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文學課 · 第五章 浦江清講明清文學

《三國演義》（節選） 羅貫中與《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約1330—1400），抄本賈仲明《續錄鬼簿》云：「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一說羅氏是錢塘人，或謂羅氏曾參加張士誠起義。《續錄鬼簿》載羅貫中劇目有《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三平章死哭蜚（飛）虎子》《忠正（臣）孝子連環諫》三種。 至正甲辰是1364年，離元朝滅亡不過四年。此後六十年為1424年，即永樂二十二年（永樂末年）。知賈仲明卒於永樂以後。賈與羅為忘年交，必羅比賈年長得多。羅當卒在1400年以前，即洪武年間也。又明王圻《稗史匯編》云：「文至院本、說書，其變極矣。然非絕世軼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皆有志圖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醫工，羅傳神稗史。」可見羅貫中志氣不凡。王圻提到《水滸傳》，沒有提及《三國演義》。《三國演義》也是一部詳細分析政治矛盾、戰爭策略的書，與有志圖王的旨趣相合。羅貫中所作的《趙太祖龍虎風雲會》（見《元明雜劇》），比較平庸，主題思想是君臣際遇，和《三國演義》的題材也有相同之處。 羅貫中所編通俗小說極多，除《三國演義》外，還有《水滸傳》，相傳是施、羅兩公的作品。還有《隋唐演義》《平妖傳》《粉妝樓》等，甚至有他編過《十七史通俗演義》之說。這是因為後來編通俗演義的人，或者是書坊中人，要託名於他，以便流傳的緣故。 《三國志通俗演義》有明刊本，前列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年庸愚子序，稱「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這裡說明了明代文人對於通俗史書的看法。此本據版本家考訂實為嘉靖（公元1522年）刊本，不過有此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的序（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據此本）。 《三國演義》是把三國時代的戰爭作為題材的歷史小說。我們可以把《三國演義》稱為歷史小說，它是中國古典的民族形式的歷史小說，和世界文學裡的所謂歷史小說有性質上的差別。歐洲的長篇小說產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個別作家的文藝作品，內中有把某一個歷史時期作為背景，用大部分虛構的人物故事來充實描寫這個時期的社會生活的，叫作歷史小說。我國的歷史小說產生在封建時代。有通俗說書業者，約略根據史書，對人民大眾講說歷史上的戰爭故事和英雄人物，講說某一個朝代的興亡始末；原來是口頭的文藝創作，從他們的累代相傳的講說底本稱為「話本」的東西，通過文藝作家的加工編寫，產生了大批演義小說。《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都屬於這一類。向來被稱為演義小說的，按照它們的內容，可以叫作歷史小說。它們是民族形式的歷史小說，像歐洲中世紀的英雄傳說、編年紀、年代紀那類介乎歷史與小說之間的東西，同樣淵源於人民口頭創作，同樣是封建時代的文藝作品。《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是一位偉大的通俗文藝作家。三國故事流傳到了他的時代已經有五百年的歷史。他繼承了豐富的民間文學遺產，比照正史，除陳壽《三國志》外，兼采裴松之注、《後漢書》等，取其有趣的故事、可寫入小說者，取其有利於他的擁劉反曹的立場的材料，編寫成這部歷史和文藝融合得恰到好處的天才傑作，在演義小說中是一部典範的、最成功的作品。 晚唐詩人杜牧有一首絕句《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赤壁之戰是歷史上有名的一仗，這首短短的絕句也是唐詩中間有名的。「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樣一個鮮明的形象，把當時東吳的危機和周郎僥倖成功的這個歷史事實著重表現出來。同是晚唐詩人的李商隱在《驕兒詩》里描摹他小孩的淘氣情況，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兩句詩，可見在晚唐時代三國故事已經普遍流行了。《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首都汴京（今開封）的「京瓦伎藝」中間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京瓦是京城的瓦市，熱鬧的人民市場，活躍著各色各樣的大眾化的娛樂雜技。霍四究不知是何等樣人。「常賣」是京都的俗語，指在街頭叫賣小商品的，大概講五代史的尹先生曾經是這樣一個行當出身的。由此推想，霍四究也不會是怎樣博雅的人物吧？據記載，北宋的汴都和南宋的都城臨安（今杭州），演說史書的名家有孫寬、李孝祥、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張小娘子、宋小娘子等。這裡貢士、解元等稱呼不是真的科舉上的身份，乃是社會上對於一般讀書人的美稱。演史家要按照史書編造故事，其中盡有些有相當學問的讀書人，不過這班讀書人必定是窮得可以的，在科舉上斷了念頭，不想往統治階級里爬了，他們轉向為人民大眾服務，坐在茶館裡說古書了。這樣他們把掌握在封建統治階級手裡的歷史知識搬運給人民，同時結合人民的道德標準批評了歷史人物，結合人民大眾的藝術創造能力把歷史事件越發故事化了。在說書界中還有和演史家並立的「小說」家，講說傳奇、鬼怪和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短篇小說。這派的說書藝人捏合故事的本領更高，不像演史家的一定要依據史書，帶點書卷氣的。這派的有名藝人中，有故衣毛三、棗兒徐榮等。從他們的稱號可以推想他們的階級出身，大概是賣過舊衣服、開過棗兒鋪的。總之無論讀書人也好，做小買賣出身的也好，他們現在同屬於一個階層，就是在市場裡說書講故事的技藝人。講說的是他們，編造話本的也是他們。他們屬於小市民階層，處在社會下層，是被壓迫者，是老百姓。他們的口頭文藝創作，主要反映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不過在都城裡活躍的說書業者，原是從各個城市裡集中來的，說書業普遍於全國，普遍於城市，也深入到農村。說書的是走江湖賣技藝的，他們接近廣泛的人民大眾，所以他們的文藝創作是合乎人民大眾的口味、反映人民大眾的願望的。封建時代有兩種文化，一種是封建統治者的文化，另一種是人民大眾所創造的文化。說書藝人的口頭創作集中表現了人民大眾的文藝創作才能，從這裡成長出民族形式的小說，為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吳敬梓、曹雪芹的文藝天才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宋代說三分的話本可惜沒有能夠流傳下來。我們所看到的最古的三國故事的話本是元刊本《三國志平話》。書分三卷，上面是連環圖畫式的插圖，下面是話本的本文。我們可以看到老百姓所創造的三國故事是生動靈活的，可是但具輪廓，缺乏細緻的描寫。三國故事經過多少人的講說、若干代的創造，面貌未必相同，這不過是某一時期的某一種本子罷了。那些話本本來是簡陋的，留出供說書者鋪張增飾的餘地。從師傅傳徒弟，徒弟再傳徒弟，各有巧妙，各有創造，不可能完全記錄下來。《三國志平話》可以見到元代說話家所說三國故事的面目。有的說得很野，如司馬仲相斷獄的一個楔子和劉關張到太行山落草，漢獻帝誅十常侍，以首級招安他們等。這是人民口頭流傳野史的面貌。在元代戲曲文學裡，湧現出好些三國故事的劇本，這些劇本幫助增加三國故事的情節和三國人物的性格刻畫。羅貫中總結了這筆豐富的文藝遺產，重新創造，重新考訂史實，在不違背歷史事實的原則下進行文藝創造的工作。三國故事到了他的手裡，才成為完整的傑出文藝讀物，比之元刊本《三國志平話》大不相同了。 宋人筆記說：「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講史」一稱「演史」，各人標榜一部正史，有講《漢書》的，有講《三國志》的，儘管講得很野。「演義」，就是根據正史演說大意，鋪敘發揮的意思。講史家的話本，叫作「平話」 或者「演義」（在當時，它們不叫作「小說」，「小說」指短篇故事）。《三國演義》的正名應該是《三國志通俗演義》，或者《三國志演義》。說《三國演義》是簡稱。嘉靖刊本《三國演義》題書名作《三國志通俗演義》，裡面標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陳壽的《三國志》就是二十四史里的正史，其實《三國演義》和陳壽《三國志》根本是兩部書，性質完全不同。所以這樣標題的原因，一是說明這部小說的史料依據，二是還要抬出正史來希望見重於知識階級。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羅貫中確實在史書里用過一番功夫，做了史書材料和人民口頭創作雙方融合統一的重編工作。他把向來話本中間離開歷史事實太遠的部分刪去了，並且根據史實的輪廓添加文藝性的描繪。因此《三國演義》獲得了「雅俗共賞」的優點。《三國演義》是講史家話本小說的優秀代表作品，本來是演史家的書，不應稱為小說。不過元末明初，演史與小說兩家的分界已經混泯。我們今天稱它為歷史小說，一半是歷史，一半是小說。不離乎史實，又有文藝創造，「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三國演義》的雅俗共賞在乎此。 章學誠《丙辰札記》說《三國演義》七分實事、三分虛構。其實，與其說七實三虛，不如說三實七虛。人物是歷史上所有的，人物性格與故事大部分是小說家的創造。三實七虛，在不違背歷史事實的原則下大量吸取元代平話家的文藝創造。比較《三國志平話》來看，羅貫中刪去了司馬仲相斷獄的有因果報應思想的一段入話，刪去了劉關張太行山落草的一段不合史實的故事（純出於民間傳說）。他把「平話」中只有簡單情節的故事，用細緻的描寫作了加工。例如三顧茅廬一段，「平話」只有三顧茅廬與孔明下山兩段共不過一千字，到羅本擴充到五六千字，原甚簡陋粗糙，今則成為藝術傑構，引人入勝。「平話」中張飛很活躍，而《三國演義》保存之，突出地寫了孔明與關羽。羅貫中自己為一知識分子，處在元末亂世，有權謀策略而不曾施展，也是有抱負而不遇明主的人，所以對於諸葛亮的才能與際遇，尤其嚮往。諸葛亮在《三國演義》中幾乎成為最重要的主角，是一般知識分子的理想人物。羅氏喜歡讀史，寫通俗演義，對於讀《春秋》、明大義的關羽這類智勇雙全的人物也加以突出的塑造。總之，《三國演義》三實七虛，文藝的部分多於歷史；是文藝，不是歷史，是通俗小說而非歷史教本，小說書與歷史書應該區別開來。尤其在今天，必須分開，否則會糾纏到孰為進步的問題。 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分二十四卷，每卷十節。到了清初毛宗崗（序始），把羅本《三國演義》加上評贊，改為一百二十回。原來羅本每節用七言一句標目，毛本每回用七言或八言兩句對偶詩作為回目。毛本對羅本稍有細節的修改、語義上的潤飾，大體均一仍原文。我們通行本所見的《三國演義》是毛宗崗本（一名《第一才子書》，並且假託了金聖歎的一篇序文）。毛本基本上與羅本沒有多少出入的。 《三國演義》的藝術性 1. 敘史事從建寧二年（公元169年），至孫皓出降（公元280年）為止，共計111年。比「編年」「史傳」「紀事本末」體都有進步。錯綜複雜的關係，作全面的敘述與分析；人物不孤立，事件不孤立。年代有前後，按歷史事實發生而敘述的。以歷史書而論，是很好的體制，通史性質。不過所敘的史實偏重在政治軍事，加入人物小故事、醫卜雜技之類，此為正史、野史材料所限（當時社會經濟情況是不詳的）。《三國演義》本是文藝作品，非歷史教科書，文學的宣傳力強。在信史上，曹操也是一位英雄，有進步性，是說三國故事加深了他的醜惡奸詐方面，作為反面人物。《東坡志林》卷一《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一文云：「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民間說三國故事，老早就歌頌劉備，反對曹操。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文藝感染力量就在於使讀者的同情完全寄托在蜀漢方面。不管真實的歷史曹、劉二人孰是孰非，文學宣傳應該有是非、有愛憎。這就是文學的傾向性。歌頌光明，反對黑暗；歌頌仁義，反對殘暴與欺詐。藝術性與思想性是一致的。 2.《三國演義》的寫作方法，在歷史小說中，也是完美的。作者用虛實相生法。章學誠認為「七實三虛，惑亂觀者」，是把《三國演義》作為歷史著作來批評，這是不公允的。《三國演義》是文藝創作，妙處正在虛而不在實。但既是歷史小說，那絕不能太野，子虛烏有。作者所用是虛實相生法（《東周列國志》較實，《隋唐演義》較虛，這兩書還是好的，其餘或失之實，或失之虛）。 以赤壁之戰一段文章來論，《通鑑》赤壁之戰寫得已經很精彩，而《三國演義》用了足足八回（第四十三回至五十回）書寫赤壁一戰，寫得如火如荼，非常活躍，是全書中最精彩部分。這本來也是三國鼎足三分的決定性的戰爭，歷史上有名的大戰爭。民間文藝家的筆法，超過了《通鑑》，超過了《史記》，超過了《左傳》。只有希臘史詩《伊利亞特》所寫可以比擬。對證歷史探究起來，其中三實七虛，並非七實三虛。照我們看來，虛構的部分絕不止三分，就是連真人真事的部分也是經過文藝性改造的。越是虛構的部分，文藝價值越高。諸葛亮說孫權拒曹是實事，見《三國志·諸葛亮傳》；「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見於《三國志·吳主傳》。可是諸葛亮舌戰群儒，完全是渲染的筆墨。魯肅、周瑜正史上說是決定拒曹的，諸葛亮用智激周瑜是虛，刻畫了兩人的典型性格。《銅雀台賦》（《登台賦》）是曹植的作品，「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是諸葛亮所捏造，此意從杜牧《赤壁》懷古詩啟發而出來的。黃蓋獻詐降計是實事，苦肉受刑是增設的；闞澤實有其人，密獻詐降書是虛。小說需要一個獻書的人，於是在正史上找到闞澤這個人；東吳定下火攻計是實，主要出於黃蓋的計謀；諸葛亮和周瑜鬥智是虛，諸葛亮借箭、借東風更是虛構的，但最為生動，出於人民的創造、人民的智慧。蔣干盜書和龐統獻連環計，正史上均無其事。人物都是真的，情節是添設的、虛構的。蘇東坡《赤壁賦》說曹孟德「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這是形象化的語言，概括了曹操的精神面貌，可是賦什麼詩、怎樣橫槊，沒有交代。《三國演義》加以渲染，更為形象化了。具體描寫曹操正在唱他的得意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那篇《短歌行》（詩是真實的），而且一橫槊便把個劉馥刺死了。劉馥實有其人，確實死在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之戰的那一年，可是誰知道他死在曹孟德橫槊賦詩的當兒呢？小說家信手拈來，不可相信，但也無法批駁。妙在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捏合得情景逼真。是文藝作品的上乘，是歷史小說的高度藝術化。 曹操從華容道敗走，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十三年下引《山陽公載記》：「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很簡單。《三國演義》講到這一段，聽眾要問曹操何以能逃脫呢？從哪條路上逃脫呢？足智多謀的諸葛亮何以算不正確，讓他逃脫呢？因而添造出第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關雲長義釋曹操」這一回書。使得諸葛亮神機妙算的形象更加完整，而關雲長的重義氣的性格也得到突出表現。書中說到關雲長是個義重如山的人，說雲長見眾將皆下馬，哭拜於地，愈加不忍，又說他見了張遼動故舊之情，長嘆而去。內心的矛盾衝突，寥寥幾筆，暴露無遺。今天的讀者批評關羽立場不穩，事實上，歷史上的史實是曹操原不曾在赤壁一戰里死亡的，說三國故事的不能不使曹操在華容道上逃脫。那麼何以能夠逃脫，豈不是諸葛亮沒有算定了嗎？說書的人說諸葛亮算定曹操必走華容道，而且特地派一員大將關羽去，而是關羽把他放走了。情節服務於人物性格，人物性格服務於情節，都不矛盾，入情入理。這一回書也是很精彩動人的。並且前回書說諸葛亮故意先不用關羽，後來派他守華容道，並且讓他立下軍令狀。讀者要問，明知關羽可能要為故舊之情而把曹操放走，為什麼不派別將？豈不是諸葛亮算定曹操還命不該絕，算定關羽要把他放走，故意如此做吧？在作者確乎有宿命論的思想因素，這是說話人對於歷史的一種普遍的認識論。 第九十五回「馬謖拒諫失街亭，武侯彈琴退仲達」也是精彩緊張的。