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國史課 · 第三章 雷海宗講魏、晉、南北朝

曹操與三國 自董卓以下，中央成為大軍閥的傀儡。地方則由大小的軍閥割據。董卓沒有遠大的計劃，失敗之後，曹操取代他的地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騰的養子，官至太尉。曹操少機警，有權術，20歲時舉孝廉為郎。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組建西園新軍，他任典軍校尉。董卓專權後，曹操到陳留聚兵五千人，參加討董聯軍。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黃巾軍攻殺兗州刺史，曹操入據兗州，擊敗黃巾軍，收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他改編其中精銳者，號稱「青州兵」，從此勢力大振。後曹操迎漢獻帝入許昌，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當曹操大體上平定黃河以南時，袁紹也平定了黃河以北。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雙方決戰於官渡（今河南中平[1]境內）。曹軍在官渡以少勝多，殲滅袁軍主力，取得了統一北方的決定性勝利。官渡戰後，袁紹病死，其子袁譚、袁尚自相攻擊，曹操乘機揮師北上，消滅了袁氏殘餘勢力。此後，曹操集團成了當時勢力最大、軍事實力最強，同時擁有著很大政治號召力的割據勢力。 割據的局面漸漸分明，形成鼎足之勢，赤壁之戰可說是決定三國局勢的戰爭。曹操平定北方後，欲借勝利之餘威掃蕩南方，攻滅荊州、江東以統一天下。不過志滿意得的曹操由於輕敵和出兵過於迅速而沒有考慮到其他的複雜因素，終於被一心抗曹的孫權和劉備在赤壁擊敗。曹操退回北方後，劉備以荊州地區為根據地，又占領了益州、漢中等地，鞏固了自己的勢力。三國鼎立局面實際形成。後來曹丕篡漢，吳、蜀稱尊，不過是正式宣布一件既成事實。 此後五六十年間，天下處在不斷的戰亂中。在這種混戰中，挾持天子的曹氏實力最為雄厚，所以最後仍是魏與它的繼承者晉占了勝利。長期大亂之後，社會生活又返回到原始的狀態，交易方面甚至又退化到以貨易貨的地步。 西晉與中原之淪喪 經過漢末的大亂與三國的擾攘之後，天下一併於晉，大局似乎又安定下來。但這只是片時的安定，不過是大崩潰前的迴光返照。自殷商以下兩千年來建功立業的華夏民族至此已頹廢墮落到可驚的程度，無人再能真正振作，大家好似不約而同地走向自殺之路。政治腐敗，目的不在治民而在吃民，賄賂公行，錢能通神。 晉武帝是開國之君，卻是平庸之主，無經國遠圖，寬縱大臣，信用佞臣。朝中權貴結黨營私，政出多門。他貪婪成性，公然賣官鬻爵，以為私財。自滅吳之後，更加志得意滿，以為江山一統，天下太平，「驕奢之心，因斯而起」（《晉書·八王傳序》）。他的後宮原有宮女五千，又選取吳宮女五千，終日耽於嬉戲。君主如此，臣僚更甚。西晉權貴大多是曹魏權貴的子孫，生於富貴，安於逸樂，以奢糜相高，縱情於聲色。為維持奢侈的生活方式，他們千方百計地聚斂財富，廣占園田土地，收受賄賂。如鬲令袁毅行賄遍朝中，以求升遷。當時求官買職成風，王沈在《釋時論》中說：「京邑翼翼，群士千億，奔走勢門，求官買職」（《晉書·文苑·王沈傳》）。連荊州都督杜預也不得不給朝中權貴送禮以求平安。更有甚者，石崇在荊州任上竟然派人搶劫過往的使者、客商。對此，時人魯褒諷刺說：「凡今之人，唯錢而已」（《晉書·隱逸·魯褒傳》）。西晉統治集團腐敗到這個地步，它的滅亡已經不遠。 大亂之後政治破裂，豪右遂得操縱地方。這最少是晉又行「封建」制的一個原因。但封建並不足挽回頹局，反致促進崩亂的來臨。