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守一事去生活 · 附錄

胡適先生二三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績溪縣人，對於他的鄉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訴我們他的家鄉的情形。徽州是個閉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貧，山地多種茶，每逢收茶季節茶商經由水路從金華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號稱徽幫，其勢力一度不在寧幫之下。四馬路一帶就有好幾家徽州館子。民國十七八年間，有一天，胡先生特別高興，請努生[1]、光旦[2]和我到一家徽州館吃午飯。上海的徽州館相當守舊，已經不能和新興的廣東館、四川館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們去嘗嘗他的家鄉風味。 我們一進門，老闆一眼望到胡先生，便從櫃檯後面站起來笑臉相迎，滿口的徽州話，我們一點也聽不懂。等我們扶著欄杆上樓的時候，老闆對著後面廚房大吼一聲。我們落座之後，胡先生問我們是否聽懂了方才那一聲大吼的意義。我們當然不懂，胡先生說：「他是在喊：『績溪老倌，多加油啊！』」原來績溪是個窮地方，難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別優待老鄉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兩個菜給我的印象特別深，一個是划水魚，即紅燒青魚尾，鮮嫩無比，一個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錦炒生面片，非常別致。缺點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誇說，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吳的、姓葉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於徽州。他問過汪精衛、葉恭綽[3]，都承認他們祖上是在徽州。努生調侃地說：「胡先生，如果再擴大研究下去，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起源於徽州了。」相與拊掌大笑。 吾妻季淑是績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這樣的介紹我：「這是梁某某，我們績溪的女婿，半個徽州人。」他的記憶力特別好，他不會忘記提起我的岳家早年在北京開設的程五峰齋，那是一家在北京與胡開文齊名的筆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歡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結婚，請他證婚，這是他最喜歡做的事，筵席只預備了兩桌，禮畢入席，每桌備酒一壺，不到一巡而壺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為難。主人連忙解釋，說新娘是Temperance Lesgue（節酒會）的會員。胡先生從懷裡掏出現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說：「不干新郎新娘的事，這是我們幾個朋友今天高興，要再喝幾杯。趕快拿酒來。」主人無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實上胡先生從不鬧酒。民國二十年春，胡先生由滬赴平，道出青島，我們請他到青島大學演講，他下榻萬國療養院。講題是《山東在中國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實在高明之至，對於齊魯文化的變遷，儒道思想的遞嬗，講得頭頭是道，亹亹[4]不倦，聽眾無不歡喜。當晚青大設宴，有酒如澠[5]，胡先生趕快從袋裡摸出一隻大金指環給大家傳觀，上面刻著「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給他的。 胡先生交遊廣，應酬多，幾乎天天有人邀飲，家裡可以無需開伙。徐志摩風趣地說：「我最羨慕我們胡大哥的腸胃，天天酬酢，腸胃居然吃得消！」其實胡先生並不欣賞這交際性的宴會，只是無法拒絕而已。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胡先生寫信給我，勸我離開青島到北大教書，他說：「你來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極司菲爾路的時候，有一回請「新月[6]」一些朋友到他家裡吃飯，菜是胡太太親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鍋」。一隻大鐵鍋，口徑差不多有一呎[7]，熱騰騰地端了上桌，裡面還在滾沸，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點綴著一些蛋皮餃，緊底下是蘿蔔白菜。胡先生詳細介紹這一品鍋，告訴我們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飯菜、湯，都在其中矣。對於胡太太的烹調的本領，他是讚不絕口的。他認為另有一樣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辦的，那就是蛋炒飯——飯里看不見蛋而蛋味十足，我雖沒有品嘗過，可是我早就知道其作法是把飯放在攪好的蛋里拌勻後再下鍋炒。 胡先生不以書法名，但是求他寫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歡寫。他作中國公學校長的時候，每星期到吳淞三兩次，我每次遇見他都是看到他被學生們里三層外三層的密密圍繞著。學生要他寫字，學生需要自己備紙和研好的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紙、一盤一盤的墨汁。他進屋之後就伸胳膊挽袖子，揮毫落紙如雲煙，還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勢。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消瘦，而且相當工整，從來不肯作行草，一橫一捺都拖得很細很長，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樣子。不像瘦金體[8]，沒有那一份勁逸之氣，可是不俗。胡先生說起蔡孑民[9]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點翰林時所寫的以黑大圓光著名的墨卷迥異其趣，胡先生曾問過他，以他那樣的字何以能點翰林，蔡先生答說：「也許是因為當時最流行的是黃山谷[10]的字體罷！」 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這一聯發生了多少效果。這一聯教訓的意味很濃，胡先生自己亦不諱言他喜歡用教訓的口吻。他常說：「說話而教人相信，必須斬釘截鐵，咬牙切齒，翻來覆去地說。《聖經》里便是時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等的字樣。」胡先生說話並不武斷，但是語氣永遠是非常非常堅定的。 趙甌北[11]的一首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也是胡先生所愛好的，顯然是因為這首詩的見解頗合於提倡新文學者的口味。胡先生到台灣後，有一天我請他到師大講演，講的是「中國文學的演變」，以六十八高齡的人猶能談上兩個鐘頭而無倦色。在休息的時間，《中國語文一月刊》請他題字，他題了三十多年前的舊句：「山風吹散了窗紙上的松影，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胡先生畢生服膺科學，但是他對於中醫問題的看法並不趨於極端，和傅斯年先生一遇到孔庚先生便臉紅脖子粗的情形大不相同。（傅斯年先生反對中醫，有一次和提倡中醫的孔庚先生在國民參政會席上相對大罵幾乎要揮老拳。）胡先生篤信西醫，但也接受中醫治療。 民國十四年二月孫中山先生病危，從醫院遷出，住進行館，改試中醫，由適之先生偕名醫陸仲安診視。這一段經過是大家知道的。陸仲安初無藉藉名，徽州人，一度落魄，住在績溪會館所以才認識胡先生，偶然為胡先生看病，竟奏奇效，故胡先生為他揄揚，名醫之名不脛而走。事實上陸先生亦有其不平凡處，盛名固非幸致。十五六年之際，我家裡有人患病即常延陸來診。陸先生診病，無模稜兩可語，而且處方下藥分量之重令人驚異。藥必須要到同仁堂去抓，否則不悅。每服藥必定是大大的一包，小一點的藥鍋便放不進去。