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歷史通識課 · 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

張蔭麟 西方學術之輸入我國，可分為二期：第一期，始於明萬曆中葉（1573—1619），盛於清康熙間（1662—1722），至乾隆中（1736—1795）而絕；第二期，始於清咸豐（1851—1861）、同治（1862—1874）間之講求洋務，以迄今日。茲篇之職務，在整理第一期西學輸入之史跡，而說明其與我國學術界之關係。 此期西學之輸入，為耶穌會士傳教之附帶事業。其所輸入以天文學為主，數學次之，物理學又次之，而其餘則附庸焉。其在我國建設最大者為天文學，與清代學術關係最深者，天文學與數學唯均。而天文學實最先與我國學術界發生影響，茲請先述之。 一、西方天文學之初輸入 我國之天文學，截至明代止，已有三千餘之歷史。其間亦嘗有外國天文學之輸入。唯歐洲天文學之入中國，則自耶穌會教士始。 （一）利瑪竇之介紹西方天文學 耶穌會教士之最先傳教中國內地者，為義大利人利瑪竇氏，於萬曆九年（1581年）抵廣州。利氏少學於The Roman College （in Rome），嘗專研天文及數學。既入中國，撰《乾坤體義》，其上卷言天象；述日月食由於日月與地球之相掩，及七曜與地體之比例。又著《經天該》，將其時西方所已測知諸恆星，造為歌訣，以便觀象者之記誦。嘗制渾天儀、天球儀、地球儀諸器以示人。徐光啟、李之藻、周子愚輩從之游，習其術。利氏嘗以簡平儀，授李之藻；之藻耳受手書，得其用法，因闡其術作《渾蓋通憲圖說》。此實中國人介紹西洋天文學之第一部著作。 利瑪竇之入北京貢方物（萬曆二十九年，即1601年）也，其上疏自謂：於「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制器觀象，及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吻合」，又請「披露於至尊之前」。時明代曆法，猶踵《大統》之舊。自成化（1465年）以後，違天益遠，紛紛議改；而台官泥於舊聞，當事憚於改作。利氏卒未能用其所學而沒。 （二）明廷對於新法之需要 利氏既卒，繼之而來之教士，多以天文學稱於中國，從之習其術者頗眾。及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日食，欽天監預推不驗，禮部遂奏請博求知歷者與監官晝夜推測。於是五官正周子愚乃上疏請令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盡譯攜來西法之書。 禮部因疏請，以邢雲路主理歷事；而以徐光啟、李之藻、龐迪我、熊三拔，同譯西法，俾雲路參訂修改。蓋雲路主改歷甚力，頗負知歷之名。然雲路乃舊曆家，其天文學智識實甚膚淺。時徐光啟適以疾南旋，乃召雲路、之藻入京董其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為宗。 （三）西法之繼續輸入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之藻奏上西洋天文學說十四事，言地圓，日月食，及行星運行之理。疏中力言西法所以專長之故，竭力摧廓當時守舊自大之風；並論我國天文學所以不振之原，亦洞見癥結。又請亟開館局，翻譯西法。時禮科姚永濟亦以之藻之言為請，然朝廷以庶務因循，未遑開局也。 然此時耶穌會士，仍繼續輸入西方天文學說。熊三拔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著《簡平儀》，詳細說明簡平儀之用法；次年又著《表度說》，述立表測日影以定時之簡捷法，並以天文學的原理說明之。陽瑪諾（Diaz，Emmanuel）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著《天問略》。其書於「諸天重數，七政部位，太陽節氣，晝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粗細，蒙氣映差，曚映留光——皆設為問答，反覆以明其義。末載蒙映刻分表，並詳解晦朔、弦望、交食淺深之故，皆據有圖說，指證詳明」。 （四）輸入進行之停頓，及其復興 西學輸入之進行，不久乃停頓。所以者何？則耶穌會士之遭政府斥逐也。初，王豐肅（Alfonso Vagnoni）行教於南京，信者日眾，而士大夫之攻擊亦日烈。徐如珂首議驅斥，沈漼、晏文輝、余懋孳等繼之，謂其左道惑眾。並有攻其私習天文為違反《大明律》者。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五月，政府乃下令嚴禁耶教，所有在華耶穌會士，均命逐往澳門。而其附帶之介紹西學事業，亦因而被累矣。 天啟（1621—1627）初，明廷以外患日亟，需用槍炮，漸召用西洋人。及崇禎二年（1629年）五月，日食，《大統》推測皆謬誤。徐光啟依西法預推而驗。帝切責欽天監官；監官戈豐等言，欲循舊法，不能無差，乞開局修改。帝乃以徐光啟督修曆法。光啟上疏，言中法之所短，又謂宜取西法，參互考訂，使與《大統》會同歸一，上從之。 （五）西洋曆局之設及其成績 已而光啟根據西法上修歷進行大綱十事：（1）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2）議歲實小余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3）每日測驗日行經度。（4）夜測月行經緯度。（5）密測列宿經緯行度。（6）密測五星經緯行度。（7）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8）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9）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經度。（10）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及經緯度。 此後《崇禎曆書》乃依次計劃，累年測驗推算而得之結果也。 光啟既上《修歷大綱》，因舉李之藻、鄧玉函、龍華民協同修歷。旋辟曆局於京師東長安街，作觀星台。又選疇人子弟習西法，時崇禎二年（1629年）九月也。 其年光啟請造天文儀器，計七改象限大儀六，列宿紀限大儀三，平懸渾儀三，交食儀一，列宿經緯天球儀一，萬國經緯天球儀一，平面日晷三，轉盤星晷三，候時鐘三，望遠鏡三。上報允。 光啟旋上《見界總星圖》，乃崇禎元年（1628年）所測；上具黃赤二道經緯度，共測得一千三百五十六星。用西法繪圖立表，並正舊圖之誤。後又上《黃赤道兩總星圖》，凡測而入圖之星一千三百四十四；上具黃赤道經緯度，又列表二卷。均為後此崇禎《曆書》之一部分。 崇禎三年（1630年）鄧玉函卒，旋征湯若望、羅雅谷供事曆局，譯書演算。凡修歷諸西人，日給廩餼，月各賜銀兩。 崇禎四年（1631年）正月，光啟上所纂成諸書：《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赤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共八種，二十二卷，皆此後崇禎《曆書》之一部分。旋又上書二十一卷。其年十月，光啟又上《測候四說》，言新舊推算日食法之異，並論西法之長，舊法之短。時纂測新法，漸次就緒。次年又進書三十卷。明年，光啟以病去職，詔以李天經代之。是年光啟卒，所纂曆書將百卷。 崇禎七年（1634年）七月，天經進《曆元》二十七卷，星屏一具。旋又進《曆法》三十二卷。時「日晷」「星晷」「望遠鏡」等儀器告成，天經奏上其用法，上命太監至局驗之。先是羅雅谷、湯若望在曆局成儀器多種。除徐光啟所請造者外，又有象限懸儀、象限立運儀、象限座正儀、三直游儀、渾蓋簡平儀、弩儀、弧矢儀、地平緯儀、黃赤全儀六、圭表二（一橫一直）——無慮數十種。而定日之高度與黃道各時之出沒，有地平晷、立晷、通光晷、柱晷、瓦晷、十字晷，未易悉數，天經等不能盡用也。 崇禎八年（1635年）四月，天經上《乙亥》《丙子》《七政行度》，旋又上《參訂曆法條議》二十六則，舉新法之大凡，並詳論新舊法之異同得失。明年，天經與湯若望推南京、北京恆星出沒，又測北京北極高度。至是，新法書器俱完，屢測交食凌犯俱密合。 所成書一百四十餘冊，為一百卷，賜名《崇禎新法算書》。書分十一部：曰《法原》，曰《法數》，曰《法算》，曰《法器》，曰《會通》——謂之基本五目；曰《日躔》，曰《恆星》，曰《月離》，曰《日月交會》，曰《五緯星》，曰《五星交會》——謂之節次六目。其中有術，有圖，有考，有表，有論。以西法融通中法，如置閏月之類，徐光啟所謂「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模型」者也。是書采西洋法以第谷①（Tycho Brahe）為主，不採哥白尼地動之說，故書中《日躔歷指》一部，述求太陽行度之術，以為日動焉。書成，命宣付史館，刊傳四方，與海內知歷者共之。唯遲之又久，直至明亡尚未採用其法，頒行天下。所以者何？則舊派從中阻梗也。關於新舊之爭，次節詳述之。 二、新舊之爭及清初泰西疇人在我國之建設 （一）崇禎修歷之爭辯 前述萬曆間邢雲路與李之藻同理歷事，其時已有爭論。及崇禎西洋曆局開設後，舊派歷家乃紛起與之抗。崇禎三年（1630年），四川巡按薦冷守中精歷學，以所呈書及預推次年四川月食送部。光啟力駁其謬。已而四川報守中所推不驗，新法密合，其說遂詘。而其時與新法爭辯最烈者，為滿城魏文魁。文魁著《曆元》《歷測》二書，崇禎四年（1631年），命其子進《曆元》於朝，送局考驗。書中弧背求弦矢，乃用周三徑一之率，光啟摘其謬誤類此者七事。而文魁反覆爭辯，光啟更申前說，為《學歷小辯》一書。光啟雖力駁文魁，時朝廷以曆法未定，亦兼存文魁之說。光啟既卒，崇禎七年（1634年），文魁上言歷官所推交食節氣皆謬。乃命文魁入京測驗，別立東局，與西法、大統、回族並而為四。文魁又指摘李天經等，新法所推五星凌犯、會合、行度皆非是。既而天經等所推皆驗天象，文魁說詘。 （二）新法頒行之阻梗 崇禎八年（1635年），新法書器既完，屢測交食凌犯俱密合，方欲頒行，而文魁多方阻撓，內官又左右之，帝不能決，乃命天經與監局虛心詳究，務期劃一。既而屢測天象，《大統》及魏文魁，皆不驗，新法獨密合，乃議廢《大統》，用西法。舊派郭正中力言中歷必不可盡廢，西法必不可專行（唯不言其故）。帝乃詔仍行《大統歷》，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等因年遠有差者，以新法為參考。後天經疏陳《大統》所定崇禎十五年（1642年）節氣之失，帝亦深知西法之密。