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國史課 · 第一章 張蔭麟論夏、商、周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傳說 商朝從成湯創業以後，六百年間，可考的大事，除了六次遷都，除了對鬼方的大戰，除了最後直接間接和亡國有關的打擊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環。所謂盛就是君主英武，諸侯歸服；所謂衰就是君主昏暗，或王室內亂，而諸侯叛離。前期第一度的盛衰牽涉到湯孫太甲（商朝第四王）和湯的開國功臣伊尹的關係。這有二說：一說太甲無道，「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把他放逐於桐，過了三年，伊尹見他悔過修德，又迎他復位。一說伊尹於商王仲壬死後，把法當嗣位的太甲放逐於桐，而自即王位；其後七年，太甲自桐潛出，殺伊尹。肇始商朝後期的盤庚是一中興之主。在他以後，唯他的侄子武丁曾一度中興。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下去。繼位的君主皆生長安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惟耽樂之從」（這是周朝開國元勛周公追數前朝衰亡的原因的話）。他們以畋游荒宴代替了國政的煩勞。在商朝末年，一種叔世的頹廢和放縱瀰漫了整個商人社會。狂飲濫醉的風氣普遍於君主、貴族和庶民。這是他們亡國的主因。 在敘述商朝滅亡的經過之前，讓我們回溯商朝所繼承的歷史線索。 商朝所替換的朝代是夏。關於夏朝，我們所知，遠更模糊。例如夏朝已有沒有文字？有沒有銅器？其農業發展到什麼程度？其政治組織與商的異同如何？這些問題都無法回答。在後人關於夏朝的一切傳說和追記中，我們所能抽出比較可信的事實，大要如下。 夏朝歷年約莫四百，其君位是父死子繼而不是兄終弟及。其國都的遷徙比商朝更為頻數。最初的君主禹歷都陽城、晉陽、安邑，皆不出今山西的西南角（陽城在翼城西，晉陽在臨汾西，安邑在平陸東北）。禹子啟始渡河而南，居今新鄭、密縣間。以後除啟孫後相因外患失國遠竄外，夏主的遷徙，不出今河南的黃河以南，汝、潁以北。當夏朝為成湯所滅時，都於斟，即今鞏縣[1]西南。夏朝最大的事件是與外族有窮氏的鬥爭。有窮氏以 （今河南滑縣東）為根據地，當啟子太康時，攻占了夏都（時在斟），以後統治了夏境至少有六七十年。太康逃居於外，有窮氏以次立其弟仲康及仲康子後相為傀儡。後相繼被竄逐追殺。後來後相的遺腹子少康收聚夏朝的殘餘勢力，乘有窮氏的衰弱，把他滅掉，恢復舊物。有窮氏是在夏境的東北，後來滅夏的成湯則來自東南，其先世亦發祥於東北。夏朝的外患蓋常在東方。 成湯的先世累代為部族長。他的先十四代祖契與禹同時，以蕃（今河北平山附近）為根據地。契子昭明遷於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繼遷於商（今河南商丘），「天邑商」及商朝之得名由此。昭明子相土是一雄才大略的君長，曾大啟疆宇，以相（在今安陽西十五里）為東都。可惜他的功業的記錄只剩下他的後裔的兩句頌詩：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此時的海外說不定就是遼東或朝鮮。後來商朝亡後，王弟箕子能逃入朝鮮而歷世君臨其地，莫不是因為商人原先在那裡有些根據？相土以後兩三百年間，商人的事跡無考，也許這是他們的中衰時代（傳說相土發明以馬駕車，又他的後裔王亥——也是成湯的先世——發明以牛駕車）。到了成湯才復把商人帶領到歷史上，他從商北遷於亳，繼滅了北方的若干鄰族，然後向夏進攻，夏主桀兵敗，被他放逐於南巢（在今安徽巢縣[2]東北五里）而死，夏朝於此終結。 我們若從夏朝再往上溯，則見歷史的線索迷失於離奇的神話和理想化的傳說中不可析辨了。凡此種種，本書自宜從略。但其中有一部分和後來歷史的外表，頗有關係，應當附帶敘及。 據說禹所繼承的君主是舜，國號虞；舜所繼承的是堯，國號唐。當堯舜之世，天下為公，而不是一家一姓所得私有的。堯怎樣獲得帝位，傳說沒有照顧到。舜本是歷山（在今山東）的農夫，有一串故事（這裡從略）表明他是一個理想的孝子和理想的賢兄，又有一串故事（例如他在那裡耕種，那裡的農人便互相讓界；他在那裡打魚，那裡的漁人便互相讓屋；他在那裡造陶器，那裡的陶工便不造劣器）表明他是一個理想的領袖。 帝堯聞得他的聖明，便把他召到朝廷里來，把兩個女兒同時嫁給他，試他治家的能力；並拿重要的職位去試他政治的能力。他果然家庭雍睦任事稱職。堯老了，便告退，把帝位推讓給他。堯的時候有一場普遍於全「中國」的大水災。禹父鯀，因治水無功，被處死刑，禹繼承了他父親的任務終於把水患平定。禹治水的工作凡歷十三年，在這期間，曾三次走過自己的家門，都沒有進去，有一次並且聽到新產的兒子在呱呱地哭呢。後來舜照堯的舊例，把帝位推讓給禹。禹在死前，也照例選定了一位益做自己的繼承者。但禹死後，百姓不擁戴益，而擁戴禹的兒子啟，於是啟踐登了帝位（一說益和啟爭位，為啟所殺）。舊例一破便不再回復了。這便是堯舜「禪讓」的故事。 還有一位值得提到的傳說中重要人物，那是黃帝。他所占故事中的時代雖在堯舜之先，他的創造卻似在堯舜之後。照傳說的一種系譜（《史記·五帝本紀》），他是堯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輩，這很奇怪），也是商周兩朝王室的遠祖，並且成了後來許多向化的外族的祖先。