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歷史通識課 · 第四十章：新勢力之興起與明之亂亡

（1528—1644） 一、蒙古 明朝晚期有四種新的勢力興起。若無意外的阻力，四者都有吞併中國的可能。第一種新興的勢力就是重新強盛起來的蒙古。明穆宗隆慶初年，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率軍寇大同，陷石州（今山西離石），掠文水、文城，直搗山西中部。與此同時，土蠻（東蒙古左翼的圖門台吉）亦犯薊州，掠昌黎、盧龍，直逼灤河，京師再次告急。明朝對這個威脅實際無法應付，恰在此時蒙古內部發生問題。 隆慶四年（1570年），俺答汗之孫把漢那吉與俺答汗鬧翻，歸附明朝。宣大總督王崇古建議採取安撫政策，優待把漢那吉，以此為契機改善明朝與蒙古各部的關係，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和高拱表示支持。俺答汗也有和明朝改善關係的願望，於是雙方議和，恢復貢市，邊境的緊張情勢才漸漸地緩和下來。 二、日本 第二種威脅中國的勢力來自日本。嘉靖年間，倭寇大盛，他們組織武裝集團，在中國沿海大搶大掠。倭寇所以能猖獗橫行，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經過了戰國時代，商業有了很大發展，各諸侯都要求來中國通商，而官方貿易不能滿足其要求，於是就組織武裝進行搶掠。二是中國沿海地區也由於工商業發達，許多豪族大姓及海商巨賈都私自出海貿易，並且與日本倭寇相勾結，著名的頭子有許棟、李光頭、汪直、徐海等，這些海盜集團對明末倭亂要負一部分的責任。這可說是國家不知扶助方興的閩粵人向海外正常發展所收穫的結果。 同時，人才的缺乏與政治的腐敗又使這種海寇難以平定。例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巡撫朱紈擒殺了海盜首領李光頭及奸商等九十六人，但以通倭謀利的閩浙官僚豪紳群起攻訐，指使在朝官員誣陷朱紈擅殺良民，朱紈被迫服毒自殺。朱紈死後，海防更加廢弛。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有一股倭寇不過七十二人，竟然深入內地，直達南京，南京明軍與之接戰，死者八九百人，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明朝官吏和官軍的腐敗無能，於此可見一斑。 但倭寇終是小問題，日本內部平定後倭寇自息。對明真正有危險的是方才安定強盛的日本國。日本關白（宰相）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矛頭直指朝鮮和中國。若非朝鮮的緩衝與豐臣秀吉的早死，後果難測。 三、西洋 第三種要闖進中國門戶的勢力就是西洋。明初中國對西洋的知識仍極模糊。明朝末葉最早由海路到中國的西洋人是葡萄牙人。正德年間，葡萄牙人占據廣東屯門島，旋被明軍收復；又占浙江寧波的雙嶼、福建漳州的月港等地，又被逐；但葡萄牙殖民者總是不肯從中國離去，最終占據了澳門，這是西洋人在中國站穩的第一塊地盤。 西班牙未得與中國直接交通，只在南洋與閩粵人發生正面的衝突。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屠殺華僑，華僑紛紛駕舟回國。明政府一向視華僑為奸民無賴之徒，不予保護，這使海外移民這支朝氣正旺的漢族遭遇極大的挫折。 天啟四年（1624年），中國早就知道而始終未十分注意的台灣島被荷蘭占據，成為其向大陸發展的根據地。 除了國家的政治經濟的活動外，西洋各國人在天主教的支配之下都到中國來傳教。為避免士大夫的反對起見，教士多假借中國所缺乏的科學為傳教的秘訣，因此也很受一部分人的歡迎。如利瑪竇介紹了天體知識，解釋日食、月食的原理，著有《乾坤體義》一書，又與徐光啟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六卷。但同時也有人直覺地感到西洋文化對中國是一種潛在的威脅，非極力排斥不可。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地位，在中國士人這兩種相反的意見之下，時起時伏，升沉無定。 西洋人此時一方面忙於新大陸、印度、南洋諸地的爭奪與開發，一方面對於中國的實情尚未看透，所以在中國的行動還不能毫無顧忌，不敢抱過大的野心。因此這個在可能性上最大的威脅，暫時在外表上反倒不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四、滿洲 最後征服中國的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新興勢力。以上三種勢力已經興盛之後，滿洲仍是東北外邊的一個無足輕重的半開化民族。滿洲是女真族後裔，一直居住在中國東北。明朝永樂時，欲壓制北元殘餘勢力，在中國東北一帶設立遠東指揮使司，開始著手控制女真各部。