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郭沖三事」：「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以上為郭沖三事文，注下有難者曰云雲，駁此事之非實，加以論斷曰「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又馬謖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此文在前注引「郭沖三事」之後。從此可知，《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馬謖拒諫失街亭，武侯彈琴退仲達」這一回，馬謖失街亭是實，彈琴退仲達是有所本的，但所本也未為屬實，原本為無根之談。且《三國演義》將此無本之事移至馬謖失街亭之後。兩事不在一個時間，全出捏合。 虛實相生，虛構故事為刻畫典型人物，且描寫栩栩如生。 此外，《三國演義》有大結構，中心人物貫穿全書，不比《水滸傳》由各人的故事串聯。同時全書故事有頂點、有段落，此同《水滸傳》。 《三國演義》的文學語言是半文半白、通俗化、大眾化的，同於戲劇中的道白。歷史小說不能不如此。 《水滸傳》（節選） 北宋末年的腐朽政治和宋江故事的流傳 北宋末年宋徽宗統治的時代（即12世紀初，1101—1125）的二十多年，尤其是最後十年，是政治最腐朽、階級矛盾最尖銳的時期。徽宗趙佶是一個昏庸荒淫的皇帝，正如《宣和遺事》所描繪的，私游倡家李師師。自己又是書畫家，他一味只圖享樂，過其風流藝術家的生活。建造宮苑花園，搜刮天下奇花異石，奉命者騷擾百姓，無所不至。他不務政治，任用六賊（六賊是陳東所稱呼的），搜刮財物。六賊者，蔡京、王黼做宰相，巧立法令，刻剝人命；閹人童貫做上將，虛誇軍功，浪費犒賞；閹人梁師成掌代寫御筆號令，出賣官爵；閹人李彥掌括公田，任意指民田良田為荒地，充作公田；朱耐掌花石綱，專搜東南（江浙）奇花異石，運往東京。六賊累積大量私有贓物，豪富驚人。人民遭受的痛苦無處申訴。宣和時京西一帶饑荒，人相食。李彥不顧饑荒，在京東西照舊括田，發民夫運奇物進貢，民夫多自縊車轅下。朝廷視民命像草芥那樣微賤，人民也就對朝廷痛心疾首，像仇讎那樣怨恨。 在這樣殘酷的剝削下，人民紛紛起義。據《中國通史簡編》記載：「有方臘在睦州，攻陷六州五十二縣；張萬仙在東京，有眾五萬；賈進在山東，有眾十萬；高托天在河北，有眾十餘萬；宋江在淮南，轉掠十郡。」 宋江是北宋末年一支農民起義軍的領袖。這支軍隊是流動的武裝部隊。宋江三十六人的根據地是蘇北（最大的可能是由一個販私鹽的集團擴大而成的）。流動打奪山東、河南一帶城池（轉掠十郡）。宋江和梁山泊沒有關係。 梁山泊（濼）在山東濟州、鄆州一帶，乃黃河決口匯而成泊。自後晉開運初（公元944年）至北宋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共130餘年，黃河凡三次決口，遂使汴、曹、單、濮、鄆、澶、濟、徐所灌之水匯而為一，梁山泊面積乃至周圍達八百里。其地本漁民所出沒。《宋史·任諒傳》載，徽宗時，眉山任諒「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為盜，盪無名籍」。《宋史·許幾傳》：「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也。」李彥掌括公田，任意指民田良田為荒地，充作公田，起初行於京東西，後來推行到山東。《宋史·楊戩傳》載，楊戩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為侵奪公田，設立「西城所」，也把梁山泊收為「公有」，向來濟、鄆數州的人民，本是賴蒲魚之利以為生的，這時要出很高的稅額，漏稅者以盜處罰。對於沿湖各縣的剝削，在經常賦稅之外，每縣增租年十餘萬貫，水旱皆不得免。《水滸傳》中三阮所談，乃是當時真實的情況。 梁山泊在宋徽宗時代前後，為漁民聚義的地點，但是否為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根據地，史無明文。 北宋後期，全國墾田的六分之五是官田和官僚大地主的田，不負擔賦稅的。全部田賦的負擔落在耕種不到六分之一的墾田的貧苦農民肩上。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佃農。各州縣「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掏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宋史·食貨志》）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有力賠付之故）。如役戶逃亡，官府迫使里正、戶長賠累，輕則傾家蕩產，流配遠方，重則喪失性命。這說明《水滸傳》中晁蓋、宋江之輩如不劫生辰綱、不殺閻婆惜，也只有跟逃亡戶一起，參加起義隊伍。朱仝、雷橫等則為逐捕盜賊的弓手之長。 正史及野史記載宋江材料不多，零碎片斷，且有矛盾衝突之點，約略言之。 宋江被稱為淮南盜，同時又被稱為河北劇賊、京東賊，又有「宋江起河朔」「山東盜」的說法，可知宋江橫行在河朔、山東、京東、淮南，地點並不固定，乃是流動性的武裝部隊，官軍對他沒有辦法。 《宋史·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如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宋史·徽宗紀》：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二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張叔夜招降，是伏兵誘戰。宣和三年春夏間，宋江等由沐陽將至海州。海州守張叔夜遣人偵察其所向，見其徑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一作使）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賊副（一作副賊），江乃降。」（《宋史·張叔夜傳》）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宋徽宗有一道御筆詔書說：「河北群賊自呼賽保義等，昨與大名府界往來作過。」（《宋會要輯稿》兵十二卷二十七頁）既稱「賽保義」，或與宋江有關，是否宋江餘黨未全捕獲？ 睦州方臘起義在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宣和三年四月，被討平。宋江有沒有參與征討方臘之役，歷史家尚未論定。根據《三朝北盟會編》五十二引《中興姓氏奸邪錄》有「以貫為江浙宣撫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往討之」之文；根據《東都事略十一·徽宗紀》，宣和三年四月，童貫以其將辛興宗，與方臘戰於清溪，擒之，五月，宋江就擒。 1939年陝西省府谷縣出土了一塊折可存的墓志銘（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志銘，華陽范傑書撰）云： 公諱可存……宣和初……方臘之叛，用第四將從軍。諸人藉方玄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將兵，奮然先登，士皆用命。臘賊就擒（公元1121年4月），遷武節大夫。班師過國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繼獲，遷武功大夫。 折可存《宋史》無傳。《楊震傳》中謂可存問計于震，生得呂師囊等。另據《泊宅編》，呂師囊、陳十四公等略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 是則可存班師過國門當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之五、六月，其不逾月繼獲宋江，更應在此以後。此說與《張叔夜傳》顯相牴牾，莫知所從。 最大的可能性是：宋江為張叔夜誘降後，加入征討方臘隊伍，使立功自贖，而方臘平後，即用陰謀擒殺之。 宋江的史事，因史料缺乏，尚未能下正確之結論。但《水滸傳》所寫是取材於人民口頭所流傳的宋江故事，同正史上的宋江又當分別開來看的。 宋江橫行齊魏，其才過人。在北宋末期，人民不堪腐朽、黑暗的統治勢力，他領導著一支反抗貪官污吏、為老百姓抱不平的武裝部隊，衝州撞府，官軍無可奈何。最後他歸降朝廷，並且「立了功」，為童貫所暗害而擒殺。這三十六人的英雄故事，流傳於人口。不但故事流傳，並且形於像贊。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記南宋畫家兼文學家龔開作《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者。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餘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傳寫指臨摹，高如、李嵩乃畫家。 南宋時期，太行山是漢族人民自衛抗金的游擊部隊，稱為忠義軍的一個根據地。《三國志平話》把劉備、關羽、張飛說成曾經到太行山落草，所以宋江等英雄故事在南宋說書人的口頭流傳下，也有了三十六人出沒於太行山、梁山泊兩地的這個說法。龔開的「贊」，稱盧俊義「風塵太行」、張橫「太行好漢」、穆弘「出沒太行」，等等。據龔開「畫贊」，似英雄活動的地區在太行山。 熊克《中興小記》[1]說：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民不從金者，於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張橫者，有眾二萬，往來嵐憲之境，嵐憲知州、同知領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之，為橫所敗。兩同知俱被執。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斌本宋江之黨，至是作亂。 《三朝北盟會編》引《靖康小雅》：招安巨寇楊志為邊鋒，首不戰，由間道徑歸。 王象春《齊音》：金人薄濟南，有勇將關勝者，善用大刀，屢陷虜陣。及金人賄通劉豫，許以帝齊，豫誑勝出戰，遂縛勝於西郊，送虜營，百計說之不降，罵賊見殺，且自啖其睛。 《宣和遺事》抄錄若干小說成文，顯得很凌亂，說「晁蓋等八個劫了生辰綱，同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個結為兄弟，前往太行山樑山泊去了」。太行山與梁山泊距離很遠，實在是南宋人口頭所流傳的宋江故事，是多種方式而沒有得到整理統一的現象。但是《宣和遺事》的短短記錄，顯出了水滸故事在南宋時期流傳著的一個輪廓。 後來太行山英雄與梁山泊英雄合流。李玄伯百回本《水滸傳序》上說明此事。聶紺弩《水滸是怎樣寫成的》一論文（《人民文學》公元1953年6月）推演此說。他說把宋江和梁山泊結合怕是元代的事。元陳泰《所安遺集補遺·江南曲序》云： 余童丱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過梁山泊，遙見一峰，嵲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絕湖為池，闊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傳以為宋妻所植。宋之為人，勇悍狂狹，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來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其自誓之辭也。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復存者，唯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荊公詩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首相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敘遊歷，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雲。 宋江起義本為流動性的武裝力量，人民口頭傳說把他結合到太行山。因為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太行山是抗金武裝民兵的根據地。 據《中國通史簡編》說：太行山民兵為表示對國家的血誠，面上自刻「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因此王彥部都號「八字軍」（據《三朝北盟會編》，王彥，河內人。部下面刺八字，招集忠義民兵。未提太行山）。 《宋史·岳飛傳》：「六年，太行忠義軍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眾來歸。」 《三國志平話》有劉關張在太行山落草、受招安事。皆受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忠義軍以太行山為根據地的影響，《忠義水滸傳》的名稱也有受此影響的因素。 《宋史》有忠義軍、忠義社、忠義巡社等名稱，這是人民武裝勤王禦侮、民族意識的表現。 但是，宋江的故事原是一個階級鬥爭的故事，雖然在某一時期與民族抗爭意識結合，而它的本來的階級鬥爭的內容仍不可湮沒。把淮南、齊魯、楚海州的流動武裝力量硬說成在太行山，於地理亦不合。參《宋史》任諒、楊戩、蔡居厚傳，梁山人民有英勇抗爭、反抗統治者的嚴刑峻法。一定有人民口頭流傳的梁山泊英雄，或系三阮、杜遷、宋萬等，與宋江故事又相結合。 《宣和遺事》這部書的寫作年代，應該是宋末元初。它是抄錄若干種野史與小說成書的。其中所保存的有楊志賣刀，晁蓋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死閻婆惜、受玄女天書、收呼延綽、三十六人聚義、受招安、平方臘。這一段書，有些地方敘述較詳，有些幾句話帶過。給我們一個《水滸傳》的輪廓，是南宋人街談巷語宋江傳的大略。 《醉翁談錄》載：「言石頭孫立、戴嗣宗，此乃謂之公案。青面獸，此乃為朴刀局段。言花和尚、武行者，此為杆棒之序頭。」《醉翁談錄》所記的公案、朴刀、杆棒中的水滸人物的故事是小說家所說，說明後來的《水滸傳》數十萬言乃至一百餘萬言，是由小說家話本的朴刀、杆棒、公案一派演化發展而來，非出講史。除了南宋人講說外，北方金人統治下，亦必有之。到了元代，演說水滸故事的話本，應該是存在著的。不過沒有保存下來。而元人雜劇中，卻有近三十種水滸戲，有關於李逵、宋江、魯智深、武松、燕青、花榮、楊雄、張順、王矮虎等人的戲劇情節，尤以李逵戲為多，塑造他的性格尤為突出。今保存有十種（可能有明初人撰作在內），加上周憲王兩種，共十二種。這是水滸故事的一大發展（有鬧元宵、劫法場等大情節）。 南宋國勢很弱，人民口頭流傳著宋江故事。到了元代，階級矛盾十分尖銳，人民歌頌梁山泊英雄，說梁山泊英雄的保境安民、替天行道。人民遭受迫害，希望跑到梁山去訴說，有梁山英雄替他們報仇，尤其喜歡李逵那樣見義勇為的人物，都有其特殊的原因。 這充分說明水滸故事在宋元社會裡得到發展生長的緣由。 《水滸傳》的作者問題與繁簡各本 綜前所述，宋江故事在南宋時代即為人民所樂道，見於街談巷語。說話人的公案小說、朴刀杆棒小說中講說了孫立、戴嗣宗、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的零碎片斷故事。到宋元之間的《宣和遺事》，有楊志賣刀、晁蓋等取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三十六人聚義的故事。元劇中有黑旋風、燕青、楊雄、武松、花榮等零碎片斷故事。有鬧元宵、劫法場、征方臘等大關目。在元代，宋江故事結合了太行山與梁山泊，有「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伙」的說法。 民間的英雄傳說得到文人的加工整理，編成《水滸傳》這樣一部大書。成書的年代在元末明初，時間距離北宋末年有二百五十年之久。 《水滸傳》稱「傳」，而不稱「平話」或「演義」，因為集合小說材料所編，非敷衍正史的。古本的《水滸傳》，每回書前，各以妖異語引其首，為致語或入話，也夾雜許多詩詞，是小說詞話體。是話本，不過採取了長篇形式。 《水滸傳》的作者，相傳為兩人。一為施耐庵，一為羅貫中。 明代所刊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題東原羅貫中編輯（東原在今山東東平、泰安兩縣地方，賈仲名《續錄鬼簿》稱羅為太原人，或為東原之誤）。 高儒《百川書志》：「《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 胡應麟曾見一小說序雲耐庵「嘗入市肆細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 （《筆叢》四十一）。 胡應麟謂羅貫中為施耐庵門人，施為羅之師。 明·郎瑛《七修類稿》二二：「《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 凡此皆明萬曆年間及萬曆以後人所說。《水滸傳》之有刻本及流傳亦在嘉靖、萬曆年間。 