黃帝和他左右的一班人物並且是許多文化成分的創造者，例如他發明舟、車、羅盤、陣法、占星術和許多政治的制度；他的妃嫘祖最初教人養蠶織絲；他的諸臣分別發明文字、算術、曆法、甲子和種種樂器。總之，他不獨是中國人的共祖，並且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他的功用是把中國古代史大大地簡單化了。 周朝的興起 現在讓我們離開想像，回到事實。 當商朝最末的一百年間，在渭水的流域，興起了一個強國，號為周。周字的古文像田中有種植之形，表示這國族是以農業見長。周王室的始祖后稷（姬姓），乃是一個著名的農師（傳說與禹同時），死後被周人奉為農神的。后稷的子孫輾轉遷徙於涇渭一帶；至古公亶父（後來追稱太王），原居於豳（今陝西邠縣[3]附近），因受不了鬼方侵迫，率眾遷居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境）之下。這一帶地方蓋特別肥沃，所以後來周人歌詠它道： 周原，堇荼如飴。 以一個擅長農業的民族，經過移民的選擇，來到肥沃土地，而且飽經憂患，勤奮圖存，故不數十年間，便蔚為一個富強之國。到了古公子季歷（後來追稱王季）在位時，竟大敗鬼方，俘其酋長二十人了。古公在豳，還住地穴，其時周人的文化可想而知。遷岐之後，他們開始有宮室、宗廟和城郭了。季歷及其子昌（後來追稱文王）皆與商朝聯婚，這促進了周人對商文化的接受，也即促進了周人的開化。 至少自古公以下，周為商朝的諸侯之一，故卜辭中有「令周侯」的記錄。舊載季歷及昌皆受商命為「西伯」，即西方諸侯之長，當是可信。但卜辭中屢有「寇周」的記載，可見商與周的關係並不常是和諧的。舊載古公即有「翦商」的企圖。蓋周自強盛以來，即以東向發展為一貫之國策。古公和季歷的雄圖的表現，於史無考，但西伯昌的遠略尚可窺見一斑。他在逝世前九年，自稱接受了天命，改元紀年。此後六年之間，他至少滅掉了四個商朝的諸侯國： 一、密 今甘肅靈台縣西， 二、黎 今山西黎城縣東北， 三、邘 今河南懷慶[4]西北， 四、崇 今河南嵩縣附近。此外商諸侯不待征伐而歸附他的當不少。又舊載西伯昌曾受商王紂命，管領江、漢、汝旁的諸侯，大約他的勢力已及於這一帶。後來周人說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若以商朝的勢力範圍為天下，恐怕竟去事實不遠了。滅崇之後，西伯昌作新都於豐邑（在今長安縣境），自岐下東遷居之。他東進的意向是夠彰明的了。 文王死後第四年的春初，他的嗣子武王發率領了若干諸侯及若干西北西南土族的選鋒（中有庸、蜀、羌、髳、微、糹盧、彭、濮等族類，其名字不盡見於以前和以後的歷史），大舉伐商；他的誓師詞至今猶存，即《尚書》里的《牧誓》。憑一場勝仗，武王便把商朝滅掉。戰場是牧野，離商王紂的行都朝歌（今河南淇縣）不遠。朝歌是他的離宮別館所在，是他娛悅晚景的勝地。這時他至少已有六七十歲了。在享盡了畋游和酒色的快樂之後，他對第一次挫敗的反應是回宮自焚而死。商兵潰散，武王等長驅入殷。商朝所以亡得這樣快，照後來周人的解釋是文王、武王累世積德行仁，民心歸向，而商紂則荒淫殘暴，民心離叛；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固然不能說沒有一些事實的影子，但事實決不如此簡單。周人記載中無意泄露的關於商、周之際的消息，有兩點可注意。一說「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可見商人在牧野之戰以前，曾因征服東方的外族，而把國力大大損耗了；武王乃乘其疲敝而取勝的。一說「昔周飢，克殷而年豐」。可見牧野之戰，也是周人掠奪糧食、競爭生存之戰。武王是知道怎樣利用飢餓的力量的。 殷都的陷落和商朝的覆亡，只是周人東向發展的初步成功。商朝舊諸侯的土地並不因此便為周人所有，而且許多舊諸侯並不因此就承認武王為新的宗主。此後武王、成王、康王之世，不斷地把兄弟、子侄、姻戚、功臣分封於外，建立新國。這些新國大抵是取舊有的諸侯而代之，也許有的是開闢本來未開闢的土地。每一個這類新國的建立，便是周人的一次向外移殖，便是周人勢力範圍的一次擴展。 但當初武王攻陷殷都之後，並沒有把殷都及殷王畿占據，卻把紂子武庚祿父封在這裡，統治商遺民，而派自己的兩個兄弟管叔和蔡叔去協助並監視他們。這不是武王的仁慈寬大。這一區域是民族意識特別深刻的「殷頑民」的植根地，而且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形之下，離周人的「本部」豐岐一帶很遠，顯然是周人所不易統治的。故此武王樂得做一個人情。但這卻種下後來一場大變的原因。武王克殷後二年而死，嗣子成王年幼，王叔周公旦以開國功臣的資格攝政。管、蔡二叔心懷不平，散布流言，說「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並鼓動武庚祿父聯結舊諸侯國奄（今山東曲阜一帶）和淮水下游的外族淮夷，背叛周室。周公東征三年，才把這場大亂平定。用兵的經過不得而詳，其為艱苦卓絕的事業，是可想像的。於是周公以成王命，把殷舊都及畿輔之地封給文王的少子康叔，國號衛；把商丘一帶及一部分殷遺民封給紂的庶兄微子啟，以存殷祀，國號宋；把奄國舊地封給周公子伯禽，國號魯；又封功臣太公望（姜姓）的兒子於魯之北，國號齊（都今山東臨淄[5]）；封功臣召公奭（周同姓）的兒子於齊之北，國號燕（都今北平[6]附近）；都是取商朝舊有諸侯國而代之的。周公東征之後，周人的勢力才達到他們的「遠東」。就周人向外發展的步驟而論，周公的東征比武王的克殷還更重要。這大事業不可沒有一些藝術的點綴。