建州女真族猛哥帖木兒（努爾哈赤六世祖）時為明朝建州衛左都督，後帶領部族定居於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 南遷後，建州部與中原地區來往密切，社會生產力顯著提高，經濟繁榮，八旗制度隨即建立，而此時努爾哈赤正擔任明朝建州部首領。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襲封為指揮使，以祖、父遺甲十三副，相繼兼併海西四部，征服東海女真，統一了分散在滿洲地區的女真各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立大金（史稱後金）。 1618年，努爾哈赤公布名為「七大恨」的討明檄文，開始公開起兵反明，並屢次到關內擾亂，甚至侵到燕京的四郊。1619年薩爾滸之戰，努爾哈赤以少勝多，致明軍慘敗，由此成為明清戰爭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此後明朝在關外就轉為守勢。 滿洲朝氣正盛，對新戰術能迅速地學習，所以暮氣沉沉的明朝也沒有以武器優良制勝的機會。滿洲當初只知焚殺劫掠，後來也漸感到撫育政策的必要。定國號為大清之後，與明爭天下的野心日趨明顯。最後明完全失去抵抗力，雖仍不肯承認事實而以上國共主自居，但最少中國北部的陷於清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五、明之亂亡 原來就不很強的兵，到末季更不能用，籌餉反成了一種擾民的藉口。戰爭時期軍餉是極其嚴重的問題。神宗天性貪財，熹宗寵用的魏忠賢貪財，軍官也大肆貪污，虛報兵數，於是軍費開銷越來越大，戶部越來越沒錢，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賦稅。這樣矛盾越來越激烈，軍事問題卻沒有解決。 開礦的時代狂又加重人民的苦痛。按道理說，礦產可增加財富，但因開礦激發社會矛盾的比比皆是。浙江的溫州、處州，福建的浦城等地，明代都有銀礦，每年朝廷在此徵稅。稅額逐漸增多，到明代中期福建銀礦增加到三萬兩，浙江增加到八萬兩。地方財政為此枯竭，百姓苦不堪言。朝廷一度下詔令封閉礦山，但是政府不開，一些所謂的「奸民」私下裡偷開礦山，利益驅使之下，因盜礦相互鬥毆，死傷不斷。朝廷又派遣宦官充當礦監，沒想到這又成為百姓的一大災難。礦監稅使橫行各地，中飽私囊，百姓怨聲載道，國家也沒得到多少收益。 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被革職的官員顧憲成與好友高攀龍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派，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和。東林黨以此得名。與東林黨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同時又有一部分人勾結魏忠賢的「閹黨」，滿朝洶洶，相互傾軋。東林黨人激烈反對「閹黨」掌權。楊漣上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被錦衣緹騎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黃尊素等人也被捕處死。政局大壞，嚴重損弱了明朝的力量。 至於仕宦階級，品格日下，最後幾乎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臥病，朝中官員為他祈天禱告，蔚然成風，士大夫趨炎附勢，相習成風，以至於此！天啟年間，各地官員爭相諂事宦官魏忠賢，為他建生祠。「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府庫，伐樹木無算。」（《明史·閻鳴泰傳》） 少數比較有廉恥的人愚昧可憐，對天下大勢全不了解。古代士大夫的知識，只不過是些道德哲學，社會的知識極其貧乏，更不懂軍事。國難當頭，只會互相攻擊，以道德標榜自己，或是爭論遷都、議和，缺乏實實在在的辦法。總之，君子與小人同樣地努力斷送國命。 歷代亂時必有的起義軍此時當然遍地皆是，張獻忠、李自成率眾在全國流竄，沿途燒殺掠奪，明軍追隨進剿，勞民傷財，耗盡了大明的氣力，直接地結束了大明的天下。 明代湮沒人才摧殘臣民的政策可說完全成功，明亡時一般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無能與無恥上演了歷史上一幕幕少見的醜劇。李自成進北京後，「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賀，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群賊爭戲侮，為椎背、脫帽，或舉足加頸，相笑樂，百官懾伏不敢動」（《明史·李自成傳》）。但起義軍不過是為久窺中國的滿洲製造機會，江南雖仍可守，但因天下無人，連東晉、南宋的局面也不能維持，整個的中國第二次又陷於外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