普通（元至七年，520—526年）期間。這段時間，亦即梁武帝在位的前半期，是梁朝政治比較清明的時期。 繼周、徐執掌機密的是朱異。他字彥和，吳郡錢唐（今浙江杭州）人，於《五經》、文史之外，兼通博弈書算，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在天監二年（503年）他二十一歲時，因有人推薦，受梁武召見，使他談《孝經》、《周易》。梁武帝對他很欣賞，對左右說：「朱異實異。」從此漸受任用。據《梁書·朱異傳》說的「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謀」，可見自普通五年以後，徐勉雖在，但權力已盡歸朱異之手。從普通六年到朱異去世，連頭帶尾共計二十五年。《朱異傳》說他居權要三十餘年，恐怕多了一點（古代史籍的數字常有不可靠處，用的時候都需要審核，我這裡說「恐怕」，因為周捨在世時，他可能已經參與了機密）。二十五年也夠長了，比梁武帝在位期間的一半還多。他是個極能幹的人，朝儀國典，詔誥敕書，都歸他管。各種文書，不管多到什麼地步，他一邊看，一邊作出決斷，一刻兒也不停筆，不消多少時候，諸事便了。 這樣能幹，當然值得稱讚，然而他有兩個大問題。一是《朱異傳》說的「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這是歷代常見，總有些善於揣摩上級心思的人，其結果總是誤了國家，誤了事業，深可慨嘆。 第二，他是一個大大的貪官。他和幾個兒子在從潮溝到青溪有一系列宅子，中有台池園囿，可供朱異與賓客遊覽。他家裡堆滿了四方「贈送」的財貨。吃不完的菜餚，每個月要倒掉十幾車。試與徐勉作一比較，就可以知道兩人的經濟情況有天淵之別。《梁書·徐勉傳》收有一篇《誡子書》，其中記有為兒孫造房子的事，說由於兒孫長大成家，原來的宅子不夠住了，只得另造兩宅，所需的錢不夠，只得把在郊區的園子賣掉。從他的自述來看，這位朝廷中的要人的「宦囊」不見得充裕，而朱異就用不著打這種窮算盤。 朝政操在朱異這種人手裡，梁朝這座「大廈」自然不免於日趨朽敗的命運。試看梁武帝後半期國勢不振的狀況。 天監十五年（516年），浮山堰壞，梁與魏爭奪淮南至此告一段落（已見第四十二篇）。從天監十六年到普通四年（517—523年），梁限於國力，不再作進取的打算；魏則政爭迭起（參見第四十一、四十三篇），無暇南顧，最後爆發了六鎮起義。普通五年，梁武帝見北方大亂，雄心勃勃地出兵攻魏。這是他在位的第二十三年，正當前後兩半期的分界點上。 梁朝的軍事機器運轉得並不很靈。六月，命豫州（合肥）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從八月起，捷報不斷，攻克的地方很多，但都是些小據點，而像壽陽、渦陽、淮陽、郢州（義陽，今信陽）等要地，卻都沒有打下來。後來裴邃曾以三千騎打進了壽陽外郭城，與守軍一日九戰，因後續部隊沒有跟上，只得退出。李國興等也曾攻克義陽三關，然而圍郢州將近一百天，終於因北魏援軍到達而撤走。 普通六年（525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梁。這是梁的一大收穫。同時，裴邃攻克新蔡（今屬河南）、鄭城（今安徽潁上），汝水、潁水之間，紛起響應的不乏其人。魏河間王元琛等救壽陽，也被裴邃打敗。 梁朝沒有把有利的形勢發展下去，反而把它斷送掉了。武帝派皇子豫章王蕭綜進駐彭城，總督各軍。蕭綜的母親吳淑媛原是南齊東昏侯的寵姬，她被梁武帝占有後七個月就生下了蕭綜，故蕭綜的父親是東昏侯還是梁武，是有疑問的。蕭綜長大後，為知道自己血脈所系，曾偷偷地掘開東昏侯墳墓，做「割血瀝骨」的試驗，又殺死一個兒子，作對照試驗，從此就深信自己是東昏侯的兒子，而把梁武帝視為仇人。宮裡知道他的情況的人很多，但是沒有人敢告訴武帝。他多次要求擔任邊防職務，這次終於如願以償。他到彭城不久，便派密使向魏求降。