舊傳《詩經·豳風》里《東山》一篇就是周公東征歸後所作，茲錄其一章如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嘆於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假如傳說不誤，這位多才多藝的軍事政治家，還是一個委婉的詩人呢！ 先是武王克殷後，曾在豐邑以東不遠，另造新都曰鎬京（仍在長安縣[7]境），遷居之，是為宗周。「遠東」戡定後，在周人的新版圖裡，豐鎬未免太偏處於西了。為加強周人在東方的控制力，周公在洛陽的地方建築一個宏偉的東都，稱為成周。成周既成，周公把一大部分「殷頑民」，遠遷到那裡。從此周人在東方可以高枕無憂了。卻不料他們未來的大患乃在西方！周公對被遷到成周的殷人的訓詞，至今還保存著，即《尚書》里的《多士》。 武王、成王兩世，共封立了七十多個新國，其中與周同姓的有五十多國；但這七十餘國而外，在當時黃河下游和大江以南，舊有國族之歸附新朝或為新朝威力所不屆的，大大小小，還不知凡幾。在這區域內，周朝新建的和舊有的國，現在可考的有一百三十多。茲於現在可考的周初新建國中，除上面已提到的宋、衛、魯、齊、燕外，擇其可以表示周人勢力的分布的十八國列表如下： [1] 霍縣，今山西霍州市。——編者注 [2] 寶雞縣，今陝西寶雞市。——編者注 [3] 滕縣，今山東滕州市。——編者注 [4] 城武縣，今山東成武縣。——編者注 [5] 定陶縣，今山東荷澤市定陶區。——編者注 [6] 汜水縣，今河南滎陽市汜水鎮。——編者注 本節敘述周人的東徙至周朝的創業，本自成一段落。但為以下行文的方便起見，並將成王后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八世的若干大事附記於此。這時期的記載甚為缺略，連康、昭、共、懿、孝、夷六王在位的年數亦不可考（成王在位的年數亦然）。因此厲王以前的一切史事皆不能正確地追數為距今若干年。成、康二世為周朝的全盛時代，內則諸侯輯睦，外則四夷畏懾。穆王喜出外巡遊，其蹤跡所及，不可確考，但有許多神話附著於他。夷王時周室始衰，諸侯多不來朝，且互相攻伐。厲王即位於公元前878年。他因為積久的暴虐，於即位第三十七年，為人民所廢逐，居外十四年而死。在這期間，王位虛懸，由兩位大臣共掌朝政，史家稱之為共和時代。厲王死後，其子繼位，是為宣王。 周代的封建社會（節選） 封建帝國的組織 武王所肇創、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國」，維持了約莫七百年（公元前11世紀初至前5世紀末）。這期間的社會概況便是本章所要描寫的。自然在這期間，並非沒有社會變遷，而各地域的情形也不一致。這縱橫兩方面的變異，雖然現在可能知道的很少，下文也將連帶敘及。這個時期是我國社會史中第一個有詳情可考的時期。周代的社會組織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史的基礎。從這散漫的封建的帝國到漢以後統一的郡縣的帝國，從這階級判分、特權固定的社會到漢以後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較平等的社會，這其間的歷程，是我國社會史的中心問題之一。 上面所提到「封建」一詞常被濫用。嚴格地說，封建的社會的要素是這樣：在一個王室的屬下，有寶塔式的幾級封君；每一個封君，雖然對於上級稱臣，事實上是一個區域的世襲的統治者而兼地主；在這社會裡，凡統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統治者，同時各級統治者屬下的一切農民非農奴即佃客，他們不能私有或轉賣所耕的土地。照這樣說，周代的社會無疑的是封建社會。而且在中國史里只有周代的社會可以說是封建的社會。名義上這整個的帝國是「王土」，整個帝國里的人都是「王臣」，但事實上周王所直接統屬的只是王畿之地。王畿是以鎬京和洛邑為兩個焦點，其範圍現在不能確考，但可知其北不過黃河，南不到漢水流域，東不到淮水流域，西則鎬京已接近邊陲。王畿之地，在周人的估計中，是約莫一千里左右見方。王畿之外，周室先後至少封立了一百三十個以上（確數不可考）的諸侯國，諸侯對王室的義務不過按期納貢朝覲，出兵助王征伐，及救濟畿內的災患而已。諸侯國的內政幾乎完全自主。而王室開國初年的武威過去以後，諸侯對王室的義務也成了具文，盡不盡聽憑諸侯的喜歡罷了。另一方面，周王在畿內，諸侯在國內，各把大部分的土地，分給許多小封君。每一小封君是其封區內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世襲主人，人民對他納租稅，服力役和兵役，聽憑他生殺予奪，不過他每年對諸侯或王室有納貢的義務。 周朝的諸侯國，就其起源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開國之初，王室把新征服或取得的土地，分給宗親姻戚或功臣而建立的。前章所表列的國家皆屬此類。第二類是開國許久之後，王室劃分畿內的土地賜給子弟或功臣而建立，例如鄭、秦。鄭始祖為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時始封，在今陝西華縣[8]。幽王之亂，鄭友寄家於鄶及東虢，因而占奪其地，別建新國（在今河南中部黃河以南新鄭一帶）。第三類是拿商朝原有的土地封給商朝後裔的，屬於此類的只有宋。第四類是商代原有的諸侯國或獨立國，歸附於周朝的，例如陳、杞等。舊說周朝諸侯，爵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此說曾有人懷疑。