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國學課 · 第一章 羅庸講儒學

儒家的根本精神 一個民族的文化，必有其根本精神，否則這個民族便無法存在和延續。中國民族，兩千多年以來，雖然經過許多文化上的變遷，但大體上是以儒家的精神為主。所以，中國民族的根本精神，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 儒家的根本精神，只有一個字，那就是「仁」。《說文解字》說：「仁，相人偶也。從二人。」[1]這個字在西周和春秋初年，還沒人特別提出來當作為學做人的標目。到了孔子，才提出來教弟子。所以《論語》一部書里，弟子問仁的話特別多，孔子許多不同的答話，對仁的義蘊，也發揮得最透徹。仁就是孔子的全人格，兩千多年以來，中國民族共同的蘄向，也便是這仁的實踐。 《論語》里記孔子論仁的話，最簡單扼要的莫如答顏淵的一句：「克己復禮為仁。」克己就是克去一己之私，復禮就是恢復天理之公。因為人性本善，人格本全，只為一己的私慾所蔽，陷於偏小而不自知，便有許多惡行出現。有志好學之士，欲求恢復此本有之仁，便須時時刻刻做克己復禮的功夫。及至己私克盡，天理流行，自己的本然，也就是人心之所同然，自己的全體大用，也就是宇宙的全體大用。則天下不期同而自同，不期合而自合，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但這為仁的功夫，只在日常的視聽言動之中，並非在生活之外，別有所事。所以顏淵請問其目，孔子答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因為「閑邪存誠」，是克己的根本功夫；學而時習之，也便是實習此事。到了大段純熟綿密，便可以「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達於君子的境界了。顏淵在孔門是最純粹的，所以孔子稱讚他：「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其實顏淵的得力處，只是讓一息不懈地做收斂向里的功夫。這才真是「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了。 克己的功夫，第一在寡慾，《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慾」一章，說得最親切。因為一切的欲，都是由軀殼起念。心為物累，便會沾滯私小，計較打量，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毀壞了自強不息的剛健之德。所以孔子批評申棖，說：「棖也欲，焉得剛？」又說：「剛毅木訥近仁。」蓋不為物累，便能灑脫擺落，活潑新鮮，使生命成為天理之流行，與宇宙同其悠久。所以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能克去外誘之私，便能深根寧極，卓爾有立，所以木有似於仁。孔子稱讚顏淵，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心不外馳，自然有此氣象。孔子和左丘明都是討厭「巧言令色足恭」的，就因為他「鮮仁」，所以仁者必訥。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曰：「其言也，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乎？」因為仁是由力行得來的，所謂先難而後獲，所以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到此才知一切言語，都是浮華了。 克己的最後境界是無我。《論語》說：「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揣量，必是武斷，固是固執，都是意識所行境界中的妄念，因為私慾作主，便爾執持不舍，攀緣轉深，把一個活潑無礙的生命，弄得觸處成障，而其總根源都由於有我。因為我是因人而有的，人我對立，便是自己渾全之體的割裂，縮小，割裂縮小，便是不仁。所以克己不但要克去外誘之私，而且要克去意念的妄執；不但要克去意念的妄執，而且要克去人我共起的分別見。到了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大用現前，人我雙泯，體用不二，天理流行，這才真是復禮，真是得仁了。 孟子教人在怵惕惻隱之發見處識仁，因為仁以感為體，他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寂然不動便是靜虛，感而遂通便是動直。