及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日食，西法預推又獨驗。帝乃決計散遣魏文魁回籍，一意頒行新法，惜兵事倥傯，未即實行，無何而明社屋矣。 （三）清初新舊之爭及曆法大獄 清既定鼎，順治元年（1644年）湯若望進是年日食之預測於朝，已而果較《大統》為吻合。清廷遂採用西法，頒行天下，名《時憲歷》。若望又疏陳《大統》之失。旋奉旨掌管欽天監印信，嗣後一切進歷占候選擇，悉聽舉行。而《新法表異》一書，乃若望入清代後所著，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證中法之疏。 是時習《大統》者，咸斥排新法，而若望制歷不用諸科校正，於是《大統》罷黜，仇新法益深。順治十四年（1657年），已革吳明烜疏若望所推天象之謬，並上是年推算天象之書。後經實測，明烜所指皆妄，禮部議其罪，援赦獲免。 自是耶穌會士，以曆法得政府之信任，傳教益無所阻，而反動亦日益大。徽州楊光先著《不得已辨》，攻擊耶教士甚烈，並攻其曆法。康熙四年（1665年），光先叩閽進所著《摘謬論》，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論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之誤，並言若望陽假修歷之名，陰行邪教。帝下議政王等確議。光先《摘謬論》所摘雖妄，而王等不通曆法，無從分辨，但謂「若望進二百年歷，夫天佑皇上，歷祚無疆，而若望止進二百年，為大不合；又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下五行，山向年月，俱犯重炁。俱事犯重大」。議決：若望及監官等八人凌遲處死，子弟斬決者五人，干連族人皆治罪。帝命若望免死，赦族人罪，止斬五人，余流徙。於是廢西洋新法，用《大統》舊曆。 （四）舊派之末路 舊派既獲勝，楊光先遂為欽天監正，並援吳明烜為副。既而為術俱窮，光先稱病辭職。康熙八年（1669年），帝乃命大臣傳集西洋人，與監官質辨。南懷仁因言吳明烜所造康熙八年（1669年）歷之誤。帝命大學士圖海等同赴觀象台測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圖海等請將康熙九年（1670年）曆書，交南懷仁推算。欽天監正馬祐等又力辯前此楊光先所指摘西法之不當，帝乃詔復用西洋新法。其後康熙十一年（1672年），有楊煒南者，造《真歷言》一書，議西法之失；後實測不驗，交刑部懲治。自是舊派遂無復立足之餘地，新舊之爭乃告一結束，而西方疇人乃得專事新建設焉。 （五）湯若望之成績 清初西洋欽天監官之建設，以南懷仁、戴進賢為最。而湯若望在未遭曆法之獄以前，亦嘗制器著書。初，明之亡，曆局儀器，悉毀於賊，若望效力清室，因奏請另制。順治元年（1644年），成渾天星球儀、地平日晷儀、望遠鏡、輿地屏圖各一。若望在清代所著書，除上述《新法表異》外，尚有《曆法西傳》及《新法歷引》。二書皆《崇禎曆書》之提要。而《曆法西傳》中，兼述西方天文學進化之跡，自多祿某②（Clandius Ptolemy）、哥白尼、第谷及加利勒阿③（Galieo Galilei）皆略舉其學。唯其述哥白尼之學，不言其有地動之發明，反謂其有言天動以圓之書。 （六）南懷仁之成績 西法既復用，詔南懷仁為欽天監副。懷仁於康熙八年（1669年）改造觀象台儀器，成新儀六式：曰黃道經緯儀，曰赤道經緯儀，曰紀限儀，曰象限儀，曰天體儀，曰地平緯儀。又將各儀之製法、用法、安置法，繪圖造說，並用其器測驗所得諸表，名曰《靈台儀象志》。書成於康熙十三年（1674年）。所載測得諸星：與古同者，共二千一百六十一座，一千二百十星；《步天歌》所有，而新測所無者，二十二座，二百五十四星；外增新星五百十六，及近南極諸星，中國所不見者，一百三十五。懷仁又繼湯若望之業，成《預推七政交食表》，三十二卷，名《康熙永年表》。康熙二十一年，懷仁隨駕盛京，測得其地北極高度，制《盛京推算表》。越六年，懷仁卒。 （七）清聖祖之重視西學 時聖祖深嗜西學，而天文算法尤素所留心，常命西士進講，雖巡幸不輟。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帝如盛京，南懷仁奉命攜內廷觀測儀器從；二十二年（1683年）幸北塞，南懷仁又與庫利爾、馬爾其（原名未詳）從；三十年（1691年）親征噶爾丹，白晉（Joachim Bouvet）、林安多（Antoniode Silva）隨駕；三十八年（1699年）南巡，又命蒲壁（原名未詳）等從。時法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投帝所好，以地平緯儀見贈，與此後乾隆五十年（1787年）英吉利國王之進小象限儀，先後相輝映焉。 康熙一代，「御定」之天文書有二：一曰《御定四餘七政萬年書》，成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將順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之節氣日時，及日月五星交宮入宿分度，按年排列，自後可準式繼續，故名《萬年書》。其預編纂此書之人，無可考矣。一曰《曆象考成》，成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御定《律歷淵源》之第一部也。