李卓吾（萬曆年間人）《忠義水滸傳序》云：「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 周亮工《書影》：「故老傳聞羅氏為《水滸傳》一百回」，「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 一百二十回本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傳全書》引首下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是施在羅前。 魯迅先生相信簡本在繁本前，作者應為羅貫中，說施「名及事跡，皆不可考，或者實無其人，乃撰作百回本（繁本）所依託」。 施羅二人同為元時人。鄭振鐸所藏天都外臣序百回本《水滸傳》（不曰「忠義」）序文云：「洪武初，越人羅氏，詼詭多智，為此書，共一百回，各以妖異之語，引於其首，以為之艷。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去致語，獨存本傳」云云。則但稱羅。 《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筆調作風大異，出羅貫中一人手筆未必可信。而施耐庵的為人又隱約難明。 這樣偉大的小說，作者是誰，竟不能論定。作家出版社以《三國演義》歸羅，而以《水滸傳》歸施。 明本題施耐庵為錢塘人。民國初年胡瑞亭作《施耐庵世籍考》，說施耐庵是興化縣人。 《文藝報》74期（公元1952年）載有《施耐庵與〈水滸傳〉》（劉冬、黃清江作）及《施耐庵生平調查報告》（丁正華、蘇從麟作）兩文。謂蘇北興化縣、大豐縣曾有施耐庵的墳墓和祠堂。大豐縣白駒鎮有施家舍，村上人云是施耐庵的後代。祭祖神主書云：「元辛未進士始祖考耐庵府君之位。」《興化縣續志》載：淮安王道生作施耐庵墓誌，謂公諱子安，字耐庵，生於元貞丙申歲，為至順辛未進士，曾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道權貴，棄官歸里，閉門著述。歿於明洪武庚戌歲，享年七十有五。公之著作，有《志余》《三國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江湖豪客傳》（即《水滸傳》）。每成一稿，必與門人校對，以正亥魚，其得力於羅貫中者尤多。 《興化縣續志·文苑》中尚有傳，謂耐庵名耳，白駒人。元至順辛未進士，與張士誠部下卞元亨友善，卞薦之士誠，屢聘不至。士誠造其家，耐庵正在鄰為文，作《江湖豪客傳》。士誠促駕，施以母老辭。 調查這些材料，但均不能證實。其中頗多矛盾衝突之點。耐庵為元辛未進士，尤屬難信。一般的小說話本是書會中人所編，如《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一百十四回云：「看官聽說，這回話都是散沙一般。先人書會留傳，一個個都要說到，只是難做一時說。」又四十六回，記石秀殺奸僧事，有《臨江仙》一調，白云：「後來書會們備知了這件事，拿起筆來，又做了這支《臨江仙》詞。」（此段百二十回無之，見李玄伯百回本，孫楷第引）施、羅兩人當為書會中人物。 總結上面所說，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於淮南、山東、京東、河北，領導著一支農民起義軍，是北宋末年的史實。12世紀初，在南宋時代，南北兩方都有宋江等英雄傳說，為小說家所樂道，傳誦人口。到了元蒙時期，出現了許多水滸英雄的劇本，可能還有小說話本，不止一種，沒有統一成一部大著作。到了元末明初，有施耐庵與羅貫中兩位通俗文藝作家，對流傳的水滸故事，加以整理、安排，創造性地寫成《水滸傳》這樣一部長篇章回小說。這兩人都住在杭州，是同時代人，照舊本所題，施前而羅後。作為施創作於前，羅重編於後較為妥當。 施羅原本今雖不得見，內容可以推測。從誤走妖魔起至一百零八人聚義於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止為一段。受招安後，征遼、征方臘，至水滸英雄或死亡、或歸隱，而宋江為宋朝廷所毒死，以魂聚蓼兒窪作結。施羅原本，每回書前往往有致語（即入話）（以妖異語引其首），中間加入詩詞亦多。為小說體而演成長篇者。於是人民口頭流傳的水滸故事，經過天才的文藝作家的加工創作，給予一個完整的結構與突出的人物描寫。我們認為征遼一段是施、羅所加的，根據是李卓吾所作《忠義水滸傳序》，也有《水滸傳》中內在的證據。施羅增插征遼一段，是提高水滸英雄的地位的，在元代統治下，表現了一定的反抗意識。他們寫宋江等為朝廷出力而被謀害，比之《宣和遺事》寫宋江封節度使的結局，更合於現實主義的精神。 14世紀的原本《水滸傳》沒有傳下來。我們所說各本均出於16世紀以後。 現存《水滸傳》版本共有四類：（1）簡本，有一百十五回、一百十回、一百二十四回等各本；（2）繁本一百回本；（3）繁本一百二十回本；（4）繁本七十回本（即金聖歎刪節本）。內中繁本一百回本的內容與施羅原本合，語言上有潤飾加工。簡本一一五回或一二四回等刊本較後，增插征田虎、王慶二段，恐非施羅所原有（乃是據《宣和遺事》的「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一句而敷演者。《宣和遺事》所謂「三路」指上文淮陽、京西、河北三路，皆在宋江指揮之下者）。論到繁簡兩類《水滸傳》，何者為先，很難論定。論增插征二寇則百回本在前，唯簡本亦有接近原本處。如一一五回本雲董將士將高俅薦於蘇學士；繁本則為小蘇學士。蘇軾為是，蘇轍非。如簡本只是節錄繁本，俗人所作，恐不易作如此的改訂。楊定見一二〇回本最後出，亦增田、王，而與簡本又不同（一二〇回本刊行於17世紀，簡本亦刊於17世紀中）。乃是施羅以後，增加部分多而定為定本的。金聖歎腰斬水滸，只存七十回。其所割部分，別有《征四寇》一書流傳。 《水滸傳》繁本有百回本與一百二十回本兩種。另有七十回刪本。 百回本出明嘉靖年間郭勛家。郭為明世宗朝武定侯，號好文多藝。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雲。前有汪道昆（字伯玉，號太函、南溟。萬曆時徽州人）序，託名天都外臣。有梁山聚義及征遼、征方臘。 李卓吾批本，百回本。已有徵遼。唯未移置閻婆惜事，書存日本。王古魯有照片。「天都外臣序」本已移閻婆惜事。 所謂移置閻婆惜事，李卓吾批本百回本和一百十五回本，劉唐下書別宋江回梁山去後，接著宋江遇見王婆和閻婆子，閻婆子因閻公死了，要宋江施一具棺材。宋江便取五兩銀子與了閻婆。宋江娶閻婆惜事在劉唐下書以後。郭武定本移置此事，劉唐下書後緊接宋江殺閻婆惜事。宋江娶閻婆惜在劉唐下書前，如此更為合理。因為從宋江周濟閻婆，娶閻婆惜，到殺閻婆惜，其間至少有幾個月，晁蓋的書信不應該常留在招文袋內。施羅原本所以如此，因為一個故事情節完了，接寫另一個故事，中間聯絡尚欠周密之故。 又周亮工《書影》云：「故老傳聞，羅氏為《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 可見羅氏原本當為說話人作為底本用處，因而有「入話」。郭氏定本刪去此類枝節。其他必當有改動處。 郭勛卒於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而天都外臣序本刊於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在郭氏死後四十年。 王古魯雲，他所見日本藏百回本是李卓吾批本之真本，未移閻婆惜事，應為最古之本。此本亦為繁本。而一百十五回本（《英雄譜》本）現未移閻婆惜事，則簡本之來源亦古。 巴黎圖書館尚藏有鍾伯敬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本。序文有云：「嘻，世無李逵，令哈赤猖獗遼東，每誦秋風思猛士，為之狂呼叫絕。安得張、韓、岳、劉五六輩，掃清遼蜀妖氛，剪滅此而後朝食也。」此類文章觸清人忌諱，故鍾本少傳於後。李玄伯本應同鍾本。閻婆惜事已移置，則亦出郭本（按：鍾伯敬死於1624年，未及見李自成、張獻忠事，不知遼蜀之蜀，抑何所指，疑鍾序亦明末時人所偽托也）。 百回繁本，有此三種不同之刊本。 繁本之一百二十回本，為新刊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傳全書》招安後有徵遼，征田虎、王慶，征方臘。為《水滸》全本。蓋與簡本各本內容相同，而文章細膩同百回本，加征田虎、王慶。楊定見所定，託名李贄。楊自稱為李氏弟子云。 刪本。金聖歎批本（貫華堂本），只楔子加七十回，為七十一回本。有盧俊義噩夢。 《征四寇》本。以金氏所刪者單列成書。 簡本有以下五種： （1）《新刊京本全像忠義水滸傳》，明萬曆年間書林余氏（余象斗）雙峰堂刊本，增插征田虎、王慶。全書約為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巴黎圖書館藏殘本。 （2）五湖老人評刻三十卷本，繁簡斟酌，合郭本與余本。 （3）一百十五回本，《英雄譜》本，不分回，只分卷，明崇禎年間熊飛作序，與《三國》合刊，又名《漢宋奇書》。 （4）一百十回本，《英雄譜》本，同上。日本有傳本。 （5）一百二十回本，光緒坊間重刊。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餘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為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複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 據胡氏則繁本在簡本前。唯魯迅先生則認為簡本應在繁本前。如一百十五回簡本，其成當先於繁本，以其用字造句多有差違，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也。 又魯迅先生疑《水滸》舊本招安後即接征方臘，同《宣和遺事》。而加入征遼，亦非郭奉所加。又他疑簡本近羅貫中原本。 今作家出版社印行兩本： （1）七十一回本。用金本而校回其所改壞者，刪噩夢。 （2）百二十回本。用楊定見本，而前百回用天都外臣序本校改。 我們認為施羅二公之原本《水滸傳》大致輪廓應為水滸英雄出身經歷至梁山泊英雄聚義排座次為頂點，下接受招安，征方臘，遇害為收結。至征遼，征田虎、王慶，有無，則不可知。文章應比今本為簡略。唯主題思想、人物性格則均已決定。 《西遊記》（節選） 唐僧取經故事的流傳與吳承恩的《西遊記》 唐玄奘取經故事，大概在唐代就在人民中間流傳。玄奘自己所著的《大唐西域記》是記述他經歷西域到印度去求經的旅途見聞，是遊記和地理書，也記載了西域各國的風俗以及佛教聖跡和故事。慧立、彥琮所寫《慈恩法師傳》記述玄奘生平及求法譯經始末，中間寫到玄奘經歷沙漠，在沙漠中見到許多幻影，以及冒許多險難，到高昌國，高昌王信仰佛法，以玄奘為弟，等等。這兩部書是記實的書，屬於史地類。唐代寺院俗講，可能已把唐玄奘故事渲染得更加生動。 《慈恩法師傳》說，法師在蜀，曾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玄奘施以飲食衣服，病者授以《般若心經》，因常誦習。及玄奘西遊，過莫賀延磧，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繞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至《太平廣記》卷九十二，則謂玄奘西遊，至賓國[2]，道險多虎豹，不可過。玄奘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在房獨坐，莫知來由。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云云。已加裝點。又《太平廣記》同卷，記玄奘在靈岩寺，手摩松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卻東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回。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眾謂此松曰摩頂松」。今《西遊記》第十九回有浮屠山鳥巢禪師授法師《多心經》故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本為《心經》，小說乃誤為《多心經》）。又第一百回長安洪福寺僧見松枝一棵棵頭俱向東，知法師東回。賓國變成浮屠山，靈岩寺變為洪福寺。這兩個故事都是唐代和尚們講經說佛所流傳的。 歐陽修《於役志》記載揚州壽寧寺有南唐壁畫。唯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絕筆。此壁畫是畫玄奘取經故事的。 小說起於《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殘卷，南宋臨安瓦肆所刊行。今存在日本。分三卷十七段。文中多夾雜詩句，故曰「詩話」。另是一體，頗像變文的嫡派。而唱酬多詩，文白夾雜，文章雅潔，內容新鮮。散文多，韻文少。 《詩話》中有唐僧、猴行者、深沙神等。猴行者是一白衣秀才，遇到唐僧往西天取經，他說：「和尚前生兩回到西天取經，中路遭難，此回若去，千死萬死。」法師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別人，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我今來助和尚取經。」當即改稱猴行者。和尚借行者神通，偕入大梵王宮去講經，梵王賜隱形帽一頂、金環錫杖一條、缽盂一隻，三件齊全。猴行者說：「此去百萬程途，經過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又有深沙神，原是流沙河邊的妖怪，吃過幾次取經人的。其後經大蛇嶺、九龍池危地，都賴行者法力，安穩行進。王母池邊蟠桃，食之可壽至數千歲，法師使猴行者取桃，猴行者到王母池偷桃。蟠桃入池化為小孩形，亦即人參果的故事（今《西遊記》中把齊天大聖偷桃和在五莊觀鎮元仙處偷人參果分化為兩個故事）。又有經歷樹人國、鬼子母國、女人國等種種險難怪異。 這是把玄奘取經這一不尋常的事件神話傳說化了，是受了佛經中本來有的印度文學成分影響而產生的中印文化交流的民間文藝作品。 這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很可寶貴的，是從變文發展到話本的過渡東西。足見南宋時代有說唐三藏西天取經的故事，也許是和尚們講的。不過這個本子很簡潔，同《碾玉觀音》等不同，是可以根據來講話，而不是說話體的成熟的小說。 元代戲曲中有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一個劇本，今佚；但存《納書楹曲譜》中《回回》一出。明初戲劇家楊景賢作《西遊記》雜劇六本，今存。第一本是唐僧出身，乃《西遊記》第九回江流兒故事。第二本是唐僧登程求法，木叉送火龍馬的情節。第三本是孫行者出身，在花果山紫雲洞做通天大聖，攝著火輪金鼎國王女為妻。他偷了西王母的仙衣、銀絲長春帽、仙桃百顆，要給王女。天上派李天王和哪吒來拿他，又派二十八宿天神天將包圍防守。天王與哪吒不能降伏，結果是觀音出場，把他壓在花果山下，要待唐僧西天取經，隨往西天。此後是唐僧從花果山下經過，揭字放出，觀音傳與緊箍咒，收伏了他。孫行者又降伏了沙和尚。掃除黃風山妖怪，又遇鬼子母紅孩兒的難，觀音救了他們。第四本是豬八戒的事。第五本女王逼配。以及到火焰山與鐵扇公主戰鬥事。第六本參佛取經，歸東土，唐僧上靈山會朝佛結束。此雜劇仍以唐僧取經為中心故事，孫行者、豬八戒故事已有特寫，與唐僧鼎足而三。 楊景賢的《西遊記》雜劇六本二十四出，《西遊記》故事已見梗概。這個劇本在《納書楹曲譜》里存有《撇子》《認子》《胖姑》《伏虎》《女還》《借扇》（《續集》二）。又《餞行》《定心》《揭缽》《女國》（《補遺》）。 西遊故事在元代逐漸發展，比之《取經詩話》更顯得豐富，多幻想。 《也是園藏書目》又有《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一本（今存《孤本元明雜劇》中）。 元代除了戲曲外，已有粗具規模的《西遊記》小說。佚文見於《永樂大典》的一三—三九卷，系魏徵夢斬涇河龍的一段。情節與今本《西遊記》同，而文章比較樸素。 嘉靖、隆慶、萬曆三朝是明代文學發展的高潮時期。推翻元朝統治之後，明初減輕賦稅，解放手工業的大量奴隸，生產力提高，同時海外貿易也大大發展。在南洋一帶，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即為了國外貿易。而歐洲人環行全球，東西交通發展也在明代（哥倫布到美洲，公元1492年；葡人至印度，公元1498年；麥哲倫至腓力賓，公元1521年）。所以，在16世紀中國的商業資本很發達。在此情況下，刻書業也發達。明版書最多的是嘉靖、隆慶、萬曆刊本。文化出現高潮，古文家王世貞等後七子就活躍在這一時期，此後萬曆朝公安派、竟陵派抬頭，筆記小說也發展起來。 《西遊記》這類小說就產生於海外交通發達的時代，外國的珍聞異說，亦有如《天方夜譚》之類。 《西遊記》故事的輪廓在元末明初已經完成。明代中葉同時有三種《西遊記》小說出現。其一，為楊志和的《西遊記傳》，四卷四十一回，題齊雲楊志和編（在明萬曆年間。余象鬥合刊之《西遊記》中之一。其餘，《東遊記》，寫八仙故事，《南遊記》即《華光天王南遊志傳》，《北遊記》即《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前九回寫孫行者出身。孫悟空為石猴，尋得水源為猴王，就師得道，鬧天宮，玉帝不得已封為齊天大聖。又擾蟠桃會，帝使二郎神與之戰，為老君所暗算，遂被擒，如來壓之五行山下。次四回，即魏徵斬龍、太宗入冥、劉全進瓜及玄奘受詔西行，十四回以後，玄奘道中收徒及遇難故事，災難只三十餘次。文字草率無味。魯迅謂吳承恩書出於此簡本而擴大的，胡適謂吳書在前，此是坊間刪節本。 