貴重的藥更要大量使用。他的理論是：看準了病便要投以重劑猛攻。後來在上海有一次胡先生請吃花酒，我發現陸先生亦為席上客，那時候他已是大腹便便、僕僕京滬道上專為要人治病的名醫了。 胡先生左手背上有一肉瘤隆起，醫師勸他割除，他就在北平協和醫院接受手術，他告訴我醫師們動手術的時候，動用一切應有的設備，鄭重其事地為他解除這一小患，那份慎重將事的態度使他感動。又有一次乘船到美國去開會，醫師勸他先割掉盲腸再作海上旅行，以免途中萬一遭遇病發而難以處治，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術。 我沒看見過胡先生請教中醫或服中藥，可是也不曾聽他說過反對中醫中藥的話。 胡先生從來不在人背後說人的壞話，而且也不喜歡聽人在他面前說別人的壞話。有一次他聽了許多不相干的閒話之後喟然而嘆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輒津津樂道，真是口角春風。徐志摩給我的一封信里有「胡聖潘仙」一語，是因為胡先生向有「聖人」之稱，潘光旦只有一條腿，可躋身八仙之列，並不完全是戲謔。 但是譽之所至，謗亦隨之。胡先生到台灣來，不久就出現了《胡適與國運》匿名小冊，（後來匿名者顯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處之，不予理會。胡先生興奮地說，大陸上印出了三百萬字清算胡適思想，言外之意，《胡適與國運》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返台定居，本來是落葉歸根非常明智之舉，但也不是沒有顧慮。首先台灣氣候並不適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陳之藩先生的信就說：「請胸部大夫檢查兩次X光照片都顯示肺部有弱點（舊的、新的）。此君很不贊成我到台灣的『潮冷』又『潮熱』的氣候去久住。」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給趙元任夫婦的信早就說過：「我現在的計劃是要在台中或台北……為久居之計。不管別人歡迎不歡迎，討厭不討厭，我在台灣是要住下去的。（我也知道一定有人不歡迎我長住下去。）」可見胡先生決意來台定居，醫生的意見也不能左右他，不歡迎他的人只好寫寫《胡適與國運》罷了。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胡先生在西雅圖舉行「中美文化合作會議」發表的一篇講演，是很重要的文獻，原文是英文的，同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台灣《中央日報》有中文譯稿。在這篇講演里胡先生歷述中國文化之演進的大綱，結論是：「我相信人道主義及理性主義的中國傳統，並未被毀滅，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毀滅！」大聲疾呼，為中國文化傳統作獅子吼，在座的中美聽眾一致起立歡呼鼓掌久久不停，情況是非常動人的。事後有一位美國學者稱道這篇演講具有「丘吉爾作風」。我覺得像這樣的言論才算得是弘揚中國文化。當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複印信給我看，是當地主人華盛頓大學校長歐地嘉德先生特意複印給胡先生的。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國人寫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誰不問可知，是寫給歐地嘉德的，具名連署的人不下十餘人之多，其中有「委員」、有「教授」，有男有女。信的主旨大概是說：胡適是中國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國文化，此番出席會議未經合法推選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資格，特予鄭重否認云云。我看過之後交還了胡先生，問他怎樣處理，胡先生微笑著說：「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適與國運》。 胡先生在師大講演中國文學的變遷，彈的還是他的老調。我給他錄了音，音帶藏師大文學院英語系。他在講詞中提到律詩及平劇[12]，斥為「下流」。聽眾中喜愛律詩及平劇的人士大為驚愕，當時面面相覷，事後議論紛紛。我告訴他們這是胡先生數十年一貫的看法，可驚的是他幾十年後一點也沒有改變。中國律詩的藝術之美，平劇的韻味，都與胡先生始終無緣。八股、小腳、鴉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惡痛絕的，我們可以理解。律詩與平劇似乎應該屬於另一範疇。 胡先生對於禪宗的歷史下過很多功夫，頗有心得，但是對於禪宗本身那一套奧義並無好感。有一次朋友宴會飯後要大家題字，我偶然地寫了「無門關」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驚，因此談起禪宗，我提到日本鈴木大拙所寫的幾部書，胡先生正色說：「那是騙人的，你不可信他。」 * * * [1]努生，指羅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 [2]光旦，指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生於江蘇寶山，著名社會學家。 [3]葉恭綽（1881—1968），現代著名詞學家、書畫家、鑑賞家、收藏家，廣東番禺人。 [4]亹亹（wěiwěi），勤勉的意思。 [5]有酒如澠，語出《左傳·昭公十二年》：「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意思是有酒如澠水長流，有肉如堆成的小山岡。 [6]新月，指新月社，20世紀20年代末一個較大的文學團體，梁實秋、潘光旦等人均為其成員。 [7]呎，「英尺」的舊稱。 [8]瘦金體，亦稱「瘦金書」，楷書的一種，由宋徽宗趙佶所創。 [9]蔡孑民，即蔡元培，字孑民。 [10]黃山谷，指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北宋書法家、文學家。 [11]趙甌北，指趙翼（1727—1814），字雲崧，號甌北，清代詩人、史學家。文中所引詩作為《論詩》。 [12]平劇，京劇的又一名稱。 懷念胡適先生 胡先生長我十一歲，所以我從未說過「我的朋友胡適之」，我提起他的時候必稱先生，晤面的時候亦必稱先生。但並不完全是由於年齡的差異。 胡先生早年有一部《留學日記》，後來改名為《藏暉室日記》，內容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讀書札記，以及他的評論。小部分是他私人生活，以及友朋交遊的記載。我讀過他的日記之後，深感自愧弗如，我在他的那個年齡，還不知道讀書的重要，而且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當年也寫過一部留學日記，其內容的貧乏與幼稚是可以想見的。所以，以學識的豐儉，見解的深淺而論，胡先生不只是長我十一歲可以說長我二十一歲、三十一歲，以至四十一歲。 胡先生有寫日記的習慣。《留學日記》只是個開端，以後的日記更精彩。先生住在上海極斯菲爾路的時候，有一天我和徐志摩、羅努生去看他，胡太太說：「適之現在有客，你們先到他書房去等一下。」志摩領頭上樓進入他的書房。書房不大，是樓上亭子間，約三四坪，容不下我們三個人坐，於是我們就站在他的書架前面東看看西看看。志摩大叫一聲：「快來看，我發現了胡大哥的日記！」書架的下層有一尺多高的一疊稿紙，新月的稿紙。（這稿紙是胡先生自己定製的，一張十行，行二十五字，邊寬格大，胡先生說這樣的稿紙比較經濟，寫錯了就撕掉也不可惜。後來這樣的稿紙就在新月書店公開發售，有宣紙毛邊兩種。我認為很合用，直到如今我仍然使用仿製的這樣的稿紙。）胡先生的日記是用毛筆寫的，至少我看到的這一部分是毛筆寫的，他寫得相當工整，他從不寫行草，總是一筆一捺的規規矩矩。最令我們驚異的是，除了私人記事之外，他每天剪貼報紙，包括各種新聞在內，因此篇幅多得驚人，兼具時事資料的匯集，這是他的日記一大特色，可說是空前的。酬酢宴席之中的座客一一列舉，偶爾也有我們的名字在內，努生就笑著說：「得附驥尾，亦可以不朽矣！」我們匆匆看了幾頁，胡先生已衝上樓來，他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他嚴肅地告訴我們：「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若干年後才能發表。」 我自偷看了胡先生的日記以後，就常常記掛，不知何年何月這部日記才得面世。胡先生回台定居，我為了洽商重印《胡適文存》到南港去看他。我就問起這麼多年日記是否仍在繼續寫。他說並未間斷，只有未能繼續使用毛筆，也沒有稿紙可用，所以改用洋紙本了，同時內容亦不如從前之詳盡，但是每年總有一本，現已積得一箱。