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歷史通識課 · 第二十四章：大漢帝國之末運

（89—316） 一、政治制度之破裂——外戚與宦官 和帝以後百年間是漢室漸趨滅亡的時期，同時也是古代中國大崩潰的開始。外戚與宦官是帝制的兩種不可避免的弱點。作為皇權制度的寄生蟲，皇權越集中，他們的權勢也就越大。隨著東漢以來皇權的膨脹和專制政治體制的加強，外戚和宦官的勢力也開始狐假虎威，在絕對皇權的庇護下作威作福，甚至達到了操縱皇帝、肆行廢立的地步。 中興之初，雖然極力防範，但到章帝時外戚又漸漸抬頭，竇憲是章帝的皇后之兄，在章帝在位之時就已經位高權重，他甚至驕橫到用低價強買沁水公主的園田，而公主卻畏憚竇憲的權勢而不敢吭聲。竇憲的氣焰，可見一斑。章帝死後，和帝即位，太后臨朝，竇憲更加囂張。竇憲的黨羽，遍布朝野，他的奴客甚至殺人越貨、橫行京師。和帝有心除掉竇憲，苦於身邊大臣皆為竇憲黨羽而只得依靠宦官。永元四年（92年），宦官鄭眾受命指揮自己的親信禁軍除掉了竇憲。鄭眾因功封侯，並參與政事，這是宦官專理朝政和封侯的開始。 和帝以下政治就又為外戚操縱。歷代外戚都故意立幼主，甚至立仍在襁褓中的嬰兒，以便國舅假借青年太后的名義把持一切。漢順帝死後，梁太后及其兄梁冀先後選立兩歲的漢沖帝，八歲的漢質帝，十五歲的漢桓帝。梁冀把持朝政近二十年，年幼的漢質帝雖為兒童，亦對梁冀的行為有所不滿，稱之為「跋扈將軍」，梁冀知道後竟將質帝毒害。當時百官遷召，都要到梁冀門下謝恩，然後才能到相關機構報到。若官員不順從梁冀的各種勒索，往往被之殺害。梁冀當權期間，一門之中，有七人封侯，三人為皇后，六人為貴人，兩人任大將軍，女子食邑稱君者七人，與公主結婚者三人，其餘任卿、將、尹、校者五十七人。 皇帝成年之後，往往認為只有宦官能剷除跋扈的外戚；但宦官弄權，國事更無辦法。宦官和外戚本是一丘之貉，外戚飛揚跋扈，宦官也同樣的橫行不法，宦官們可以當官，可以封侯，甚至可以養子襲爵，曹操的父親曹嵩便是宦官曹騰的養子。漢桓帝時，單超等五位宦官因誅殺梁冀而封侯，世稱「五侯」。「五侯」們的生活完全仿照宮中制度，他們的兄弟親戚勒索州郡，殘害百姓，與盜賊無異。 和帝以下百年間的政治史就是外戚與宦官的輪流搗亂史，在這種情形下，一切法定的政治制度都不能維持，政治又返回到原始時代的野蠻斗殺。 二、政治制度之破裂——國軍消滅與地方割據 光武帝廢郡國軍，只留中央軍與重要邊地的駐屯軍。這並不見得是中央集權的政策：一般人早就不要當兵，與其繼續維持有名無實的地方軍，還不如直接廢除為便。但人民既然不願當兵，中央軍也是同樣的難以維持；所以到後來只有邊疆歸化的羌胡兵還勉強可用，甚至大家認為這是當然的事，絲毫不以為怪。並且不只衰亂的末世如此，東漢強盛時最值得紀念的武功勝利，實際亦大半是外族兵的功勞。 竇憲出擊北匈奴之時，就曾利用南匈奴和羌胡的軍隊配合作戰，史載竇憲出兵時率「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三萬」（《後漢書·竇融列傳》）。東漢末年及三國時期，各軍閥利用鮮卑、烏桓、羌族「以胡治胡」和打擊敵人更是常態。如軍閥韓遂就利用羌族武裝進攻州郡，而當時防守韓遂的將領曾建議利用烏桓和鮮卑的力量進行對抗。 郡國軍雖然廢除，維持各地的治安仍需武力，所以州牧太守一定都要招募士兵。但這是地方官的私軍，不屬於國家，也不為國家所用。在東漢，各州郡都有獨霸一方的豪強地主，這些豪強在他們的莊園中都擁有自己的武裝。地主的田莊相對獨立，因此往往成為內聚力很強的社會群體，他們擁有的武裝實力足可以與政府軍對抗。東漢末年，有的豪族武裝甚至拒絕地方官入境。 中央軍消滅，宦官外戚交互搗亂，天下騷動，擁有私軍的地方官尾大不掉，因而形成割據的局面。