其二，為朱鼎臣之《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隆萬間（16世紀七十年代，1570—1580）福建書商劉蓮台所刻。有陳光蕊（即唐僧父）故事，其餘同楊志和《西遊記傳》，但凌亂不及楊書。 其三，為今本《西遊記》一百回，則為吳承恩（1500？—1582？）作。吳生於明孝宗弘治年間，卒於明神宗萬曆初年，書刊於其死後十年，金陵世德堂本，二十卷，每卷五回（刊於公元1592年，萬曆二十年）。吳、楊《西遊記》均無陳光蕊、江流兒事，而清乾隆間刊《新說西遊記》一百回，補入此段。據近人考據推測，唐僧出身應為吳原本所有，世德堂刊本因其褻瀆聖僧故將此故事刪去，此論可信。 唯吳承恩作與朱、楊兩作，孰為前後，則很難定，可能是三人都據元代話本改編，可能是吳氏取元話本大加創造，而朱、楊取吳本刪節以就刊書之簡便者。吳本文筆優美、詼諧，為藝術上的傑作，而朱、楊本為樸素故事，文藝價值不高，自然被淘汰了。 《西遊記》是最重要的一部神話小說（魯迅稱之為「神魔小說」），是神話故事的大集合，包括：① 古代神仙傳說的成分；② 佛經故事的成分；③ 海外奇談，間接吸收印度、阿拉伯故事。在人民大眾融合鑄造中創造了一部偉大的神話寓言小說，帶有童話意味的冒險小說。 印度史詩Ramayana（《羅摩衍那》）中有哈努曼（Hanuman），是猴子國大將，神通廣大，能在空中飛行，一跳可以從印度到錫蘭。又善變化，能忽大忽小，有一次魔把他吞入肚中，他把身體變大，那老魔不得已也跟著大，大到頂天立地；他忽然變小，從魔的耳朵里出來了。 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里，猴行者還沒有這些神通。而在《西遊記》小說里，孫行者變成齊天大聖，有了不得的神通了。孫行者成為主角。這孫行者的故事，自然有多方的來源：① 神猿，如唐人小說《江總白猿傳》；② 唐人傳奇無支祁的故事；③ Ramayana的哈努曼；④ 其他來源，如譚正璧說二郎神與美猴王鬥法一段，頗似《天方夜譚》里《說妒》故事中皇后與魔的戰爭。 錫蘭有女人區域（見《慈恩法師傳》），此成為《西遊記》女兒國所本。又《慈恩法師傳》雲，取經回程，風波翻船，經被打濕，此成為《西遊記》白黿負經過河，因唐僧忘了它的囑託，經沉入水的根據。 總之，西遊記故事的輪廓在元末明初已經完成。明代中葉嘉靖年間由傑出小說家編成《西遊記》一百回小說，其中創造性部分很多。西遊記故事受佛經中故事、印度故事的影響，但主要還是中國人的創造。 吳承恩的生平 小說不登大雅之堂，雖流傳民間，作者為誰、生平如何，往往乏人研究。百回本《西遊記》與《三國》《水滸》同樣為大眾所喜愛。在某一時期，文人們把它作為元長春真人邱處機（元初道士）所作。此因邱處機有一《西遊記》，為記述他到新疆一帶遊歷而作之誤。我們知道小說《西遊記》實為明中葉文人吳承恩作，是根據天啟《淮安府志》之《人物誌》的。 吳承恩（1500？—1582？），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山陽人（射陽，湖名，在今江蘇淮安縣東南七十里）。 天啟《淮安府志》十六《人物誌二·近代文苑》云： 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復善諧劇，所著雜記數種，名震一時。數奇，竟以明經授縣貳，未久，恥折腰，遂拂袖而歸。放浪詩酒。卒，有文集存於家。丘少司徒匯而刻之。 又《淮安府志》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載：「吳承恩：《射陽集》[3]四冊、《春秋列傳序》、《西遊記》。」 今《射陽存稿》四卷存。萬曆庚寅陳文燭序，萬曆己丑吳國榮跋。民國十九年故宮博物院重印排字本。 據同治《山陽縣誌》、光緒《山陽縣誌》：吳承恩為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 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謂：「屢困場屋，為母屈就長興倅。又不諧於長官。歸田來，益以詩文自娛，十餘年以壽終。」 （按：吳氏壽至八十餘） 所謂《春秋列傳序》，實為《射陽集》第二卷之首篇，乃一篇文章，為周某所作書之序文，非一書名。 集中有《花草新編》，乃吳氏所選詞集之名稱。 又有《禹鼎志序》。《禹鼎志》為吳氏所作仿唐人傳奇志怪短篇十餘篇之集。惜今不傳。天啟《淮安府志》所謂「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者也，《序》云：「余幼年即好奇聞，在童子社學時，每偷市野言稗史。懼為父師訶奪，私求隱處讀之。……比長，好益甚，聞益奇。」又云：「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時記人間變異，亦微有鑑戒寓焉。」此書如存，當可侔《聊齋志異》。 吳氏雖只為歲貢生，但為名流所重。 吳氏與明後七子中的徐中行友善，互相唱和。「平生不肯受人憐，喜笑悲歌氣傲然。」（《贈沙星士》）其詩如《金陵客窗對雪》《二郎搜山圖歌》《後圍棋歌》諸篇，才氣縱橫，有濃厚的浪漫氣氛。 除詩外，尚有詞百首左右。 吳氏的生活情況，與清代小說家蒲松齡有點相仿。他和施羅不同。施羅可能為書會中人，且有志圖王者。吳氏則為歲貢生，赴考未中舉。其做長興縣丞時年近六十，或六十以後矣。吳氏作書以自遣，寄其生活經驗。《禹鼎志》應該是文言作品，《西遊記》是白話小說。這部書並非創作而是改編。不過擴充到一百回，改編得大為改善，等於創作了。此書大概成於晚年，在1560年以後，即嘉靖、隆慶年間。這時是明代小說創作的高潮，《金瓶梅》也成於此時。 《金瓶梅》（節選） 展開小說史新頁的個人創作——《金瓶梅》 《金瓶梅》的作者，署名蘭陵笑笑生。生平不可考。蘭陵今屬山東嶧縣。書中亦多山東方言。作者當是山東人。這部書先有抄本，出現在萬曆年間（1573—1620）。沈德符的《野獲編》提到這部書，說袁宏道欣賞這部小說，把它與《水滸傳》相提並論。袁宏道有《觴政》，把它配《水滸傳》。袁氏《觴政》成於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以前，說是為嘉靖間大名士的手筆。有歸於王世貞者，其說不可靠。王世貞是太倉人，不可能寫這部書，是因「嘉靖間大名士」而附會的。《野獲編》提到，1606年以後不久，蘇州就有刊本。今我們所見《金瓶梅詞話》，是1617年東吳弄珠客萬曆丁巳年序的刊本。《金瓶梅詞話》的刊行離開作者成書當不甚遠，此書當成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年，其初刊本應該在1617年以前五六年。 全書一百回，稱詞話，是擬話本。中間夾雜著許多詞曲。詞話是宋元小說的別名。因為演說小說的，除說書外夾上彈唱。《金瓶梅》保存這個體例。它從煙粉靈怪傳奇的小說體例中脫胎出來，有長篇巨製的結構。除了詩詞、四六駢體的穿插以描寫景物及抒情以外，常用當時通行的詞曲，全書有六十多支通行小曲。但雖是詞話體例，事實上並非說書者的話本，不是從說書藝人的話本改編的，乃是一位小說家的創作。如果不是一人所獨成，也只是一二位作家所創製的，不過用詞話體例而已（因為書中極淫蕩穢褻之處，說書者也無法說。這些穢褻部分，是只能形諸筆墨而不能公開說唱的，而它們是書中有機部分，並非另有人所加）。 現實主義的長篇小說《金瓶梅》 《金瓶梅》的故事，出於《水滸傳》。小說從《水滸傳》中摘取一段，即西門慶與潘金蓮私通。武松為武大報仇，追殺西門慶，誤殺另一人，西門慶得以逃脫。武松發配，西門慶偷娶潘金蓮為妾。 書名《金瓶梅》，取自書中三個女性的名字：潘金蓮、李瓶兒、春梅。 全書著重描寫西門慶一家妻妾：妻，吳月娘；妾，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孫雪娥；婢，春梅。此外有婿，陳經濟。 西門慶「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著個生藥鋪。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 西門慶是一個小城市的惡霸，是有錢有勢的人物。他原是破落戶的浮浪子弟，結識了浮浪子弟九人，結拜為十弟兄。靠著生藥鋪、高利貸剝削。此後便用玩弄婦女、謀害朋友的手腕發橫財。私通了他的結拜朋友花子虛的老婆李瓶兒，把花子虛害死了，謀得了錢財，又娶李瓶兒為妾。再包攬詞訟，結識當地官吏。再用他的錢財，結交蔡御史，勾結東京權貴楊戩和蔡京。蔡京提拔他做了提刑副千戶。蔡京的生辰到了，他親自帶了厚厚的一份禮，二十擔金銀緞匹去拜壽，拜蔡京為干爺，便升了正千戶提刑官。於是進京引奏謝恩，進一步和朝中執政的官僚們勾結。這樣一個小城市的開生藥鋪的老闆由此列入於官紳階級。小說集中寫這個惡霸家庭，同時旁及社會黑暗的各個方面。全書除武松的出現不關重要以外，沒有一個正面人物，都是些極醜惡的人物。《金瓶梅》雖假託宋代故事，書中所寫實在是明代中葉，即嘉靖、萬曆年間的中國社會的黑暗面，剝削階級（官紳、和官紳勾結的不法商人）的荒淫貪酷的全貌。小說大膽地暴露現實，成為照透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一面鏡子。 除西門慶以外，小說還寫了像應伯爵那樣的幫閒人物（破落戶出身，家財沒了，專跟富家子弟幫閒貼食的）。伯爵=白嚼，是跟著西門慶玩弄婦女，專說笑話幫襯的。謝希大，好踢氣球，賭博，遊手好閒。吳典恩（無點恩），是本縣陰陽生被革退的，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 《金瓶梅》的書名，取自三個女性，潘金蓮、李瓶兒、春梅。潘、李因爭寵而互相嫉妒。潘金蓮陰狠毒辣，因為李瓶兒生子，設計把李瓶兒之子驚死。李瓶兒也亡故。潘金蓮私通陳經濟等，是典型的蕩婦。春梅是一個丫頭，先為西門慶所收用，後來也私通陳經濟。在西門慶家的妾中，孫雪娥是被壓迫者，孟玉樓無聲無臭。吳月娘是一個軟弱無用的人，根本管不了家，一任西門慶和小老婆們胡鬧，喜歡尼姑出家人奉承，聽聽說佛書。 西門慶往往用風流手段，甜言蜜語，誘騙女性。騙到手裡，便換了魔王一樣的面孔，高興時叫你兩聲小淫婦，發起脾氣來，把女人脫得精光，用皮鞭打得皮破血流。 《金瓶梅》著重寫這樣一個家庭，聲色貨利，肉慾與財賄的世界，為最墮落的社會的寫照。全書一百回，從這個家庭的興盛寫到衰敗。 《金瓶梅》不能被認為是自然主義的作品，而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因為作者所寫，並非偶然的、瑣碎的社會生活，而是典型的、一個真實社會的橫剖面。作者通過西門慶、應伯爵、潘金蓮等藝術形象的具體表現，使我們認識這社會的無可掩飾的如是種種醜惡，引起人們無比的憤怒與憎恨的情感。 《金瓶梅》雖只寫了清河縣一個剝削階級家庭，但從這個家庭中的人物與社會各方面的關係，可以看出那個時代整個社會的面貌。這是它的現實主義的廣度和深度。它揭露了當時一般剝削階級的荒淫墮落（從皇帝到官紳巨商莫不如此）。我們讀明代中葉的筆記野史，認識此書所寫，確是寫實，並不誇大。嘉靖、隆慶、萬曆間，一般的風俗是淫靡墮落的，士大夫也奔競成風，廉恥盡喪，商人富戶尤其淫靡，當時的社會真實情況如此。《金瓶梅》是一部大膽暴露現實的小說。 《金瓶梅》的藝術成就 1. 是我國第一部有完整結構的長篇小說。在此之前的如《水滸傳》《西遊記》等，全書可以拆散為零篇故事，《金瓶梅》不然。它寫一個家庭的事情，幾個人物從頭至尾貫穿全書。小說描寫家庭瑣屑的日常生活，而規模巨大，至一百回之長，結構宏偉。此無先例，具有特創性。 2. 全書以描寫人物形象為主，並無多少故事情節。人物占第一位，不重情節，不靠故事，故事的發展是人物個性和行動的自然結果，有必然性，合乎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沒有浪漫主義、離奇曲折的情節。描寫細膩深刻。 以上兩點開《紅樓夢》先聲。 小說創造了諸如西門慶、潘金蓮等典型的反面人物。他們是封建社會末期，墮落腐朽的統治階級中的典型人物。正如東吳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所說：「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淨婆，令人讀之汗下。」這一群男女是聲色貨利、各種欲望的奴隸。分別開來說，女性又為男性的奴隸。 3. 口語的運用（文學語言的創造性），達到高度。語言全部是口語，用山東方言。生動潑辣，繪影繪聲。純粹白描，不加修飾。描繪淫鄙婦女的口吻，惟妙惟肖，如潘金蓮和人吵嘴等，栩栩欲活，如聞其聲。 《金瓶梅》的缺點 1. 結構有鬆懈處。不免有沉悶的地方，缺乏戲劇性情節、中心故事（此不及《紅樓夢》處）。 2. 穢褻篇幅占太多。書中穢褻的部分非常多，西門慶私通的婦女不少，良家婦女、夥計老婆、女僕等，潘金蓮私通了她的女婿。性交赤裸裸地無忌憚地描寫出來。因此這部書被稱為第一等淫書，列為禁書。大概色情小說通行在明代，《金瓶梅》如此，其他短篇小說也都帶些色情描寫。原因有：（1）在封建時代女子是文盲，不識字，不是讀者。男女沒有社交。小說專為男人們的讀物。於是作者喜歡夾雜穢褻，刺激讀者，增加書的市場。（2）墮落的社會真況如此，春藥公開可買。 3. 有佛教因果報應思想，沖淡了現實主義精神（作者世界觀的局限）。 《金瓶梅》有滿文譯本、德文譯本以及其他各國譯本。有《世界文庫·中國珍本叢書》的刪淨本、張竹坡批本的《第一奇書》本。 《金瓶梅》有續書名《玉嬌李》，相傳為同一作者，今不傳。又有《續金瓶梅》六十四回。把《金瓶梅》書中人各復投身人世，以了前世的因果報應，沒有什麼意義。 清初的詩詞與散文（節選） 顧炎武和歸莊 顧炎武不單是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和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不單是一個把書本知識聯繫現實政治的學者，同時還是一位優秀的詩人。 顧炎武很重視詩歌的政治作用。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認為「可謂知立言之旨」（《日知錄·作詩識》）。他又說：「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擬，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日知錄·文人模仿之病》）因此，他主張詩應該有思想內容，貴獨創，「詩以義為之，音從之」（《日知錄·詩有無韻之句》）。這一點，他和公安派不同，公安派只主性靈，最後走向趣味，而顧炎武認為詩的「義」應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他作詩的原則就是這樣，而他的詩歌是實踐了他的原則的。他反對以文辭欺人。其詩受杜甫、陸游影響最深。他的詩的現實性表現在：（1）描寫起義和反清的事；（2）反映農村情況；（3）發表他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的主張，有議論；（4）以詩明志，以示不屈忠貞之節。他的一部分詩歌直接描寫了反清的鬥爭，有名的就是《秋山》二首。這兩首詩寫的是崑山的戰事。戰鬥很激烈，「秋山復秋山，秋雨連山殷」。接著描繪戰士們的抗敵義憤和英勇犧牲，「旌旗埋地中，梯衝舞城端」。雖然失敗了，但復仇的種子不會死亡的，「楚人固焚麇，庶幾歆舊祀。勾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嘆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詩中也寫了清兵對江南人民的殘殺和掠奪，「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荊杞。歸元賢大夫，斷脰良家子」，「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吳口擁橐駝，鳴笳入燕關」。 顧炎武更多地寫自己對故國的懷念和自己對反抗鬥爭的堅持。如「中年早已傷哀樂，死日方能定是非」。他在山西和傅山相見，在《又酬傅處士次韻》一詩中有「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的詩句，足見其雖暮年仍壯心不已。他在北方奔走，並不感到疲累和厭倦，更沒有悲觀絕望，他說：「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 顧炎武的詩雄勁有力，在當時詩界別有風格。沈德潛稱其詩「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明詩別裁》）。其詩以古體最好，魏源學他的詩。 歸莊（1613—1673），一名祚明，字玄恭，江蘇崑山人，歸有光之曾孫，是顧炎武的同里好友，明末「復社」成員。當時歸、顧在復社時，人以奇怪目之，故後即稱「歸奇顧怪」。因其重實踐、反空談，有唯物思想，接近勞動者，且博學，是正派知識分子，所以在當時被視為特殊人物。當時復社文人不免尚空談，重實踐的歸、顧被視為奇怪人物是必然的。歸莊的詩文留存不多，但都有思想內容，很有氣節。他對於大地主、大富翁、幫閒文人、虛偽的道學家都予以揭露和駁斥。汪琬（堯峰）學究氣（程朱理學之偽者）很重，歸莊文集中有二封《與汪苕文書》，極尖銳地罵他。季滄葦是當時極富之人，為富不仁，歸莊在《與季滄葦書》中痛罵之。 清兵南下，歸莊曾參加抗清義軍。明亡後，與妻子隱居。歸莊夫婦晚年居於祖墳旁土屋中，有聯云：「妻太聰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他的詩如《卜居》反映了作者亡國之痛，「環顧六合內，躑躅將安歸」。另一首《萬古愁》極為痛快，甚至罵孔子為萬古罪人。