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為了鞏固皇權捍衛統一。但都督坐鎮一方，手握一方軍政大權，可以成為維護皇權的力量，也可以成為地方割據的勢力。晉因懲魏氏孤立之弊而建立的宗室諸侯王的特權，由於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發展，宗室諸侯王恰好成為分割皇權的勢力。 社會的委靡與政治的腐敗同時並進。有能力的人都採取及時行樂主義而癲狂般地享用。內部腐化破裂到不可收拾的時候，雜居中國邊地甚至內地的夷狄就乘機喧賓奪主，人民的顛沛流離達到一個難以想像的地步。漢末以下的擾亂至此可說收到了最後的惡果。永興元年（公元304年），匈奴族首領劉淵在離石（今屬山西）起兵反晉，自稱匈奴大單于，後建國號漢，改稱漢王。劉淵子劉聰繼立，派兵消滅西晉。其後，匈奴、羯、氐、羌、鮮卑等各族紛紛在北方建立政權，各政權之間此起彼伏、互相攻殺，昔日中原勝地，淪為煉獄，百姓或被殺，或攜家帶口、流離失所，在流亡的道路上，屍骨成堆、哀號滿路。這就是所謂的「五胡亂華」和「永嘉之亂」。 最可憐的就是少數的明眼人，在晉武帝的盛期他們已知自己是處在衰亂的末世。但他們的大聲疾呼並沒有發生效力。一般的人似乎都抱著一種「日暮途遠倒行逆施」的宗旨度日；人心既死，一切在理論上可行的辦法都無濟於事。 五胡亂華 背景 土著開化的富裕地帶對於遊牧民族有不可抵禦的誘惑。除非土著人民有能力把他們完全殲滅或驅逐到絕遠的地方，這些逐水草而居的人終究要衝破文明區域的壁壘。中國北邊及西北的民族，只有北匈奴曾被驅逐遠竄，但一大半是靠南匈奴與西北羌胡的助力。至於任何異族的完全殲滅，在漫無涯際的沙漠曠野中全談不到。中國因此感到只有容他們進到邊地居住，給他們一種享受文明社會生活的機會，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減少他們不斷擾邊的麻煩。同時中國自己也相信夷狄移近內地易於監視控制。所以兩漢、魏、晉數百年來中國就一貫地實行這種雙方尚可滿意的政策。這是中國對於外族不能捕滅、不能逐遠，最多只能戰勝，而往往被戰敗的局面之下不可避免的政策。 但中國既把夷狄遷近內地，卻無通盤的計劃，一任地方官擺布。地方官對他們不知牢籠，往往欺壓擄掠，不只時常引起叛亂，並且使他們對中國發生惡感，時刻怨恨，因而阻止了他們華化的趨向。數十年以至數百年與中國人雜處而不同化，這是後代所絕無的例子。夷狄中最著名的被中國人欺侮的例子恐怕就是石勒。 石勒是上黨武鄉（今山西榆社北）人，其祖父和父親當過部落小帥，但社會地位並不高。石勒從小在家務農，因家境貧寒，沒有機會讀書，目不識丁，14歲便出外謀生，曾隨同族人在洛陽當小商販，後來又當過僱工。石勒在當小販時異常貧苦，甚至為爭一塊麻地與鄰居李陽數次毆鬥。其後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令將軍郭陽、張隆等，虜捉諸胡，兩人共鎖於一枷，驅向山東（太行山以東一帶）出賣。二十多歲的石勒，也在被掠賣者之中。到山東後，石勒被賣與茌平（山東茌平縣[2]）人師懽家為奴。石勒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不斷被漢人豪強驅趕、販賣中度過的。 除以上種種因緣之外，東漢建都洛陽的失策也與五胡亂華有關係。若都長安，西北或者不致大半成為羌胡的居地；由長安方面看，并州，最少并州南部，是後方內地，或者也不致由匈奴任意蔓延占據。所以建都洛陽無論本意如何，結果等於向夷狄表示退縮，把西北與正北的國防要地拱手讓人。明朝永樂皇帝為防備蒙古南侵，將國都遷到離蒙古人比較近的北京，就是出於此種考慮。建都長安不見得能永久防止胡人內侵，但建都洛陽的確給外族一個內侵的莫大便利。劉淵起事是中原正式淪喪的開始，但實際上中原的一部分，並且是國防上最重要的部分，早已成了胡人的勢力。 上列種種原因雖很重要，但可說都是可輕可重的外因。