胡先生原擬那一箱日記就留在美國，胡太太搬運行李時誤把一箱日記也帶來台灣。胡先生故後，胡先生的一些朋友曾有一次會談，對於這一箱日記很感難於處理，聽說後來又運到美國，詳情我不知道。我現在只希望這一部日記能在妥人照料之中，將來在適當的時候全部影印出來，而沒有任何竄改增刪。 胡先生在學術方面有很大部分精力用在《水經注》的研究上。在北平時他曾經打開他的書櫥，向我展示其中用硬紙夾夾著的稿子，凡數十夾，都是《水經注》研究。他很得意的向我指指點點；這是趙一清的說法，這是全祖望的說法，最後是他自己的說法，說得頭頭是道。 我對《水經注》沒有興趣，更無研究，聽了胡先生的話，覺得他真是用功讀書肯用思想。我乘間向他提起：「先生青年寫《廬山遊記》，考證一個和尚的墓碑，寫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還另印成一個小冊，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評，他說先生近於玩物喪志，如今這樣的研究《水經注》，是否值得？」胡先生說：「不然。我是提示一個治學的方法。前人著書立說，我們應該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為之辨誣，作偽者為之揭露。我花了這麼多力氣，如果能為後人指示一個作學問的方法，不算是白費。」胡先生引用佛書上常用的一句話「功不唐捐」，沒有功夫是白費的。我私下裡想，功夫固然不算白費，但是像胡先生這樣一個人，用這麼多功夫，做這樣的工作，對於預期可能得到的效果，是否成比例，似不無疑問，不止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想法。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副刊登了一首康華先生的詩，題目是《南港，午夜不能成寐，有懷胡適之先生》，我抄在下面： 你靜悄悄地躲在南港， 不知道這幾天是何模樣。 莫非還在東找西翻， 為了那個一百二十歲的和尚？ 聽說你最近有過去處， 又在埋頭搞那水經注。 為何不踏上新的征途， 盡走偏僻的老路？ 自然這一切卻也難怪， 這是你的興趣所在。 何況一字一句校勘出來， 其樂也甚於掘得一堆金塊。 並且你也有很多的道理， 更可舉出很多的事例。 總之何足驚奇！ 這便是科學的方法和精神所寄。 不過這究竟是個太空時代， 人家已經射了一個司普尼克， 希望你領著我們趕上前來， 在這一方面作幾個大膽的假設！ 我午夜枕上思前想後， 牽掛著南港的氣候。 當心西伯利亞和隔海的寒流， 會向著我們這邊滲透！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這首詩的意思很好，寫得也宛轉敦厚，尤其是胡適之式的白話詩體，最能打動胡先生的心。他初不知此詩作者為誰，但是他後來想到康是健康的康，華是中華的華，他也就猜中了。他寫了這樣一封信給此詩作者（後亦刊於中副）： ××兄： 近來才知道老兄有「康華」的筆名，所以我特別寫封簡訊，向你道謝贈詩的厚意。我原想作一首詩答「康華」先生，等詩成了，再寫信；可惜我多年不作詩了，至今還沒有寫成，所以先寫信道謝。詩若寫成，一定先寄給老兄。 你的詩猜中了！在你作詩的前幾天，我「還在東找西翻，為了那個一百二十歲的和尚！」寫了一篇《三勘虛雲和尚年譜》的筆記，被陳漢光先生在台灣風物上發表了。原意是寫給老兄轉給「康華」詩人看的，現在只好把印本寄呈了。 老兄此詩寫得很好，我第一天見了就剪下來粘在日記里，自記云：「康華不知是誰？這詩很明白流暢，很可讀。」 我在民國十八年一月曾擬《中國科學社的社歌》，其中第三節的意思頗像大作的第三節。今將剪報一紙寄給老兄，請指正。 敬祝 新年百福。 弟適上　一九六〇一、四 附：《嘗試》集外詩： 擬中國科學社的社歌 我們不崇拜自然， 他是個刁鑽古怪。 我們要捶他、煮他， 要使他聽我們指派。 我們叫電氣推車， 我們叫以太送信，—— 把自然的秘密揭開， 好叫他來服侍我們人。 我們唱天行有常， 我們唱致知窮理。 不怕他真理無窮， 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胡先生的思想好像到了晚年就停滯不進。考證《虛雲和尚年譜》，研究《水經注》，自有其價值，但不是我們所期望於胡先生的領導群倫的大事業。於此我有一點解釋。一個人在一生中有限的歲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創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領導者本身才學經驗之外，還有時代環境的影響，交相激盪，乃能觸機而發，震爍古今。少數人登高一呼，多數人聞風景從。胡先生領導白話文運動，倡導思想自由，宏揚人權思想，均應作如是觀。所以我們對於一個曾居於領導地位的人不可期望過奢。胡先生常說「但開風氣不為師」。開風氣的事，一生能做幾次？ 胡先生的人品，比他的才學，更令人欽佩。前總統蔣先生在南港胡墓橫題四個大字「德學俱隆」是十分恰當的。 胡先生名滿天下，但是他實在並不好名。有一年胡先生和馬君武、丁在君、羅努生作桂林之游，所至之處，輒為人包圍。胡先生說：「他們是來看猴子！」胡先生說他實在是為名所累。 胡先生的婚姻常是許多人談論的題目，其實這是他的私事，不干他人。他結婚的經過，在他《四十自述》里已經說得明白。他重視母命，這是偉大的孝道，他重視一個女子的畢生幸福，這是偉大的仁心。幸福的婚姻，條件很多，而且有時候不是外人所能充分理解的。沒有人的婚姻是沒有瑕疵的，夫妻胖合，相與容忍，這婚姻便可維持於長久。「五四」以來，社會上有很多知名之士，視糟糠如敝屣，而胡先生沒有走上這條路。我們敬佩他的為人，至於許許多多瑣瑣碎碎的捕風捉影之談，我們不敢輕信。 大凡真有才學的人，對於高官厚祿可以無動於衷，而對於後起才俊則無不獎愛有加。梁任公先生如此，胡先生亦如此。他住在米糧庫的那段期間，每逢星期日「家庭開放」，來者不拒，經常是高朋滿座，包括許多慕名而來的後生。這表示他不僅好客，而且於舊雨今雨之外還隱隱然要接納一般後起之秀。有人喜歡寫長篇大論的信給他，向他請益，果有一長可取，他必認真作答，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藏有他的書札。他借頻繁的通信認識了一些年輕人。 大約二十年前左右，由台灣到美國去留學進修是相當困難的事，至少在簽證的時候兩千美元存款的保證就很難籌措。胡先生有一筆款，前後貸給一些青年助其出國，言明希望日後歸還，以便繼續供應他人。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這是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你想，以有限的一點點的錢，幫個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國外進修，一旦所學有成，其貢獻無法計量，豈不是最划得來的投資？」他這樣做，沒有一點私心，我且舉一例。師範大學有一位理工方面的助教，學業成績異常優秀，得到了美國某大學的全份獎學金，就是欠缺簽證保證，無法成行。理學院長陳可忠先生、校長劉白如先生對我談起，我就建議由我們三個聯名求助於胡先生。就憑我們這一封信，胡先生慨然允諾，他回信說： 可忠　白如　實秋　三兄： 示悉。×××君事，理應幫忙，今寄上Cashier's check一張，可交×××君保存。簽證時此款即可生效。將來他到了學校，可將此款由當地銀行取出，存入他自己名下，便中用他自己的支票寄還我。 匆匆敬祝 大安 弟適之一九五五、六、十五 像這樣近於仗義疏財的事他做了多少次，我不知道。我相信，受過他這樣提攜的人會永久感念他的恩德。 胡先生喜歡談談政治，但是無意仕進。他最多不過提倡人權，為困苦的平民抱不平。他講人權的時候，許多人還譏笑他，說他是十八世紀的思想，說他講的是崇拜天賦人權的陳腐思想。人權的想法是和各種形式的獨裁政治格格不入的。在這一點上，胡先生的思想沒有落伍，依然是站在時代的前端。他不反對學者從政，他認為好人不出來從政，政治如何能夠清明？所以他的一些朋友走入政界，他還鼓勵他們，只是他自己不肯踏上仕途。行憲開始之前，蔣先生推薦他做第一任的總統，他都不肯做。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材料。我記得有些人士想推他領導一個政治運動，他謙遜不遑地說：「我不能做實際政治活動。我告訴你，我從小是生長於婦人之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生長於婦人之手，是否暗示養成「婦人之仁」的態度？是否指自己膽小，不夠心狠手辣？當時看他說話的態度十分嚴肅，大家沒好追問下去。 抗戰軍興，國家民族到了最後關頭，他奉派為駐美大使。他接受了這個使命。政府有知人之明，他有臨危受命的勇氣。沒有人比他更適合於這個工作，而在他是不得已而為之。數年任內，僕僕風塵，作了幾百次講演，必力交瘁。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繳還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台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像他這樣廉價，並不多覯，以我所知，羅文於先生作外交部長便是一個不要特支費的官員。