但他對於明末的農民起義認識不清，認為明亡於「流寇」，此其缺點。 吳偉業及其他散文家 吳偉業（1609—1671），字駿公，晚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少年時，文章就寫得很好，十四歲時，張溥發現他，「因留受業於門」，參加復社。崇禎十年（29歲），充東宮講讀官，十二年（31歲），為南京國子監司業。崇禎死時，他三十六歲，「先生里居，聞信號，慟欲自縊，為家人所覺」（《年譜》），其母責之，謂父母在不宜死。福王立，授官，「先生知事不可為，又與馬（士英）、阮（大鋮）不合，乃謝歸」（《年譜》）。在鄉十年，清廷征博學鴻詞，以山林隱逸不就。順治十年（45歲）九月，「招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尋升國子監祭酒。時先生杜門不通請謁，當時有疑其獨高節全名者。會詔舉遺佚薦剡交上，有司敦逼。先生控辭再四，二親流涕辦嚴攝使就道。難傷老人意，乃扶病出山。」鬱郁不得志，過一年，託辭繼母卒而歸家，以後即不出。情緒一直是很苦悶的。梅村孝過其氣節。 梅村詩寫得很好。長於歌行，色澤鮮艷，又沉雄有力。梅村頗似庾信，他的身世與庾信相似，風格也有類似之處，早年風華，老而老成。他晚年出山後，情緒很苦悶，發而為詩歌，有蒼涼之氣。在被征期間，他說：「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自嘆》）他離家北上，和他的弟弟分別，曾寫道：「雲山兩岸傷心裡，雨雪孤城淚眼中。病後生涯同落木，亂來身計逐飄蓬。」他對自己的出山，一直是很悔恨的，「世應嘲僕僕，我亦嘆棲棲」。他在京城時，告訴他的弟弟說：「萬事愁何益，浮名悔已遲。」（《病中別孚令弟》）他叫弟弟告訴家裡，以後教兒女們「勤識字」「學躬耕」，不要出來做官，不必管什麼虛名，不要學他的樣子，「似我真成誤」，這都是非常沉痛的。 在他未出來前，侯方域曾寫信給他，要他不出來，但他未能如約，後來回想起，感到很慚愧：「死生總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樽。」 （自註：「朝宗，歸德人，貽書約終隱不出，余為世所逼，有負夙諾，故及之。」） 這件事一直成為他一生的悔恨，很多事都能觸動他，使他悲痛。他讀了佛經，也會無端地哭起來，「《楞嚴經》讀罷，無語淚痕深」。 中年以後，他的家庭也接連發生不幸。母親去世，後來妻子也故去，幾個女兒也先後死去。這對於他的打擊都是很大的。他的《哭亡女》曰：「訣絕頻攜手，傷心但舉頭。昨宵還勸我：『不必淚長流。』」情感是痛切抑鬱的。 吳梅村寫了很多歌行，這些歌行大都寫古蹟以及明人舊事，多弔古情調。一想起古代漢族歷史故事和故明遺事，在在都使他傷懷。《永和宮詞》寫田貴妃，《後東皋草堂歌》是為明末愛國作家瞿式耜寫的，中自嘆曰：「斜暉有恨家何在，極浦無言水自流。」《鴛湖曲》吊吳昌時，皆感時抒懷之作，有的還可作為有愛國思想的作品。其《琵琶行》寫崇禎十七年以來先朝舊事，以至想起唐朝的安史之亂，想起李龜年的流落江南，「龜年哽咽歌長恨，力士淒涼說上皇。前輩風流最堪羨，明時遷客猶嗟怨」。其有名的詩作《圓圓曲》，雖詠嘆頗有色彩，但思想模糊。 吳偉業反映現實的詩作，有《捉船行》《馬草行》《蘆洲行》等。 《王郎曲》《楚兩生歌》《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等為寫友誼交情之詩。 出仕清朝期間，有些應酬詩極無聊。 在清朝初年，散文中有所謂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 侯方域（1619—1654）[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為明末忠臣。宏光朝出來，為阮大鋮輩所壓制。才氣縱橫，惜中年早卒。其散文代表作有《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李姬傳》《寧南侯傳》等。有 《壯悔堂集》。 魏禧（1624—1680），字冰叔，號裕齋，江西寧都人。與兄弟二人稱「寧都三魏」，禧居中。於文主多變化，於變化中有法則。山以不變為法，水以善變為法。文章風格，不能千篇一律。亦寫不少野史材料，如《大鐵椎傳》。有《魏叔子集》。 汪琬（1624—1690），字苕文，號鈍庵，江蘇長洲（今蘇州）人。侯方域、魏禧在當時地位均不及汪琬。汪為統治階級所捧。有《鈍翁類稿》等。 全祖望（1705—1755），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人。乾隆進士。在翰林院做過官，不肯趨奉宰相，受排斥，回鄉。在浙講學，又不為地方官所重，遂離鄉至蕺山端溪書院講學。一生窮愁多病，死無以葬。 有《鮚埼亭集》。全氏為史學家，不喜發空論，專寫傳記，尤重明末貞節之士。從全氏文集中，我們可以得到不少親切而明確的明清之際的史料。如《亭林先生神道表》《陽曲傅先生事略》等，皆能以簡潔短文而概括人一生事跡。他對於錢牧齋、李光地等則深惡痛絕，毫不留情。為人狷介，民族意識最為濃厚。 全祖望雖為歷史家，而散文文筆甚佳，亦可謂文學家。 此外，史可法《復多爾袞書》、邵長蘅《閻典史傳》，為清初之有名文章。 孔尚任與《桃花扇》 有明一代，傳奇不下數百種，能夠比得上《琵琶》《拜月》《荊釵》《白兔》者實屬寥寥，只有湯顯祖的《牡丹亭》可以作為天才的創作。《琵琶》《拜月》等原是從民間文藝的南戲劇本改編的，好比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來源在民間。湯顯祖的《牡丹亭》，確乎是個人創作。到了清初康熙年間，卻有兩部歷史劇本產生，《桃花扇》與《長生殿》，幾乎是同時寫作成功的，作者孔尚任與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目，二人同為曲家齊名並世。這兩部劇本是文人所創製的傳奇的高峰，同時也是傳奇文學的後勁了。它們產生在崑劇已經發展到頂點，而有往下沒落傾向的時代。以思想性而論，《桃花扇》比《長生殿》更高些。這兩大劇本，遠非李漁的纖巧尖新的喜劇可比。 這兩部都是結構宏偉的歷史劇，產生在清初康熙年間，不為無因。清貴族入關以後，明末遺老，有氣節的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他們都注意於史學。對於現實社會有所不滿，鑽向古書，喜歡考古考據，也喜歡談掌故，發思古之幽情。孔尚任是孔子後代，講究古禮古樂，也喜歡古董。《桃花扇》一開始，就借老贊禮的話「古董先生誰似我，非玉非銅，滿麵包漿裹」，自命為一塊肉古董，有怎樣一肚皮不合時宜的思想。孔尚任真的喜歡古董，曾經用不少錢買了唐代一件稱為「小忽雷」的樂器，還特地為小忽雷的掌故而同友人顧彩寫了一個傳奇劇本名為《小忽雷》。他寫《桃花扇》，就是參考了許多關於南明的掌故，才編成這樣一部傳奇的。洪升的寫作《長生殿》也如此，用功於天寶年間的歷史掌故書籍很久，取材極博。他們的創作態度，都很嚴肅，結合歷史和文學。這是和他們所處時代的學術潮流、明末清初的史學和考據學的發達分不開的。 孔尚任的生平及其著作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岸堂、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孫。早年在曲阜鄉下石門山中讀書。是秀才，但也許沒有出來應過舉。是一個飽學而不合時宜的人，他研究古禮和古樂。到三十六歲，衍聖公孔毓圻請他出山，主修家譜和《闕里志》。孔尚任為李塨作《大學辨業序》云：「予自幼留意禮樂兵農諸學。」又《湖海集》卷十二：「樂律深邃精微，非狂鄙所能窺。但夙承家學……二十年來，悉心考證。」1683年，在孔毓圻處教演禮樂，鄒魯弟子秀者七百人，同宗族萬人，釋業於廟。1684年康熙皇帝到江南去遊玩，稱為「南巡」，回來路上經過曲阜，便要祭孔。孔毓圻使孔尚任參加祭禮，主持禮節。尚任以監生充講書官，在御前進講經書，又一一詳述文廟禮器，稱旨。清統治者以尊孔、尊經學、尊古禮樂為統治全國人民、收買漢族知識分子的策略，康熙帝特為賞識孔尚任的學問和人才，破格提升，命他入北京，為國子監博士。這是尊重孔家學者之意。 孔尚任到北京任國子監博士二年，便出差到揚州一帶跟孫在豐治下河水患，逗留在淮上有三年之久。當時淮河一帶常有水災，人民遭受著苦難，而官吏並不當它一回事，治河不切實際，虛耗錢財，耗時費日，一無所成。他接觸清朝官僚實際，又親見民生疾苦，頗有感慨。面對現實，原想立功立業的念頭也瓦解冰消了。他寫了不少發牢騷的詩，此外便在旅居無聊中醞釀著《桃花扇》的創作。 孔尚任作《桃花扇》，動機很早。《桃花扇本末》雲，作者舅翁秦光儀，明末避亂南京親戚孔方訓家，詳悉福王遺事，歸鄉後為作者語之，因此始想作此。孔方訓是他的族兄，崇禎時在南京為南部曹，親見親聞明末弘光朝事。孔尚任自己生時已是順治五年，距離弘光被殺已三年了。所以《桃花扇》的老贊禮一半是作者自比，一半是他族兄的影子。他久已乎想寫一個劇本，把「南朝興亡，系之桃花扇底」。此次逗留南方，曾到揚州梅花嶺史可法葬地，到南京游秦淮河、謁明孝陵，也接觸當時老輩，多聞晚明掌故，於是把南明亡國慘事編入傳奇的心愿格外強烈了。孔東塘從揚州回北京是1689年。回京仍任國子監博士。博士本是閒職，正可努力寫作。他原來喜歡音律，並喜詞章，因此作曲不難。他先同曲友顧彩合作《小忽雷》傳奇。小忽雷是唐朝韓滉伐蜀得奇木，所制樂器大小忽雷之一，為文宗時宮中女官鄭中丞所常彈者。後鄭中丞因事得罪，縊投於河，又遇救為梁厚本妻。使贖寄修樂器趙家之小忽雷而彈之。忽雷乃琵琶之一種也。孔尚任於康熙辛未年（公元1691年）得於北京市上，重其為八百年前古樂器，又有唐人小說中的故事，因與顧彩譜此事為傳奇。1694年《小忽雷》傳奇脫稿，大部分成於顧彩之手。唯孔氏於此始馳騁於詞曲。至1699年6月，則《桃花扇》脫稿。距第二次到北京任博士，已有十年。十年中，孔氏升戶部主事，尋又升戶部員外郎。作《小忽雷》時，因友人顧彩善音律，托之代填。此作因顧彩不在都中，故自填之，而得蘇州曲師王壽熙之指點，擇時優熟解之曲牌填之。依譜填詞，按節而歌，使無聱牙之病。 《桃花扇》本文四十齣，前後加四出，共計四十四出，結構宏偉。孔尚任陸續寫作，非一時所作，數易其稿，前後十年而成。零碎片段即有人傳閱，至1699年6月全劇脫稿，即盛傳於京。7月，宮內索閱，且索閱甚急，匆匆呈進。孔氏即以此年罷官。宮內索閱為聞《桃花扇》名，欲演習云云。而孔氏之罷官不知何因，或與《桃花扇》不無關係。因為雖劇本開始有歌頌太平之言，但整部劇本的思想內容，是哀悼明代亡國，表揚史可法等忠烈，而富於遺民思想的，所以必定招清統治者之忌。康熙對孔氏破格提拔，引進孔聖后代，含有籠絡人心之意，但東塘既無意迎合帝王及大官僚，不合時宜，遂遭罷斥。 孔尚任罷官後，還鄉隱居至1718年而卒。《桃花扇》先盛行於京師，而刊刻於1708年，乃天津人佟蔗村出資助刻者，則孔氏晚年亦貧。 孔尚任為一詩人，有《湖海集》傳世，十三卷。七卷為詩，後六卷為文。詩文皆奉使淮揚時所作，起康熙二十五年，訖康熙二十八年。詩共六百餘首。其後之詩文未輯成書，遂散佚。 《桃花扇》和南明史實 《桃花扇》題名取晏幾道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中之三字，從南京名妓李香君碰樓血染扇面、楊龍友為之點染、畫折枝桃花而得名。名稱極香艷，劇亦譜侯方域、李香君故事。其實整個劇本描寫了弘光朝的起訖，於歌舞中寓家國興亡感慨。正如《先聲》一出老贊禮所言：「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 《桃花扇》以侯李二人情愛為題，此實傳奇家的一種手法。一部大戲要包羅生旦淨丑諸角，尤其不能離開生旦之角。《桃花扇》的題材闊大，侯李情愛事貫串全劇，也作為一個線索，「借離合之情」，主題是寫南明弘光朝的腐朽政治、南明亡國的哀史。南明遺事，當孔尚任早年在石門山讀書時，即聞之於族兄，開始醞釀此劇。親自到南京、揚州一帶時，又與遺老耆舊接觸，豐富了題材，久秘不出。到再度入京時，始三易稿而成。劇作於南明史實，大體寫實，中間經他布置騰挪穿插虛構，集中了幾個人物。 大事均有依據。開始於1643年（崇禎十六年），南京復社文人吳應箕、陳貞慧與閹黨阮大鋮的鬥爭。阮大鋮托楊文驄拉攏侯方域以為排解。侯方域與李香君遇合。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公元1644年），崇禎縊死於煤山（虛寫）。馬士英、阮大鋮迎立福王，史可法持異議，爭之不得。福王由崧乃福王常洵之子。常洵為神宗萬曆帝的寵兒，封藩於開封，富可敵國，弄權貪賄荒淫無恥，素為東林黨的敵人，是壓迫東林黨的。馬阮迎立由崧，在南京弄一小朝廷，繼續荒淫無恥的生活。馬阮等以迎立功邀寵，馬士英為內閣大學士，出史可法於揚州。崇禎的太子到了南京，福王的原妻也到南京，被認為偽太子、偽妃，搒掠至死。左良玉在武昌以清君側為辭，移兵向南京（實乃避李自成、張獻忠之農民軍力量）。良玉叛變。馬士英移江北三鎮軍，防截左良玉，江北撤防，清兵南下，史可法戰死。福王出奔入蕪湖黃得功營中，為黃得功部下田雄所劫以獻清兵。黃得功殉難，福王被殺。結束了弘光朝小朝廷（公元1645年）。歷史事實，前後三年（侯李愛情故事以棲霞山重逢，入道為結束。張瑤星說：「呵呸！兩個痴蟲，你看國在那裡，家在那裡，君在那裡，父在那裡，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麼？」在政治悲劇的大氛圍中，愛情由痴迷而覺悟，不以團圓為結束）。 四十齣戲，集中故事的時間是三年。極緊湊。 全劇大事均實，但《桃花扇》是文學作品，不同於真實歷史，在不違背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允許作者虛構與創造，使得人物生動，性格突出。這是傳奇的體制。故多騰挪穿插，與史實稍有出入。 例如，復社文人吳應箕、陳貞慧攻擊阮大鋮，發《留都防亂揭帖》在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侯方域交陳、吳二人主盟復社在1639年，其與李香君相識亦在是年，今移置在1642年及1643年。阮大鋮托王將軍結交侯方域，今改為楊龍友。史可法在清兵攻陷揚州時殉難，騎白驢與自投長江事系傳聞，非史實。侯方域頗有資財，梳櫳李香君系自己出資，非由阮大鋮饋送。李香君並無卻奩事，只有提醒侯方域勿受王將軍的拉攏，能識大體，聰明有見識，不同一般女子。李香君不願受田仰之聘，亦實有其事，但與侯方域無關。其碰樓、面血濺扇及蘇崑生寄扇等節，怕是作者所創造的。《桃花扇本末》云：「獨香姬面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此則龍友小史言於方訓公者。」此為孔東塘所自述。但可能此段哀艷情節，為作者自己所創造、所設想，而托於龍友小史之言。南朝以歌舞享樂的小朝廷而亡國，正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所謂南朝興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指斥弘光朝的荒淫享樂）。故《入道》一出下場詩謂：「桃花扇底送南朝。」 《桃花扇》的人物都是實有其人的，即是李笠翁所謂用實在史事則全為真人，故事則有所依據，而加以創造的穿插。《桃花扇》集中表現了弘光朝的政治全貌，是非常真實的。對這些歷史事實作些修改，以便組織得更緊湊以及表現人物性格更突出是必要的。《桃花扇》是藝術作品，不是信史，但是它真實、正確地反映了歷史現實。作歷史小說及劇本者可以學習其處理方法。 《桃花扇》劇本與南明史實的出入之處，可參考梁啓超之注（今文學古籍刊行社的本子，即為梁注本）。此為考據功夫。 《桃花扇》的主題思想和它的現實主義精神 ——《桃花扇》是朱明王朝的沉痛輓歌 孔氏在《先聲》中借老贊禮口說：「昨在太平園中，看一本新出傳奇，名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所以《桃花扇》以侯李故事為主要線索而主題是明末弘光一朝的亡國哀史。作者雖然被招出山，但目擊清代貴族統治下漢族人民遭受苦難，故而用劇作來寄託遺老感慨。他用藝術形象描寫進步人士與閹黨餘孽的激烈鬥爭，暴露南明弘光朝的腐朽政治、君臣的荒淫無恥，指明了統治中國二百八十年的明帝國的一朝衰朽和滅亡的責任，哀痛愛國主義者在民族危機無可挽救時的堅強反抗，表揚他們的民族氣節。是高度愛國主義的作品。作為一部歷史悲劇，是朱明王朝的沉痛輓歌。作者把歷史現象熔鑄在一部大歌劇、大詩劇中，從而獲得了藝術上的不朽。 作者生於清代，仕於清朝，其時正任戶部員外郎，他寫這個劇本是很大膽的。所以在開頭用了一段歌頌太平的話，說「堯舜臨軒，禹皋在位，處處四民安樂，年年五穀豐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見了祥瑞一十二種」，不能不作此掩護。此為照例頌揚，非由衷之言。又在史可法困守揚州時，特地不使清兵出場。在劇本中稱清兵為北兵。不能不如此。但是他描寫了左良玉的哭主，描寫了史可法的沉江（騎白驢自沉長江）：「那滾滾雪浪拍天，流不盡湘纍怨。」（用屈原典故）「你看茫茫世界，留著俺史可法何處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黃得功見劉良佐、劉澤清兩鎮要劫寶（弘光帝）獻與北朝，便罵：「唗！你們兩個要來幹這勾當，我黃闖子怎麼容得！」喊：「好反賊，好反賊！」「望風便生降，望風便生降，好似波斯樣。職貢朝天，思將奇貨擎雙掌；倒戈劫君，爭功邀賞。頓喪心，全反面、真賊黨。」必須注意，這裡罵降清的是賊。儘管作者在前面歌頌昇平，在《餘韻》一出里，寫柳敬亭、蘇崑生已成為樵夫漁翁，還是舌頭不爛，唱曲哀悼亡明。清廷徵求隱逸，竟要派公差來捉拿：「你們不曉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訪拿你輩哩。」「啐，徵求隱逸，乃朝廷盛典，公祖父母俱當以禮相聘，怎麼要拿起來！」