黃巾軍起義後，很多軍閥都是依靠地主豪強的武裝而割據城池，或者由一個比較有威望的大豪強聚集其他擁有賓客部曲的豪強形成自己的勢力。 三、政治制度之破裂——財政與一般政治之紊亂 天下騷動的時代，財政一定混亂不堪，吏治也必因而破壞，甚至由正路做官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天下大旱，財政危機開始顯現。漢桓帝時期，蝗災和洪水又席捲大半州郡，同時不斷興起的各族人民反抗起義又耗費了朝廷大量的財力。在東漢王朝這種風雨飄搖的情況下，統治者想的不是穩定局面，而是繼續他們的腐朽生活和黑暗統治。漢靈帝後宮彩女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千金。為了滿足宮廷需要，靈帝公開賣官鬻爵，設專門機構——西邸，以按所售官職的級別收費。公卿這樣的高位也是可以賣的，如公一千萬錢，卿五百萬錢。漢靈帝甚至還向周圍的人抱怨當初有些官職要價過低。在這種情況下，東漢的吏治腐敗就可想而知了。為了撈回自己買官時的花費，官員貪贓已是常事，地方官除了苛捐雜稅外，更為了報功而虛報賦稅和人口，多出的這些稅，自然要由百姓來負擔。漢安帝時期在這種種積因的推動之下，皇帝即或英明，也不見得能挽回頹局。當時偏逢一些低能的皇帝，天下大勢於是一去不可收拾。 四、天災人禍與人口之減少 除人為的各種禍難之外，此時天災也似乎特別流行。舉一年為例，天災人禍的紛至沓來已很可驚，僅安帝一朝十九年中，水災即達十一次，旱災七次，蝗災七次，受災範圍遍及中華大地。當時，「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後漢書·陳忠傳》），盜賊遍地，天下成了盜匪的世界。綱紀敗壞，國家即或要盡一點救濟貧弱的責任，也十分困難。 永初二年（108年），「劇賊」畢豪率部入平原界，於厭次河戰敗平原縣兵，捉縣令劉雄，為東郡太守鎮壓。永初三年（109年）七月，「海賊」張伯路自稱將軍，率義軍三千餘人活動于山東沿海九郡之地，殺兩千石令長。次年，張伯路與渤海平原諸地義軍劉文河、周文光部會合，攻厭次，殺長吏，轉入高唐。御史中丞王宗持節調發幽、薊諸郡兵數萬人，與青州刺史法雄共同鎮壓義軍。建康元年（144年）十一月，徐鳳、馬勉在九江起義，稱「無上將軍」，攻燒城邑。次年正月，殺曲陽、東城長。三月，馬勉在九江以黃色為服色，稱「黃帝」，「建年號，置百官」。歷陽義軍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楊岑，遭到九江都尉滕撫的鎮壓。 關於當時的人口，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但經過長期浩劫之後，所謂「百里無人煙」已成為很平常的現象。 五、亂亡經過——羌亂 龐大的帝國，亂亡的因緣雖都成熟，必須經過多次重大的打擊才能完全崩潰。第一個打擊就是西羌的變亂。周邊少數民族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持續不斷，其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對東漢帝國統治打擊最大的是西羌起義。羌本是弱小的民族，在西漢時並不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中興以後，政治漸趨破裂，社會日愈散漫，兵制等於消滅，所以連對付弱小的羌也毫無辦法。 「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後漢書·西羌傳》），官吏強徵兵徭，更為暴虐。