內外無隔，有感斯應，如水就下，如箭在弦，所以仁者必有勇，仁者必敏。靜虛之極至於無我，則死生得失不介於懷。動直之極至於自他不二，則不達於得仁不止。所以君子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是極從容自然的事。到此境界，只有內省不疚，是唯一大事，此外都無憂懼，心境自然坦蕩平愉了。 無憂無懼，便是知命樂天，孔、顏樂處在此。到此境界，豈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是素位而行，無人而不自得，聖人之從容中道蓋如此。然究其極，亦只是做到了盡心率性，並非於人生本分外有所增加，極高明亦不過道中庸而已。 這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我民族二千年來涵濡於這精神之中，養成了一種大國民的風度。那便是寡慾知足、自強不息、愛人如己、敏事慎言的美德。我民族所以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屹然立於不敗之地，全靠了這一副哲人精神為其自信力。發揚這一種精神，便成為全人類共同的信念，是我民族的責任，應該當仁不讓的。 周禮與魯禮 我們平常讀《論語》，常常見到孔子對於周公是非常地讚美。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為什麼孔子要盛讚周朝呢？因為周的文化，實際上就是儒家的理想。中國的文化，自夏以來，一向是以農業為根據的，大禹會治水，便是一個說明。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夏朝的文化，是以農業為主的。殷朝的文化，特點是工商業，所以現在一般人，還稱經商的人為「商人」。不過到了商的末葉，農業也很發達。周本來不是農業民族，但到了周變為農業民族。從歷史的眼光看來，一個民族，從遊牧變為農業民族，這實在是文化上一大進步。中國自周起，奠定了農業社會的基礎，這對以後文化的發展有莫大的貢獻。大概說來，凡是農業社會，其特點有四：（1）地址固定；（2）有家庭組織；（3）有宗法制度；（4）實行封建制度。 政治方面，自君主以至諸侯，多為血統關係。社會組織的倫理，便是封建社會的基礎，有人曾把西洋的封建制度，來比中國的封建制度，這是很大的錯誤。因為中國的社會，大體上說，是以倫理為中心的，家庭亦然。所以中國的社會，不能以法治，只可以禮治。因為這種制度，系建立在人與人的情感之上的。中國的文化與西洋的文化不同便在於此，維繫中國社會的，並不是法，而是禮。周代的社會組織，是以此為根據的。根據這一點，便將一切制度，建立在宗法倫禮的「禮」上。我們知道，周代的婚禮，是非常隆重的，說中國不重視女權，從過去看，實屬不然。例如男子當娶，必須到女家親迎，並且還要替女子趕車，這些都是尊重女子的表征。現在也有人說，這是掠奪婚姻的遺蹟。倘若論周朝文化的偉大，就在於能熔各代文化於一爐，給予新的意識。這是周的特點。而且禮樂相聯，造成一個統整的社會制度，這實在可以代表中國文化的特點，也便是奠定以後各代文化的基礎。直到周東遷以後，周朝文化的熔合性的光輝，才逐漸減退。其中只有魯國，尚能保持周代文化的整體。周以後，魯人保留周代文化為最多。春秋以後，人們仰周之餘威，便視魯為具體而微的「周朝」。故後人常以周公和孔子相提並論，實因孔子與周，有文化上的共鳴的緣故。 周朝的文化，到了春秋戰國，從重禮義一變而為重利害。這個時候，人的本性，日趨於下。孔子當日看到此種情形，甚為擔憂。因為當時的社會，存在三大危機：（1）統一的政權崩潰；（2）國內社會組織的混亂；（3）文化的變化和變質。 孔子大聲疾呼，希望能夠力挽狂瀾而謀安定，是因為過去周禮所表現的是人類正常的心理，此後即變為反常的發展。那麼，人的精神上的禮法，便要從動搖而至於崩潰。這種情形在孔子時代極為顯著，這便是孔子急於作《春秋》的動機[2]，以為文化既已逆轉，則人類將恢復到歷史獸性的時代。為了扭轉此種醜惡現象，唯有恢復周朝的禮樂。但這不過是一個理想。因之退一步主張恢復人性，認為人性可以恢復，則天下尚有可救，所以孔子晚年的思想，多從哲學上發展，尤以讀《易》為主。所以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晚年研究哲學，啟發人性，即以「仁」為中心。到了孟子，主性善，不唯把孔子的哲學發揚光大，而且除「仁」字之外，更加「義」字，便成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儒學，於是中國文化從「禮樂」而為「仁義」了。