這是對清統治者的籠絡政策與一班屈節士大夫的莫大諷刺。這樣一個劇本終於使孔尚任被罷職。 孔氏寫了一部結構完整、熱鬧有劇情的劇本（以賓白情節為主的），但和李漁不同，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孔氏作為孔子後代，其為人不脫離孔教儒家正統思想。因此，此劇有繼承祖先作為《春秋》《雅》《頌》之作的用意。他在《先聲》一出中自己聲明：「但看他有褒有貶，作春秋必賴祖傳；可詠可歌，正雅頌豈無庭訓！」這不是把俗文學中的戲曲提高到與《春秋》《詩經》同樣的地位嗎？其實，俗文學繼續正統文學正宗的地位早已獲得。而褒貶就是傾向性。孔氏對人物的愛憎與人民的愛憎是一致的。他歌頌史可法、侯方域、陳、吳等人，同時特別寫出了幾個市民的正面形象，如名妓李香君、柳、蘇等，此外蔡益所、藍瑛等也是清白人物。文學的傾向性是區別現實主義文學與非現實主義文學的標準。 雖然孔氏在《桃花扇》中稱李自成、張獻忠為寇賊，不免露出他自己的身份也是統治階級的歷史家（受時代與階級出身的限制），但是在《逃難》一出中，還是痛快地描寫了人民痛打馬士英、阮大鋮，出了人民的怨氣（同《水滸傳》一樣）（那是人民出氣的時候）。 《桃花扇》最後的衰颯，與山林隱逸思想、色空觀念，具體表現在錦衣衛張瑤星的離官修道、侯李的修道上。張瑤星的怒喝振聾發聵，使侯李猛醒，但也只能隱遁入道。明亡後，有志氣人士逃於佛道者多，山林隱逸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此所謂遺民思想。 在清代康熙年間，在戲台上大聲疾呼「國在那裡」「君在那裡」，是反清思想的積極表現。《餘韻》一出則唱出了朱明王朝的沉痛輓歌。《桃花扇》在清末特別為人所重。清末的愛國人士，提倡晚明學術、晚明遺老文學。《桃花扇》對舊民主主義革命、排滿運動有幫助。因而此劇為梁啓超所愛好，而特為作注。 《桃花扇》的宏偉結構和人物形象 《桃花扇》在傳奇中是局面最闊大的。本文四十齣，外加四出，是四十四出的長本戲劇。一部極其偉大的歌劇。以出數而論，四十餘出在傳奇中還不算最長的，例如《牡丹亭》有五十五出，《長生殿》有五十齣。但是《牡丹亭》和《長生殿》有不少出是獨角歌唱的，富於抒情詩歌的意味。《牡丹亭》的結構還是鬆懈的，出數多，不免有冗漫的感覺。《長生殿》的後半部也不很緊湊，不全精彩。《桃花扇》不然，四十齣的結構，嚴整而完美，絕不枝蔓。沒有整出作為獨角抒情的場面，緊湊而富於劇情，是不可刪節的。 《桃花扇》人物眾多。雖然以李香君、侯方域為主角，其他各人物，亦極占重要地位。生旦淨丑的角色平均分配。《桃花扇》的主題是弘光朝的亡國痛史，這是主要內容，而侯李的愛情故事是主要線索。但是他為什麼要用此故事為主要線索呢？此是傳奇或者戲曲的藝術體制所規定的，因為戲劇、戲劇班子是以生旦為主角的。當歷史內容轉化為戲劇形式時，便決定了他如此寫作。《桃花扇》的局面闊大處在於它不是一個愛情劇而是歷史劇，政治場面開闊。 孔尚任分他的主要角色為左、右、奇、偶、經、緯六部，互相配合，共三十人。左部以侯方域為首，下列陳貞慧、吳應箕、柳敬亭、蔡益所等；右部以李香君為首，下列李貞麗、蘇崑生、藍瑛等；奇部以史可法為首，下列弘光帝、高傑、田雄等；偶部以左良玉為首，下列馬士英、阮大鋮等；經部以張道士為經星，老贊禮為緯星。分部沒有多少意義，不過也可看出他對於生旦淨丑各角色的布置組織。 《桃花扇》的人物形象： 主角李香君，秦淮歌伎。正面人物。有堅貞的性格，是美好的女性形象。一開始就寫她的美麗、天真、聰明（從學歌唱曲看出）、活潑。對侯方域的傾情，於拋下櫻桃報答扇墜事點出。此後寫她的明白大體，識別大義，以一個秦淮歌伎的身份，能夠辨認忠奸，痛恨閹黨人物（《卻奩》），她的見識，竟出於侯方域之上，迥然不同於一般女性。既不同於一般女性的貪圖享樂，更不同於一般女性，但服從男人的主張，不發表自己的意見。能夠不受賄賂，同壞人劃清界限。《卻奩》一出是突出描繪李香君的。特寫李香君的節氣，比侯方域更有見識，此事有些依據，但更為誇大特寫。原來是阮鬍子派王將軍結交侯方域以為拉攏，為香君所提醒。《拒媒》一出寫其不肯改嫁一個地位權勢高的官僚，顯示出堅貞的性格。接下來是《守樓》一出，她立志守節，要等侯郎：「案齊眉，他是我終身倚，盟誓怎移。宮紗扇現有詩題，萬種恩情，一夜夫妻。」堅決與殘暴壓迫的惡勢力鬥爭，寧死不嫁漕撫田仰。《罵筵》一出寫李香君被捉下樓，叫去演習阮大鋮所作《燕子箋》劇本：「奴家香君，被捉下樓，叫去學歌，是俺煙花本等，只有這點志氣，就死不磨。」於是憤慨之至，當面罵馬士英、阮大鋮：「堂堂列公，半邊南朝，望你崢嶸。出身希貴寵，創業選聲容，後庭花又添幾種。把俺胡撮弄……」「東林伯仲，俺青樓皆知敬重。乾兒義子從新用，絕不了魏家種。冰肌雪腸原自同，鐵心石腹何愁凍。」極為痛快，愛憎分明。一個秦淮歌伎，她的正義感，千秋敬佩。她見識高、志氣高，此乃孔氏特寫，也是寫此傳奇之本旨。孔氏在《桃花扇本末》中雲，劇中故事得之於族兄方訓公，「惟香姬面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此則龍友小史言於方訓公者。雖不見諸別籍，其事則新奇可傳，《桃花扇》一劇感此而作也。南朝興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此故事或為孔氏所創，故為此說耳。《桃花扇》的正反人物的鬥爭，寫得很鮮明，復社文人、李香君為一方面，阮大鋮、馬士英為另一方面。 侯方域，也是主角。比之李香君，則屬於次要地位。他風流倜儻，是有才華的公子，復社領袖。除對李香君有深情外，在政治上有立場、有見識。特寫其識見高超處，在從史可法處轉移到高傑處後，見到高傑看輕總兵許定國，料定必要失敗，諫之不聽，即為辭去一事。此見其才謀。重情，由辛苦回南京尋覓李香君事可見。侯方域本為歷史上重要文人，有才有謀之人。 吳應箕、陳貞慧，亦是當時名流，正面人物。他們寫《留都防亂揭帖》，攻擊阮大鋮最厲害。《哄丁》《鬧榭》描寫他們與阮大鋮之鬥爭。是民主主義運動中的領袖人物。 柳敬亭與蘇崑生，說書唱曲的市井人物，而識大體，有俠義心腸。柳敬亭不願做阮鬍子門客，蘇崑生不願做義子的幫閒，而願為妓女的教習。熱情而有權智。此外書客蔡益所、畫家藍瑛，都是清白人士。《桃花扇》特寫了一些市民形象。 劇中特意描寫了史可法的忠節。此劇表揚史可法，幾與李香君相等。史可法是本劇的主要角色之一。他的忠誠謀國在《阻奸》《誓師》《沉江》諸出中寫出。史可法死守揚州為明末歷史上一件大事。城破後，揚州遭屠殺慘劇。有王秀楚《揚州十日記》記此。 左良玉，不完全是一個正面人物。他的移兵東向，是為逃避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力量，清君側僅託辭而已。《桃花扇》所寫，稍有庇護。 黃得功，性格魯莽，也有其忠勇的一方面。《爭位》一出寫四鎮各不相服，內鬥，非常有力、真實。《劫寶》一出，寫弘光被劫，不堪之至。 反面人物以阮大鋮為主。雖然在歷史上弘光朝政治的腐朽以馬士英負首要責任，但在劇中所特寫的反面人物是阮大鋮，馬士英尚是陪襯者。劇作刻畫此類卑鄙無恥、獻媚逢迎、貪圖名位、無事不可為、用毒辣的手段對付好人的陰狠人物，極其成功。阮大鋮也有文才，是戲曲家，《桃花扇》刻畫出他的醜惡本質，成為一個反面的典型人物。第四出《偵戲》，他出場時有一段自白，說自己「詞章才子、科第名家」，「可恨身家念重，勢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門，便入兒孫之列。那時權飛烈焰，用著他當道豺狼；今日勢敗寒灰，剩下俺枯林鴞鳥。人人唾罵，處處擊攻」。於是他又想拉攏君子黨：「倘遇正人君子，憐而收之，也還不失為改過之鬼。」「若是天道好還，死灰有復燃之日，我阮鬍子呵！也顧不得名節，索性要倒行逆施了。」《桃花扇》的說白是非常精練的。這段開場白，描寫他的性格，寫奸臣心事，曲折陰狠，極為深刻。全劇開始，《哄丁》一出就寫他的狼狽狀況，在孔廟裡丁祭時被復社人士轟出。吳應箕罵他：「魏家干，又是客家干，一處處兒字難免。同氣崔、田，同氣崔、田，熱兄弟糞爭嘗，癰同吮。東林里丟飛箭，西廠里牽長線，怎掩旁人眼。」（阮大鋮曾為魏忠賢及保母客氏的乾兒子，崔呈秀、田爾耕則為閹黨之兇悍者）眾人打他，把鬍鬚都采落了。《鬧榭》一出寫他為避人，夜半游秦淮，遇到復社會文，歇了笙歌，滅了燈火，悄然逃走。《阻奸》一出寫他如何夜裡奔走史可法處，想將擁戴功挾：「須將奇貨歸吾手，莫把新功讓別人。」《迎駕》一出寫他因為是廢員，沒有冠帶，只有屈身做個齎表官。以後他依附馬士英，一朝得志，便搜捕名流。《逮社》寫他公報私仇，捉拿吳應箕、陳貞慧、侯朝宗：「哦！原來就是你們三位，今日都來認認下官。」這是先寫其醜態百出，後寫其心腸狠毒。左良玉兵到，馬士英恐慌，他出主意，命江北三鎮移防去堵截。馬問：「倘若北兵渡河，叫誰迎敵？」他說：「北兵一到，還要迎敵麼？」並說「只有兩法」，一是跑，一是跪下去投降（又作跪地介）。馬士英隨即同意，說：「寧可叩北兵之馬，不可試南賊之刀。」全劇通過《哄丁》《偵戲》《鬧榭》《阻奸》《迎駕》《逮社》《拜壇》諸出，特寫其性格之各個方面。 馬士英也是進士出身，原任鳳陽督撫。他是一個自私自利爭權奪位的人。《迎駕》一出中的兩句道白刻畫了他的內心：「幸遇國家多故，正我輩得意之秋。」果然他憑著擁立福王之功升為內閣大學士。而北兵一到，只會逃跑投降。此輩比之秦檜還差得遠，原是一無用處的人。 復社文人與馬、阮的鬥爭，乃是東林黨與閹黨鬥爭的歷史的繼承。馬、阮迎立福王，福王由崧之父常洵為萬曆帝之寵兒，崔、魏之屏障，極荒淫無恥。劇寫南明文臣馬、阮之無恥，樹立奸黨。武將高、黃、二劉四鎮之魯莽、內訌，暴露現實情況。 《桃花扇》的人物性格都很突出，主要通過情節賓白來表現（不於曲子中唱出）。即如弘光帝同大臣們打十番，逃到黃得功營中說：「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願再做了。」只寥寥數筆，就寫出了他的荒淫昏庸。 劇寫史可法沉江，同史實略不合，此乃避免與清兵衝突，且更可使其形象完整。 《桃花扇》以《入道》一出為正文的結束。侯李定情，正值大變亂的時代，之後各自遭受苦難，彼此同情，心心相印。到了道觀（白雲庵）里重逢，經張道士說道點醒：「呵呸！兩個痴蟲，你看國在那裡，家在那裡，君在那裡，父在那裡，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麼？」當頭棒喝，他們都悟道修真。以此為結，不落俗套，是高超處。而孔尚任之友顧彩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當場團圓，以快觀者之目。尚任對此假意恭維，其實頗為不滿。如果團圓收場，侯李二人的性格不完整，與整個劇本的主題思想不調和。此劇本應是一部歷史悲劇，不宜以喜劇收結。 《餘韻》一出，亦極佳。以樵夫漁父慷慨悲歌、懷舊弔古作結。 《桃花扇》在思想性、藝術性上有高出《長生殿》處，完成時亦傳布劇壇，但不怎麼流行於劇壇。大概因為： （1）它的遺民思想。追悼崇禎皇帝，標揚史可法等，於清朝統治階級不利。對改朝換代時逢迎新朝的知識階層有所諷刺，不合乎粉飾太平之作的要求。 （2）曲律不如《長生殿》，曲譜不是做得很好，因而只有少數幾齣為人所樂唱。 《桃花扇》的特點是曲文減少（亦減少劇本之抒情成分），而頗重說白及動作，實是戲劇發展的進步。 蒲松齡與《聊齋志異》（節選） 蒲松齡，其生卒年有1630—1715與1640—1715兩說。據其自題畫像，康熙癸巳年（公元1713年）七十有四： 爾貌則寢，爾軀則修，行年七十有四，此兩萬五千餘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頭？奕世對爾孫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題。 則其生卒年應為1640—1715，享年七十六。 卒年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據張元所作《柳泉蒲先生墓表》（《聊齋文集》前附）。然張元謂享年八十有六，實為七十有六之誤。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謂其生卒年為1630—1715，亦誤。 蒲氏名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其書齋名聊齋。山東淄川縣（濟南東）人。生於明崇禎十三年，明亡時僅數齡。其家祖上大概是世為舉子業者，至其父則始操童子業，苦不售，家貧甚，遂去而學賈，積二十餘年，稱素封（《元配劉儒人行實》）。是松齡出身於商人兼地主家庭。但其父因久無子嗣，周貧建寺，不再居積，非富裕者。其後嫡生三子，庶生一子，家口多，遂復貧。松齡為其第三子。早婚，夫人姓劉（父為秀才）。兄弟析居，松齡夫婦得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 松齡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府、道連取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案首秀才）。文名籍籍諸生間，然入棘闈輒見斥（即終未中舉）。遂捨去舉業而致力於古文辭。「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柳泉蒲先生墓表》），以舊道德眼光來看，是一正派人。中秀才後，與朋輩結郢中詩社。 蒲松齡年輕時考科舉，至五十餘歲尚未考上。早年一度出為幕賓，游四方，道路見聞很廣，然頗不得志。有詩云：「煙波萬里一身遙。」又有詩云：「十年塵土夢，百事與心違。」可知他游幕之年亦甚久。三十歲後，在同邑縉紳家坐館。他不交際達官貴人。唯王漁洋賞識其文才，欲致之門下。松齡對漁洋致敬而已（《聊齋文集》中有二札致阮亭）（按：阮亭與松齡年齡伯仲間）。詩集中亦有《紅橋和孔季重韻》一首七律，知其與孔尚任亦相識也（與王、孔大概都因山東同鄉關係）。 《聊齋志異》一書，初次結集於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五十歲以後，多居家鄉，搜集異聞，陸續修訂增刪。另著有詩文、俗曲。在他六七十歲時，他的兒子、孫子都考上了秀才，而他自己也被選拔為貢生。他因為科舉失志，頗厭棄功名，但他與吳敬梓不同，非深惡痛絕科舉制度。其子孫考上科舉，不免大為高興。 蒲氏生在崇禎末年，這是農民起義的時代，南明掙扎的時代。入清後又逢康熙大用武力鎮壓反滿武裝。對此，蒲松齡雖未親身體驗，但生在此動亂的時代中。唯1703—1704年淄川大鬧災荒，此為他親身遇到的。蒲氏於1704年有《上布政司救荒策》，述淄川災情：「山右之奇荒，千年僅見，而淄邑尤甚。蓋他處尚有麥可以接濟，尚有苗可望收成，而淄自去年六月不雨，直至於今，又加蟲災，禾麥全無，赤地千里。民之餓死者十之三，而逃亡又倍之……」並提出五條救災之策，足見其對於農民的深切同情。 當時清政府用閉關自守政策，縮小對外貿易面。照顧農村，並多給地主以利益，輕視商業及手工業者。此比之明代中葉以來至明末更不同，扼殺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明代的對外貿易，舶來品都是奢侈品，增加了地主階級的消費）。因為清統治者對於漢族地主階級的照顧，官吏與地方上鄉紳勢力勾結，冤獄多。故《聊齋志異》中對於貪官污吏多加鞭撻。 由於他自己失意於功名，而且考過多次，有生活體驗，因此蒲松齡反對科舉，比較細緻深入。因為他是寒士，所以特別同情寒士，對於念書人更了解得深刻。因其生長在農村，所以同情農民。他對於商人也注意。當時資本主義的萌芽被壓抑，好比一塊大石頭底下的草，曲曲折折地生長著。因之《聊齋志異》中有抑鬱悲涼的氣氛，但並不是完全消極的。 小說中有對於人情世故的深入諷刺，鞭辟入裡，此蒲松齡與吳敬梓所同有。 松齡的《聊齋志異》是遣興之作，也是寄託孤憤之作。其《聊齋自志》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則此書借鬼狐故事而諷世，與六朝純為志怪小說，性質不同，同吳承恩寫《禹鼎志》之動機，寓勸世意。吳書不傳，可能以鬼怪為可憎可惡之人的形象，而蒲留仙則不同，鬼狐均有人情味，多正面的，可愛可親的（魯迅謂「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 《聊齋志異》既是短篇小說，不能說成於何時，必隨時有所添增。必作於中晚年。 作品的產生與故事的來源，據其《自志》說，或據之於野史，或據之於朋友所示，或農村中聽人敘說，當然也有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創作。《柳泉蒲先生墓表》云：「……而蘊結未盡，則又搜抉奇怪者為《誌異》一書。雖事涉荒幻，而斷引謹嚴。要歸於警發薄俗，扶持道教。」（道教指儒道與教化）。蒲氏有正統思想，但因為他並非迂儒，所以沒有頭巾氣。他胸中鬱結，悲憤感慨，所以作品中又有悲涼的氣氛：「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偎闌自熱。」 《聊齋文集》中有《原天》一文，云：「欲知天地之始終，不於天地求之，得之方寸中耳。」「苟凝神默會，則盈虛消息，了無遺矚。昭昭方寸，彼行列次舍，常變吉凶，不過取以證合吾天耳。」可見其世界觀也是唯心論的。寫狐鬼故事變幻隨心，是浪漫主義筆墨。但作為幻想之素材，實是現實生活。是對於現實生活的不滿加以諷刺，或為對理想生活的追求。此皆現實主義精神之所在。又有《與諸弟侄》，論作文方法，以避實擊虛為法：「蓋意乘間則巧，筆翻空則奇，局逆振則險，詞旁搜曲引則暢。」《誌異》之筆法超絕，亦貴在虛實處用筆。 《誌異》故事雖說是聽人所說，實際上是自己創造居多。結構奇幻，變化莫測。於短篇幅中，有生活細節之描寫，有生動表現人物性格的對話，是文言小說而能吸收白話小說的優點者。出於古文，而變化古文，亦一語文宗匠。 蒲氏的著述，除《聊齋志異》，還有詩、詞、文、筆記等。