此種事鮮為外人所知，即使有人傳述，亦很少有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太可怪了。 我認識胡先生很晚，親炙之日不多，頂多不過十年，而且交往不密，連師友之間的關係都說不上，所以我沒有資格傳述先生盛德於萬一。不過在我的生活回憶之中也有幾件有關係的事值得一提。 一樁事是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我從未想過翻譯莎士比亞，覺得那是非常艱巨的事，應該讓有能力的人去做。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讀過《哈姆雷特》、《朱利阿斯·西撤》等幾個戲，巢堃林教授教我們讀魁勒·考赤的《莎士比亞歷史劇本事》，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上過哈佛的吉退之教授的課，他教我們讀了《馬克白》與《亨利四世上篇》，同時看過幾部莎氏劇的上演。我對莎士比亞的認識僅此而已。翻譯四十本莎氏全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民國十九年底，胡先生開始任事於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即美國庚款委員會）的翻譯委員會，他一向熱心於翻譯事業，現在有了基金會支持，他就想規模的進行。約五年之內出版了不少作品，包括關琪桐先生譯的好幾本哲學書，如培根的《新工具》等，羅念先生譯的希臘戲劇數種，張谷若先生譯的哈代小說數種，陳綿先生譯的法國戲劇數種，還有我譯的莎士比亞數種。如果不是日寇發動侵略，這個有計劃而且認真的翻譯工作會順利展開，可惜抗戰一起這個工作暫時由張子高先生負責了一個簡略時期之後便停止了。 胡先生領導莎士比亞翻譯工作的經過，我無庸細說，我在這裡公開胡先生的幾封信，可以窺見胡先生當初如何熱心發動這個工作。原擬五個人擔任翻譯，聞一多、徐志摩、葉公超、陳西瀅和我，期以五年十年完成，經費暫定為五萬元。我立刻就動手翻譯，擬一年交稿兩部。沒想到另外四位始終沒有動手，於是這工作就落在我一個人頭上了。在抗戰開始時我完成了八部，四部悲劇四部喜劇，抗戰期間又完成了一部歷史劇，以後拖拖拉拉三十年終於全集譯成。胡先生不是不關心我的翻譯，他曾說在全集譯成之時他要舉行一個盛大酒會，可惜全集譯成開了酒會之時他已逝世了。有一次他從台北乘飛機到美國去開會，臨行前他準備帶幾本書在飛行中閱讀。那時候我譯的《亨利四世下篇》剛好由明華書局出版不久，他就選了這本書作為他的空中讀物的一部分。他說：「我要看看你的譯本能不能令我一口氣讀下去。」胡先生是最講究文字清楚明白的，我的譯文是否夠清楚明白，我不敢說，因為莎士比亞的文字有時候也夠艱澀的。以後我沒得機會就這件事向胡先生請教。 領導我、鼓勵我、支持我，使我能於斷斷續續三十年間完成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者，有三個人：胡先生、我的父親、我的妻子。 另一樁事是胡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約我到北京大學去擔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北大除了教授名義之外，還有所謂名譽教授與研究教授的名義，名譽教授是對某些資深教授的禮遇，固無論矣，所謂研究教授則是胡先生的創意，他想借基金會資助吸收一些比較年輕的人到北大，作為生力軍，新血輪，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課時數亦相當減少。原有的教授之中也有一些被聘為研究教授的。我在青島教書，已有四年，原無意他往，青島山明水秀，民風淳樸，是最宜於長久居住的地方。承胡先生不棄，邀我去北大，同時我的父母也不願我久在外地，希望我回北平住在一起。離青島去北平，棄小家庭就大家庭，在我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然而我畢竟去了。只是胡先生對我的期望過高，短期間內能否不負所望實在沒有把握。我現在披露胡先生的幾封信札，我的用意在說明胡先生主北大文學院時的一番抱負。胡先生的作法不是沒有受到譏誚，我記得那一年共閱入學試卷的時候，就有一位年齡與我相若的先生故意地當眾高聲說：「我這個教授是既不名譽亦不研究！」大有憤憤不平之意。 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是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人、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一九六〇年七月美國華盛頓大學得福德基金會之資助在西雅圖召開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中國方面出席的人除胡先生外還有錢思亮、毛子水、徐道鄰、李先聞、彭明敏和我以及其他幾個人。最後一次集會之後，胡先生私下裡掏出一張影印的信件給我看。信是英文（中國式的英文）寫的，由七八個人署名，包括立法委員、大學教授、專科校長，是寫給華盛頓大學校長歐第嘉德的，內容大致說胡適等人非經學術團體推選，亦未經合法委派，不足以代表我國，而且胡適思想與我國傳統文化大相刺謬，更不足以言我國文化云云。我問胡先生如何應付，他說「給你看看，不要理他。」我覺得最有諷刺性的一件事是，胡先生在台北起行前之預備會中，經公推發表一篇開幕演講詞，胡先生謙遜不遑，他說不知說什麼好，請大家提供意見，大家默然。我當時想起胡先生平夙常說他自己不知是專攻哪一門，勉強的說可以算是研究歷史的。於是我就建議胡先生就中國文化傳統作一概述，再闡說其未來。胡先生居然首肯。在正式會議上發表一篇極為精彩的演說。原文是英文，但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日報》有中文翻譯，連載三天。題目就是《中國之傳統與將來》。譯文是胡先生的手筆，抑是由別人翻譯，我不知道。此文在教育資料館《教育文摘》第五卷第七八號《東西文化交流》專輯又轉載過一次。恐怕看過的人未必很多。此文也可以說是胡先生晚年自撰全部思想的一篇概述。他對中國文化傳統有客觀的敘述，對中國文化之未來有樂觀的展望。無論如何，不能說胡先生是中國傳統的叛徒。 在上海的時候，胡先生編了一本《宋人評話》，亞東出版，好像是六種，其中一種述說海陵王荒淫無道，當然涉及猥褻的描寫，不知怎樣的就被巡捕房沒收了。胡先生很不服氣，認為評話是我國小說史中很重要的一環，歷代重要典藏均有著錄，而且文學作品涉及性的敘說也是尋常事，中外皆然，不足為病。因而他去請教律師鄭天錫先生，鄭先生說：「沒收是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書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處以應得之罪，然後才能沒收書刊，沒收是附帶的處分。不過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得直的。」於是胡先生也就沒有抗辯。 有一天我們在胡先生家裡聚餐，徐志摩像一陣旋風似的沖了進來，抱著一本精裝的厚厚的大書。是德文的色情書，圖文並茂。大家爭著看，胡先生說：「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薌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隻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大家聽了為之粲然。我提起這樁小事，說明胡先生儘管是聖人，也有他的輕鬆活潑的一面。 憶老舍 我最初讀老舍的《趙子曰》、《老張的哲學》、《二馬》，未識其人，只覺得他以純粹的北平土語寫小說頗為別致。北平土語，像其他主要地區的土語一樣，內容很豐富，有的是俏皮話兒、歇後語，精到出色的明喻暗譬，還有許多有聲無字的詞字。如果運用得當，北平土話可說是非常的生動有趣；如果使用起來不加檢點，當然也可能變成為油腔滑調的「耍貧嘴」。以土話入小說本是小說家常用的一種技巧，可使對話格外顯得活潑，可使人物性格顯得真實凸出。若是一部小說從頭到尾，不分對話敘述或描寫，一律使用土話，則自《海上花》一類的小說以後並不多見。我之所以注意老舍的小說者蓋在於此。胡適先生對於老舍的作品評價不高，他以為老舍的幽默是勉強造作的。但一般人覺得老舍的作品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頗表歡迎。 抗戰後，老舍有一段期間住在北碚，我們時相過從。他又黑又瘦，甚為憔悴，平常總是佝僂著腰，邁著四方步，說話的聲音低沉、徐緩，但是有風趣。他和老向住在一起，生活當然是很清苦的。