孔子以前，學在官守，孔子以後，學在私門。學在官守時，提倡禮樂尚有依據；學在私門時，既無以興禮樂，則唯有講「仁義」而已矣。這便是由周公到孔子的這一段變遷。 孔子與顏淵 孔子是最不容易講的偉大人物，他在中國歷史上及中國文化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歷代人對孔子就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反對孔子也由來很久，在《莊子》《墨子》書里，就有反對孔子的學說。一個偉大的哲人，看的人所取的角度不同，認識也就不同。比如講孔子就可以有：（1）孔子與周公；（2）孔子與顏淵；（3）孔子與孟子；（4）老子與孔子。四種講法，我取第（2）種。 宋人程、朱，喜歡談「尋孔顏樂處」。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又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宋朝以後的人，喜歡將孔、顏連在一齊來講，這是很可注意的。 孔子一生的志願，是使周公的事業發揚光大，所以非常重視魯國。他全部學問的中心問題，注重在禮。我們只要讀《禮記》的《曲禮》《檀弓》，便可見禮的條目很繁瑣，尤其是喪禮，墨子就是反對孔子的禮。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云：「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也是說禮的繁瑣。孔子處在當時的環境裡，政治理想不能實現，便想用一種教育方法，實現政治的理想。孔子在六十歲以前，是從事政治，注意教育，六十歲以後，整個獻身在教育事業上。弟子三千，成名就有七十二賢。在弟子中，只有顏淵是孔子最得意的，其他弟子不如顏淵那樣被孔子讚嘆不已，所以孔、顏合看，是很能得到真相的。 我們上次講周代文化，同農業自然是非常地接近。就好似工業文化同機器是接近的。農民終日在田裡，人與自然來比，自然太偉大，人太渺小了，所以人沒有力量同自然爭衡。中國人靠天吃飯的觀念便來於此。愈覺得自然偉大，愈覺得個人渺小，這樣就產生宗教，宗教觀念再演變，就成為後來的哲學。老子的思想也是這樣產生的，照道家的思想來看，自己既然渺小，就該一事不做，任天而行，這樣自然就是我，我就是自然，自然與我合而為一。儒家則不然，是擴大自己的人格以求同天，而《易經》所講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使是孔、顏的共同點。 莊子對孔子批評得最厲害，他也是反對孔子最激烈的人物，另一面卻讚美顏淵，莊子在《人間世》講顏淵的心齋那一段文字，非常重要。在這裡，孔、顏同天的精神，又是道家所承認的。 先講孔子。要認識孔子，應該由歷史著手。那時，國際變遷非常激烈，孔子便生在這惡劣的社會環境裡。他不是魯國人，他的父親叔梁紇，母親顏氏。以我的推算，他是從宋國遷到魯國，不過已有七十多年。只要讀《禮記》的《檀弓》就知道孔子對宋國的感情比魯國還深。孔子一直到死也沒有忘卻他是殷人之後，卻微服而過故鄉，因為他的觀念同當時人不同。孔子著眼在整個人類的文化，他最高的理想是「仁」，在《論語》里，孔子對「仁」發揮的意義最多。孔子自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孔子早年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四十歲開始收弟子，曾和魯昭公到齊國避難；五十歲時，定公任命孔子為中都宰，後做到司空，再升為大司寇，有夾谷之會攝相事。孔子在政治上、外交上成績是卓越的。又派子路為季孫氏家臣，隳三都，藉此削弱三家的力量。魯定公對孔子言聽計從，其後齊人歸女樂，孔子便周遊列國。在衛國住得最久，因為衛國保存著周文化，在禮樂方面的收穫很大。陳國是很小的國家，但接近楚文化，孔子到陳後，又想到晉國而未成。他的旅行可以說是文化的考察。由五十歲一直到六十歲都是在外邊遊歷，回國以後，七十三歲卒於家。《論語》這部書，是孔子的弟子或再傳弟子記載孔子最主要的著述，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欲明孔子各方面的成就，非細心研究《論語》不可。 在《論語》里，有一段孔子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一段話道理精深博大，不容易講，他給我們清清楚楚的啟示：做學問的功夫，要自己向內，才能有所成就，不應向外馳求。在孔門弟子中，能拳拳服膺於「仁」的只有一個顏淵，他只管自己教育自己，充實自己。