但現存東周的魯國史記里確有這五等的分別。其中所稱及的諸侯公爵的只有宋，男爵的只有許（今河南許昌）；屬於第一類的多數為侯，亦有為伯的；屬於第二類的秦、鄭皆為伯；屬於第四類的大抵為子。 王畿內的小封君殆全是王族。列國的小封君原初殆亦全是「公族」（國君的同族）；但至遲在前7世紀初這種清一色的局面已打破。齊桓公（前651—前643）[9]有名的賢臣管仲和景公（前547—前490）有名的賢臣晏嬰都有封地，卻非公族，晏嬰並且據說是個東夷。晉國自從獻公（前676—前651）把公族幾乎誅逐淨盡，後來的貴族多屬異姓，或來自別國。秦國自從它的政制有可稽考，自從穆公（前659—前621）[10]的時代，已大用「客卿」，公族始終在秦國沒有抬過頭。但魯、鄭和宋國，似乎終春秋之世不曾有過（至少稀有）非公族的小封君。這個差異是進取和保守的差異的背景，也是強弱的差異的背景。畿內小封君的情形，我們所知甚少，姑置不談。列國的小封君統稱為大夫。列國的大夫多數是在國君的朝廷里任職的，其輔助國君掌理一般國政的叫作卿。卿有上下或正副之別。大國的卿至多不過六位。大夫亦有上下的等級，但其數目沒有限制。大夫的地位是世襲的，卿的地位卻照例不是世襲的，雖然也有累代為卿的巨室。大夫的家族各有特殊的氏。有以開宗大夫的官職為氏的；有以封地的首邑為氏的；若開宗大夫為國君之子，則第三世以下用開宗大夫的別字為氏。下文為敘述的便利，稱大夫的世襲的家業為「氏室」，以別於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周制：列國的卿，有一兩位要由王朝任命，但此制實施之時間空間範圍不詳）。 周王和大小的封君（包括諸侯）構成這封建社會的最上層，其次的一層是他們所祿養的官吏和武士，又其次的一層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庶人，最下的一層是貴家所豢養的奴隸。 奴隸 關於奴隸階級的情形現在所知甚少。譬如在全國或某一地域奴隸和其他人口的比例是怎樣呢？天子、諸侯或大夫所直接役屬的奴隸各有多少呢？我們都不得而知。幸而當時周王和列國君主賞賜奴隸的數目常見於記錄。最高的記錄是晉景公（前599—前581）以「狄臣」（狄人做奴隸的）一千家賞給他一個新立戰功的大夫荀林父。其次是齊靈公（前581—前554）以奴隸三百五十家賞給他的一個新受封的大夫。荀林父在這次受賜之前已做過兩朝的執政，他家中原有的奴隸，至少當可以抵得過這一次的賞賜。可見是時一個大國的闊大夫所有的奴隸會在一萬人以上。 這些奴隸的主要來源是戰爭。周初克殷和東征的大戰，不用說了，此後諸夏對異族的征討和諸侯相互的攻伐，每次在戰場內外所獲的俘虜，除了極小數有時被用來「釁鼓」（殺而取血塗鼓，以祓除不祥） 或用作祭祀的犧牲外，大部分是做了勝利者的奴隸。殷亡國以後，殷人被俘虜的一定很多，但究有若干，現在不可確考（《逸周書》所載不可靠）。此後俘數之可知者：對外的例如成王二十五年伐鬼方之役俘一萬三千八十一人，又如上說賞給荀林父的「狄臣」一千家就是當時新獲的俘虜的一部分。對內的例如前484年吳國、魯國伐齊，俘齊國甲車八百乘，甲士三千人。俘虜的利益有時竟成為侵伐的動機。諸侯對天子，或小國對大國時常有獻俘的典禮。諸夏國互獲的俘虜可以贖回。魯國定規贖俘之費由國庫負擔。但有被贖的幸運的恐怕只是顯貴的俘虜，而有時所費不貲。例如前607年，宋國向鄭人贖那「睅其目、皤其腹」的華元，用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但這些禮物還未交到一半他就逃脫回來了）。奴隸的另一個來源是罪犯。犯罪的庶人和他的家屬被沒入貴家為奴的事雖然不見於記載，但我們知道，貴家因罪戾被廢，或因互爭被滅，其妻孥有被系或被俘而用作賞品的，其後裔有「降在皂隸」的。 奴隸做的是什麼事？第一，自然是在貴人左右服役。這一類的奴隸包括「小臣」（即侍役）、婢妾和管宮室、管車駕的仆豎；還有照例用被刖的罪犯充當的「閽人」和用被「宮」的罪犯充當的「寺人」。但這些只占小數。大部分的奴隸是被用於生產的工作。每一個貴家，自周王的以至大夫的，是一個自足的社會。穀米不用說是從采邑里來的。此外全家穿的衣服和用的東西，自家具以至車輿、兵器、樂器、祭器，多半是家中的奴隸製造的。這時代用車戰，兵車以馬駕，養馬和管廄又是奴隸的事。此外山林川澤是由貴家專利的。樵、蘇、漁、牧和煮鹽又是奴隸的事。女奴也有分配到外邊做工的：採桑養蠶的叫作蠶妾，做紡織或其他女紅的叫作工妾。貴家設有一官專管工人。公室的工官普通叫作工正，唯楚國的叫作工尹。王室和公室的總工官之下還有分各業的工官：例如以現在所知，周室有所謂「陶正」者，大約是管制造陶器的；魯國有所謂「匠師」者，大約是管木工的。有專長的奴隸每被用作禮物。例如前589年，魯國向楚國求和，賂以執斫、執針、織紝各百人。又例如前562年，鄭國向晉國講和，所賂有美女和工妾共三十人，女樂二隊，每隊八人。 奴隸可以抵押買賣。西周銅器銘刻中有「贖茲五夫用百寽」的話。奴隸的生命自然由貴人隨意處置。例如晉獻公有一回思疑肉里有毒，先拿給狗試試，狗死了；再拿給小臣試試，這不幸的小臣便與那狗同其命運了。又例如獻公的兒子重耳出亡時，他的從臣們在桑下密謀把他騙離齊國，被一個蠶妾偷聽了；她回去告訴重耳的新婚夫人齊姜，齊姜恐怕妨礙公子的「四方之志」，一聲不響地便把那蠶妾殺了。在周代盛行的殉葬制度底下，奴隸也是必然的犧牲。平常以百計的殉葬者當中，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是奴隸。