在名義上他是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事實上這個組織的分子很複雜，有不少野心分子企圖從中操縱把持。老舍對待誰都是一樣的和藹親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緣好。 有一次北碚各機關團體以國立編譯館為首發起募款勞軍晚會，一連兩晚，盛況空前，把北碚兒童福利試驗區的大禮堂擠得水泄不通。國立禮樂館的張充和女士多才多藝，由我出面邀請，會同編譯館的姜作棟先生（名伶錢金福的弟子），合演一出「刺虎」，唱做之佳至今令人不能忘。在這一齣戲之前，墊一段對口相聲。這是老舍自告奮勇的，蒙他選中了我做搭檔，頭一晚他「逗哏」我「捧哏」，第二晚我逗他捧，事實上掛頭牌的當然應該是他。他對相聲特有研究。在北平長大的誰沒有聽過焦德海草上飛？但是能把相聲全本大套地背誦下來則並非易事。如果我不答應上台，他即不肯露演，我為了勞軍只好勉強同意。老舍囑咐我說，「說相聲第一要沉得住氣，放出一副冷麵孔，永遠不許笑，而且要控制住觀眾的注意力，用乾淨利落的口齒在說到緊要處使出全副氣力斬釘斷鐵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話，則全場必定爆出一片彩聲哄堂大笑，用句術語來說，這叫做『皮兒薄』，言其一戳即破。」我聽了之後連連辭謝說：「我辦不了，我的皮兒不薄。」他說：「不要緊，咱們練著瞧。」於是他把詞兒寫出來，一段是《新洪羊洞》，一段是《一家六口》，這都是老相聲，誰都聽過。相聲這玩意兒不嫌其老，越是經過千錘百鍊的玩意兒越惹人喜歡，藉著演員的技藝風度之各有千秋而永遠保持新鮮的滋味。相聲裡面的粗俗玩笑，例如「爸爸」二字剛一出口，對方就得趕快順口答腔地說聲「啊」，似乎太無聊，但是老舍堅持不能刪免，據他看相聲已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不可稍有損益。是我堅決要求，他才同意在用摺扇敲頭的時候只要略為比畫而無須真打。我們認真地排練了好多次。到了上演的那一天，我們走到台的前邊，泥雕木塑一般繃著臉肅立片刻，觀眾已經笑不可抑，以後幾乎只能在陣陣笑聲之間的空隙進行對話。該用摺扇敲頭的時候，老舍不知是一時激動忘形，還是有意違反諾言，掄起大摺扇狠狠地向我打來，我看來勢不善，向後一閃，摺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鏡，說時遲，那時快，我手掌向上兩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來的眼鏡，我保持那個姿勢不動，彩聲歷久不絕，有人以為這是一手絕活兒，還高呼：「再來一回！」 老舍的才華是多方面的，長短篇的小說、散文、戲劇、白話詩，無一不能，無一不精。而且他有他的個性，絕不俯仰隨人。我現在檢出一封老舍給我的信，是他離開北碚之後寫的，那時候他的夫人已自北平趕來四川，但是他的生活更陷於苦悶。他患有胃下垂的毛病，割盲腸的時候用一小時余還尋不到盲腸，後來在腹部的左邊找到了。這封信附有七律五首，由此我們也可窺見他當時的心情的又一面。 前幾年王敬羲從香港剪寫老舍短文一篇，可惜未註明寫作或發表的時間及地點，題為《春來憶廣州》，看他行文的氣質，已由絢爛趨於平淡，但是有一縷惆悵悲哀的情緒流露在字裡行間。聽說他去年已做了九泉之客，又有人說他尚在人間。是耶非耶，其孰能辨之？茲將這一小文附錄於後： 春來憶廣州 我愛花。因氣候、水土等等關係，在北京養花，頗為不易。冬天冷，院裡無法擺花，只好都搬到屋裡來。每到冬季，我的屋裡總是花比人多，形勢逼人！屋中養花，有如籠中養鳥，即使用心調護，也養不出個樣子來。除非特建花室，實在無法解決問題。我的小院裡，又無隙地可建花室！ 一看到屋中那些半病的花草，我就立刻想起美麗的廣州來。去年春節後，我不是到廣州住了一個月嗎？哎呀，真是了不起的好地方！人極熱情，花似乎也熱情！大街小巷，院裡牆頭，百花齊放，歡迎客人，真是「交友看花在廣州」啊！ 在廣州，對著我的屋門便是一株象牙紅，高與樓齊，盛開著一叢紅艷奪目的花兒，而且經常有很小的小鳥，鑽進那朱紅的小「象牙」里，如蜂采蜜。真美！只要一有空兒，我便坐在階前，看那些花與小鳥。在家裡，我也有一棵象牙紅，可是高不及三尺，而且是種在盆子裡。它入秋即放假休息，入冬便睡大覺，且久久不醒，直到端陽左右，它才開幾朵先天不足的小花，絕對沒有那種秀氣的小鳥做伴！ 現在，它正在屋角打盹，也許跟我一樣，正想念它的故鄉廣東吧？ 春天到來，我的花草還是不易安排：早些移出去吧，怕風霜侵犯；不搬出去吧，又都發出細條嫩葉，很不健康。這種細條子不會長出花來。看著真令人焦心！ 好容易盼到夏天，花盆都運至院中，可還不完全順利。院小，不透風，許多花兒便生了病。特別由南方來的那些，如白玉蘭、梔子、茉莉、小金桔、茶花……也不知怎麼就葉落枝枯，悄悄死去。因此，我打定主意，在買來這些比較嬌貴的花兒之時，就認為它們不能長壽，盡到我的心，而又不作幻想，以免枯死的時候落淚傷神。同時，也多種些叫它死也不肯死的花草，如夾竹桃之類，以期老有些花兒看。 夏天，北京的陽光過暴，而且不下雨則已，一下就是傾盆倒海而來，勢不可擋，也不利於花草的生長。 秋天較好，可是忽然一陣冷風，無法預防，嬌嫩些的花兒就受了重傷。於是，全家動員，七手八腳，往屋裡搬呀，各屋裡都擠滿了花盆，人們出來進去都須留神，以免絆倒！ 真羨慕廣州的朋友們，院裡院外，四季有花，而且是多麼出色的花呀！白玉蘭高達數丈，乾子比我的腰還粗！英雄氣概的木棉，昂首天外，開滿大紅花，何等氣勢！就連普通的花兒，四季海棠與繡球什麼的，也特別壯實，葉茂花繁，花小而氣魄不小！看，在冬天，窗外還有結實纍纍的木瓜呀！真沒法兒比！一想起花木，也就更想念朋友們！ 憶周作人先生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這個陋巷裡卻住著一位高雅的與世無爭的讀書人。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代表清華文學社會見他，邀他到清華演講。那個時代，一個年輕學生可以不經介紹徑自拜訪一位學者，並且邀他演講，而且毫無報酬，好像不算是失禮的事。如今手續似乎更簡便了，往往是一通電話便可以邀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去講演什麼的。我當年就是這樣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訪。轉彎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兩進的平房，正值雨後，前院積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進去，沿著南房檐下的石階走進南屋。地上鋪著涼蓆。屋裡已有兩人在談話，一位是留了一撮小鬍子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年輕人是寫小詩的何植三先生。魯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後就說：「你是找我弟弟的，請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於寫作的所在。靠牆一幾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來掛著一個小小的橫匾，「苦雨齋」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齋名苦雨，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後來他改齋名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意態翛然，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鬚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一僕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於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從北平城裡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特別提出所謂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為一首，一首分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由於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眾不易了解，講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講稿，隨即發表。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禪意。