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詩詞課 · 高適
/蕭滌非/
高適（702？—765）[49]，字達夫，渤海蓨（今河北滄縣）[50]人。二十歲曾到長安，求仕不遇。於是北上薊門，漫遊燕趙，想在邊塞尋求報國立功的機會，也沒有找到出路。此後，他在梁宋一帶過了十幾年「混跡漁樵」的貧困流浪生活。這一時期，他曾經和李白、杜甫在齊趙一帶飲酒遊獵，懷古賦詩。天寶八載，他已經將近五十歲，才由宋州刺史張九皋推薦，舉有道科，任封丘尉。他不甘做這個「拜迎長官」「鞭撻黎庶」的小官，因棄官客河西，由於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的推薦，掌幕府書記。安祿山之亂發生，他被拜為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關。潼關失守後，他奔赴行在，見玄宗陳述軍事，得到玄宗、肅宗的重視，連續升遷，官至淮南、劍南西川節度使，最後任散騎常侍，死於長安。
高適詩中的優秀作品大多數都作於北上薊門、浪遊梁宋時期。《舊唐書》說他「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並不符合事實。
他是一個「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的詩人。在薊門所寫的《塞上》詩里，他對當時的邊事表示了深深的憂慮：「邊塵滿北溟，虜騎正南驅。轉斗豈長策？和親非遠圖。」同時，他表示了「常懷感激心，願效縱橫謨」的功業抱負。在《塞下曲》里，他更豪邁地說：「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但是，他的壯志落空了。他的《薊中作》說：「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薊門時期，對邊塞士卒的生活有了實際的觀察。在《薊門五首》[51]中，他描寫了士卒的遊獵生活，也歌頌了士卒們在戰鬥中的英勇精神：「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但是他對士卒的久戍不歸，也表示同情：「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歸？」當他把士卒的生活和降虜的生活做比較後，他更感到非常憤慨：「士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關亭試一望，長欲涕沾臆！」他後來回到梁宋時，還對一個在軍中任職的朋友指責這種縱容降虜、養癰遺患的政策，並且希望朋友把他的意見轉達帥府（見《睢陽酬別暢大判官》一詩）。
開元二十六年，他在梁宋創作了他邊塞詩中最傑出的代表作《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風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開元二十六年，御史大夫兼河北節度副大使張守珪的部將在和叛變的奚族人作戰中打了一次敗仗，「守珪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見《舊唐書·張守珪傳》）。從詩的序來看，這首詩和張守珪的事是有關係的，但詩中所寫的也並不完全是這次戰役，而是融合他在薊門的見聞，以更高的藝術概括，表現他對戰士們的深刻同情。他熱情地歌頌了戰士們英勇愛國的精神，描寫了戰鬥的激烈和艱苦，並且以「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這樣沉痛的詩句，揭露了將軍和士兵苦樂懸殊的生活以及他們對衛國戰爭的不同態度，也描繪了戰局的危險和戰士們思念親人的複雜心情。「相看白刃」兩句，在表現戰士們英勇無私的愛國精神的同時，也對「妄奏克獲之功」的張守珪做了委婉的諷刺。結尾回憶李廣，希望將軍體恤士卒，點出了全詩的主題。詩的思想內容極為複雜，但寫得賓主分明。錯綜交織的詩筆，把荒涼絕漠的自然環境、如火如荼的戰爭氣氛、士兵在戰鬥中複雜變化的內心活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全詩雄厚深廣、悲壯淋漓的藝術風格。全詩四句一轉，雖語多對偶而能避免整齊呆板的缺點，顯出跳躍奔放的氣勢，也很有創造性，不愧是唐代邊塞詩中的現實主義的傑作。
高適在浪遊梁宋到做封丘尉的時期，他的作品內容相當豐富，其中有些作品深入地反映了農民的疾苦，例如《自淇涉黃河途中作》的第九首：
朝從北岸來，泊船南河滸。試共野人言，深覺農夫苦。去秋雖薄熟，今夏猶未雨。耕耘日勤勞，租稅兼舄鹵。園蔬空寥落，產業不足數。尚有獻芹心，無因見明主。
這裡揭示了人民在旱災和賦稅壓迫下貧困蕭條的生活景象。《東平路中遇大水》描寫農村的水災景象，更令人驚心駭目：「傍沿巨野澤，大水縱橫流。蟲蛇擁獨樹，麋鹿奔行舟。稼穡隨波瀾，西成不可求。室居相枕藉，蛙黽聲啾啾。乃憐穴蟻漂，益羨雲禽游。農夫無倚著，野老生殷憂。」在開元時代詩壇上，高適是首先接觸到農民疾苦的詩人。這些詩使我們看到了「開元盛世」的陰暗面。詩人在梁宋時期的生活是貧困的：「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別韋參軍》）這就是他所以能夠關懷民生疾苦的生活基礎。
正是由於他這一段貧困沉淪的生活體驗，所以他在做封丘縣尉以後，目睹官場現實，就不忍心做這種壓迫人民的官吏，寫下了他的名作《封丘縣》：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歸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且遲回。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他不肯「拜迎長官」，不能忍受小官吏的那種羈束和卑辱的生活，是受了嵇康、陶潛思想的影響。不願意「鞭撻黎庶」，不做統治階級直接壓迫剝削人民的爪牙，則是他從切身體驗中產生的寶貴的思想。這裡我們清晰地看到他和人民有著思想感情上的聯繫。他的《同顏少府旅宦秋中》詩說：「不是鬼神無正直，從來州縣有瑕疵。」也是對州縣官吏生活感到痛心的肺腑之言。但是，他在《過盧明府有贈》等詩中，對比較愛護人民的州縣官吏也有由衷的讚美。
高適在梁宋時期，雖然生活貧困，作風卻非常豪俠浪漫。他的名篇《邯鄲少年行》《古大梁行》等都充滿豪士俠客的肝膽意氣，就是贈別朋友的一些詩也寫得豪邁動人。如《別韋參軍》：「丈夫不作兒女別，臨歧涕淚沾衣巾。」又如《別董大》：「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類詩，和他的邊塞詩一樣，也為當時和後代人所傳誦。
安史亂後，他官位日高，好詩漸少。但是像《酬裴員外以詩代書》《人日寄杜二拾遺》等篇，仍然保持著前期的詩風。
總的來說，他的詩歌是現實主義多於浪漫主義。風格雄厚渾樸，筆勢豪健。殷璠《河嶽英靈集》說他的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故朝野通賞其文」。杜甫說他的詩「方駕曹劉不啻過」，並且讚美他的詩才如「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這都很切合他的詩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