永初元年（107年）夏，騎都尉王弘強征金城、隴西、漢陽三郡羌人數百千騎出征西域，群羌害怕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各郡發兵堵擊，並搗毀沿途羌人廬落，激起羌人相聚反抗。由於武器缺乏，這些羌人拿起竹竿木棍、門板、銅鏡等作為武器，屢敗官軍。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都起而響應，「眾遂大盛」。他們「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後漢書·西羌傳》），多次擊敗進剿的官軍。長期的羌亂把當時（也可說把後世歷代）中國的弱點暴露無遺。 六、亂亡經過——黨錮黃巾與十常侍 羌亂未平，黨禍又起。經過武帝以下的提倡，經過中興之後的「表彰氣節」，儒教可說完全成熟，儒士成為一個特殊的團體，團體中的輿論稱為「清議」，勢力甚大。漢末百年間外戚宦官交互弄權，外戚既為士人出身，很自然地就聯絡清議以排斥宦官，因而引起黨錮之禍。 太學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帝國綱常的衛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他們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團的人物視為濁流，對宦官進行猛烈的攻擊。他們攻擊宦官的手段是向皇帝上書，揭露宦官擅權的腐朽與罪惡。太學生的議政活動和正直官吏剪除宦官的鬥爭此呼彼應，使作惡多端的宦官集團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後快。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宦官集團唆使皇帝掀起兩次「黨錮之禍」，瘋狂地迫害反對宦官的官員，這些被告皆「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統治階級大肆株連，「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後漢書·黨錮傳》）。當權的宦官集團對於這種瘋狂的迫害還不准申訴辯理。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後漢書·靈帝紀》）。「黨禍」株連之廣，簡直前無古人！ 政治日非，民不聊生，黃巾之亂又起。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秘密結社以宗教名義為號召的民眾暴動，從此之後就成為定例。散漫的人心似乎只有對於宗教式的秘密團體還能衷心擁護。這種團體大概平時潛伏，可惜無從研究；到政治腐敗民不堪命時，往往是由這種秘密會社首先起事。 黃巾起義的主導力量是太平道。巨鹿（今河北省邢台市平鄉縣）人張角、張梁、張寶兄弟三人通過治病救人等手段傳布太平道，其信徒高達數十萬人，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大州，幾乎占了當時全國的四分之三。許多人為了投奔張角，不惜變賣家產，千里迢迢，爭先恐後，沿途擠得水泄不通，據說半途被踩死者就有萬多人。張角積極部署大起義的準備，後因機謀泄露，不得不提前起義。黃巾起義聲勢浩大，朝廷軍隊一度無可抵禦，只得放開權柄，命令地方州牧自行籌備軍隊鎮壓黃巾軍，地方豪強也以鎮壓黃巾為藉口擴充力量，在各地軍隊的血腥鎮壓下，同時也因為黃巾軍的戰略失誤，在幾個月之後，起義最終失敗。 