根本講來，五胡亂華還是由於政治瓦解、民氣消沉的嚴重內因。 中原淪喪 由劉淵起事到元魏統一中原，中國經過一百三十六年的大亂，就是所謂五胡十六國的時代，最早發動的就是自漢宣帝以下蔓延內地的并州匈奴。所謂大晉一統的虛偽局面被立刻揭開，真正抵抗的能力全告缺乏。 懷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劉淵派兒子劉聰兩次進攻洛陽。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劉淵死，劉聰繼位。這時洛陽周圍地區或遭破壞，或為劉聰、石勒占領，洛陽飢困日甚。掌權的東海王越，眼看洛陽難守，遂以出討石勒為名，率領僅有的一些軍隊和滿朝文武公卿離開洛陽，東屯項。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司馬越病死。石勒率騎追司馬越軍，在苦縣寧平城（今安徽鹿南鄲城[3]東）大敗晉兵，「從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資治通鑑》卷八七晉懷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劉聰攻陷洛陽，晉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萬多人。懷帝被擄到平陽。 但這些外族大半都受過中國文化的影響，占領中原之後就極力漢化，甚至忌諱「胡」字。後趙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本是入塞的羯族人。他在襄國（今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後，對自己國家的人稱呼羯族人為胡人大為惱火。石勒制定了一條法令：無論說話寫文章，一律嚴禁出現「胡」字，違者問斬不赦。可見此前中國對他們的虐待是防止他們漢化的最大原因。但「非我族類」，種族間的衝突難免。外族多年的怨氣至此方得任意發泄。胡人對漢人往往故意侮辱或大規模的屠殺，漢人只好忍受。史書記載羯族軍隊行軍作戰從不攜帶糧草，而是擄掠漢族女子作為軍糧，羯族稱之為「雙腳羊」，意思是用兩隻腳走路像綿羊一樣驅趕的奴隸和牲畜。 但胡人[4]最少有一次得了臨時報復的機會。公元349年，羯趙皇帝石虎死後，其子十餘人互相殘殺。公元350年正月，冉閔殺死羯趙皇帝石鑒，同時殺死石虎的三十八個孫子，盡滅石氏。其後冉閔即皇帝位，年號永興，國號魏，史稱冉魏。冉閔建魏後，便頒下《殺胡令》：「凡內外六夷胡人，敢持兵仗者斬，漢人斬一胡人首級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東門。」冉閔親自帶兵擊殺鄴城周圍的胡人，三日內斬首二十餘萬，屍橫遍野，同時冉閔還揚言要六胡退出中原，「各還本土」，否則就將其統統殺絕。 漢族南遷 五胡亂華時的喪亂情形恐怕是前此內亂時所未有。許多地方的人（除一部分絕對運命論的信徒）都覺得不能再繼續支持，只有另尋樂土。巧逢晉室有人見到這一層，在江東已立了新的根據地，於是中原的人士就大批地渡江避亂。 當時，琅琊王司馬睿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駐建鄴（因避愍帝司馬鄴諱，改稱建康，今江蘇南京）。因為江南比較穩定，當權的官僚們極力設法把自己的子弟、親屬安插到江南任地方官吏，以為將來自保之地。如宰相王衍就任命其弟王澄為荊州刺史，族弟王敦為揚州刺史。在永嘉南渡時，北方的許多士族、大地主攜眷南逃，隨同南逃的還有他們的宗族、部曲、賓客等，同鄉同里的人也往往隨著大戶南逃。隨從一戶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餘家，人口達到數萬之多。有的逃到廣陵（今江蘇揚州），有的逃到京口（今鎮江）以南。