書內所列編纂者，雖無一西洋人，然其書大略沿《崇禎曆書》所采第谷法之舊，唯黃赤道大距減少二分耳。 （八）戴進賢等之成績 南懷仁既卒，繼之備歷政顧問者有徐日昇（Thomas Preyra）、蘇霖（原名未詳）、林安多、白晉、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等。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嘗增衍蒙古諸處《推算表》。康熙五十三年（1713年），監臣有紀利安者（原名未詳）制地平經緯儀，合象限儀及地平緯儀為一，其用尤便。 自康熙《曆象考成》告成後，欽天監推算曆書，悉遵其法。然《曆象考成》既仍第谷法之舊；自第谷至康熙末已百餘年，數既不能無差，而第谷後歐洲天文學之新發明又輩出。雍正間，欽天監官西人戴進賢、徐懋德（原名未詳）習其術，雍正八年（1730年）以之推測日食，果較第谷舊法為密。乃請纂修《日躔》《月離》二表，以推日月交食，並交宮過度，晝夜永短以及凌犯。表成，凡三十九頁，續於《曆象考成》之末。然有表無說，其時能用之者，唯戴、徐二氏，及中國人明安圖而已。乾隆二年（1737年），吏部尚書顧琮請將二表增補圖說，務期可垂永久；又請如《曆象考成》內有當修改之處，亦為改正。並薦戴進賢為纂修總裁，徐懋德副之。後改任梅瑴成、何國宗為正副總裁，亦顧琮所請也。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書成，凡十卷，賜名《曆象考成後編》。是書對於《崇禎曆書》及《曆象考成》之最大修正如下： （1）「日月五星之本天（即軌道）舊說以為平圓，今以為橢圓。」考第谷後，歐洲有大天文家刻白爾④（Johann Kelper）發現著名之刻氏三定律。其第一律，雲「行星之軌道為橢圓，日在一焦點內」。非謂日軌道亦為橢圓也。今其書以日與月、五星並列，而同謂其「本天」為橢圓，是以為日動矣。蓋此時哥白尼地動之原理，猶未入中國也。 （2）「蒙氣差舊定地平上為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則止有五秒；今測地平上止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 （3）「太陽地半徑差舊定為三分，今測止有十秒。」 （4）地球與日、月距離之計算，采奈端⑤（Isaac Newton）之術。而惜乎於奈端萬有引力之大發明尚未輸入隻字也。 進賢又據西洋新測星度，累經測驗，知南懷仁所造《靈台儀象志》尚多未合，因奏請厘定。西洋監官司劉松齡、鮑友管（原名均未詳）詳加細測，著之於圖。總計星名與古同者二百七十七座，一千三百十九星，比《儀象志》多一百零九星，與《步天歌》為近。其改正《儀象志》之次第顛倒凌亂者，一百零五座，四百四十五星，又新增星一千六百零四，合舊載南極星，共有恆星三百座，三千零八十三星。編為《總記》一卷，《黃赤道度經緯度表》各十二卷，《月五星相距恆星經緯度表》一卷，《天漢黃赤經緯度表》四卷，共三十卷，名《儀象考成》。書成時乾隆十七年（1752年）。 乾隆十九年（1754年），進賢又創製璣衡撫辰儀，「體制仿乎渾天之舊，而時度尤為整齊；運量同於赤道新儀，而重環更能合應。至於借表窺測，則上下左右，無不宜焉」。更自撰《璣衡撫辰記》二卷以說明之，冠於《儀象考成》之首。 同時官欽天監者，尚有葡人傅作霖，無甚建設；此後官欽天監之西洋人，無可考矣。 （九）蔣友仁之來華 乾隆二三十年間（1755—1765），法人蔣友仁來華，進《增補坤輿全圖》及新制渾天儀，奉命翻譯《圖說》，使何國宗、錢大昕為之詳加潤色。其《坤輿全圖說》中，述哥白尼地動之原理，並列舉例證，甚為詳細，是為地動說入中國之始。然其時我國學者，即號稱精通天文學如阮元者，猶惑於湯若望言哥白尼有天動以圓之說，而謂其言為誣。其他更勿論矣。蔣友仁而後，直至咸、同以前，不復聞有西說之輸入，而此時期乃於此告終矣。其所以中絕之故，詳於次節。 （十）清欽天監用西人之沿革 清欽天監之規定用西洋人，始於康熙八年（1669年），止監正一員，尋增置西洋監副一員，乾隆十八年（1755年）又增置西洋監副一員，為左右監副。其時澳門三巴寺教士，世習天文，待其學成，禮部牒取香山縣護之如省，由督撫咨送入欽天監。及嘉慶（1796—1820）初所纂《大清會典》，監正已不規定用西洋人，唯附註雲兼用西洋人，監副則仍乾隆之舊。至光緒（1875—1908）初所纂《會典》，欽天監職員已完全無用西人之規定矣。 三、數學、物理學及其他學術之輸入 據王徵《遠西奇器圖說序》所載，天啟（1621—1627）初來華之西士，攜有圖籍七千餘部。其他雖無可考，然即此，已可推見彼輩攜來西籍之多。惜其譯成華文之書，關於學術者獨寥寥無幾，綜觀此時期所輸入學術，除天文學而外，可得而考者有如下述： （一）數學 利瑪竇著《乾坤體義》其下卷言數「以邊線、面積、平圓、橢圓互相容較」，是為西方數學入中國之始。及利氏入北京，與徐、李輩譯西籍，其最先著手者，為數學書，以數學為各科學之本也。而數學書之最先成譯者，則《幾何原本》六卷。書成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原本》為利氏之師丁氏所編，共十五卷，前六卷為歐幾里得（Euclid）本文，以後為丁氏之注釋緒論。利氏口授，徐光啟譯；光啟請盡譯之，利氏授至前六卷僅及平面之部而止。