他還寫有許多民間文藝作品，有七種鼓詞、十一種俗曲，陸續出現，真偽莫辨。今發現《聊齋志異》稿本，殘存半部，共二百三十七篇。此外尚有其他遺著發現。 吳敬梓與《儒林外史》（節選） 吳敬梓的家世和出處問題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號文木，安徽全椒人。 吳敬梓出身於一個名門望族，所謂世代書香的科舉家庭。高祖吳沛，有子五人，四成進士，在明末清初。曾祖吳國對是順治戊戌年進士第三名（探花）。祖父吳旦，監生，以孝授州同知，是個孝子。父親吳霖起，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為拔貢，做江蘇贛榆縣教諭。霖起為通儒，其仕亦賢，不奉承上司，而濟困厄，曾捐資破產興學宮。他有名士風，且為孝子。吳敬梓的家庭在曾祖時是極盛時代，祖父起，即在康熙時代，漸漸中落。 吳敬梓十四歲起，隨父在贛榆。二十二歲，父去官。返居家鄉。二十三歲，考取秀才，而父病死。他是一個不管家務、不善經營家產的人，喜歡讀書，講經學，作古文詩詞賦，熱心助人，沒有幾年，把家產花盡。他曾赴鄉試，未中試，從此後便絕意進取，三十歲後，思想漸成熟，對功名亦復淡薄。在家鄉待不下去了，1733年（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寄居秦淮水亭。文名籍甚。雍正十三年，清政府下令舉行博學宏詞科考試。原本科舉制度是不勉強人去赴考的，至博學宏詞科則有推薦，帶點強迫性，此為朝廷牢籠漢人學者之政策。1736年（乾隆元年），吳敬梓在府、省均被取錄了。因他此時已有名望，為一名士。安徽巡撫趙國麟要正式薦舉他進京赴考，臨時，吳敬梓託病不入京。從此以後，他也不應鄉舉考試了。即以秀才終身。 據胡適的考據，吳敬梓那時還有功名念頭，是真病，失去機會，後來有點懊喪。這個結論是不實在的。胡適的根據是，唐時琳（吳的老師）的《文木山房集序》：「兩月後敏軒病癒，至余齋。余度其容憔悴，非托為病辭者。」胡適認為據此則吳敬梓乃真病。其實，從此條中即可證明頗有人疑他是託病不去的。此外，胡適又據吳敬梓三十六歲《丙辰除夕述懷》詩：「相如封禪書，仲舒天人策，夫何採薪憂，遽為連茹厄。人生不得意，萬事皆愬愬，有如在網羅，不得振羽翮。」「連茹」，出《易經》，妨礙出行；「愬愬」，亦出《易經》，驚懼貌。胡適以此為敬梓真病之證。 然而，吳敬梓三十七歲那年，有許多人進京去考，有考中者，有不得意者，有死在京中者。《文木山房集》有不少詩嘲笑他們的。唯此類詩與丙辰除夕詩距離不過半年者，何以思想轉變如此之快？可知他三十六歲時對博學宏詞試曾有思想鬥爭，而主導思想是他不想去。 吳敬梓的友人程晉芳作《文木先生傳》，明明說安徽巡撫趙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宏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舉。所謂病，因為是在清政府的壓迫下，不能不裝病。《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是敬梓本人的影子。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辭徵辟，對夫人道：「你好呆！放著南京這樣好玩的所在，留著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為什麼要送我到京里去？」「好了！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儒林外史》充分表現了吳敬梓反對功名富貴的思想，小說大力抨擊熱衷科舉、勢利薰心的人。他不願入京應辟，和《儒林外史》的思想是一致的。因為他出身於一個科舉家庭，從小就接觸官僚士大夫階級，眼見清統治者的箝制思想、奴役漢人，並無真意振興禮樂、延攬名儒，薦博學宏詞不過是牢籠手段。應舉做清官，不得好結果；徵辟也不能有所作為，所以早就遲疑。思想鬥爭的結果，就是辭退不出山了。 吳敬梓早年喜歡詩賦古文，本來反對八股文。他的詩賦見《文木山房集》。中年以後，閱歷更廣，思想愈成熟，寫作《儒林外史》，抨擊一般士人的庸俗、無恥、貪鄙。以王冕那樣一個人物為理想典範；以市井名士作結。《儒林外史》應作於其四十到五十歲、在南京的時期，即不應博學宏詞考之後，所謂「做些自己的事」也。他寫作小說的精神是嚴肅的，不是作來遣興，是耐貧之作。 吳敬梓四十歲時，友人捐資刊出了他的《文木山房集》。同時，他捐資興復江寧雨花台的先賢祠，集合許多名士祭祀吳泰伯以下二百三十餘人（《儒林外史》中的修太伯祠為此影子），為此鬻去了所居房屋，復居城東之大中橋。他的生活愈來愈貧窮，常以書易米。「冬日苦寒，無酒食，則邀同好汪京門、樊聖謨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互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程晉芳《文木先生傳》） 程晉芳本一鹽商，其後亦窮困，思想與敬梓有契合處。他有《懷人詩》云：「外史記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詩作於1748—1750年之間，故《儒林外史》必是1750年以前所作，有成書。程晉芳家境衰落後，敬梓曾對他嘆息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 《盋山志》述敬梓售去家產後，遷家南京，「日惟閉門種菜，偕傭保雜作。人皆不知其為貴公子也」。《盋山志》的作者為顧雲（本人為南京人，比金和略前），所記頗為可信。敬梓墓即在盋山底下。種菜園的人，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描寫。 後來敬梓愈益窮困。1754年，年五十四歲，卒於揚州，歸葬南京。 《儒林外史》的主題及思想內容 《儒林外史》原書有五十回及五十五回兩說，不知孰是。今定為五十五回。最早刊本在乾隆四十年左右，是吳敬梓卒後約二十年其友人金兆燕在揚州所刊，今不可得。今所得之最早刊本是1803年（嘉慶八年）臥閒草堂本，作家出版社據以排印。此本共五十六回。唯最後一回，討論者認為是偽作，故而刪去。通行本尚有六十回本，則更是他人所增。 小說從話本發展到擬話本的個人創作，明萬曆年間有《金瓶梅》，系無名文人所作。明末馮夢龍輩文人始作小說，也是擬話本體裁。內容涉及社會現實各方面，男女情愛還是主要的。《儒林外史》是一高級知識分子所作，取其生活經驗最熟悉的部分，專門描寫知識分子一群，以諷刺士林為主，別開生面，非常深刻。這部書不見得普遍於人民大眾，但對於士林階層是起進步作用的。 文學、政治都是上層建築，為統治階級服務。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把文學、政治、哲學思想密切配合起來，鞏固這個封建統治的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從隋唐開始，有明經進士等科，思想還比較自由，考經學、策論、古文、詩賦等。到了明朝，開始用制藝（即八股），《儒林外史》內稱為「文章」。這是無論形式、內容方面都完全束縛思想的東西。其內容方面，是代聖人立言，出經書上一句或一節為題，專以發揮儒家程朱一派的理學思想。其形式方面，是用八股，對偶的古文，格律極嚴，等於女子之纏足跳舞，同律詩同樣情形。為的是使閱卷者容易看出高下，所以限制了長短、形式、題材、作法。無論誰要爬上統治階級，必須先學八股，攻舉業。不從科舉里出來的人，沒法做文官，只有做了官以後，或者科舉上失敗的，方始作些詩、古文。因此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大受打擊，斫喪元氣。民主的文學，反統治的文學，就無法抬頭。此所以明代的詩、古文非常平庸之故，明朝亡國以後，有遺老們隱居著書，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潛心哲學、考據、經史，開學術研究風氣，是為樸學，風氣漸漸轉移，可是一般的知識分子，仍專門作八股，以八股為天地間唯一的正文，酸腐風氣，從明末傳下來，沒有改革掉。有清一代，完全用八股取士，同於明代。《儒林外史》在知識分子群中起著極大的進步作用，是秀才舉人們自己照自己的一面鏡子。其主題思想是：作者以深沉嚴肅的態度，予當時士林以銳利辛辣的諷刺，從而暴露了以科舉制度為中心的封建主義統治的罪惡本質。在一般士林熱衷科舉的時代，這部小說是了不起的，指示了反封建革命的道路，必須要廢去這個科舉制度。 作者並沒有脫離封建時代，士的階層是封建統治的支柱。如果士的階層道德品行好，對於人民有利；如果士的階層道德品行壞，便會加深對人民的壓迫。第一回楔子中寫道，王冕見到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他說：「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文是文章、文學，有思想內容的東西。行是品行、行為、行動。出是出仕、做官。處是退隱。《儒林外史》儘量揭露用八股文考試的科舉制度怎樣影響士的階層，影響整個社會。吳敬梓有力地諷刺了熱衷科舉的人物、秀才舉人們，批判這些人物的（1）虛偽；（2）酸腐；（3）殘酷；（4）熱衷；（5）鄙陋；（6）庸俗。 科舉考試文章用八股文，題目出在四書五經上，體例是代聖人立言。好像是要每個人都做聖人，都是孔子一派的嫡傳弟子，但是哪裡能夠每個人都做聖人，結果是言行不符，一概地虛偽，例如范進中舉以後居喪盡禮，不用銀鑲杯箸，換了磁杯、象牙筷，也不肯用，直到換了白竹筷，方才罷了。落後卻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裡。盡禮之偽，即小見大。其次，八股文中所謂聖人，是古代的聖人。四書五經里的道理早已不合乎近代，是陳舊發霉的過時的東西；科舉使一般士林，專門子曰文章，脫離實際，不針對現實。秀才們的頭腦閉塞聰明。酸腐到極點，變成殘酷。例如王玉輝的迂拙，鼓勵女兒殉節，留名青史。女兒絕食死後他還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後來入祠建坊，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深刻地寫出了禮教吃人，禮教與人性的矛盾。當時的思想家戴震（東原）反對朱熹，說：「人死於理，其誰憐之？」禮教殺人，戴東原已說到。所以《儒林外史》的思想和那時候的思想界是相通連的。科舉制度使得每個讀書人都要往上爬，社會地位完全靠功名，所以這班秀才舉子就普遍地熱衷功名。例如周進到貢院後撞號板、滿地打滾，范進中舉後發瘋，這些深刻描寫都表現了他們的熱衷科舉。這種心理甚至影響閨閣，如魯編修的女兒，閨閣小姐從小學制藝，見丈夫不習八股文，氣得要命。魯編修見女婿不能上進，負著氣要娶姨太太生兒子。魯小姐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日夜拘著四歲的小孩讀八股文，書背不熟，就要責督他念到天亮。他們只讀四書五經，其他一切文化遺產都不知曉，知識鄙陋。例如范進竟不知道蘇軾，以為他是一個明代的考生；張靜齋硬說劉基是洪武三年開科第五名的進士。讀書人既將科考作為唯一的上進途徑，他們的讀書，就再也不是為求真知，而只是謀取功名利祿的手段，所以一概庸俗。例如年輕的秀才梅玖和舉人王惠在六十多歲的周進面前得意忘形、趾高氣揚，只因周進是個童生。後周進考中進士，梅玖卻又謊稱是他的門生。科舉制度的毒害更大的在於要使千百萬知識分子都變成無用的廢物、不勞動的寄生蟲，而這般秀才、監生們便成為社會的統治者，胡作非為。例如嚴貢生關別人家的豬，將雲片糕說成是名貴藥來訛船家的錢等，又如舉人張靜齋打秋風，慫恿知縣為示清廉枷了送禮的回教徒[5]，把送的牛肉都堆在枷上，以致釀出人命。《儒林外史》揭示了他們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卑鄙惡劣的實質。 《儒林外史》以描寫士流為中心，筆觸涉及社會各個階層。在官吏之中，著重寫了蕭雲仙的義俠。第三十九回，郭孝子道：「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荊軻、聶政，也只好叫作亂民。」暗示清政府禁止俠義行為，不允許人民之間有義氣肝膽的人。郭孝子勸蕭雲仙：「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才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膽，正該出來替朝廷效力。」後來蕭雲仙果然去投軍，在平少保那邊效力殺敵。他辛苦經營建築了青楓城，叫百姓開墾田地，興修水利。結果如何呢？竣工後上報兵部，工部核算建築開銷，要使蕭雲仙賠出七千多兩銀子。蕭雲仙賣去他父親的產業，全數繳納還不夠。向鼎是一位名士，固然並非賢吏，但並不貪污，斷案尚為明白，而幾乎受到革職的處分。可見朝廷的賞罰不明。反之，王惠分發到南昌府，就問地方人情，可還有什麼出產，關心於「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高要縣湯知縣為求清官之名好升官，把無辜的回民枷死。鹽商宋為富騙娶沈大年之女沈瓊枝為妾，江都縣知縣接受宋為富的賄賂，反誣沈大年為刁健訟棍！蘧太守辭官回家，他的兒子死了，他 說，這是做官的報應。凡此揭露官吏的貪污、統治階級的腐朽，這表明了吳敬梓對一般官吏的看法。 《儒林外史》寫嚴貢生、張靜齋等，以見所謂鄉紳在地方上的橫行，欺壓人民。寫揚州鹽商萬雪齋、宋為富等，表現鹽商們的豪富、惡俗、享樂，他們納妾，勾結官府，欺壓人民，而又附庸風雅，結交翰林清流。 官吏、鄉紳、豪商、地主為當時社會中的支配者，而一般人都利慾薰心，社會風氣勢利《儒林外史》是寫實文學，不誇大，不用浪漫主義手法，如實地揭露這社會的形形色色，而加以無情的抨擊、深刻的諷刺。 曹雪芹與《紅樓夢》（節選） 曹雪芹的家世及其寫作《紅樓夢》 《紅樓夢》有兩個作者，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等所補。 《紅樓夢》第一回，把《紅樓夢》這部書作為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一塊石頭上的記錄，由空空道人抄寫下來，問世傳奇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空空道人當然並無其人，而孔梅溪其人亦不知有無。 甲戌脂硯齋評本有批云：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 是曹雪芹寫《紅樓夢》，先有舊稿，其弟棠村為序，名《風月寶鑑》。則孔梅溪者，或棠村之託名歟？其後又加擴大，成《金陵十二釵》，一名《石頭記》，亦名《紅樓夢》。唯雪芹實未完成此書，完整之部分唯八十回，此後有些殘稿，遺失不存。 《紅樓夢》前八十回，應定為曹雪芹作。 甲戌本批云： 若雲雪芹披閱增刪，然則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系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煙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蔽了去，方是巨眼。 袁枚《隨園詩話》卷二云： 康熙間，曹練亭（應為「楝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 是乾隆時人以《紅樓夢》為曹雪芹作。 唯袁枚以為曹雪芹是曹楝亭之子實誤。雪芹為曹楝亭（寅）之孫。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卷六謂曹雪芹（霑），楝亭通政孫。楊氏所據，為雪芹之友敦誠《四松堂集》，最為可信。 曹雪芹（1723？—1763），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溪、芹圃、芹溪居士。 雪芹卒於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除夕在公元1763年1月。據甲戌本脂批）；生年不詳，唯敦誠的《四松堂集》稿本有挽曹雪芹詩（注甲申年），有「四十年華付杳冥」之句，今定為曹雪芹死時年四十，當生於1723年，即雍正元年。 曹氏始祖原是漢人，原籍東北。始祖曹錫遠歸依滿洲人，隨滿人入關有軍功。為漢軍旗人，屬正白旗。或雲正白旗包衣（包衣，滿洲話，意為奴、罪人家人、沒入軍中者）。入關後住河北豐潤，為豐潤人（或原為奉潤人，清人入關後，始入伍為漢軍旗者。或說為奉天人，即東北人，與豐潤曹氏同族而已）。 曹錫遠在順治初年即官駐紮江南織造郎中。雪芹高祖曹振彥順治時官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浙江鹽法道。 曾祖曹璽，駐紮江南織造郎中，贈工部尚書銜。 祖父曹寅（1658—1712），字子清，號楝亭。管理蘇州、江寧織造，通政司通政使，巡視兩淮鹽漕監察御史，兼校理揚州書局。在康熙朝。 曹寅有文才，交際學者名流文士，如尤侗等。有詩文集，名《楝亭集》。有《虎口餘生》傳奇。刻書有「楝亭十二種」。是清代官僚中風雅者。年五十五卒，終江寧織造之職。曹寅卒時，雪芹尚未出生。 曹寅死後，江寧織造為其子曹顒襲職，有虧空。蘇州織造由其妻兄李煦（山東人，亦占旗籍）任職。顒卒於1715年，由其弟曹頫襲職。1727年（雍正五年）李煦得罪下獄（因通於阿其那，即胤禩），而曹頫亦罷任，由滿人隋赫德繼任。1728年，曹氏家產沒入官。 雪芹有顒之子、之子二說，比較起來，可能是曹頫的兒子。曹頫非曹寅的嫡子，乃是嗣子而襲官的。曹顒無嗣，死時可能有一遺腹子（李玄伯以遺腹子當雪芹。