（《晉書·王導傳》曰：「洛陽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當時流亡的情景，我們只能想像，不能詳知。但由喪禮的成為問題就可知骨肉離散是如何的普遍。 方才過江的時候，一般的人還以為這不過是暫時的避難，並不是長久的遷移，但不久都漸漸覺得中原的故鄉永無歸還的希望。敵國外患似乎不是興國的絕對良藥，南渡之後政治的腐敗、人心的麻木仍與先前一樣。東晉孝武帝和司馬道子，一君一相，耽於享受，官以賄遷。道子又好做長夜之宴，政事多闕。腐敗的政治，加深了人民的痛苦。當時有人就曾上疏，指出：「時谷賤人飢，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晉書·簡文三子·會稽王道子傳》） 南北分局 漢人渡江是出於不得已，野心較大的人總希望不久能恢復中原。東晉初年，在門閥士族忙於建立江南小朝廷的時候，著名將領祖逖毅然率軍北伐。他率領舊部數百人過江。他中流擊楫而誓說：「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其辭色壯烈，眾皆慨嘆。 同時統治集團內的人實際上沒有真正收復失地的能力，即或收復也沒有繼續保持的把握，並且一般的人也沒有再回中原的意志。正當祖逖抓緊練兵，準備進軍河北時，朝廷反而派戴淵為都督指揮祖逖，並扼制祖逖後路。祖逖眼見北伐功虧一簣，憂憤成疾，病死軍中。 同時北方外族中的野心家卻希望能克服長江的天險而吞併整個中國，但這也是時勢所不許。從太元三年（公元378年）起，前秦開始發動對東晉的進攻，占領了梁、益二州。儘管當時前秦國內民族矛盾仍然很嚴重，但苻堅企圖一舉統一全國。苻堅自認為兵強馬壯，企圖「投鞭斷流」。不過，他沒有充分估計到前秦內部尖銳的民族矛盾和東晉的軍事實力，結果在淝水之戰後換得個「風聲鶴唳」的下場。苻堅退回北方後，北方重新分裂。 自此，南北分立的局面漸漸確定，在很長時段內無從打破。 江南雖未受胡蹄踐踏，但兩千年來以中原為政治文化重心的古典中國至此已成過去。然而在此後二百年間的南北分裂、胡華對立、梵漢合流的黑暗中，卻孕育著一個新的中國。 南北朝 南北互詆 南北並立的二百餘年間，雙方都以正統自居。北朝的根據是地理的線索，認為中原舊地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的正統，所以就呼南朝為島夷。南朝的根據是歷史的與種族的線索，認為自己是純粹的漢人與漢人的正統政府，所以就呼北朝為索虜。 南朝 南朝篡亂相繼，二百年間政治始終未上軌道，政治社會一般的情形也非常混亂。東晉將領劉裕滅亡東晉建立劉宋，劉裕、劉義隆在位期間，劉宋尚有生氣，不過劉宋末期，皇室兄弟間相互殘殺，政治一度混亂。在此期間，南兗州刺史蕭道成趁亂滅宋，建立齊。南齊的命運與劉宋相若，開國之主尚能控制局面，此後南齊皇室間的相互殘殺更甚於宋末。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宗室雍州刺史蕭衍自襄陽起兵攻占建康，次年稱帝，建立梁朝。梁武帝蕭衍在位四十八年，他統治的晚期迷信佛教，大興寺廟，甚至以皇帝之身出家為僧，而讓大臣們花巨資贖他還俗。糊塗的蕭衍妄想北朝叛將侯景能夠助他北伐中原，結果反被侯景乘機圍困於台城活活餓死。待到陳霸先建立陳朝，南朝與北朝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陳朝的疆域是南朝中最小的。 當時，只有商業似乎還有相當的發展。南方商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是非官方的草市的出現。當時，建康城除了城內官立的大市、北市、東市、宮市等以外，沿著秦淮河東北岸一線，又有備置官市徵稅的大市及十餘所小市。這些小市也就是草市，是一種因商業發展而自然興起的交易市場。