孔子讚揚他道：「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失。」另一個弟子子張，他的精神是向外發展的。曾子這樣批評他：「堂堂乎張也，難與並仁矣。」孔門的教育是自己照顧自己，自己完成自己。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什麼呢？即是立於禮。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即是判別事物的力量，已經通透於事理，無所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此天命即《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知天命即宋儒所謂「見性」。「六十而耳順」，朱注謂：「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這種境界是很不容易達到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矩亦禮也。這種境界很高，很不容易達到。聖人達到了這種境界，人的生活同自然合而為一，到了這種境界，時間與空間都沒有了。聖人的生命，雖然不能永遠存世，而大地一日不絕滅，聖人之道就永存於世。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如果你一天得道，就是你一天沒有死。同宇宙一樣地不會消滅，這種最高境界，不是渺小、自私的人所能達到的。可見聖學之不容易學，就在於此。怎樣才能達到「仁」的境界？只有好學。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再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這是孔子終日不息的好學精神。 宋儒訓學為效，王陽明則訓為覺，程朱、陸王的異同就在於此。朱子一生的學問，就是在格物窮理，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孔子好學，沒有一分鐘、一秒鐘的放掉，這便是自強不息。不息的意義是自然宇宙本來具有，生命流行本來沒有一分鐘、一秒鐘停息的。譬如電燈片刻性熄滅，我們就感覺不方便。人的身體也是片刻不停息，人應該這樣教育自己，假如以為力量不夠就不努力向學，這便是生命的哀息。為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克服自己的懶情，發憤自強自立，這樣就是君子自強不息的功夫。孔子不許人有一秒鐘的偷懶，在孔子眼中不允許有絲毫的夾帶，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都要透明、透亮，沒有一分隱藏。在孔子弟子中，也只有顏淵深知孔子的偉大，師生彼此心心相印，最為默契。有一天，顏淵感慨地嘆了一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這是顏淵讚揚孔子的話，很不好懂。按照文意的次序，應該分為三段來講—— 第一段：「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第二段：「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第三段：「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孔子深知每個弟子的程度，因材施教，慢慢地引導上路。弟子在未做學問之先，心量並不開闊，故先教以博之。這裡的「文」是指「六藝」，教人最先儘量去博學，在博學方面已做過功夫，再繼續做的功夫。就是把所學的消化，變成自己的能力，應用在日常生活上。孔子全部學問，只有顏淵懂得最透徹，也只有顏淵身體力行，顏淵會用功，愈用功而愈知道孔子的哲理是圓的，上下四方都照顧得到。他的學問是絕對的，也就是博大精深，絲毫不能苟且。顏淵日夜不息地用功，也沒有達到孔子的境界，可是他的學問真有所得。真正會用功的人，才能體會到顏淵說的道理。他這一段話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立體的觀念是向上的。孔子是這樣讚嘆他的：「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孔子對顏淵說：「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孔子真正認識顏淵，也只有顏淵真正認識孔子，宋儒程朱理學家喜談「尋孔顏之樂」，就在這種師弟[3]契合的地方。 