光啟之譯是書也，反覆輾轉，求合本書之意，重複訂正，凡三易稿。其審慎可知。利氏於其書之《引》中，又詳述幾何學與各科學之關係。歐幾里得幾何學，在此時已稱完備，直至今日尚無若何重大之改變；此學實是期所輸入西學中之比較完全者也。是書《四庫提要》稱為「西學之弁冕」，其得清代學者之重視可知。然其初出世時，除徐、李之徒而外，注意之者蓋寡。故其後利瑪竇以此書稿本寄徐光啟，令南方好事者刊之，累年竟無有過問者。 此外《天學初函》中，關於幾何學之書，尚有：（1）《圓容較義》，乃李之藻從利瑪竇所譯，專論圓之內接、外接形，引申《幾何原本》之義，為定理十八，中有一則論橢圓。（2）《測量法義》，乃徐光啟從利瑪竇繼《幾何原本》而譯，內述應用幾何原理，以測量之法，為術十五，每術悉詳加證明。又羅雅谷有《測量全義》，摘譯亞奇默德（Archimedes，即今譯阿基米德）《圓書》（The Measure of the Circle）中圓周率之計算，及其《圓柱圓球書》（The Sphere and the Cylinder）中之要題；其計算圓周率，至二十一位。其輸入西洋算術者，有《同文算指》一書，乃李之藻從利瑪竇所譯，成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書凡十卷，所述比例、級數，皆前此中土所未有聞。 西方近世平三角、弧三角之術，在此時早已成立。其術為測天所資，故亦隨《崇禎曆書》而輸入。崇禎四年（1631年），徐光啟上《割圓八線表》及《大測》二書，前者言平面三角，後者言弧三角——皆出自崇禎曆局諸西人之手。此後，《曆象考成》中，於此術益加闡明。 對數術，西方自1620年，已臻完備。順治（1644—1661）中，穆尼閣（Motel）居金陵，始以其術授薛鳳祚。《四庫提要》稱薛從穆氏所譯《天步真原》以加減代乘除，折半代開方，即此術也。 康熙（1662—1722）末，西士進講內廷，始輸入代數之術，即當時所稱為「借根方程」，或「阿爾熱八達」（Algebra之譯音）者是也。聖祖命諸臣所纂《律歷淵源》中有《數理精蘊》一書，至雍正元年（1723年）始成，集當時所輸入西方數學之大成。在此時期內，代數學之輸入，尚無專書，僅《數理精蘊》中《借根方比例》一部，分述其一二耳。考其時西方符號的代數（symbolic algebra）已成立，四次方程式之解法久已發明。而《數理精蘊》所述，僅及二次方程式之計算，及其應用而止。此外為《數理精蘊》所未及者，則有杜美德（Jortoux Rerre）所輸入之割圓九術。 （二）物理學 天啟六年（1626年），湯若望撰《遠鏡說》一書，是為西方光學入中國之始。全書僅十六頁，首言遠鏡之用法，末言其製法，中則言其原理；凡光在水中之屈折，光經過望鏡之屈折，凹鏡散光，凸鏡聚光，以及凹凸鏡相合以放大物像諸現象，及其解釋，皆詳言之。唯詞旨甚艱晦，以西人為中國文，無怪其然也。 最初輸入西方力學者，為艾儒略授王徵所譯之《遠西奇器圖說》。書成於天啟末，在《遠鏡說》後。書中第一卷言重心、比重之理，凡六十一款；第二卷述槓桿滑車、輪軸斜面之理，凡九十二款，每款悉有例證；第三卷言應用上述各原理，以起重、引重、轉重、取水及用水力代人力諸器械，各器及其用法均有詳細之圖說。又考書中凡例，述諸「奇器」之能力，有雲「能使小者大，大者小；遠者近，近者遠」，蓋指凹凸鏡也，而今書中無此器。又書中目錄有四卷，今書只三卷。苟非原書尚未卒譯，則今所傳本，必有亡缺矣。初，王徵欲從事譯此書，鄧玉函謂必先通數學而後可，因先授之以數學，其不苟可知，而譯筆亦甚暢達。前乎此者，李之藻於萬曆四十年嘗從熊三拔譯《泰西水法》一書，述取水蓄水等力學機械；顧其書偏言應用，而原理不詳也。 此外有《自鳴鐘說》一書（著者及成書年無考），王氏《遠西奇器圖說》凡例中嘗稱之，其書或與物理學有關，惜今已佚。清康熙間，南懷仁供奉內廷，嘗作進呈《窮理學》一書，而不傳於世，今無可考焉。 此時期所輸入之物理學於我國學術界，影響極少。二百年來，唯方以智著《物理小識》一書，頗有受西說影響之處；戴震「因西人龍尾車法，作《嬴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轉車記》」，此外知有此學者蓋寡也。 （三）輿地學 利瑪竇初入中國居肇慶，每以《西方輿地全圖》示人；後又將之譯成中文，粵疆吏刊之，以印本分送各省朋好，中國人始聞地圓及五大洲之說。及利氏入京，所貢方物有《萬國輿圖》一。後龐迪我奉命翻譯《西刻地圖》，據所聞見，著為《圖說》，書未上而遭驅逐。天啟初，艾儒略得其遺稿，更采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為之增補，成《職方外紀》一書，述當時西方各國情狀頗詳。中國人見其所述西方文物，遠邁中華，力斥其荒誕，而於其五大洲之說亦等諸鄒衍瀛海之談。直至乾隆中葉所纂之《清通考》，猶謂「即彼所稱五大洲之說，語涉誕誑，諸如此類，亦疑為剿說言」。則我國人之錮於舊聞，憚聽新說，於此可見耳。此外清初西人所撰關於外國地理書，有利類思與安文思與南懷仁合著之《西方要紀》；及南懷仁之《坤輿全圖》與《坤輿圖志》。其後蔣友仁來華進《增補坤輿全圖》，又譯《圖說》，是為此期輸入地理學之最後著作。 清之初葉，有一事焉，為我國文化史上所值得特筆大書者，即全國輿地圖之測繪是也。茲事全出西洋人手，經始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是年命費隱、雷孝思（原名均未詳）、杜美德測繪蒙古、直隸。