隨著商業的發展，長途販運趨於活躍。江南江河縱橫，水運也隨之發達。 但南朝有它歷史上的作為，就是將長江流域完全漢化。南遷僑人中的士大夫，代表一種特殊的勢力，可說是南方的征服者，正如胡人是中原的征服者一樣。南土雖從春秋時代以後就開始與中國同化，但這種同化的過程直到魏晉時代仍未完成。歷代中原移殖的人與南土漢化的人雖已占多數，生熟的蠻人仍有他們自己的地盤，風俗習慣仍保留原始的狀態。南遷的中原人士帶有殖民的性質，與本地的漢人恐怕已不免衝突，與族類不同文化幼稚的蠻夷當然勢不兩立，蠻人因而時常暴動反抗。漢人雖然衰弱，但對付蠻人還無大的困難。到南北朝的末期，雖然江漢一帶的蠻夷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但一部分的蠻人卻已漢化，蠻人的部分土地也被漢人占領。 北朝 北朝最大的特點就是有種族的分別，最少在初期胡主漢奴的情形很明顯，到末期也沒有完全消滅。至於政治，雖較南朝或者略為健全，然而大致也未上軌道，如北魏前期實際上實行的是一種「胡漢雜糅」的政治制度，有「胡漢分治」的色彩。政治社會一般的情形也與南朝同樣的混亂。淝水之戰後，鮮卑拓跋部酋長拓跋珪重新糾集部眾，於公元389年[5]恢復代國，不久，改國號魏，史稱北魏。北魏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孝文帝死後，北魏日趨衰落。朝政混亂之時，大將爾朱榮率軍攻占洛陽，掌控朝政，史稱河陰事變。他在河陰將北魏幼主和胡太后沉入黃河溺斃，殺死大臣兩千餘人。後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而東、西魏的命運與南朝各政權有很大相似性，經過一個個的宮廷劇變和兄弟相殘，東、西魏又相繼被北齊、北周等取代。但北朝對農業社會土地分配的基本問題有比較周密的計劃，不似南朝的自由放任。北魏開始所實行的均田制，為北朝各代所沿襲和發展。直到隋唐，其與土地有關的制度設計都與均田制有很大關係。 胡主漢奴的北朝也有它的作為，就是使胡人漢化。當時中原——最少中原的一部分——恐怕已退化到半野蠻的狀態，以致連孔子都變成巫人求福的工具。胡人漢化的初步工作就是由代北遷都洛中。中原文化退步，數百年來受胡蹄蹂躪最烈的并州邊地恐怕更退化到難以設想的地步。所以北朝若要完全漢化，非向南遷都不可。但保守派的舊族故老極力反對，最後遷都的計劃也不得不略為緩和妥協。遷都之外，官制、姓氏、宗教典禮、婚制，也都漢化。孝文帝鼓勵胡漢聯婚，禁絕北語，廢除胡服。孝文帝本人幾乎變成一個儒生式的皇帝，而最能說明胡人漢化的就是兩族的通譜連宗。 門閥 自三國時代建立了九品中正的制度，富貴貧賤的分別漸漸形成望族寒門的階級。亂世的流浪人多投身到富貴之家以求保護，自由平民通過投靠、賜予等途徑降為大族豪強的依附民；奴隸解放，一般也不是直接解放為自由平民，而是解放為依附民，通常被稱做客。依附民代替了自由平民和奴隸，成為突出的社會階層。階級的分別因而越發顯著。到南北朝時代門閥的制度可說完全成立。門閥的一種表現就是士庶不通婚姻，並且不只南朝如此，北朝也有同樣的制度。第二種表現就是望族的譜學發達。第三種表現就是風水的信仰大盛，這可說是保障士族永為士族的方法。第四種表現就是士族階級中出現「諛墓文」的時髦。 南北消長與混一 南北對立的二百餘年間，大致南朝比較衰弱，有時甚至遭北朝的輕視嘲笑。劉宋雖有所謂的「元嘉北伐」，不過換得了「倉皇北顧」的結果。梁武帝妄想借侯景之力收復失地，更是被侯景困死。北朝除稱南朝為「島夷」外，由於北朝兵力比南朝強大，因此北朝諸政權的皇帝都沒有將南朝放在眼裡。 北朝的勁敵卻在遠北的塞外。現在北朝反成了中國文化的保護者，抵抗外邊的北族不使內侵。經過漢以後外族的陸續南徙與西晉以下的大批南闖，長城必已破爛不堪。長此以往，中原必將循環不已地受新外族的蹂躪，最後的結果甚至可使中原完全野蠻化。為使中原安定，容已經進來的外族一個休息與漢化的機會，北朝非重修長城不可。