北魏方面起初不信，拖延了許多時候。六月初七夜，蕭綜私出彭城，徒步投敵（他久已在內室鋪了沙，赤足練走，練成一天能走三百里的鐵腳板）。次日，城內眾官不見主帥出來，正在莫明其妙之際，只聽見城外魏軍高聲喊叫：「豫章王已經在我軍營里了，爾等還呆在那裡幹嗎？」城裡等不到王爺，沒有人作主，就此各走各的，自行潰散，重新出現了天監五年洛口之役自己打敗自己的局面（見第四十二篇）。魏軍不戰而收復彭城，追擊到宿預（今江蘇宿遷東南）方才收兵。梁軍損失了十之七八的兵力，只有陳慶之一軍全師而回。 梁朝在五月間還有一重大損失，即名將裴邃去世。他字淵明，河東聞喜人，從祖父時起，一直住在壽陽。齊末，裴叔業降魏，他被迫北遷，曾受宣武帝任為太守等官。梁初，他利用從守壽陽之便，自拔南歸，天監中屢立戰功。當時的名將活到普通年間的只有他一人。 北伐停頓了。普通七年（526年）七月，浮山堰舊址發洪水，壽陽城幾被淹沒。梁武帝知道這情況後，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攻壽陽。十一月，魏壽陽守將李憲投降。梁共得五十二城、男女七萬五千口，豫州自此從合肥還治壽陽。我們若聯繫梁初爭淮南的情形來看，梁從天監三年（504年）起，就試圖奪回壽陽，至此已歷二十二年，才因魏北方戰亂（普通七年正是葛榮稱帝之年）和淮河洪水的有利條件而達到目的。這年，梁軍還進攻彭城、新野等地，但都沒有拿下。 大通元年（527年），北魏內亂更烈，葛榮打破信都，進攻鄴城；原來鎮壓起義軍的大將蕭寶寅在長安稱帝；其餘倏起倏滅的反魏起事還有多起。梁朝在此條件下繼續進攻，才於其年十月取得東豫州廣陵（今河南息縣）和渦陽（今安徽蒙城）。渦陽一役，梁將曹仲宗等聽到魏援軍到達，怕腹背受敵，已經準備撤退，幸得陳慶之堅持，才得成功。陳慶之批評曹仲宗等說：「今諸君皆無斗心，只想退縮，這樣哪裡是要建立功名的樣子，不過是借行軍之名擄掠而已！」他的批評直抉梁軍弱點，可見當時優秀的將帥是極少的。而陳慶之之所以能迫使曹仲宗等聽從，是因為他有一樣「秘密武器」，他說：「慶之另有密敕在此，諸君如果定要班師的話，立即依敕執行！」曹仲宗等才不敢不聽。他身邊到底有沒有密敕，誰知道。不過他是有來頭的，從小跟隨蕭衍，是頭等親信人士，他說有密敕，誰敢不信！ 大通二年，北魏發生了皇太后與大批朝士被屠殺的河陰事件（見第四十一篇），幾乎陷入土崩瓦解的狀態。郢州（義陽）刺史元顯達、汝南王元悅、臨淮王元彧、北海王元顥等都投降梁朝。這在南朝是從來未有的大好形勢。然而曹義宗圍魏荊州（今河南鄧州）三年不能下，而且因魏援軍到達，兵敗被擒。魏泰山太守羊侃降梁，因沒有南軍接應，只能突圍出瑕丘（兗州）南奔。這都是在可以大有作為的時候而不能大有作為的證明。 這時有一次震動南北的行動，即大通二年十月至中大通元年閏六月（528—529年）陳慶之送元顥回洛陽的行動。 梁武帝使北海王元顥為魏王，命陳慶之領兵七千人送他北上。他們從銍縣（在今安徽濉溪縣南）出發，進拔滎城（在今河南睢陽南），到睢陽，擊敗魏軍丘大千七萬之眾。元顥在睢陽城南即皇帝位。陳慶之進破濟陰王元暉業，克考城（今河南民權東北），繼續西進。魏楊昱守滎陽，有兵七萬。陳慶之第一次進攻，沒有打下來。魏元天穆和爾朱吐沒兒的大軍陸續將到，梁軍將士都很害怕。陳慶之命將士稍事休息，把馬也餵飽，然後鼓動大家，說：「我們一路上屠城略地，確實不少。諸君殺死人家的父兄，擄掠人家的子女，又不計其數。天穆所部都是我們的仇人。我軍只有七千人，敵軍有三十多萬，若不決死一戰，絕無生路。胡人馬多，不可同他們在平原上野戰，必須在他們沒有全部到達之時，打破城池。諸君切勿遲疑，以致成為人家刀砧上的魚肉！」 全軍將士聽了他的講話，都情緒激昂，摩拳擦掌。他趁熱打鐵，擂鼓進攻。將士前仆後繼，攀登城垣，很快攻克滎陽，擒獲楊昱。元天穆等大隊趕到時，城池已在梁軍手裡。陳慶之背靠城垣掩護，率領三千騎兵出擊，大破元天穆、爾朱吐沒兒軍。陳慶之又乘勝進攻，魏虎牢守將爾朱世隆棄城逃走，梁軍不戰而得虎牢。 