他們的死太輕微了，史家是不會注意的。但也有一件奴隸殉葬的故事因為有趣而被保留。晉景公的一個小臣有一朝起來很高興地告訴人，他夜夢背著晉侯登天，午間他果然背著景公但不是登天，而是「如廁」；景公本來病重，他跌落廁坑裡死了，那小臣便恰好被用來殉葬。 奴隸是以家為單位的，一個奴隸家裡不論男女老幼都是奴隸。他們的地位是世襲罔替的；除了遇著例外的解放。新俘奴隸被本國贖回也許是常見的事。此外奴隸被解放的機會似乎是很少的，歷史上只保存著兩個例子。其一，前655年，晉滅虞，俘了虞大夫百里奚，後來把他用作秦穆公夫人的「媵臣」（從嫁奴隸）。他從秦逃到楚，被楚人捉住。他在虞國本來以賢能知名，秦穆公想重用他，怕楚不給，於是以贖「媵臣」為名，出五張黑羊皮的很低代價，竟把他贖回了。他因此得到「五羖大夫」的綽號。其二，前550年，晉國內亂，叛臣手下的一個大力士督戎，人人聽到他的名字就懼怕。公家有一個奴隸叫作斐豹，自薦給執政道，若把他的奴籍燒了，他便殺死督戎，執政答應了他，後來他果然把督戎殺了。 庶民 我們在上文敘述奴隸的生活時，保留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奴隸和農業的關係是怎樣？換句話說，大多數農民的地位是怎樣的？關於這一方面，記載很殘缺，現在可得而說的多半是間接的推論。我們可以懸想，周朝開國之初，無數戰勝的族長分批地率領子弟來到新殖民地里，把城邑占據了，田土瓜分了，做他們的侯伯大夫，他們於所占得的田土當中留出一小部分，直接派人去管理，收入完全歸他們自己，這種田便是所謂「公田」；其餘大部分的田土，仍舊給原來的農夫耕種，卻責他們以粟米、布縷和力役的供奉；他們的佃耕權可以傳給子孫卻不能轉讓或出售給別人。這種田即所謂「私田」。大部分的公田當是由耕私田的農夫兼盡義務去耕種的。他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但也有一部分「公田」是由奴隸去耕種的。所以西周的《大克鼎》銘文里記周王賞田七區，其中有一區註明「以厥臣妾」。但由此亦可見奴隸附田的制度在西周已不很普遍了。耕私田的農夫皆是所謂「庶人」。他們的地位是比奴隸稍為高貴些；但他們的生活殊不見得比奴隸好。粟米和布縷的徵收固有定額，但不會很輕；什一之稅在東周末年還是可望難即的理想。除正稅外遇著貴人家有婚嫁等喜事他們還有特別的供應。力役之徵更是無限的。平常他們農隙的光陰大部分花在貴人的差使上。若貴人要起宮室、營台榭、修宗廟或築城郭，隨時可以把他們徵調到在鞭子底下作苦工。遇著貴人要打仗，他們得供應軍需，並且供獻生命。遇著凶年饑饉，他們更不如奴隸的有依靠，多半是「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西周傳下來的《七月》一首民歌描寫豳（今陝西邠縣）地農民的生活很詳細。根據這詩，可以作一個農民的起居注如下：正月把農器修理。二月開始耕種，他的妻子送飯到田裡給他吃，督耕的「田畯」也笑嘻嘻地來了。同時他的女兒攜著竹筐到陌上採桑。八月他開始收穫，同時他的女兒忙著繅絲，繅好了，染成黑的、黃的，還有紅灑灑的預備織作公子的衣裳。十月獲稻，並釀製明春給貴人上壽的酒。農夫們把禾稼聚攏好，便到貴人家裡做工，白天去采茅，晚上絞繩。是月酬神聚飲烹宰羔羊；大家到貴人堂上獻酒，歡呼萬歲。十一月出獵，尋覓狐狸，為著貴人的皮袍。十二月農夫們會同受軍事訓練。是月把養肥了的豬獻給貴人，又把冰鑿下，藏好，預備明年春夏天貴人需用。 《七月》這首歌是貴人用作樂章的，自然要合貴人的口味。詩中的農夫是怎樣知足安分地過著牛馬生活。但農夫和別的庶民也有不安分的時候，假如貴人太過忽略了他們的苦痛。第一章里已經說過，周朝的第十個王，厲王，就因為久積的暴虐，被民眾驅逐出國都，失卻王位。和厲王同命運，甚至比他更不幸的封君不斷地見於記載。舉例如下：前634年，當晉、楚兩強交爭的時候，衛君因為得罪了晉國想轉而親楚。但衛國離晉較近，親楚便會時常招惹晉人的討伐。在這種當兒，首先遭殃的便是人民。他們即使幸而免於戰死，免於被俘，他們回到家中，會發現禾稼被敵人割了，樹木被砍了，廬舍被毀了，甚至井也被塞了。因此，衛君的親楚政策是和衛國人民的利益根本衝突的。他們聽到了，便大鬧起來，把衛君趕到外國去了。同類的事件有前553年蔡國的公子燮因為想背楚親晉給民眾殺了。蔡是鄰近楚的。經過這些事件的教訓，所以前577年，陳侯當外患緊急時只好把國人召齊來，徵求他們的意見，來決定外交政策。因直接殘虐人民失去地位或性命的封君，為例更多。前609年，莒君因為「多行無禮於國」被他的太子率領民眾殺了。前561年，畿內的原伯，因為詳情現在不知的暴行弄到民不聊生，被民眾趕走了。前559年，另一位莒君因為喜歡玩劍，每鑄成一把劍便拿人民來試；又因為想背叛齊國，被一位大夫率領民眾趕走了。前550年，陳國的慶氏據著首都作亂，陳侯率兵來圍，慶氏督著民眾修城。是時，城是用土築的，築時用板夾土。督工的看見一兩塊板倒了，便把旁邊的役人殺死。於是役人暴動起來把慶氏的族長通殺了。前484年，陳大夫某，因為陳侯嫁女，替向國人徵收特稅；徵收的太多，用不了，他把剩下的為自己鑄了一件鐘鼎之類的「大器」。後來國人知道，便把他趕走了。他走到半路，口渴，同行的一位族人馬上把稻酒、乾糧和肉脯獻上，他高興到了不得，問為什麼這樣現成？答道：大器鑄成時已經預備著。 上述厲王以後的民變，全發生在前6世紀當中和附近。這些見於記載的暴動完全是成功的，影響到貴人的地位或生命的，其他失敗而不見於記載的恐怕還有不少。這時候民眾已漸漸抬頭，許多聰明的卿大夫已認識民眾的重要，極力施恩於他們，收為己助，以強其宗，以弱公室，甚至以得君位。