北魏初期，大軍南下作戰時，柔然的騎兵經常侵入北魏境內。為防備柔然等北方民族的入侵，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六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調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在東起上谷（今北京延慶），西至今山西河曲一帶大規模修築邊防工程，後在北方邊界成立六大邊防軍鎮，史稱「六鎮」。 在二百年的南北消長中，南朝的領土大致日漸縮小。時機成熟之後，北朝把南朝吞併，天下又歸一統。 新宗教之醞釀與成熟 新宗教之醞釀 南北朝二百餘年間是佛教漸漸醞釀成為中國的新宗教的時期。西僧開始有系統地介紹佛經，中國僧人也開始遠往印度去研究佛理，並大批地運回佛經。 來自西域的鳩摩羅什是當時聞名遐邇的高僧，影響很大。他譯出約三百卷佛經，「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魏書·釋老志》）。法顯是中國僧人西行的代表。後秦時，法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渡流沙，逾蔥嶺，長途跋涉，終於到達天竺。他克服種種困難，學習梵語梵文，抄寫佛教經律，又到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求經。歷時十五年，他才從海路回到祖國，譯出所獲經典百餘萬言，並且把自己的見聞寫成《佛國記》一書。 中印文化交流最盛的時期，除佛教之外，各種所謂外道也間或流傳到中國。 佛教地位日高，因而時常與政治勢力發生衝突。但政治的勢力並不能阻止佛教的發展，釋子中也不乏不顧性命而護法的人。 辯教 在佛教發展的過程中，總有一個鬼影緊緊隨著它，這就是道教。道教對佛教一方面模仿，一方面攻擊，它自己始終沒有一個真正獨立的靈魂。 這個怪現象可說是中國對外來文化勢力所起的一種自然反應。佛教當初勢力微弱，中國的態度幾乎完全是放任的。但到南北朝時佛教已發展到一個不可侮的程度，至此傳統文化方才感到威脅，因而開始反攻。反攻最厲的就是道家，同時自王充以後大盛的懷疑主義與自然主義也加入排外的陣營。 生活在魏晉時期的楊泉用他的元氣說去解釋人的形神關係，他說：「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餘魂矣。」劉宋時，范曄也認為死者神滅，天下絕無佛鬼。數學家何承天針對宗炳所寫的，指出「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弘明集》卷四） 中國傳統文化的勢力在江南較大，因而這種衝突也比較熱烈；但在北朝也有相當的接觸。 佛教對一切的攻擊都針鋒相對地抗戰，並且到南北朝末年可說已得了最後的勝利。 佛教之成熟 南北朝時中國對佛教已超過模仿盲從的階段，少數人已能自悟新理，創造中國本位的佛教。如慧遠傳布佛教宣揚佛法，他的思想就和玄學家「以無為本」的思想是接近的。慧遠早年曾研究過儒學和老莊玄學。他在廬山講過儒家的經典。他講《喪服經》，也講《詩經》。他在講《般若經》時，為了使聽眾容易聽懂並接受，常引用《莊子》的話來作說明，使聽眾曉然。慧遠講儒家經典，用玄學比附佛經，解釋佛教教義，使得佛教在上層知識界得以廣泛傳布。南北朝末年天台宗的成立與《大乘起信論》的產生可以象徵這種新宗教的完全成熟。 注釋 [1]河南中平，即今河南中牟縣。——編者注 [2]茌平縣，今山東聊城市荏平區。—— 編者注 [3]鄲城，今屬河南周口市，位於豫皖兩省交界處。—— 編者注 [4]根據上下文，「漢人」似更符文意。——編者注 [5]應為公元386年。——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