魏孝莊帝在洛陽呆不下去了，遂渡黃河北走，逃往河內（今河南沁陽）。留守洛陽的魏官備了法駕，迎接元顥。五月二十五日，元顥進入洛陽宮。從銍縣到洛陽，陳慶之軍共取三十二城，作戰四十七次，戰無不勝。這是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蹟。然而孤軍深入，畢竟難以持久。陳慶之深知自身的弱點，想要求梁武帝增援，並請求元顥命令各州把陷沒的南方人都送到洛陽，以及時補充兵員。但是元顥得了洛陽，不肯再聽陳慶之的話，而且怕慶之自行向建康請求增兵，就先向梁武帝上表，說無須加兵，以免牽累百姓。梁武帝聽了他的話，便沒有再派兵北上。閏六月，爾朱榮大軍渡河南下，陳慶之寡不敵眾，只得撤走，所得各城，一下子全為北魏收復。陳慶之部幾千人在追兵和大水的衝擊下，幾乎全部損失。陳慶之剃掉鬚髮，化裝成一個和尚，才得逃回建康。元顥逃離洛陽，也為魏人所殺。 這次行動，陳慶之創造了一個奇蹟；梁武帝作了一個荒唐的決策，毫無道理地斷送了一支精兵。 在以後的十多年中，北方多事，到梁中大通六年（534年），分為東、西二魏，雙方惡戰。在此期間，北朝對南朝的攻略仍有所聞。梁中大通五年（533年），魏荊州刺史賀拔勝攻陷梁雍州城戍多處，沔北多化為丘墟，為患慘烈。大同二年（536年），梁武帝曾下詔伐東魏，其實並沒有動靜，大概是聽說東魏將要南侵而虛張聲勢。但東魏南道行台侯景卻真的幹了起來，率兵七萬攻楚州（今河南汝南附近），俘獲刺史桓和，進軍淮上。司州刺史陳慶之出兵反擊，把侯景打得連輜重也丟掉，使其趕緊逃走。接著，梁武帝便宣布停止北伐。他絲毫沒有用兵的意思，是明顯的事實。 很快過了十年。太清元年（547年）正月，梁武帝做了一個夢，夢見中原州郡長官獻地投降，滿朝慶賀。他告訴朱異，而且說：「我難得做夢，做了夢必有事實。」朱異何等善於奉承，馬上說道：「這是天下一統的預兆。」梁武做這個夢，說明他內心很想把中原收入版圖，但是國力不足以實現這願望，就只能做做夢了。 可事又湊巧，這年二月，侯景派丁和到建康，聲稱與高澄有怨，願意降梁，「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梁武的夢想可以成真了。他當然高興，儘管一時還拿不准，曾自言自語道：「我國家金甌無缺，現在忽然受侯景獻地，到底是好是壞？萬一有點意外，悔之何及？」朱異在旁聽了，他知道武帝意在受降，就順著他的思路，說「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受降就此決定，梁武帝即封侯景為大將軍、河南王，又派羊鴉仁領兵進向懸瓠（今河南汝南），運糧接濟侯景。 侯景降梁前，曾先降西魏，降梁後，再求西魏派兵援助，首鼠兩端，毫無信義可言。西魏王悅看穿侯景此人「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且彼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他勸宇文泰切勿「益之以勢，援之以兵」，指出援助侯景，必將「貽笑將來」。宇文泰認為他說得對，便召侯景到長安。侯景不去，他與西魏的關係就斷了。 梁朝難道沒有像王悅這樣見識的人。有是肯定有的，但朱異當道，梁武帝怎麼聽得到這樣的言論？就是聽到了，他又怎麼肯信呢？ 梁武帝的興致正高。七月，梁軍進入懸瓠。八月，下詔伐東魏，以貞陽侯蕭淵明（梁武帝兄蕭懿之子）任元帥。蕭淵明根本不懂得軍事，和諸將會議，只會說「臨時制宜」。其時梁朝眾將，只有羊侃一人深通韜略（陳慶之已於大同五年去世），他屢次建議抓住戰機出擊，蕭淵明都不肯聽。自己不懂，又不聽內行的話，這個仗怎麼打？羊侃料定非敗不可，便率領所部，另立營頭。 梁武帝的方略是，先攻下彭城，再和在懸瓠的侯景分頭北進。東魏得訊後，高岳、慕容紹宗即往救彭城。十一月十三日，慕容紹宗進攻離彭城十八里的梁軍駐地寒山。