四十九年（1710年）費隱測繪黑龍江。五十年雷孝思與加爾特（原名未詳）測繪山東；杜美德、費隱、潘如望、湯尚賢（原名均未詳）測繪山西、陝西、甘肅。五十一年馮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 de Mailla）、德瑪諾（Ro Main Hinderer）、雷孝思測繪河南、江南、福建。五十二年湯尚賢、費隱、麥大成（原名未詳）測繪江西、兩廣，費隱又與潘如望測繪四川。五十四年雷孝思、費隱測繪雲南、貴州、兩湖，至五十八年乃完全告成。白晉匯成總圖一張，又為各省分圖。帝命之為《皇輿全覽圖》，並諭內閣學士蔣廷錫曰：「此朕費三十餘年之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合。爾將此圖與九卿細看，倘有不合之處，有知者即指出。」尋九卿奏稱：「從來輿圖地記，往往前後相沿；雖有成書，終難考信。……此圖誠開闢方圓之至寶，混一區夏之鉅觀。」蓋非過諛也。1737年（乾隆二年）法國學者但布爾（Dunvillo）刊行之《中國新地圖》（Nanvel Atlas de la Chine）乃依費隱所寄回其本國之副本也。現在我國之地圖，無一不以《皇輿全覽圖》為根據，則此圖在我國地理學界之貢獻可知也。 （四）炮術 初，葡萄牙人入中國以大炮攻新會，既去，遺其器，中國人始知有西方槍炮。後東來之耶穌會士，多精炮術，漸傳其法於中國；當時有《海外火攻奇器圖說》一書，未審傳自何人；其書甚秘，不行於世。徐光啟從利瑪竇游，習火器之術，力請多鑄大炮，以資城守。天啟元年（1622年）外患日亟，兵部議招用寓居澳門精明火炮之西洋人，上從之。崇禎三年（1630年），龍華民、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o）奉旨招勸殷商，集資捐助火炮。教士陸若漢及西紳公沙的西勞（原名均未詳）率領本國人士，攜帶銃炮，效力中朝，屢經戰陣，多所傷亡。崇禎十五年，兵部尚書陳新至東閣述上傳言西洋炮乃中國長技，有無間大將軍之稱，命湯若望商榷鑄造，工部辦料。旋上命若望將用法傳授兵杖局內監。若望共鑄造無間大小炮二十餘位，大者重一千二百斤，次者三百斤，小者不下數百斤。帝派大臣驗收，嘉其堅利，詔再鑄五百位。又命若望教放銃法，條纂火藥城守等書進呈。明年正月，命若望與吳惟英講究火器於都城，以資演練。四月周延儒出督師，請諸火器，命若望隨征。若望為空心炮台式，懷宗覽大悅，褒嘉之。旋上命若望赴薊督師前傳習火器等項。後若望以炮術從李建泰剿賊，因隨之降清焉。若望嘗授焦勖譯《火攻揭要》一書，成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於諸式火器之鑄造法、運用法、安置法以及子彈、火藥、火箭、地雷之製造，莫不詳述。 清吳三桂亂起，南懷仁又奉命鑄造銃炮，自康熙十三至十五年（1674—1676），前後造成大小一百二十具，分配各省。及二十年（1681年）更鑄較便歐式神武炮三百二十具，在盧溝橋試放，帝蒞閱，嘉其命中，大加賞賚。南懷仁又編《神武圖說》，中分理論三十六篇，圖解四十四篇，於銃炮之術，說明其細節。然自是而後，朝野比較承平，火器無所用，其書鮮習之者。 （五）採礦術 崇禎元年（1628年），畢方濟上疏云：「臣蒿目時艱，思所以恢復封疆，而裨益國家者……二曰：辨礦脈以裕軍需。蓋造化之利，發現於礦；第不知礦苗所在，則妄鑿一日，即虛一日之費。西國……論五金礦脈徵兆多端，宜往澳門招聘精於礦學之儒……」其後崇禎十六年（1643年）湯若望奉命赴薊督軍前，除教授火器水利外，並及採礦之法。明年晉王審炷亦疏請命若望往營開採事。惜不旋踵而明亡，成績無可見。此後則絕無聞焉。 （六）西方語言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以歐洲語言文字授王徵，萬曆六年（1626年）成《西儒耳目資》一書。「中分三譜」，「以西洋之音通中國之音」。後此方以智之新字母參用《金尼閣譜》即此書也。清初劉獻廷之新音母，參以泰西蠟頂（即拉丁）話，則其時拉丁語亦已輸入中國矣。魯德照（Alvaro de Semedo）《字考》，或亦關於西方語言之書，今無可考矣。 （七）藝術 利瑪竇居肇慶，常以西方樂器及油畫等物示其地士夫；及入京所貢方物，有西琴一張，又著《西琴曲意》一卷。畢方濟有《畫答》及《睡畫二答》，蓋言畫術。清聖祖時有西洋畫家焦秉貞供奉內廷，而中國畫家亦有習西洋畫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修《律呂正義》，其《續編》一卷，出西人徐日升、德里格手，述西方「弦音清濁，二均遞轉合聲之法」。 （八）哲學 《明書》述當時所輸入西方哲學分類及其研究對象云：「『落日加』（logica，論理學）譯言辨是非之法，『費西加』（physica，物理學）譯言察性理之道，『默達費西加』（metaphysica，形上學或玄學）譯言察性理以上之學——總名『斐錄所費亞』（philosophia，哲學）；『 瑪得瑪第加』（mathematica，數學）亦屬『斐錄所費亞』科內，究物之形與數度……二者或脫物而空論之。」此未審傳自何人。明末西士所譯有《辨學》一書，為西方論理學輸入之鼻祖。