此種短詩對於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為模擬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作過好幾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我當時主編一個周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他曾托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我照辦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裡發表他的幾封短札，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偽，以至於身系縲紲，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近來大有閒，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於《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只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　七日夜 關於《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涇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別號。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於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於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夙對於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只是隔著窗子看見過一位披著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地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於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讚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內山書店老闆過從甚密。 抗戰開始，周先生捨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為難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衷仕進的人，也異於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內心裡卻是冷峭。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 魯迅早期的著作，如《吶喊》等，大多在描寫他的那場「家難」；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進士，外放江西金溪知縣。光緒四年因案被議，降級改為「教諭」。周福清不願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個「內閣中書」，做了十幾年的京官。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這年因為下一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託，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內，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宸衷茂育」字樣；另外「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對象原是副主考周錫恩，哪知他的僕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為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科場舞弊，是件嚴重的事。但從地方到京城，都因為明年是太后六十萬壽，不願興大獄，刑部多方開脫，將周福清從斬罪上量減一等，改為充軍新疆。歷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擬罪得重，由御筆改輕，表示「恩出自上」；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著批示：「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這一來，周家可就慘了。第二年太后萬壽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緒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將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決」名冊中「情實」一欄之外，才能免死。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關在浙江臬司監獄中，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打點」，非大把銀子不可。周用吉的健康狀況很差，不堪這樣沉重的負擔，很快的就去世了。魯迅兄弟被寄養在親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討生活：十幾歲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魯迅的偏激負氣，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難想像的事。 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後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後來國軍撤離南京的前夕，蔣夢麟先生等還到監牢去探視過他，可見他雖然是罪有應得，但是他的老朋友們還是對他有相當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國時報》副刊有南宮搏先生一文《於〈知堂回想錄〉而回想》，有這樣的一段： 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偽！》不留餘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偽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偽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作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並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晚節不終只有惋惜，無法辯解。 憶沈從文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中央日報》方塊文章井心先生記載著：「以寫作手法新穎，自成一格……的作者沈從文，不久以前，在大陸因受不了迫害而死。聽說他喝過一次煤油，割過一次靜脈，終於帶著不屈服的靈魂而死去了。」 接著又說：「他出身行伍，而以文章聞名；自稱小兵，而面目姣好如女子，說話、態度爾雅、溫文……」「他寫得一手娟秀的《靈飛經》……」這幾句話描寫得確切而生動，使我想起沈從文其人。 我現在先發表他一封信，大概是民國十九年間他在上海時候寫給我的。信的內容沒有什麼可注意的，但是幾個字寫得很挺拔而俏麗。他最初以「休芸芸」的筆名向《晨報副鐫》投稿時，用細尖鋼筆寫的稿子就非常的出色，徐志摩因此到處揄揚他。後來他寫《阿麗絲中國遊記》分期刊登《新月》，我才有機會看到他的筆跡，果然是秀勁不凡。 從文雖然筆下洋洋灑灑，卻不健談，見了人總是低著頭羞答答的，說話也是細聲細氣。關於他「出身行伍」的事他從不多談。他在十九年三月寫過一篇《從文自序》，關於此點有清楚的交代，他說：「因為生長地方為清時屯戍重鎮，綠營制度到近年尚依然存在，故於過去祖父曾入軍籍，作過一次鎮守使，現在兄弟及父親皆仍在軍籍中做中級軍管。