一個富人，他沒有人生樂趣，住的高樓大廈，吃的山珍海味，坐的豪華汽車，仍終日悵悵不樂，因為他的樂是向外的。真正懂得樂的人，要深刻了解生命是不息的。不息是靠好學入手。顏淵問「仁」，孔子回答他：「克己復禮為仁。—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你要每天改過自新，隨時隨地把自己改變成盡善盡美的完人。由這裡看顏淵的學問進步真是飛躍的。一個人修養到這種境界，是永遠不會衰老的。可以這樣說，孔子活到七十三歲，他還是一個赤子。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孔子和顏淵正是如此。 曾子、子思與孟軻 中國近八百多年以來，民間思想受四書的影響很大。四書里的《大學》《中庸》，本是《禮記》里的兩篇，宋儒認為《大學》是曾子作的，《中庸》是子思作的，現在我就根據《大學》《中庸》來講曾子與子思。可以這樣說：曾子是孔門最篤實的學生；顏子是孔門最聰明而又最篤實的學生。假如孔子有兩個學生，一個聰明而不篤實，一個篤實而不聰明，孔子寧取篤實而不聰明的學生。在孔門弟子中，曾子的天資最愚魯。孔子說：「參也魯。」而曾子成就最大，得夫子一貫之道。有一天孔子對曾子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的學問是身體力行出來的，同時也是親身體驗出來的。曾子的天資並不高明，而傳夫子之道的就是他。《漢書·藝文志》著錄《曾子》十八篇，在《大戴禮記》有《曾子本孝》等十篇，疑即《漢書·藝文志》所錄。還有一部《孝經》也是曾子作的，或者是曾子的弟子記的。可見大、小戴《禮記》當中，包括曾子的書很多。《大學》這篇是在《小戴禮記》里，其價值在其他各篇之上。朱子以為經一章是孔子之言，傳十章是曾子所述，以經合傳，大體相符，只少了「格物致知」一段，於是加上格物補傳，就是現在「四書」分的本子。 宋以後很多人，認為《大學》沒有脫文錯簡，就有《大學》古本之說，陽明就是主張《大學》古本的，因為本子之不同，就影響到程朱、陸王學派之不同。朱子和陽明的學問是絕對相反的，我們念《大學》首先應該注意這一點。《大學》是教人如何用功，因解說不同，效果也就不同。《大學》有三綱八目：三綱即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簡稱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這一套功夫，由修身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是容易懂的。由修身以上必須說明，《大學》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原來「正」字和「止」字同義，正字下面的止是像人的足，上面一橫，表所止之處。古人學射，必須在地上畫表，人的足便停止在那裡，這是正字的本義。在古音上來說，正與「定」同音，正心就是定心，也就是安住其心。要一切行為都對，必須在定心上才能分別出來。怎樣才能正心呢？我們要把心意弄得絕對誠實，自己不欺騙自己，一切念頭都放在誠上，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如此才不會妄想。但如何能誠實呢？那就必先格物致知才行。 格物致知，按照朱子的講法，就是即物窮理，遇一物即窮一物之理，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便物理大明，那就是致知。用現在的話來說，物就是事物，格就是研究，就是透徹的研究，把每件事物的道理都要格到家，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久之物物都能格，便是致知。朱子用功的方法，很接近於現代科學家治學的精神。象山則認為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天下之物那樣多，永遠也沒有辦法格完。陽明也做過朱子格物的功夫，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他格竹子之理，格了七天，格不出所以然，人也弄病了。他對朱子的格物說法，也就不相信了。照陽明講格物，格者拒也，這物是不對之物，格物就是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總的說來，就是把一切不正的都把它格出去。良知不為物蔽，這就是致知了。這種講法很近於顏淵的寡過、孟子的集義，但《大學》的本意是否如此，很成問題。