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歷史通識課 · 第二十五章：末世之宗教與人生觀
一、儒教之凝結與衰頹
儒教到東漢晚期已發展到盡頭，內部開始凝結。六經刻石，經文由此固定。馬融、鄭玄注經，兼采今古文，由此宗教派別式的經傳學說也趨於固定。東漢「表彰氣節」，太學大盛，儒生也居然結合成了一種勢力遍天下的團體，但黨錮之禍由此發生，儒生大受摧殘。漢末大亂，經典焚毀殆盡。人書兩喪，儒教由此消沉。
隨著經學走到窮途末路，一些士大夫開始轉而從道、名、法諸家學說中去發掘有用的思想資料，思想界非常活躍，動搖了儒家獨尊的地位。到三國時，國家甚至公然提倡一種非倫理的人才主義，這與儒教的精神完全相反。
在西晉的粉飾太平之下，儒教又暫時受了口頭的尊仰；但風靡一世的頹廢主義使枯燥乏趣的儒教無法繼續維持，於是主張「以無為本」的玄學開始興起。玄學發展到西晉，已經成為一種時髦的談資。許多士族中人其實不懂玄學為何物，不過手執麈尾，口中雌黃，附庸風雅而已。
傅玄是最後誠心提倡儒教的人。此後五百年間學術思想方面的人才都在儒教範圍之外。大多數所謂文人學士的心靈完全枯竭，幾個世紀間只作出些無病呻吟的造句文字。
二、清談與隱逸
參透宇宙人生一切因而產生的悲觀主義於戰國時代已經萌芽；到王充而大盛，不過仍含有一點悲壯慷慨的成分；到魏晉以下就籠罩了精神界，並且全成了放蕩頹廢的消極主義。這是一個文化由成熟以至衰老所必經的過程。過度莊重的儒教式微，極端任性的清談大盛。一般文人以老、莊為藉口而儘量發揮道家思想中的頹廢傾向。莊子的書尤為時髦，甚至有人竊取別人的莊子疏注以出風頭。同時這些人在著作與行為方面也極力地宣揚實行他們的主義。
這些人「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晉書·王戎傳·從弟衍附傳》）。其卑下者，更以無恥為放達，以肉麻為有趣，乃至脫衣服，露醜惡，偷酒喝，挑逗女人，行同禽獸。無怪乎在西晉滅亡後，人們譴責玄學清談誤國！
但有少數的人，雖不能脫離時代精神的影響，卻也不甘於自暴自棄，陶淵明就是一個這樣自愛的人，言行一致地服膺一種超脫人世的隱逸主義。陶淵明一反玄言詩風，經常以田園生活為題材，風格清新平淡，語言質樸自然。東晉時代那些表述老莊哲理的玄言詩，雖然已幾乎失去了文學趣味，也已不成其為詩了，然而，東晉的玄言詩中卻醞釀著一種新的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山水詩的萌芽。陶淵明的田園詩，開創了新的審美領域和新的藝術境界。雖然一般玄言詩人都注意到從審察自然來體會哲理，並由此產生了山水詩的萌芽，但沒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無奇的鄉村。只有在陶淵明的筆下，農村生活、田園風光才第一次被當作重要的審美對象，由此為後人開闢了一片情味獨特的天地。
陶淵明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真」與「自然」。這兩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魏晉風流名士們所汲汲追求的，但是他們都沒有做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沒做到，阮籍沒做到，此後會稽名士、中朝名士都沒有做到。也許是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又或者他們對「真」與「自然」的理解不同。他們走向的只是反面，即「佯」與「狂」。陶淵明不像他們那樣放誕和極端，他雖有孤傲的性情，但更多一分理性的節制。鍾惺、譚元春則說陶淵明「竟是一小心翼翼、溫慎憂勤之人。東晉放達，少此一段原委。公實補之」。
基於以上論述，我們便可以回答另一個問題，即《世說新語》何以不收陶淵明？原因就在於陶淵明的表現與魏晉風流是有所背離的。可以說，陶淵明之所以偉大，並不在當時，而在於後人對他的發現與解讀。
三、道教
在幾百年來神秘空氣的薰陶之下，道家所宗的老子到漢末也成了神。同時在民間，於儒士團結最盛時，神仙黃老派也組成秘密團體，如黃巾起義失敗後，太平道被禁止。張魯投降曹操，五斗米道繼續流傳，因而奠定了後世道教會的基礎。修仙、煉丹、治鬼、符籙等的道教信仰與法術也漸漸都發展成熟。兩晉之際，葛洪對道教實行改造，提出以道為本，以儒為末，道儒結合；宣揚服食煉丹、延年益壽之術，迎合大族官僚的需要。從此，道教完全變成統治階級的宗教，皇室、門閥士族中出現了許多道教信徒。
四、佛教之輸入
在文人消極頹廢與民眾迷信法術的環境之下，最利於神秘宗教的產生或輸入。儒學的式微和玄學的興起，使佛教乘虛而入，藉助玄學去推行佛法；而玄學家也對佛教的「空」「無」哲學發生興趣，從中吸取營養。佛教關於「來世」的許諾，更容易使在長期動亂中飽受苦難折磨的人們產生出幻覺而皈依到佛門之下。自東晉十六國以後歷代君主的提倡，則進一步推動了佛教的發展。
佛教何時輸入雖不可知，但最晚到東漢初期已有人信仰，到漢末無論宮中與民間都很歡迎這個新的宗教。但起初的信徒並沒有深刻的認識，浮屠也不過是一種新的神祀而已，直到三國時代仍有此種情形。當初國家不准漢人出家，到五胡亂華時人民才有為僧尼的完全自由；風氣所趨，許多動機不純的人也都出家。「看破紅塵」的現象日漸加盛，摒棄財色隱遁修行的神秘過程中的種種特殊心理表現也發生於向來實事求是的漢族中。在四民之外，無形中產生一個打破家族的出家階級，相率以「釋」字為標誌，甚至有超脫國家管束的趨向。
面對佛教興起帶來的統治危機，許多統治者對佛教利用的同時，也不時地對發展過盛的佛教進行抑制。北魏太武帝鎮壓蓋吳起義時，發現長安佛寺中私藏武器，遂禁斷佛教，坑殺僧人。北周武帝出於經濟上的原因，也採取滅佛措施，勒令僧尼還俗。
而此時佛教的內容也漸漸充實，不只是作為一種神祀。有人往西域留學求經，認真研究。到東晉時代，譯經日多，以至需要整理篇目。翻譯之外，漢人也從事著作，最早的一種重要作品就是無名氏模仿道家聖經的《老子》所撰的《四十二章經》。這可說是一本佛法入門的宣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