例如當宋昭公（前619—前611）昏聵無道的時候，他的庶弟公子鮑卻對民眾特別講禮貌。有一回宋國大鬧饑荒，他把自己所有的穀子都借給饑民。國中七十歲以上的人他都送給食物，有時是珍異的食物。他長得很美，連他的嫡祖母襄夫人也愛上了他，極力助他施捨。後來襄夫人把昭公謀害了，他便在國人的擁戴中繼為宋君。又例如齊國當景公（前547—前490）的時候，當公室底下的人民以勞力的三分之二歸入公室，而僅以三分之一自給衣食的時候，陳氏卻用實惠來收買人心。齊國的量器，以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十釜為鍾。陳家特製一種新量，從升到釜皆以五進，仍以十釜為鍾，借穀子給人民的時候，用新量，收還的時候，用舊量。陳家專賣的木材，在山上和在市上一樣價；專賣的魚鹽蜃蛤，在海邊和在市上一樣價。這一來民眾自然覺得陳家比公室可愛。後來陳氏毫無阻力地篡奪了齊國。此外如魯的季氏，鄭的罕氏都以同類的手段取得政權。 上文所說參加叛變和被強家利用的民眾自然包括各種色的庶人。當中自然大部分是農人，其餘當有少數商人和工人。庶人和奴隸的重要差別在前者可以私蓄財物，可以自由遷徙。但農人實際上很少移動，除了當饑荒的時候。雖然在前6世紀時人的記憶中，有「民不遷，農不移」的古禮。這似乎不是絕對的限制，禮到底與法禁有別。 都邑與商業 人民聚居的地方通稱曰邑。邑可分為兩大類，有城垣的和沒有城垣的。有城垣的邑又可分為三類，一是王都和國都（直至東周時，國字還是僅指國都而言）；二是畿內和列國的小封君的首邑；三是平常的城邑。周室的西都鎬京自東遷後已成為禾黍油油的廢墟，其規模不見於記載。東都洛邑（今洛陽）的城據傳說是九里（一千六百二十丈）見方，其面積為八十一方里，約當現在北平城之21.7%（北平城面積是今度一百九十四方里，周一里當今0.7215里，一方里當今0.52056方里）。城的外郭據傳說是二十七里（四千八百六十丈）見方，其所包的面積差不多是現在北平城的兩倍。列國的都城，連外郭計，以九百丈（五里）見方的為平常，其面積約為今北平城的十五分之一。一直到前3世紀初，一千丈見方的城還算是不小的。但春秋末年勃興的吳國，其所造的都城卻特別大。據後漢[11]人的記載，那箕形的大城，周圍約為今度三十四里，其外郭周圍約為今度五十里（今北平城周約五十四里）。卿大夫首邑的城照例比國都小，有小至五百丈至一百丈左右見方的，那簡直和堡寨差不多了。這些小城的基址似乎到唐、宋時還有存在。唐人封演記當時「湯陰縣北有古城，周圍可三百步，其中平實。此東，頓丘、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又宋人陳師道記：「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台而高半之，闊五之一，上下如之。」此二人所記很像是周人的遺蹟。 王城和列國都城的人口不詳。但我們知道春秋時大夫的封邑在一千戶上下的已算很大的了。平常國都的人口就算比這多十倍也不過一萬戶。我們從前686年內蛇與外蛇斗於鄭都南門中的故事，可知當時的國都決不是人煙稠密的地方。前660年比較細小的衛國都城被狄人攻破後，它的遺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兩邑的人口，通共也只有五千人。 我們試看列國都城在地圖上的分布很容易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它們都鄰近河流；以現在所知，幾無例外。一部分固然因為交通的便利，一部分也因為河谷的土壤比較肥沃，糧食供給比較可靠。城的作用在保衛，貴人的生命和財富和祖先神主的保衛。國都的主要居住者為國君的家族和他的衛士、「百工」；在朝中做官的卿大夫和他們的衛士。大多數國家的朝廷，像王室的一般，內中主要的官吏有掌軍政的司馬，掌司法和警察的司寇，掌賦稅和徭役的司徒和掌工務（如城垣、道路、宗廟的修築）的司空。國都里的重要建築，有國君的宮殿、台榭、苑囿、倉廩、府庫、諸祖廟、祀土神的社、祀穀神的稷，卿大夫的邸第和給外國的使臣居住的客館。這些建築在城的中央，外面環著民家和墟市。墟市多半在近郭門的大道旁。郭門外有護城的小池或小河，上面的橋大約是隨時可以移動的。城郭的入口有可以升降的懸門。城門時常有人把守，夜間關閉，守門的「擊柝」通宵。貨物通過城門要納稅，這是國君的一筆大收入。 都邑也是商業的中心。至遲在春秋下半期，一些通都里已可以看見「金玉其車，文錯其服」的富商。他們得到闊大夫所不能得到的珍寶，他們輸納小諸侯所不能輸納的賄賂。他們有時居然闖入貴族所包辦的政治舞台。舊史保存著兩個這樣的例子：（1）前597年晉軍大將知䓨在戰場被楚人俘了。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的，要把他藏在絲綿中間，偷偷地運走。這計策已定好，還沒實行，楚國已把知䓨放還。後來那位商人去到晉國，知䓨待他只當是他救了自己一般。那商人謙遜不遑，往齊國去了。（2）前627年，秦人潛師襲鄭，行到王城和鄭商人弦高相遇。弦高探得他們的來意，便一方面假託鄭君的名義，拿四張熟牛皮和十二隻牛去犒師，一方面派人向鄭國告警，秦人以為鄭國已經知道防備，只好把襲鄭的計劃取消了。這兩個故事中的商人都是鄭人。如故事所示，鄭商人的貿易範圍至少西北到了王城和晉國，東到了齊國，南到了楚國，鄭國最早的商人本是鎬京的商遺民，當鄭桓公始受封的時候，跟他們一同來到封地，幫他們斬芟蓬蒿藜藿，開闢土地的。鄭君和他們立過這樣盟誓：「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鄭當交通的中心，自東遷時便有了一群富於經驗的商人，他們又有了特定的保障，故此鄭國的商業特別發達。