朱子說格物窮理，不要以為物是格不完的。人之用功，只要一路通了，則路路都通，照推理的方法知道了甲，就可以知道乙，所以顏淵聞一知十，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天下之物，樣樣都用功夫去研究，以有限之生命，追求無窮的學問，真是用功到死，也弄不清楚多少。我們對朱子的格物，千萬不要產生這樣的誤解。 現在提出《大學》三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明德是什麼？人類和其他動物之不同，就是人類有明白道理的性格，其他動物沒有。人類就應該把其生命特別明白道理的那一部分，儘量讓他發揮出來。假如他不明白這種明道的道理，可以用教育使他明白，這種叫明明德。人類與其他動物不相同的地方，中國人和外國人說法不同，外國人說：人類是高等動物，這話是不對的。在中國很早儒家就有分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類的文化與豬狗的文化不同，人類有精神文化，能創造物質文化，豬狗就沒有這些，只求生存而已。人類生活的目的不僅為求生存，還有超出生存的意義。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可以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人之可貴就在這裡。人可以教育自己，同時可以教育別人，一切文化都是幫助人在做人，每一個中國人，讀了古先聖賢遺言，就應該懂得這一點。這是教育第一義，這就是在明明德。明德以後，就可以新民，就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天過他的新生活，一切懶惰、苟且都可以一掃而空，努力改造，大家能過恰到好處的生活。就如孔子答魯定公所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人都盡各人的責任，就把國家弄好了，這就是止於至善。《大學》的大意是這樣，比《論語》更進一步，把孔子的學問體系化了。 《中庸》是子思作的，在《荀子·非十二子篇》和兩戴《禮記》里都提到子思，宋儒很重視子思之學。《中庸》照朱子分為三十三章，可分為幾個綱領條目來講，率性修道，自明誠，自誠明，最後條目是致中和。庸之本義是「用」，《中庸》即「中用」。怎樣才使人中用，必須懂得率性、修道這一套功夫。孔子不肯定地講性善或性惡，孔子只講「性相近，習相遠」，一個四五歲以下的小孩子，將來是好是壞，我們不可得知，人類是靠教育來改造人生，不必肯定說人性是善是惡。孟、荀分別主張性善、性惡，是他們立言如此。《中庸》第一章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是自然所賦予人或物的性。譬如茶杯不能寫字，而粉筆能寫字，因為粉筆有寫字的性。人不用耳朵講話，只能用口講話，因為口有講話的性。一個人生下來，能儘量發揮他的本性，不要中途停頓，或偏畸，這樣便是完人。這在孟子叫作盡性，在《中庸》叫作率性。孟子常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就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把自己做成一個完滿的人。我們本來都可成聖人、賢人。不能成為這樣的人，儒家認為是自己毀滅自己。所以要把率性的道理常常修明，這就是教育了。這率性的起手功夫，就是做每一件事情都不要自欺，把每一件事情都弄得確實明白，這就是明誠。不論做任何事情，都要恰到好處，這就是致中和。這些話很不容易理解。在《論語》里，孔子的弟子常問孝問仁，孔子的答覆各人不同，這便是時中之用。《中庸》最高的目的，就是中用，把壞環境弄好，才是中用。「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小人就相反，小人只是自私，自私就毀滅了自己，同時也毀滅了宇宙人生。 孟子的道理是根據曾子、子思的學問而來的。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類與禽獸的不同，在上面略略講過。在戰國時代，在那非人的社會裡，孟子就拚命地講人性是善的，言必稱堯舜。《孟子》全書的綱領，即「仁心」「仁政」。仁心是孟子自己的修養，所謂知言養氣。孟子講不動心，即《大學》里所講的「正心」。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的養氣，就是顏淵的改過功夫，也就是「不遷怒，不貳過」的功夫。