他先攻郭鳳一營。蕭淵明吃醉了酒，起不得身，命眾將往救，都不敢動，只有胡貴孫一軍奮勇出戰。魏軍受挫退卻，梁軍卻產生輕敵情緒，深入窮追，亂了陣腳。慕容紹宗本來怕敵不過南軍，囑咐所部：「我準備佯裝退卻，誘敵深入，你們就打他的側背。」這時魏軍將士當慕容紹宗是用計，爭先出擊，前後夾攻，把梁軍打得大敗。蕭淵明被擒時，不知酒醒了沒有。梁軍損失好幾萬兵力，只有羊侃一軍全師而歸。 十二月，慕容紹宗移軍攻侯景。渦陽之戰，慕容紹宗兵敗，與侯景夾渦水相持。太清三年（549年）正月，侯部缺糧，堅持不下去了。慕容紹宗用攻心戰術，告訴侯部將士：「你們的家屬安好，反正後照舊任用。」於是侯部潰散，侯景倉皇渡淮南走，投奔梁朝去了。羊鴉仁得訊，也放棄懸瓠南撤。 寒山兵敗的消息報到建康，梁武帝正在睡午覺，被宦官喚醒，說朱異有急事要報。他到前殿閣子裡，聽到了「韓山失律」，大吃一驚，險些從坐床上跌將下來，宦官連忙扶住。他坐定後嘆道：「難道我會蹈晉室的覆轍嗎？」 其實事情還可以補救，東魏並沒有大舉南侵的野心，侯景只剩下一小撮殘部，然而梁武帝竟一錯再錯，把「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的大好局面，斷送得乾乾淨淨，問題究竟在哪裡？難道只是用了一個朱異之故嗎？不是的，根子在他自己身上。早在大同十一年（545年），散騎常侍賀琛已經在他耳邊大喝一聲，叫他不要自我感覺太好。 賀琛也是梁武帝身邊的紅人。他字國寶，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精熟「三禮」（《禮記》、《周禮》、《儀禮》），曾在家鄉聚徒教授。在朝中，梁武帝經常和他長談，當時有「上殿不下有賀雅」的說法。賀雅是人家替他起的別號。這次他上的奏章卻使武帝大發雷霆，立刻口授一道敕文，把賀琛大罵一頓。 賀琛的奏章指出了一些時弊。一是戶口減少。國家派遣名目繁多的使臣，大州大縣經常要接待十來個，他們到處勒索，於是州逼郡，郡逼縣，層層榨取。民不堪命，只得逃亡。二是風俗侈靡，官吏越來越貪婪。三是官吏以榨取為能事，魚肉百姓，作威作福。四是幹了若干不該做的事情，浪費了人力物力，以致天下無事而竟財政拮据。 賀琛的指責並不尖銳，批評的範圍也並不廣。但梁武帝自以為是個有道明君，已經把國家治理得盡善盡美，至於百姓有窮有富，官吏有好有壞，他以為都是常情，不能把整個局面說成一團漆黑。 這一道敕實在是篇天下奇文。梁武在敕中自誇是個好得不能再好的皇帝。他說自己已有三十多年不和女人在一間屋子裡睡覺。你看：皇帝一般都好色，誰能像他那樣清心寡欲！他又說平生不飲酒，不聽音樂，宮裡沒有雕飾之物。他說自己三更天便起來批閱奏文，事情忙的時候，到日落西山的時候才吃東西，且通常一天只吃一餐。從前腰大十圍，現在只剩二尺多。他聲稱：凡此種種，「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把自己說得好極了！ 梁武帝是不是有意騙人？不，他說的是真話。但是儘管他本人十分刻苦，他還是把梁朝弄糟了。為什麼會這樣？這裡無法作全面的分析，只能簡單地講三點。 第一是在位日久之後，只聽得進符合自己意向的話。這不需要再舉具體事實了。 第二，他是一個佛教徒。佛教要普渡眾生，要求人們以慈悲為懷。但是梁武帝做的許多事情都有悖於佛教的教義。 早在天監三年（504年），他就率領僧俗二萬人，發願舍道歸佛。十六年，規定宗廟祭祀用面代牲。大通元年（527年），他到廟裡「捨身」，過了三天回宮。中大通元年（529年），再次捨身，由群臣出一億萬錢把「皇帝菩薩」贖出去。太清元年（547年），最後一次捨身，住在廟裡達三十七天。此外還多次到廟裡講經。他長齋不吃魚和肉。他每次批准了重罪後，總是整天為之愁眉不展。 注《資治通鑑》的胡三省對梁武帝這些行為作出過中肯的批評。他說：「萬機之事，不可一日曠廢」，「捨身」之類的行為顯然與政事有礙。胡三省又說：「洛口之敗死了多少人？