但這時期商人所販賣的大部分只是絲麻布帛和五穀等農產品，加上些家庭的工藝品。以傭力或奴隸支持的工業還沒有出現。 周人的貨幣，除貝以外還有銅。西周彝器銘文中每有「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一類的記錄。也有罰罪取「金」（即銅）若干寽（字亦作鋝）的記錄。傳說周景王（前544—前521）已開始鑄大錢。但貝和「金」似乎到春秋時還不曾大宗地、普遍地作貨幣用，一直到春秋下半期，國際間所輸大宗或小宗的賄賂還是用田土、車馬、幣帛、彝器或玉器，而不聞用貝或用「金」，錢更不用說了。 家庭 庶人的家庭狀況自然不會被貴人身邊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現在也無可講述。只是這時代的民歌泄露一些婚姻制度的消息： 藝麻如之何？橫縱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少年男女直接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的自由在這時代已經被剝奪了。在樊籠中的少女只得央告她的情人： 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甚至在悲憤中嚷著：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這種婚姻制度的背景應當是男女在社交上的隔離。詩人只管歌詠著城隅桑間的密會幽期，野外水邊的軟語雅謔，男女間的堤防至少在貴族社會當中已高高地築起了。說一件故事為例：前506年，吳人攻入楚國都城的時候，楚王帶著兩個妹妹出走，半路遇盜，險些送了性命。幸運落在他的一個從臣鍾建身上，他把王妹季羋救出，背起來跟著楚王一路跑。後來楚王復國，要替季羋找丈夫，她謝絕，說道：處女是親近男子不得的，鍾建已背過我了。楚王會意，便把她嫁給鍾建；並且授鍾建以「樂尹」的官，大約因為他是一個音樂家。 周初始有同姓不婚的禮制，但東周的貴族還沒有普遍遵行，庶民遵行的程度，今不可知。 貴族家庭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是多妻。至少在周王和諸侯的婚姻里有這樣的一種奇異制度：一個未來的王后或國君夫人出嫁的時候，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要有些跟了去給新郎做姬妾，同時跟去的婢女還不少，這些遲早也是有機會去沾新主人的雨露的。陪嫁的妾婢都叫作媵。更可異的，一個國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國君依禮，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做媵。在前550年，齊國就利用這種機會把晉國的一位叛臣當作媵女的仆隸送到晉國去，興起內亂，上文提及的斐豹的解放就是這次變亂中的事。 媵女而外，王侯還隨時可以把別的心愛的女子收在宮中。他們的姬妾之多也就可想。多妻家庭里最容易發生骨肉相殘的事件，在春秋時代真是史不絕書。舉一例如下：衛宣公（前718—前700）和他的庶母夷姜私通，生了急子。後來急子長大，宣公給他向齊國娶了一個媳婦來，看見是很美，便收為己用，叫作宣姜。子通庶母，父奪子妻，在春秋時代並不是稀奇的事。這時代男女禮防之嚴和男女風紀之亂，恰成對照。宣公收了宣姜後，夷姜氣憤不過，上吊死了。宣姜生了兩個兒子，壽和朔。宣姜和朔在宣公面前傾陷急子，這自然是很容易成功的。宣公於是派急子出使到齊國去，同時買通一些強盜要在半路暗殺他。壽子知道這秘密，跑去告訴急子，勸他逃走。他要全孝道，執意不肯。當他起程的時候，壽子給他餞行，把他灌醉了；便取了他的旗，插在船上先行，半路被強盜殺了。急子醒來，趕上前去，對強盜說：衛君要殺的是我，干壽子甚事？他們不客氣地又把他殺了。 士 有兩種事情打破封建社會的沉寂，那就是祭祀和戰爭，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二者同是被認為關係國家的生存的。先說戰爭。 周室的分封本來是一種武裝殖民的事業。所有周朝新建的國家大都是以少數外來的貴族（包括國君、公子、公孫、卿大夫及其子孫）立在多數土著的被征服者之上。這些貴族的領主地位要靠堅強的武力來維持。而直至春秋時代，所有諸夏的國家若不是與戎狄蠻夷雜錯而居，便是與這些外族相當的接近，致時有受其侵襲的危險。再者至遲入東周以後，國際間的武裝衝突和侵略戰爭成了旦暮可遇的事。因為這三種原因，軍事成了任何國家的政治的中心，也成了貴族生活的中心。貴族一方面是行政的首腦，一方面也是軍事的首腦。農民每年於農隙講武，每逢國家打仗都有受徵調的義務。此外有一班受貴族祿養著專門替貴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戰場上鬥爭的主力，那叫作「士」，即武士。 到底每一國的「士」有多少呢？這不能一概而論。據說周朝的制度，王室有六軍，大國三軍（《齊侯鎛鍾》：「余命汝政於朕三軍」；又「穆和三軍」），中國二軍，小國一軍。周朝行車戰，軍力以乘計。大約一軍有車一千乘，每乘有甲冑之「士」十人。事實自然與制度有出入。例如周室東遷後六十三年，周桓王合陳、蔡、衛的兵還打不過鄭國，此時的周室決不能「張皇六師」。又例如在春秋末葉（約前562—前482），頭等的大國如晉、秦、楚等其兵力總在四五千乘以上。 