今天做一件善事，明天又做一件善事，由此心安理得，理直氣壯，這就是孟子的集義功夫。孟子的學問，就是要做到心安理得、理直氣壯的境地，這是孟子的氣象，知言養氣的功夫不是外來的。 有一句名言說：「三折肱為良醫。」這話很有深意。由孔子到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儒家這一套學問，都是由克己入手，以恢復人類的本性，人性一復，天下自然太平，世界立刻成為一個理想的樂園。反之，人心愈亂，天下就愈亂。在這裡，順便談到學國文的問題，學國文也要知道孟子知言養氣的功夫，韓退之《答李翊書》就是受孟子知言養氣功夫的影響，每一個國文教師都應該知道這套功夫：大家能夠在知言養氣上下功夫，不僅是對修養上有幫助，就是對作文章也有很大的幫助。下次繼續講七十子以後的儒學。[4] 七十子以後的儒學 現在用很簡單的演講，將七十子以後的儒學講到近代。荀子在《非十二子篇》反對許多儒家，此外還有韓非的《顯學》篇，說孔子以後，儒分為八。在《顯學》篇可以看出儒學在戰國很盛行，儒家學派可分為八派：「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孔孟弟子皆包括在裡面，班固著《漢書·藝文志》，著錄《子思子》二十三篇，《禮記》的《中庸》《坊記》《緇衣》《表記》等篇，都出於《子思子》，從文體上來看很像《論語》。另外曾子所著十八篇，《大學》一篇，宋儒認為曾子所作，他篇已經失傳。在孟子、荀卿以後，《小戴禮記》包括了許多儒學。《禮記》之所以稱為記，本是《儀禮》的記，兩戴《禮記》關於冠、婚、喪、祭等禮是《禮記》的本身。此外記載古代的制度，如明堂位，其他還有歷史上的材料，同《論語》性質相近的，有《哀公問》等篇。關於學派的分別相當麻煩，要知道各篇的時代比較容易，就是要從文體來看，孔子時代的文體很短，《論語·季氏》首章，文字比較長，據清朝考據家的考證，認為是偽托的。像《禮記·禮運》篇那樣文字很長又有體系，足見是很晚的。十三經中的《禮記》，沒有好的註疏，因為《禮記》比較難讀，全書的內容複雜，直到今日還未能透徹整理出來。現在從《易傳》《荀子》來講，《易經》的內容同《中庸》很相近，是講天道。《荀子》這書不是講天道而是講人道，他認為人道講得好，天道亦包括在裡面。孟子也是講人道的，同荀子所講的人道不同。荀卿有兩個大弟子，一個是韓非，一個是李斯。這兩個人都是法家。那時是禮壞樂崩，儒家沒有辦法來教人，只有根據人倫來講孔子的禮。孟子沒有具體的材料講禮，所以孔子講仁，孟子講仁義。因為禮沒有了，便用義來代禮，孟子講義，等於孔子講禮，當時是禮壞樂崩，風俗蕩然。子思作《中庸》，開始就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一段完全是講人生哲學的本體論。 荀子學問的規模是保有儒家原來的真面目的，他的重心是在講周公與孔子，荀子的《禮論篇》《樂論篇》《天論篇》最為重要。子思、孟子是推崇孔子的學問，荀子是發揚周公與孔子的禮樂。荀子的天論為他最重要的理論。照荀子的意思，天對人並不苛待，而是人自己對不起自己，你只要自尊自貴，為聖人不求知命，只管人事，不管天命。《中庸》所講非知天命不可，荀子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在《性惡篇》主張人性是惡的，可用教育的力量由惡改為善。因為孟子主張人性是善的，荀子就主張人性是惡的，他希望人努力克服人的惡性。在中國古代學術史里很少有人討論性的問題，只有孔子說過：「性相近，習相遠。」也沒有說到人性一定是善，或人性一定是惡。到了孟、荀，對性的看法，就各走極端。荀子是主張戡天主義，在《荀子·勸學篇》教人要拚命地努力，這種好學的態度，仍是發揮孔子守近的精神，不要管得太遠，把目前的事弄得盡善盡美。荀子是主張法後王之說，真正好的聖人，不一定考慮夏、商、周，一定有能應付現實的才幹，才是理想中的聖人。孟子則反是，開口必談堯舜、聖君賢王，他是主張法先王。荀子法後王的精神很接近孔子的本來面目。就荀子的學問來說，他是比孟子還好，不過荀子太注意現實，因為時代的關係，到了壞的時候，有一種人就特別注意現實，如伊尹，必須要有他那種魄力，那種擔當，假若你有伊尹的志向，就可以那樣做，反之就不可能。荀子的學問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所以由荀子就一直變到韓非、李斯。另外一種人，感覺社會紊亂，自己就站遠一點，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效法「先王之道，以待來者」，有點像伯夷之清。因此之故，孟子的學說大倡於後世。除《荀子》以外，還有一部《易經》——這部書的《十翼》相傳是孔子所作的。