黃巾軍方平，十常侍之亂又起。這是百年來外戚宦官的末次爭鬥，也是宦官禍國的最烈一幕。漢靈帝時的宦官集團，人稱「十常侍」，其首領是張讓和趙忠。他們玩小皇帝於股掌之上，以致靈帝稱「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大將軍何進是皇后之兄，靈帝駕崩後，「十常侍」之一的蹇碩預謀誅殺何進而立皇子劉協，未果，反被何進所誅。不過何進過於輕敵，低估了宦官集團的力量。由於準備不足，事泄後被張讓等先下手為強，遭殺身之禍。何進死後，京師大亂，袁紹立刻率兵攻進皇宮誅殺宦官，在殺宦官的過程中，以至於沒有鬍子的人也被誤認為是宦官而遭誅殺。宦官被殺戮殆盡後，董卓又藉口平亂而進駐京師，後恃強控制朝政，殺何太后及其母舞陽君，何氏家族滅亡，東漢最後一個外戚專權勢力被剷除。亂平之後，宦官外戚一併敗亡，漢室也只遺空名。 七、亂亡經過——董卓與李郭之亂 外戚宦官兩敗之後，漢室也就名存實亡。一百年來這兩種人固然禍國，但從另一方面也可說漢室曾由他們維持。外戚宦官就是國家，他們一旦被消滅，國家也就失了依據，地方握有重兵而能控制皇帝為傀儡的人現在就是實際的統治者。最早利用這種機會的人就是董卓與他的部下李傕、郭汜。 董卓入京後，廢黜劉辯，另立靈帝九歲的庶子劉協為帝（漢獻帝），而獨攬朝政大權。董卓擅興廢立和專制朝政，激起關東地方勢力的強烈不滿。關東的州郡牧守推舉袁紹為盟主，組成討伐董卓的聯軍。董卓為避關東兵鋒，乃遷都長安。他縱兵掠搶，焚毀洛陽及周圍二百里的宮室、民居，驅逼洛陽百姓數百萬口西去。董卓一走，關東聯軍則作鳥獸散。初平三年（192年）長安發生政變，董卓被部下呂布殺死，後來他的部將李傕攻入長安，掌握朝政，又引起郭汜不滿而相互攻殺。東漢朝廷名存實亡，皇帝和公卿如喪家之犬，在流亡中輾轉返回洛陽。各地擁有私軍的州牧太守至此也不再客氣，各占地盤。至建安元年（196年）漢獻帝輾轉返回洛陽時，割據局面已經形成：袁紹占據冀、青、並三州；曹操占據兗、豫二州；公孫瓚占據幽州；陶謙占據徐州；袁術占據揚州；劉表占據荊州；劉焉占據益州；孫策占據江東；韓遂、馬騰占據涼州；公孫度占據遼東；而劉備立足未穩，依附於各割據勢力之間。長期的割據大亂由此開始。社會又漸漸返回到野蠻時代，人命成了一種最不值錢的物件。 八、亂亡經過——曹操與三國 自董卓以下，中央成為大軍閥的傀儡，地方則由大小的軍閥割據。董卓沒有遠大的計劃，失敗之後，曹操取代他的地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騰的養子，官至太尉。曹操少機警，有權術，20歲時舉孝廉為郎。靈帝中平五年（188年）組建西園新軍，他任典軍校尉。董卓專權後，曹操到陳留聚兵五千人，參加討董聯軍。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黃巾軍攻殺兗州刺史，曹操入據兗州，擊敗黃巾軍，收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他改編其中精銳者，號稱「青州兵」，從此勢力大振。後曹操迎漢獻帝入許昌，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當曹操大體上平定黃河以南時，袁紹也平定了黃河以北。建安五年（200年），雙方決戰於官渡（今河南中牟境內）。曹軍在官渡以少勝多，殲滅袁軍主力，取得了統一北方的決定性勝利。官渡戰後，袁紹病死，其子袁譚、袁尚自相攻擊，曹操乘機揮師北上，消滅了袁氏殘餘勢力。此後，曹操集團成了當時勢力最大、軍事實力最強，同時擁有著很大政治號召力的割據勢力。 