曹顒卒於公元1715年，如有遺腹子生於此年則至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為四十八歲，太大，與敦誠詩不合，不可能也。雪芹如非曹子則為曹寅之族孫矣）。 江寧織造、蘇州織造之職，曹家、李家等任職時間排列如下：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即康熙末年） 曹家在康熙朝為全盛時期，曹氏三代為江寧織造。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到南京時駐駕江寧織造署，曹寅接駕四次。曹寅有一個女兒，嫁鑲紅旗王子為福晉。曹寅在東華門外特為置房產以居其婿。 曹寅做江寧織造時，併兼做四次兩淮巡鹽御史。他又為道政司職銜。 李煦做蘇州織造，也兼做過兩淮鹽運使。 江寧織造署和蘇州織造署，乃是在江南絲織業發達的區域所設立的機構，專供應朝廷及內府需要的絲織品、奢侈品，是常駐在江南的皇室採辦性質。想來就在江南的賦稅里提出銀兩，按年進獻織造品到京。尚兼帶其他差事，進款很多。但弄得不好，內府太監需索很多，也要賠累。 江寧織造這官，直接與內府打交道。在地方上可以密奏事件。曹家為順治、康熙二帝所信任，在江南刺探官僚的密情，可以密奏。在江蘇地方，大小事件，多有所聞，也要奏聞（觀熊賜履及科場案兩事可知）。康熙五十七年批曹頫折尾云： 朕安，爾雖無知小孩，但所關非細，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雖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是與非朕自有洞鑒。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似乎是江南一帶的密探。因而也必然牽涉到朝廷政治上去。在康熙時，曹家及李煦家均煊赫。到雍正即位便衰敗，並革職查辦了。 曹寅卒時，公項虧空五十四萬九千六百餘兩。康熙令李煦代任鹽差一年，以便還清。曹顒繼任，同李煦把此款還清了。多下三萬兩，康熙賞給曹顒，以償私債。 據此可知，江寧織造、蘇州織造供應內府的織品，系向江南織造廠家收買來的，兩款項用的是兩淮的鹽稅，所以織造官常兼鹽運之職。 曹頫為雍正所不喜（雍正奪位上台後新用一批耳目），革職査辦，由隋赫德繼任，他的家產一齊沒收，而賞給隋赫德。隋赫德奏摺云： 特命管理江寧織造，於未到之先，總督范時繹已將曹頫家管事數人拿去，夾訊監禁。奴才到後，細查其房屋並家人住房十三處，計四百八十三間。地八處，共十九頃零六十七畝，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再曹頫所有田產房屋人口等項，奴才蒙皇上浩蕩天恩，特加賞賚，寵榮已極。 此為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事。此時曹雪芹不過是五六歲的小孩。曹家抄家後，「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而其家屬不久回京住。 1735年秋，乾隆帝即位，曹頫又起官內務府員外郎。至乾隆十年，雪芹年二十餘而曹家再敗。此則周汝昌《紅樓夢新證》所考。唯周氏實混《紅樓夢》小說中事與真實史料為一。可信否，尚待稽查。 曹雪芹似乎曾經留在南京及揚州過其少年生活。敦敏詩有「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殘夢憶繁華」。敦誠詩有「揚州舊夢久已絕（原稿作『覺』），且著臨邛犢鼻褌」。言其夫婦住京郊西山村，南京、揚州的少年生活不過是殘夢而已。約二十餘歲以後，則久居北京。三十歲以後直到他年過四十卒時，住在北京西郊外西山村中，過著其貧窮而自由的生活。 雪芹雖出身於滿洲官僚家庭，而愛好文學藝術，能詩善畫。生性曠達，落拓不羈，喜歡喝酒。在北京西郊住著時，與宗室敦敏、敦誠二人為友。敦敏能詩，有《懋齋詩鈔》，敦誠能詩文，有《四松堂集》，又有《琵琶行傳奇》一折。據敦敏、敦誠的描寫，曹雪芹的性格和生活狀況是： 1. 詩風似李賀。「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披籬樊。」（敦誠《寄懷曹雪芹》）（今雪芹詩均佚，只有「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樊素鬼排場」二句，見《題敦誠〈琵琶行傳奇〉》。） 2. 高談雄辯，詼諧灑脫。敦誠《寄懷曹雪芹》中有「接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的詩句。 3. 有傲骨，胸有塊壘。喜歡畫石頭，見其傲骨嶙峋。敦敏《題芹圃畫石》詩云：「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磈磊時。」敦誠《贈曹芹圃》一詩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稱其似阮籍。 4. 喜歡喝酒，酒渴如狂，似劉伶。「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敦誠《挽曹雪芹》）「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敦誠《贈曹芹圃》）敦誠又有《佩刀質酒歌》，寫其「秋曉遇雪芹於槐園，風雨淋涔，朝寒襲袂，時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飲之。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余，余亦作此答之」。答詩中有「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的詩句。 5. 生活貧窮。從下面詩句中可見一斑：「至今環堵蓬蒿屯」（敦誠）。「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若著書黃葉村」（敦誠）。「賣畫錢來付酒家」（敦敏）。 6. 其西郊山村所居，幽靜可愛。敦敏《贈芹圃》詩云：「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尋詩人去留僧舍，賣畫錢來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新愁舊恨知多少，一醉白眼斜。」 7. 卒時當在壬午除夕（一說癸未年底，公元1763年或公元1764年）。敦誠輓詩有「孤兒渺漠魂應逐（自註：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新婦飄零目豈瞑」之句，雪芹卒時有新婦作未亡人。據敦誠輓詩「四十年華付杳冥」，據張宜泉《春柳堂詩稿》：「其人素性放達，好飲，又善詩畫，年未五旬而卒。」 曹雪芹在西山村居，寫作《紅樓夢》，「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二十餘歲動筆，直到死時僅完成八十回，此外，有些殘稿已失。八十回本完成在近四十歲時，此後，似不曾寫作。 裕瑞《棗窗閒筆》云：「『雪芹』二字，想系其字與號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漢軍人，亦不知其隸何旗。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風雅遊戲，觸境生春，聞其奇談，娓娓然令人終日不倦，是以其書絕妙盡致。」 又云：「余曾於程、高二人未刻《紅樓夢》版之前，見抄本一部，其措詞命意，與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處、減處、直截處、委婉處，較刻本總當，亦不知其為刪改至第幾次之本。八十回書後，惟有目錄，未有書文，目錄有大觀園抄家諸條。與刻本後四十回四美釣魚等目錄，迥然不同。蓋曹雪芹於後四十回雖久蓄志全成，甫立綱領，尚未行文，時不待人矣。又聞其嘗作戲語云：若有人慾快睹我書不難，惟日以南酒燒鴨享我，即為之作書雲。」 據此，曹雪芹寫作《紅樓夢》，實未寫完，就逝世了。真可謂中國文學史上一個不可償補的損失！ 其人雖滑稽詼諧，其寫作《紅樓夢》的精神是認真嚴肅的。第一回詩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紅樓夢》一書的名稱： （1）《石頭記》。女媧補天所未用的一塊頑石，被一僧一道帶往世間經歷一番，把經歷刻在石頭上，故名《石頭記》。 （2）《情僧錄》。空空道人檢閱抄錄之後，改為《情僧錄》，空空道人自改名為情僧。 （3）《風月寶鑑》。東魯孔梅溪題。脂硯齋有批云：「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一書，乃其弟棠村序也。」書中說，梅溪，乃棠村的影射，雪芹一號芹溪。脂本評語中亦有梅溪評。題此名說明起初計劃是一部勸人脫離情慾的書。 （4）《金陵十二釵》。「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這是為女性立傳的書。 （5）《紅樓夢》。脂硯齋本有「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一句。此從第五回中寶玉夢中聽唱《紅樓夢》一套曲子而來。「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金玉皆無好收場，籠括全書意旨，富貴榮華，情愛都為一夢。使人從幻境中醒悟，體味真實人生的苦味。 （6）《金玉緣》。坊間俗稱。此一種最為俗氣。 此書在坊間流行，用了三種名稱：（1）《石頭記》；（2）《紅樓夢》；（3）《金玉緣》。而《石頭記》實在是最好的，是自始至終的總名，含蓄。 《紅樓夢》今有脂硯齋評本： （1）甲戌脂硯齋重評本（公元1754年，雪芹年三十二歲）（殘存十六回）。胡適所藏。 （2）己卯冬脂硯齋四閱評本（公元1759年，雪芹年三十七歲）（殘存三十八回）。 （3）庚辰秋脂硯齋四閱評本（公元1760年，雪芹年三十八歲）（凡七十八回，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北大所藏。 （4）有正書局石印戚蓼生序抄本，年代不明，八十回。 （5）甲辰菊月，夢覺主人序本，八十回（公元1784年）。 最後一本改動較多，已近於一百二十回之前八十回。 《紅樓夢》產生的時代和作者對自己創作動機的表述 《紅樓夢》產生在清初乾隆年間，是封建社會從繁榮到崩潰的時期。書中所寫的一個貴族家庭的沒落，也反映整個時代走向沒落，是封建社會的末期。在西洋，初期資本主義已經抬頭；在中國，尚是清代統治國力強盛的時期，然而外強中乾。乾隆的好大喜功和幾次南巡，開了淫靡之風，清代統治慢慢走上下坡路。 書中寫賈府常用外國東西。賈府是貴族世家，薛家是商業資本的家庭。 在這時，一般滿貴族家庭，都已漢化。子弟們靠世襲官爵，不拘於科舉出身，故而過著悠閒的生活。公子哥兒們的嗜好，俗一點的是聲色、荒淫、賭博、禽鳥、唱戲、弄官做；雅一點的是喜歡構園亭、作詩詞、刻書，講究花木、禽鳥、古董、書畫。曹雪芹生長於這種家庭，所以寫出這樣一部小說來描繪他自己熟悉的家庭生活。 當他終日忙忙在這熱鬧場中，生活享受很好的時候，是寫不出深刻的文藝作品來的；乃是在他家敗以後，自己窮愁潦倒，方始能夠寫這樣一部偉大小說。冷靜中回憶熱鬧，有留戀與幻滅的矛盾心理。 《紅樓夢》產生在太平盛世，不是流離戰亂的年代，書中沒有戰爭，沒有忠臣烈士，只寫家庭瑣碎，兒女私情。集中寫一個家庭、幾個女性。在《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金瓶梅》《儒林外史》以外，另樹一幟。 《紅樓夢》產生於古典文學和藝術成熟的時期，古典文學和藝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詩詞、小說、戲曲、音樂、繪畫、園亭結構等為貴族和名士所欣賞。納蘭性德的詞，詩歌中主神韻的王漁洋、主性靈的袁枚，音樂、戲曲包括崑曲，比如《桃花扇》《長生殿》對作者都有影響；書法、繪畫，如倪雲林、唐寅、文徵明、祝枝山、清初以山水畫著稱的四王等，都為作者所熟知。作者對這些雅事，無不精通，加之以燈謎、酒令、花草、禽鳥、烹飪，乃至醫道等，也無不知曉。《紅樓夢》書中有詩、詞、曲、騷、賦，可謂古典文學的教本。書中也有談莊子哲學、談禪的話題。總之，包羅萬象，內容極其豐富。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藝術最成熟的作品，也是最後的殿軍。它孕育著反封建的、民主個人自由主義的思想。 《紅樓夢》總結了上起《詩經》《楚辭》、漢樂府、六朝的宮體詩、《世說新語》，下至於唐人小說、宋元白話小說、《西廂記》《牡丹亭》乃至於書畫、園亭、醫道、優伶等藝術和人生的種種方面。《紅樓夢》是小說中的巨擘，是整個社會的最高藝術創造，是一幅詳盡的圖畫，包括貴族生活和平民生活。 《紅樓夢》也合於中國最早小說的傳統。桓譚《新論》中說：「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 小說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識，不是單寫幾個人物故事的。 寫癩頭和尚、跛足道人、甄士隱等，似《列仙傳》； 寫賈母、探春、李紈等，作為治家典型； 寫賈雨村、賈政是官鑒； 寫寶黛是言情； 寫柳湘蓮、尤三姐是奇儀。 作者是一灑脫人物，懷才不遇，自傷好比女媧補天未用的一塊頑石，不合流俗。 一生崇拜女性，情痴，有情愛而未團圓的遺憾。 在全書開頭部分，作者透露了其寫作《紅樓夢》的動機： （1）本身經歷過富貴家庭的生活，傷悼這個家庭由盛而衰、沒落無可挽救的情況。 （2）本人流落窮困，「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但深於感情，為性情中人，不慕熱利，頗佩「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故特為閨閣立傳，作《金陵十二釵》一書，所寫女子或有才，或有貌，一概紅顏薄命，隨著這個家庭的沒落而沒落。 （3）作者深感於向來才子佳人的書，都不真實。「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紅樓夢》作者自雲所寫系「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余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卻也省了些壽命筋力。」（第一回）作者又借賈母之口批評才子佳人書，「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尚書的，就是宰相。……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佳人。……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第五十四回）。 《紅樓夢》為反庸俗的才子佳人書而作。它的作風是現實主義的。雖然不是歷史上的真實，乃是情理上的真實，真正的文藝創作，合乎典型環境、典型人物的法則。 《紅樓夢》作者不借漢唐名色，無朝代年紀可考，假託作天上一塊石頭，被女媧氏鍛煉後，已經通靈，可大可小，自來自去，被僧道攜帶到塵世來一番，到昌明隆盛之邦（中國），詩禮簪纓之族（官宦），花柳繁華地（京都），溫柔富貴鄉（貴族家庭，公子小姐們的情愛生活）經歷一番，得到覺悟、懺悔。 「無才補天、幻形人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這些經歷，刻在石頭上，空空道人見了抄錄下來，就是《石頭記》這部書。 作者自言此書內容是家庭瑣事，閨閣閒情，無大賢大忠，有痴情故事。大旨不過談情，絕無傷時淫穢之病。 《紅樓夢》同別的小說一樣有「因緣」。此書在程本中石頭化為神瑛侍者（在警幻仙子處），瑛=石=寶玉，與絳珠仙草有一段灌溉之恩及在塵世以眼淚報答的一段公案。在戚本中神瑛侍者是一人，而此石變為通靈寶玉，夾帶入世，成為寶玉所銜的玉。石是玉，侍者是寶玉前身。大概是修改而未定者。 此書人物所處時代，作者未說明何朝，但書中第二回談到「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假定在明代，書中絕不述及清代。 書中提到金陵省，無此省名。大觀園在京都（劉姥姥和妙玉的話里都說到長安），而實在是北京，但南北景物都有，如竹、梅、桂是南方植物。 第十五回「王鳳姐弄權鐵檻寺」文中有長安縣、長安府、長安節度使。 凡此種種，系作者故弄狡獪，迷離其詞。 八十六回，薛蝌呈子有「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語，坐實長安，乃續作所寫，實非雪芹原意。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西南聯大進行曲（部分） 羅庸、馮友蘭 作 注釋 [1]應為《中興小紀》。——編者注 [2]應為罽賓國，西域古國。——編者注 [3]《射陽集》及下文《射陽存稿》皆指《射陽先生存稿》。——編者注 [4]侯方域在世時間應為公元1618—1654年。——編者注 [5]1956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於「伊斯蘭教」名稱問題的通知》，規定「今後對於伊斯蘭教一律不要使用『回教』這個名稱，應該稱為『伊斯蘭教』」。因作者寫這部分內容的時間在此之前，故文中保留作者對與回族有關的宗教、民族的名稱使用。——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