根據最近歷史考證，不一定是孔子所作的。《易傳》不管是誰作的，而與儒學有關。《易經》這部書在中國哲學上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明天道，知人事。「易」有三種意思：第一是不易，即是永遠不變動。第二是變動之易，宇宙不停地在那裡變化，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第三是簡單之意，人生的問題，看起來是很複雜，其實是很簡單。《易經》本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即六十四卦。宇宙的本體是不容易知道的，由表面來看，是一個相對的現象。如好惡、東西，我們可以這樣說宇宙是互相對待，一切的事情都是對待變化，你認得了天道，人道的變化也就認得了。《易經》同《中庸》的道理很接近，與荀子的學問離得很遠了。 自從秦焚書以後，一直到西漢的儒學，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受陰陽五行思想影響很深。兩漢四百多年以來，《論語》《易經》這兩部書，沒有人特別注意，兩漢的經學，沒有了不起的貢獻，那時的社會，也非常平靜。到了三國，天下大亂，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難。佛教傳入中國，在三國末年，大家都認為佛學的哲理比中國的哲理要高明得很多。亂極思靜，就來潛心學佛學。中國原來沒有這樣的學問，只有《老子》《莊子》《論語》《易經》，簡稱易老莊「三玄」之學，又名魏晉玄學。都是把儒、道混合而談，這就是清談家，一切面對的現實讓它毀滅了。這種現象正是荀子所怕、所反對的。一直到了隋唐之際，比較高明之士，都投到佛教禪宗里去，隋唐的《傳燈錄》，儒家的道理在當時不能與之相比。到了王通，他是北朝舊派儒家，是隋末唐初了不起的人物。唐朝開國最著名的人物，都是他的弟子。文中子死了以後，唐朝第二人就是韓退之，他是承繼孟子的道統，他最有名的弟子是李習之，作有《復性書》。他講義理之學比他的先生高明得多，以《中庸》為基礎，發揮他高深的學理，開後來宋明理學的先河。 到了宋朝初年，出來陳摶、邵康節、周濂溪，而儒學一變。濂溪作有《太極圖說》，把《易經》道家化，但《通書》卻恢復了儒家高深的面目。除了以上幾位外，有程明道、程伊川、朱熹、張載，宋明理學，受禪宗的影響很大，就是把禪宗的最高境界同孔顏之學合而為一。程朱主敬，是奠定理學的基礎，就是要把孔孟的精神表現出來，因為中國後來禮壞樂崩，要想做居敬的功夫是不容易的。西洋人辦公就專心辦公，下公後就不管公家事。中國人講孔孟之學，而行為恰恰相反；西洋人不講孔孟之學，人家到處合孔孟的精神。中國人受了老莊的影響很深，中國的社會是禮壞樂崩，中國人做事就是馬馬虎虎。兩程子就是做主敬功夫，時時照顧自己的本心之明，仁就表現，同時明德也就表現。伊川主敬就是隨時隨地專心把自己弄好，如走路就專心在走路上，如讀書就專心在書本上，如寫字就專心在寫字上。陸象山偏於禪學，提出主靜，就是靜坐、動與靜相互為用。一天只有靜沒有動，也是不大好，或有一天只有動沒有靜，也是不大好。一天有時候靜一下是很好的，靜觀喜怒哀樂之未發，人愈靜，心愈靈，人愈亂，心愈不靈。 朱子是講格物致知，即一事之兩方面。實際說來，朱陸之學合起來，才是學問的真面目，元明以後把陸象山的學問看成別派，王陽明的學問就是由象山那裡來的。致良知之學是陽明學問的全部，可以說受禪學的影響很深。王門的弟子，都能夠帶兵打仗，到了明末，理學就衰。清代的樸學發達，清朝開山大師有顧炎武、黃梨洲、王船山，就是講新的理學，經學即理學。清代中葉以後，講經世致用之學，真正得到經世致用的真髓，在政治、軍事修養上毫無毛病一洗空洞的弊病的，恐怕是曾文正公了。最近幾十年，西洋學傳入中國，康南海、梁任公主張變法。最近有兩位大師，一位是馬一浮先生，一位是熊十力先生。馬先生的學問近於象山、慈湖，熊先生的學問近於陽明、船山。馬先生著有《復性書院講錄》，熊先生著有《新唯識論》《讀經示要》等，都是不可不讀的。 注釋 [1]《說文解字》無此表述，疑羅庸結合舊注作解。——編者注 [2]孔子只是對魯史《春秋》加以刪修，並未創作。——編者注 [3]這裡的師弟指老師和弟子。——編者注 [4]本書為選本，在尊重並保持原著風格與面貌的基礎上，編校時沒有刪除或改動具有前後互現、互證的語句。後文中如「上見」「上詳」「見下文」「下詳」「見下章」「文見下引」「已詳上章」「上文已詳」「前面」「詳下章」等表述，多數都有對照的內容，只有極少數因選文或統一體例等原因導致沒有對照的內容，請讀者諒解。——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