割據的局面漸漸分明，形成鼎足之勢，赤壁之戰可說是決定三國局勢的戰爭。曹操平定北方後，欲借勝利之餘威掃蕩南方，攻滅荊州、江東以統一天下。不過志得意滿的曹操由於輕敵和出兵過於迅速而沒有考慮到其他的複雜因素，終於被一心抗曹的孫權和劉備在赤壁擊敗。曹操退回北方後，劉備以荊州地區為根據地，又占領了益州、漢中等地，鞏固了自己的勢力。三國鼎立局面實際形成。後來曹丕篡漢，吳、蜀稱尊，不過是正式宣布一件既成事實。 此後五六十年間，天下處在不斷的戰亂中。在這種混戰中，挾持天子的曹氏實力最為雄厚，所以最後仍是魏與它的繼承者晉占了勝利。長期大亂之後，社會生活又返回到原始的狀態，交易方面甚至又退化到以貨易貨的地步。 九、亂亡經過——西晉與中原之淪喪 經過漢末的大亂與三國的擾攘之後，天下一併於晉，大局似乎又安定下來。但這只是片時的安定，不過是大崩潰前的迴光返照。自殷商以下兩千年來建功立業的華夏民族至此已頹廢墮落到可驚的程度，無人再能真正振作，大家好似不約而同地走向自殺之路。政治腐敗，目的不在治民而在吃民，賄賂公行，錢能通神。 晉武帝是開國之君，卻是平庸之主，無經國遠圖，寬縱大臣，信用佞臣。朝中權貴結黨營私，政出多門。他貪婪成性，公然賣官鬻爵，以為私財。自滅吳之後，更加志得意滿，以為江山一統，天下太平，「驕泰之心，因斯而起」（《晉書·世祖武帝》）。他的後宮原有宮女五千，又選取吳宮女五千，終日耽於嬉戲。君主如此，臣僚更甚。西晉權貴大多是曹魏權貴的子孫，生於富貴，安於逸樂，以奢靡相高，縱情於聲色。為維持奢侈的生活方式，他們千方百計地聚斂財富，廣占園田土地，收受賄賂。如鬲令袁毅行賄遍朝中，以求升遷。當時求官買職成風，王沈在《釋時論》中說，「京邑翼翼，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晉書·文苑·王沈傳》）。連荊州都督杜預也不得不給朝中權貴送禮以求平安。更有甚者，石崇在荊州任上竟然派人搶劫過往的使者、客商。對此，時人魯褒諷刺說，「凡今之人，唯錢而已」（《晉書·隱逸·魯褒傳》）。西晉統治集團腐敗到這個地步，它的滅亡已經不遠。 大亂之後政治破裂，豪右遂得操縱地方。這最少是晉又行「封建」制的一個原因。但封建並不足以挽回頹局，反而促進崩亂的來臨。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為了鞏固皇權捍衛統一。但都督坐鎮一方，手握一方軍政大權，可以成為維護皇權的力量，也可以成為地方割據的勢力。晉因懲魏氏孤立之弊而建立的宗室諸侯王的特權，由於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發展，宗室諸侯王恰好成為分割皇權的勢力。 社會的萎靡與政治的腐敗同時並進。有能力的人都採取及時行樂主義而癲狂般地享用。內部腐化破裂到不可收拾的時候，雜居中國邊地甚至內地的夷狄就乘機喧賓奪主，人民的顛沛流離達到一個難以想像的地步。漢末以下的擾亂至此可說收到了最後的惡果。永興元年（304年），匈奴族首領劉淵在離石（今屬山西）起兵反晉，自稱匈奴大單于，後建國號漢，改稱漢王。劉淵子劉聰繼立，派兵消滅西晉。其後，匈奴、羯、氐、羌、鮮卑等各族紛紛在北方建立政權，各政權之間此起彼伏、互相攻殺，昔日中原勝地淪為煉獄，百姓或被殺，或攜家帶口流離失所，在流亡的道路上，屍骨成堆、哀號滿路。這就是所謂的「五胡亂華」①和「永嘉之亂」。 最可憐的就是少數的明眼人，在晉武帝的盛期他們已知自己是處在衰亂的末世，但他們的大聲疾呼並沒有發生效力。一般的人似乎都抱著一種「日暮途遠倒行逆施」的宗旨度日；人心既死，一切在理論上可行的辦法都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