因地方極其偏僻，與苗民雜處聚居，教育文化皆極低落，故長於其環境中的我，幼小時顯出生命的那一面，是放蕩與詭詐。十二歲我曾受過關於軍事的基本訓練，十五歲時隨軍外出曾作上士。後到沅州，為一城區屠宰收稅員，不久又以書記名義，隨某剿匪部隊在川、湘、鄂、黔四省邊上過放縱野蠻約三年。因身體衰弱，年齡漸長，從各種生活中養成了默想與體會人生趣味的習慣，對於過去生活有所懷疑，漸覺有努力位置自己在一陌生事業上之必要。因這憧憬的要求，糊糊塗塗地到了北京。」這便是他早年從軍經過的自白。 由於徐志摩的吹噓，胡適之先生請他到中國公學教國文，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因為一個沒有正常的適當的學歷資歷的青年而能被人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是很不容易的。從文初登講壇，怯場是意中事，據他自己說，上課之前作了充分準備，以為資料足供一小時使用而有餘，不料面對黑壓壓一片人頭，三言兩語的就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剩下許多時間非得臨時編造不可，否則就要冷場，這使他頗為受窘。一位教師不善言詞，不算是太大的短處，若是沒有足夠的學識便難獲得大家的敬服。因此之故，從文雖然不是頂會說話的人，仍不失為成功的受歡迎的教師。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需要有啟發別人的力量才不愧為人師，在這一點上從文有他獨到之處，因為他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和好學深思的性格。 在中國公學一段時間，他最大的收穫大概是他的婚姻問題的解決。英語系的女生張兆和女士是一個聰明用功而且秉性端莊的小姐，她的家世很好，多才多藝的張充和女士便是她的胞姊。從文因授課的關係認識了她，而且一見鍾情。凡是沉默寡言笑的人，一旦墮入情網，時常是一往情深，一發而不可收拾。從文儘管顛倒，但是沒有得到對方青睞。他有一次急得想要跳樓。他本有流鼻血的毛病，幾番挫折之后蒼白的面孔愈發蒼白了。他會寫信，以紙筆代喉舌。張小姐實在被纏不過，而且師生戀愛聲張開來也是令人很窘的，於是有一天她帶著一大包從文寫給她的信去謁見胡校長，請他作主制止這一擾人舉動的發展。她指出了信中這樣的一句話：「我不僅愛你的靈魂，我也要你的肉體，」她認為這是侮辱。胡先生皺著眉頭，板著面孔，細心聽她陳述，然後綻出一絲笑容，溫和地對她說：「我勸你嫁給他。」張女士吃了一驚，但是禁不住胡先生誠懇地解說，居然急轉直下默不作聲的去了。胡先生曾自詡善於為人作伐，從文的婚事得諧便是他常常樂道的一例。 在青島大學從文教國文，大約一年多就隨楊振聲（今甫）先生離開青島到北平居住。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頤和園賃屋消暑，和他作伴的一位乾女兒，自稱過的是帝王生活，優哉游哉的享受那園中的風光湖色。此時從文給今甫做幫手，編中學國文教科書，所以也常常在頤和園出出進進。書編得很精彩，偏重於趣味，可惜不久抗戰軍興，書甫編竣，已不合時代需要，故從未印行。 從文一方面很有修養，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為一個特立獨行之士。像這樣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時代的犧牲？他的作品有四十幾種，可謂多產，文筆略帶歐化語氣，大約是受了閱讀翻譯文學作品的影響。 此文寫過，又不敢相信報紙的消息，故未發表。讀聶華苓女士作《沈從文評傳》（英文本，一九七二年紐約Twayne Publishers出版），果然好像從文尚在人間。人的生死可以隨便傳來傳去，真是人間何世！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西雅圖 憶冰心 初識冰心的人都覺得她不是一個令人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她的《繁星》、《春水》發表在晨報副刊的時候，風靡一時，我的朋友中如時昭瀛先生便是最為傾倒的一個，他逐日剪報，後來精裱成一長卷，在美國和冰心相遇的時候恭恭敬敬地獻給了她。我在《創造周報》第十二期（民國十二年七月廿九日）寫過一篇《〈繁星〉與〈春水〉》，我的批評是很保守的，我覺得那些小詩里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個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就在這篇批評發表後不久，於赴美途中在傑克遜總統號的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先生介紹，寒暄一陣之後，我問她：「您到美國修習什麼？」她說：「文學。」她問我：「您修習什麼？」我說：「文學批評。」話就談不下去了。 在海船上搖晃了十幾天，許地山、顧一樵、冰心和我都不暈船，我們興致勃勃地辦了一份文學性質的壁報，張貼在客艙入口處，後來我們選了十四篇送給小說月報，發表在第十一期（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日），作為一個專輯，就用原來壁報的名稱「海嘯」。其中有冰心的詩三首：《鄉愁》、《惆悵》、《紙船》。 民國十三年秋我到了哈佛，冰心在威爾斯萊女子學院，同屬於波斯頓地區，相距約一個多小時火車的路程。遇有假期，我們幾個朋友常去訪問冰心，邀她泛舟於腦倫璧迦湖。冰心也常乘星期日之暇到波斯頓來做杏花樓的座上客。我逐漸覺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過對人有幾分矜持，至於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覺之敏銳，性情之細膩，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波斯頓一帶的中國學生在「美國劇院」公演《琵琶記》，劇本是顧一樵改寫的，由我譯成英文。我飾蔡中郎，冰心飾宰相之女，謝文秋女士飾趙五娘。逢場作戲，不免謔浪。後謝文秋與同學朱世明先生訂婚，冰心就調侃我說：「朱門一入深似海，從此秋郎是路人。」「秋郎」二字來歷在此。 冰心喜歡海，她父親是海軍中人，她從小曾在煙臺隨侍過一段期間，所以和浩瀚的海洋結下不解緣，不過在她的作品裡嗅不出梅思斐爾的「海洋熱」。她憧憬的不是駭浪滔天的海水，不是浪跡天涯的海員生涯，而是在海濱沙灘上拾貝殼，在靜靜的海上看冰輪乍涌。我民國十九年到青島，一住四年，幾乎天天與海為鄰，幾次三番地寫信給她，從沒有忘記提到海，告訴她我怎樣陪同太太帶著孩子到海邊捉螃蟹，掘沙土，撿水母，聽燈塔嗚嗚叫，看海船冒煙在天邊逝去，我的意思是逗她到青島來。她也很想來過一個暑季，她來信說：「我們打算住兩個月，而且因為我不能起來的緣故，最好是海濤近接於幾席之下。文藻想和你們逛山散步，泅水，我則可以倚枕傾聆你們的言論。……我近來好多了，醫生許我坐火車，大概總是有進步。」但是她終於不果來，倒是文藻因赴鄒平開會之便到舍下盤桓了三五天。 冰心健康情形一向不好，說話的聲音不能大，甚至是有上氣無下氣的。她一到了美國不久就嘔血，那著名的《寄小讀者》大部分是在醫院床上寫的。以後她一直時發時愈，纏綿病榻。有人以為她患肺病，那是不確的。她給趙清閣的信上說：「肺病絕不可能。」給我的信早就說得更明白：「為慎重起見，遵協和醫囑重行檢驗一次，X光線，取血，鬧了一天，據說我的肺倒沒毛病，是血管太脆。」她嘔血是周期性的，有時事前可以預知，她多麼想看青島的海，但是不能來，只好嘆息：「我無有言說，天實為之！」她的病嚴重地影響了她的創作生涯，甚至比照管家庭更妨礙她的寫作，實在是太可惋惜的事。抗戰時她先是在昆明，我寫信給她，為了一句戲言，她回信說：「你問我除生病之外，所做何事。像我這樣不事生產，當然使知友不滿之意溢於言外。其實我到呈貢之後，只病過一次，日常生活都在跑山望水，柴米油鹽，看孩子中度過……」在抗戰期中做一個盡職的主婦真是談何容易，冰心以病軀肩此重任，是很難為她了。她後來遷至四川的歌樂山居住，我去看她，她一定要我試一試他們睡的那一張彈簧床。我躺上去一試，真軟，像棉花團，文藻告訴我他們從北平出來什麼也沒帶，就帶了這一張龐大笨重的床，從北平搬到昆明，從昆明搬到歌樂山，沒有這樣的床她睡不著覺！ 歌樂山在重慶附近算是風景很優美的一個地方。冰心的居處在一個小小的山頭上，房子也可以說是洋房，不過牆是土砌的，窗戶很小很少，裡面黑黝黝的，而且很潮濕。倒是門外有幾十棵不大不小的松樹，秋聲蕭瑟，瘦影參差，還值得令人留戀。一般人以為冰心養尊處優，以我所知，她在抗戰期間並不寬裕。歌樂山的寓處也是借住的。 抗戰勝利後，文藻任職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這一段時間才是她一生享受最多的，日本的園林之勝是她所最為愛好的，日常的生活起居也由當地政府照料得無微不至。下面是她到東京後兩年寫給我的一封信： 實秋： 九月廿六信收到。