畢方濟撰《靈言勺蠡》，詳述西方古代「亞尼瑪」（譯名從原書，按即Anima⑥）之說，書成於天啟四年（1624年）；約在同時，高一志撰《空際格致》，暢闡火、氣、水、土為宇宙四大原素之說；氏又有《「斐錄」匯答》蓋言哲學，今佚。此學在清代無過問者。 （九）其他 此外鄧玉函撰《人身說概》，為西方人體學入中國之始；而清聖祖時，西士供奉內廷，亦講全體學。艾儒略於天啟三年撰《西學凡》，述歐洲建學育才之法；氏又撰《西方答問》，或亦此類之收，今佚。 （十）西學輸入之中絕 明清之交，耶穌會士得自由入居內地，多與中國人士交遊，從事傳授西說，翻譯西籍，而其後又得清聖祖之提倡，故西學輸入極一時之盛。自康熙四十三年（1707年）耶穌會奉教皇教令改變傳教方針，違反我國習慣，朝野憤怒，聖祖命將教皇所派、齎教令來華之代表次魯囊（Turmon）監禁澳門，各地教堂概行禁止；凡未經特許之宣教師悉逐往澳門。傳教既生頓挫，而其附帶之西學輸入亦因而衰落。及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從閩浙總督滿寶奏請，下令所有在華之西洋人，除供職欽天監者外，其餘一律驅往澳門，不准擅入內地。此事傳聞由於耶穌會黨允礽失敗，信否姑不具論；然自是以後，除在欽天監外，西學已完全無輸入之機會矣。而欽天監所需僅在天文，又在術而不在學，且職在官府，國內學者，罕能與之接觸，已不復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而自《曆象考成後編》（乾隆七年，1742年）及《儀象考成》（乾隆十七年，1752年）告成後，欽天監所需測天之術，已達完滿之限度。故蔣友仁來華（約1762年）而後，直至咸、同以前，西學之輸入已完全停止矣。 四、西學輸入與我國學術之關係 總觀明清之際，西學之輸入，其影響於我國學術界，有下列各方面。 （一）西學與理學 於明末純任主觀、最缺乏科學精神之我國思想界，而驟然有絕對客觀的、全恃歸納研究的天文學，復挾演繹的，為一切正確觀念之模範的數學而侵入；而其學又為政府所重視，而不可一日缺；則其影響於當時思想界者為何如耶？ 梁任公先生謂「清代學術，為厭倦主觀的冥想傾向客觀的考察」，而以為明末西學之輸入，亦為此種反動之機兆之一。吾嘗深考之，益覺其言之信而有徵焉。明末習西學者，對於性理之學，已明起反叛之旗。徐光啟等論我國數學之不振，而痛咎理學家，其言曰： 「算數之學，特廢於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一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實事。……昔聖人所以制世利用之法，曾不得之士大夫間，而術業政事遜於古初遠矣。余友振之（李之藻字），生平相與慨嘆此事。」 此實晚明治西學者流對於理學家之宣戰書也。 （二）學術界內容之增加 西學輸入之初，大引起我國學者之研究。明末治西學者除上述徐光啟、李之藻、周子愚、李天經、王徵、焦勖、方以智外，現在可考者，尚有瞿式榖、虞淳熙、樊良樞、汪應熊、楊廷筠、鄭洪猷、馮應京、汪汝淳、周炳謨、王家植、瞿汝燮、曹於汴、鄭以焯、熊明遇、陳亮采、洪士祚、許胥臣、王英等。其後天文與數學研究日盛，其他漸無聞焉。清初最能深入西方天文數學之堂奧而融貫中法，力謀我國天文算數之獨立者，有王錫闡、梅定九。此外以斯二學名家者，有薛鳳祚、杜知耕、方中通、方中履、陳、陳世仁、莊亨陽、胡亶、遊藝、屠文漪、王百家、秦文淵、揭暄、邵昂霄、余熙、李子金、孔興泰、毛乾乾、梅文鼐，其著述皆傳於世。而前述之明安圖、何國宗，精通西術，尤後起之秀。此後乾嘉漢學者，什九兼通天文數學，《疇人傳》三書所載，尤指不勝屈。 （三）古學之整理 初，西洋天文數學之初輸入，習之者於我國古術絕對鄙夷。而以西說附會古學，以自尊學之風亦盛。王錫闡、梅定九始精究西法及古歷之本原。自乾嘉以來漢學掩襲一世，為天文數學而治天文數學之學者漸稀。而一方面，天文、數學與經學有關，故漢學家多兼習其學。彼輩既然得此考古學上之新工具，於是整理古天文數學書之風乃大盛。而《立天元一術》之復明，及《算經十書》之校輯，尤其最大成績。此外則明以前之天文數學書，悉校勘注釋，且有一書而數注者。斯業之盛，可謂遠邁前古，然其所采唯一之工具則「洋貨」也。 （四）西學與漢學家 天文學與數學，為歸納之絕好模範，而漢學家之代表人物，自方以智、毛奇齡、閻若璩、惠棟、江永、戴震、焦循、錢大昕、孔廣森、阮元、陳澧輩，莫不精究之；其他不甚著名之漢學者，尤指不勝屈。則漢學之所以饒有科學精神，謂其不受西方天文數學之影響焉，不可得也。吾讀戴東原之書，而覺漢學受西學之影響，似有跡可尋焉。 昔利瑪竇於《譯幾何原本引》中述西方科學要素，其言曰： 虛理隱理之論，雖據有真指，而釋疑不盡者，尚可以他理駁焉，能引人以是之而不能使人無或非之也。獨定理者，剖散心疑，能強人不得不是，不復有理以疵之。 又曰： 吾西國庠序所業格物窮理之法，視諸列邦為備。……彼士立論宗旨，唯尚理之所據，弗取人之所意。蓋曰理之審乃令我知，人之意又令我意耳。 此種科學精神，凡客觀的科學，皆其所寄；而天文數學其尤著者也。 