浮山堰之役死了多少人？寒山之敗又死了多少人？……把無辜之人驅向死地，不但為儒、道所不許，而且是佛教的罪人。所作所為如此，卻為批一件重案而整天愁眉不展，吾誰欺？欺天乎！」（見《資治通鑑》卷一五九大同十一年條注）胡三省的話講得痛快極了，蕭衍實在是佛教的罪人。 第三，梁武帝對王公貴族非常寬容，對這些人誤國家、害百姓的行為，採取包庇放縱的態度。這個問題，天監十年（511年），有個秣陵老人就對他說了。這位老人攔住車駕，說：「陛下執法，對百姓嚴，對權貴寬，這不是長久之道。如果能夠反其道而行之，天下人就有福了。」這是應該寫進政治學教科書的至理名言。 洛口兵潰是他的六弟蕭宏造成的，他不加罪責。但是聽到蕭宏私藏軍械的傳言，卻非去調查不可。他派人送酒席到臨川王府里，說要去和他歡宴。酒到半酣，說要到後房走走。蕭宏怕他看見了一百多間庫房裡的巨額財富，要查問來歷，嚇得臉色都變了。梁武帝見此模樣，更加疑是軍械。不料查看下來，光是錢庫就有三十多間，每間藏錢一千萬，分為十堆，共有錢三億餘。梁武帝見沒有軍械，非常高興，贊道：「阿六，你的生計好啊！」 蕭宏的財富來自何處？史籍上記載了其中之一，便是高利貸。他在建康設「邸」幾十所，放債取息，到期不能立即償還，便奪占債務人的財產。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惡霸，梁武帝對他卻十分庇護，讓他無所顧忌地禍國殃民。 蕭正德是又一個例子。梁武帝三十七歲才生長子蕭統，在此之前領養過侄兒正德。梁朝建國後，武帝就立蕭統做皇太子（昭明太子）。蕭正德因此怨恨，一度逃投北魏，又因在北方不受重視，逃回江南。梁武帝不懲辦他的叛國重罪，只罵了他一通，罵的時候自己還哭，以後又恢復他的封爵，任他做吳郡太守。以後他與侯景狼狽為奸（見第四十七篇），可以說是梁武帝姑息養奸造成的惡果。 叛國大罪可以輕輕放過，王侯自然更加目無法紀，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兇殺人的，有在黑夜公然搶劫的，有包庇隱藏亡命之徒的。梁武帝並不是不知道這些情況，只是不願意追究懲治。 昭明太子蕭統召著名學士編纂《昭明文選》，為中國現存的編選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 可他對老百姓卻不是這樣寬大的。王侯作惡，不加追究，便是不愛百姓。現在再舉一個徭役的例子。中大通二年（530年），要徵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開河。太子蕭統要求停工，他說：「今征戍未歸，強丁疏少……吏一呼門，動為民蠹。」又說：「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三吳號為富庶之區，人民苦於天災人禍的狀況，由此已可想見。武帝有沒有聽他而停工，未見記載，只有「優詔以喻」的下文而已。聽訟是國家的大事。春秋魯國曹劌以莊公「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公正斷案，能得民心），從而斷定「可以一戰」（《左傳·莊公十年》）。梁武帝同魯莊公相反，不關心刑獄。公卿大臣都不以聽訟為意，於是貪官污吏可以為所欲為，冤案很多。囚徒有財力行賄，可以解除刑具，寬鬆度日；拿不出錢行賄的，真的有病，也得戴著刑具做苦工。 綜合起來看，梁武帝初年，任用得人，有積極進取的志向，不失為南北朝時期一個較為英明的君主。在位長久以後，朝中王侯貴族貪縱橫暴；執政作威作福，招權納賄；民間賦役繁重，戶口流亡；武帝本人志氣消沉，而自信之心甚於早年，雖能摒除嗜欲，卻無益於政事。整個國家像一座大廈，外表堂皇，骨子裡已經朽敗，一旦有外力衝擊，就會坍塌下來。這就是6世紀中葉的梁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