昭涵到東京，待了五天，我托他把那部日本版杜詩帶回給你（我買來已有一年了！），到臨走時他也忘了，再尋便人罷。你要吳清源和本因坊的棋譜，我已托人收集，當陸續奉寄。清閣在北平（此信給她看看），你們又可以熱鬧一下。我們這裡到是很熱鬧，甘地所最恨的雞尾酒會，這裡常有！也累，也最不累，因為你可以完全不用腦筋說話，但這裡也常會從萬人如海之中飄閃出一兩個「驚才絕艷」，因為過往的太多了，各國的全有，淘金似的，會浮上點金沙。除此之外，大多數是職業外交人員，職業軍人，浮囂的新聞記者，言語無味，面目可憎。在東京兩年，倒是一種經驗，在生命中算是很有趣的一段。文藻照應忙，孩子們照應，身體倒都不錯，我也好。宗生不常到你處罷？他說高三功課忙得很，明年他想考清華，誰知道明年又怎麼樣？北平人心如何？看報仿佛不大好。東京下了一場秋雨，冷得美國人都披上皮大衣，今天又放了晴，天空藍得像北平，真是想家得很！你們吃炒栗子沒有？ 冰心　十、十二 請嫂夫人安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來到台灣，接到冰心、文藻的信，信中說他們很高興聽到我來台的消息，但是一再叮嚀要我立刻辦理手續前往日本。風雨飄搖之際，這份友情當然可感，但是我沒有去。此後就消息斷絕。 附錄： 冰心致作者的信之一 實秋： 前得來書，一切滿意，為慎重起見，遵醫（協和）囑重行檢查一次，X光線，取血，鬧了一天，據說我的肺倒沒毛病，是血管太脆。現在仍須靜養，年底才能漸漸照常，長途火車，絕對禁止，於是又是一次幻象之消滅！ 我無有言說，天實為之！我只有感謝你為我們費心，同時也羨慕你能自由地享受海之偉大，這原來不是容易的事！ 文藻請安 冰心拜上　六月廿五 冰心致作者的信之二 實秋： 你的信，是我們許多年來，從朋友方面所未得到的，真摯痛快的好信！看完了予我們以若干的歡喜。志摩死了，利用聰明，在一場不入道不光明的行為之下，仍得到社會一班人的歡迎的人，得到一個歸宿了！我仍是這麼一句話，上天生一個天才，真是萬難，而聰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詩，魄力甚好，而情調則處處趨向一個毀滅的結局。看他《自剖》里的散文、《飛》等等，仿佛就是他將死未絕時的情感，詩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預兆，是說他十年來心理的醞釀，與無形中心靈的絕望與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結果！人死了什麼話都太晚，他生前我對著他沒有說過一句好話，最後一句話，他對我說的：「我的心肝五臟都壞了，要到你那裡聖潔的地方去懺悔！」我沒說什麼，我和他從來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憐惜他了，他真辜負了他的一股子勁！ 談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誤他？」「他誤女人？」也很難說。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處就得不著，女人的壞處就使他犧牲了。 ——到這裡，我打住不說了！ 我近來常常恨我自己，我真應當常寫作，假如你喜歡《我勸你》那種的詩，我還能寫他一二十首。無端我近來又教了書，天天看不完的卷子，使我頭痛心煩。是我自己不好，只因我有種種責任，不得不要有一定的進款來應用，過年我也許不干或少教點，整個地來奔向我的使命和前途。 我們很願意見見你，朋友們真太疏遠了！年假能來麼？我們約了努生，也約了昭涵，為國家你們也應當聚聚首了，我若百無一長，至少能為你們煮咖啡！小孩子可愛得很，紅紅的頰，蜷曲的濃髮，力氣很大，現在就在我旁邊玩，他長得像文藻，脾氣像我，也急，卻愛笑，一點也不怕生。 請太太安 冰心　十一、廿五 冰心致作者的信之三 實秋： 山上梨花都開過了，想雅舍門口那一大棵一定也是綠肥白瘦，光陰過得何等得快！你近來如何？聽說曾進城一次，歌樂山竟不曾停車，似乎有點對不起朋友。剛給白薇寫幾個宇，忽然想起趙清閣，不知她近體如何？春來是否痊了？請你代走一趟，看看她，我自己近來好得很。文藻大約下月初才能從昆明回來，他生日是二月九號，你能來玩玩否？余不一一，即請大安問業雅好。 冰心　三月廿五日 冰心致趙清閣的信 清閣： 信都收入，將來必有一天我死了都沒有人哭。關於我病危的謠言已經有太多次了，在遠方的人不要驚慌，多會真死了才是死，而且肺病絕不可能。這種情形，並不算壞。就是有病時（有時）太寂寞一點，而且什麼都要自己管，病人自己管自己，總覺得有點那個！你叫我寫文章，尤其是小說，我何嘗不想寫，就是時間太零碎，而且雜務非常多。也許我回來時在你的桌上會寫出一點來。上次給你寄了櫻花沒有？並不好，就是多，我想就是菜花多了也會好看，櫻花意味太哲學了，而且屬於悲觀一路，我不喜歡。朋友們關心我的，請都替我闢謠，而且問好。參政會還沒有通知，我也不知道是否五月開，他們應當早通知我，好作準備。這邊待得相當膩，朋友太少了，風景也沒有什麼，人為居多，如森林，這都是數十年昇平的結果。我們只要太平下來五十年，你看看什麼樣子，總之我對於日本的口口，第一是女人（太沒有背脊骨了），第二是櫻花，第三第四也還要有……匆匆請放心。 冰心　四、十七 冰心致作者的信之四 實秋： 文藻到貴陽去了，大約十日後方能回來，他將來函寄回，叫我作復。大札較長，迴誦之餘，感慰無盡。你問我除生病之外，所做何事，像我這樣不事生產，當然使知友不滿之意，溢於言外。其實我到呈貢後，只病過一次，日常生活，都在跑山望水，柴米油鹽，看孩子中度過。自己也未嘗不想寫作，總因心神不定，前作《默廬試筆》斷續寫了三夜，成了六七千字，又放下了。當然並不敢妄自菲薄，如今環境又靜美，正是應當振作時候，甚望你常常督促，省得我就此沉落下去。呈貢是極美，只是城太小，山下也住有許多外來的工作人員，談起來有時很好，有時就很索然，在此居留，大有MainStreet風味，漸漸地會感到孤寂。（當然昆明也沒有什麼意思，我每次進城，都亟欲回來！）我有時想這不是居處關係，人到中年，都有些蕭索。我的一聯是「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庶幾近之。你是個風流才子，「時勢造成的教育專家」，同時又有「高尚娛樂」「活魚填鴨充飢」。所謂之「依人自笑馮駐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兩句（你對我已複述過兩次），真是文不對題，該打！該打！只是思家之念，尚值得人同情耳！你跌傷已痊癒否？景超如此仗義疏財，可惜我不能身受其惠。 我們這裡，毫無高尚娛樂，而且雖有義可仗，也無財可疏，為可嘆也！文藻信中又囑我為一樵寫一條橫幅，請你代問他，可否代以「直條」？我本來不是寫字的人，直條還可閉著眼草下去，寫完「一瞑不視」（不是「擲筆而逝」）！橫幅則不免手顫了，請即復。山風漸動，陰雨時酸寒透骨，幸而此地陽光尚多，今天不好，總有明天可以盼望。你何時能來玩玩？譯述脫稿時請能惠我一讀。景超、業雅、一樵請代致意，此信可以傳閱。靜夜把筆，臨穎不盡。 冰心拜啟　十一月廿七 冰心致作者的信之五 實秋： 我弟婦的信和你的同到。她也知道她找事的不易，她也知道大家的幫忙，叫我寫信謝謝你！總算我做人沒白做，家人也體恤，朋友也幫忙，除了「感激涕零」之外，無話可說！東京生活，不知宗生回去告訴你多少？有時很好玩，有時就寂寞得很。大妹身體痊癒，而且茁壯，她廿號上學，是聖心國際女校。小妹早就上學（九·一）。我心緒一定，倒想每日寫點東西，要不就忘了。文藻忙得很，過去時時處處有回去可能，但是總沒有走得成。這邊本不是什麼長事，至多也只到年底。你能吃能睡，茶飯無缺，這八個字就不容易！老太太、太太和小孩子們都好否？關於杜詩，我早就給你買了一部日本版的，放在那裡，相當大，坐飛機的無人肯帶，只好將來自己帶了。書賈又給我送來一部中國版的（嘉慶）和一部《全唐詩》，我也買了，現在日本書也貴。我常想念北平的秋天，多麼高爽！這裡三天台風了，震天撼地，到哪兒都是潮不唧的，討厭得很。附上昭涵一函，早已回了，但是朋友近況，想你也要知道。 文藻問好 冰心　中秋前一日 後記 紹唐吾兄： 在《傳記文學》十三卷六期我寫過一篇《憶冰心》，當時我根據幾個報刊的報道，以為她已不在人世，情不自已，寫了那篇哀悼的文字。 今年春，凌叔華自倫敦來信，告訴我冰心依然健在，驚喜之餘，深悔孟浪。頃得友人自香港剪寄今年五月二十四日香港《新晚報》，載有關冰心的報道，標題是《冰心老當益壯醞釀寫新書》，我從文字中提煉出幾點事實： （一）冰心今年七十三歲，還是那麼健康，剛強，洋溢著豪逸的神采。 （二）冰心後來從未教過書，只是搞些寫作。 （三）冰心申請了好幾次要到工農群眾中去生活，終於去了，一住十多個月。 （四）目前她好像是「待在」中央民族學院裡，任務不詳。 （五）她說：「很希望寫一些書」，最後一句話是「老牛破車，也還要走一段路的」。 此文附有照片一幀。人還是很精神的，只是二十多年不見，顯著蒼老多了。因為我寫過《憶冰心》一文，我覺得我有義務作簡單的報告，更正我輕信傳聞的失誤。 弟梁實秋拜啟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西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