戴氏述其治學之途徑曰： 尋求所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諸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遺余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之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源可以知流，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葉之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 其言「十分之見」及「未至十分之見」，與利氏所述「定理」及「虛理隱理之論」若合符契。唯戴氏專從考古上立言，故詳略不同耳。又戴氏攻擊宋儒義理之說其根本立腳點曰： 「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者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者非理也非義也。」 其言「義」「理」與「意見」之別，與利氏所述「理之所據」與「人之所意」又不約而同。夫東原精究西方天文數學，則其於寄於天文數學中之科學要素，如利氏所述者，自當受有影響。且東原生利氏《幾何原本》書成後百餘年，其時此書又風行一世，為「西法弁冕」，戴氏既究心西方數學，似有曾讀其書之可能；則東原之言，或當直接得自利氏也。 （五）清代科學不盛之原因 吾儕論西學與清代學術之關係，最容易發生一問題：此時期既當西方科學輸入，而其時學術界又傾向客觀的考察，饒有科學精神，顧何以科學思想終不能發達？茲試求其答案如次： 首先，吾儕試將此期所輸入之西學，與其時西方學術界情形一比對，而知當時西方所已發明之學術實未能儘量輸入我國。其最著者，天文學自哥白尼出，已與占星學分家。而耶穌會士初於哥白尼之大發明未道隻字，反謂哥氏有言天動之書；又改刻白爾定律，以實日動之說。而在他一方面，其所輸入之天文學，仍不能脫占星學之窠臼。湯若望在欽天監任占候，擇日，為榮親王擇安葬日期，用《洪範下五行》，此或由於不欲違反我國習慣；而穆尼閣撰《人命》一書，以西方天文學之計算，詮釋星命之說，則其時輸入之天文學尚混雜於占星學之明證也。且也，耶穌會士之輸入西學，於原理每多未詳。《四部書目提要》：「作《新法算術》時，歐羅巴人自秘其學，立說復多深隱不可解。」故王錫闡遂謂西人不能深知法意，豈當時耶穌會士學識膚淺，實未足以知此耶？抑知而故秘之耶？茲姑不具論。然坐是之故，當時第一流學者，若王錫闡、梅定九之徒，不知費幾許「冤枉」精力，以探求西方所已發明之「法意」，而從事新發明之力，已為所分；若膚淺者流，更不得其門而入矣。西方學術未能儘量輸入，實此期科學不盛之主要原因也。 其次，則由於「輸學者」與「求學者」（中國政府，人民似尚在附屬地位）之宗旨，根本不在學：蓋教士以傳教為目的，而輸入學術，不過其接近社會之一種方法；中國政府以改良曆書為目的，而學習西算及他種科學，不過偶然附及之餘事。故在此時期內，其歡迎西學者——上自政府，下至在野人士——僅知西方有天文學，及其附帶之數學，而他非所聞。咸同以來，我國朝野僅以「船堅炮利」視西方科學，其結果西學雖輸入，而我國科學終不發達，與此如出一轍。以船堅炮利視西學之觀念，至今日始漸打破，而明清以來，以天文學數學視西方之觀念，則始終未嘗拔除。此亦其時科學不發達之一原因也。 此外由於被傳教事業之所累者，有由於當時學術界之環境者，有由於我國思想界之遺傳者，梁任公先生言之已詳，茲不贅。 五、結論 明清之際西學之輸入，既如上述，始於萬曆九年（1581年）利瑪竇之傳教，迄於乾隆二三十年間（1755—1765）蔣友仁之來華，歷時凡百八十四載。參加此役之西士現在可考者都四十四人。以人數論，明末來華者，以義大利人為最多；清初來華者，以法蘭西人為最多。此四十四人中，其卒地可考而在中國者十九人（卒於澳門者不在內），內有十三人，卒於北京。可見此期西學之輸入，以北京為中心。蓋北京為國都，且修歷所在也。 表1 輸入西學之西士國籍統計表 其所撰譯關於輸入西方學術之圖籍，現在可考者，都九十種。茲根據本文《附錄》一，統計其種類及年代之分配如下表。以著作之多寡論，其在清初，遠不如明末之盛矣。 表2 輸入西學圖籍統計表（西人所撰譯者） 表3 明清之際來華西士之與西學輸入有關者，及其輸入西學之著作表 綜觀上述，此時期西學之輸入，就天文學方面而言，在明末則《崇禎曆書》集其大成，而一以第谷之學為主。在清初則《曆象考成後編》集其大成，其修正《崇禎曆書》，采刻白爾行星軌道為橢圓之律，而改其地動之言；地球與日月距離之計算，用奈端之術；蒙氣差及太陽與地球半徑差之分度，均采當時新率。而其天文圖表及觀象儀器，尤我國人所嘆為精絕。唯哥白尼地動之原理，則至此期最末之年始輸入。其時我國學者，猶不信其言。就數學方面言，則當時平面幾何學、弧三角、平三角、對數、算術，皆嘗為具體之輸入，代數學則輸入至二次方程式止，而集其大成者，則《數理精蘊》也。就物理學方面言，則《奇器圖說》言重心、比重、槓桿、滑車、輪軸、斜面之理；《遠鏡說》述光之屈折，及凹凸鏡對於物體之現象；而南懷仁進呈《窮理學》一書，惜不傳於世。輿地學除地球之圖說外，《皇輿全覽圖》尤為我國輿地界空前之巨製。礦術雖嘗見用，惜未傳其法。此外則火器、音樂、畫術、人體學、論理學、宇宙論以及其時哲學之分類，及其研究對象，皆嘗輸入，見於著述焉。惜乎此期輸入之西學，其於我國學術界之重要影響，僅在研究範圍之增加（僅天文學及數學），及古籍之整理與治學方法之改進，而終不能發展我國之科學思想以與遠西並駕也。 原載1924年6月《清華學報》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