士字原初指執干（盾）、戈，佩弓、矢的武士，其後卻漸漸變成專指讀書、議論的文人。為什麼同一個字其先後的意義恰恰對極地相反？懂得此中的原因，便懂得春秋以前和以後的社會一大差別。在前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後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士字始終是指特別受教育的人，但因為教育的內容改變，它的涵義也就改變了。 「士」的主要訓練是裸著臂腿習射御干戈。此外他的學科有舞樂和禮儀。音樂對於他們並不是等閒的玩藝，「士無故不徹琴瑟」。而且較射和會舞都有音樂相伴。「士」的生活可以說是浸潤在音樂的空氣中的。樂曲的歌詞，即所謂「詩」。詩的記誦，大約是武士的唯一的文字教育。這些詩，到了春秋末葉積有三百多篇，即現存的《詩經》。內中有的是祭祀用的頌神歌，有的是詩人抒情的作品，大部分卻是各國流行的民歌。較射和會舞都是兼有娛樂、交際、德育和體育作用的。較射是很隆重的典禮，由周王或國君召集卿大夫舉行的叫作大射，由大夫士約集賓客舉行的叫作鄉射。較射的前後奏樂稱觴。預射的人揖讓而升，揖讓而下。這是孔子所贊為「君子之爭」的。 會舞多半是在祭祀和宴享的時候舉行（不像西方的習俗，其中沒有女子參加的）。舞時協以種種的樂曲，視乎集會的性質而異。這時期中著名的樂曲，如相傳為舜作的「韶」，相傳為禹作的「大夏」和武王所作的「大武」等，都是舞曲。大武的舞姿，現在猶可仿佛一二，全部分為六節，每一節謂之一成。第一成象「北出」，舞者「總干（持盾）山立」；第二成象「滅商」，舞容是「發揚蹈厲」；第三成象南向出師；第四成象奠定南國；第五成象周公召公左右分治（周初曾把王畿分為兩部，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陝西省之得名由此），舞者分夾而進；第六成象軍隊集合登高，最後舞者同時坐下。六成各有相配的歌詞，皆存於《詩經》中，茲引錄如下： 六成不必全用，第二成單行叫作武，第三成叫作勺，第四、五、六成各叫作象，幼童學舞，初習勺，次習象。大武是周代的國樂，是創業的紀念，垂教的典型，武威的象徵，其壯烈蓋非韶、夏可比。舞者必有所執，在大武中舞者執干戈，此外或執雉羽，或鷺羽，或斧鉞，或弓矢。執羽的舞叫作「萬」，這種舞，加上講究的姿勢和伴奏，一定是很迷人的，可以一段故事為證。楚文王（前689—前677）死後，遺下一個美麗的夫人，公子元想勾引她，卻沒門徑，於是在她的宮室旁邊，起了一所別館，天天在那裡舉行萬舞，希望把她引誘出來。她卻哭道：「先君舉行萬舞原是為修武備的，現在令尹（楚國執政官名，公子元所居之職）不拿它來對付敵人，卻拿它用在未亡人的身邊，那可奇了！」子元聽了，羞慚無地，馬上帶了六百乘車去打鄭國。 理想的武士不僅有技，並且能忠。把榮譽看得重過安全，把責任看得重過生命；知危不避，臨難不驚；甚至以藐然之身與揭地掀天的命運相抵拒。這種悲劇的、壯偉的精神，古代的武士是有的，雖然他們所效忠的多半是一姓一人。舉兩例如下：（一）前684年，魯國和宋國交戰，縣賁父給一個將官御車。他的馬忽然驚慌起來，魯軍因而敗績。魯公也跌下車下，縣賁父上前相助。魯公說道：這是未曾占卜之故（照例打仗前選擇御士須經占卜）。縣賁父道：別的日子不打敗，今日偏打敗了，總是我沒勇力。說完便沖入陣地戰死。後來國人洗馬發現那匹馬的肉里有一枚流矢。（二）前480年衛國內亂，大臣孔悝被圍禁在自己的家中。他的家臣季路（孔子的一位弟子），聽到這消息，便單身匹馬地跑去救應，半路遇著一位僚友勸他不必。他說，既然食著人家的飯，就得救人家的禍。到了孔家，門已關閉，他嚷著要放火。裡頭放出兩位力士來和他斗，他腦袋上中了一戈，冠纓也斷了。他說：「君子死，冠不免。」把冠纓結好才死。 王公大夫的子弟至少在原則上都得受武士的教育。王室有「學宮」，王子和他的近侍在內中學射，周王和他的臣工也有時在內中比射；又別有「射盧」，周王在內中習射，作樂舞。公室也當有同類的設備。 武士的地位僅次於大夫。他們雖然沒有封邑，卻有食田。出戰時「士」是穿著甲冑坐在車上的主要戰鬥力。但他們底下還有許多役徒小卒，這些多半是臨時徵發農民充當的。 卿大夫 封君當中，不用說以大夫占多數。他們是地主而兼統治者的階級的主體。雖然各國在任何時期的氏室總數，無可稽考；但我們知道，在魯國單是出自桓公的氏室已有三桓，在鄭國單是出自穆公的氏室已有七穆，宋國在前609年左右至少有十二氏，晉國的一小部分在前537年左右已有十一個氏室。 氏室的領地，或以邑計，或以縣計。言邑自然包括其附近的田土。縣本來是田土的一種單位，但言縣也自然包括其中的都邑。 一個氏室的封邑有多少？這不能一概而論。前546年，衛君拿六十邑賞給一位大夫，他辭卻，說道：「唯卿備百邑，臣六十邑矣。」這恐怕只能代表小國的情形。我們知道，在齊國，管仲曾「奪伯氏駢邑三百」；又現存一個春秋以前的齊國銅器（《子仲姜寶鎛》），上面的刻辭記著齊侯以二百九十九邑為賞。 縣的名稱一直沿到現在。在春秋時似乎還只秦、晉、齊、楚等國有之。最初秦、楚兩強以新滅的小國或新占領的地方為縣，直屬於國君，由他派官去治理。這種官吏在楚國叫作縣公或縣尹。他們在縣裡只替國君徵收賦稅，判斷訟獄。他們即使有封邑，也在所治縣之外。這種制度是後世郡縣制度的萌芽。秦在前688年滅邽、冀戎，以其地為縣，次年以杜、鄭為縣。楚國在前597年左右，至少已設有九縣，每一縣即舊時為一小國。晉、齊的縣制較後起，它們的縣不儘是取自它國的土地，也不盡屬於公室。晉國在前537年左右有四十九縣，其中九縣有十一個氏室；直屬公室的縣各設縣大夫去管，如楚國的縣尹。前514年，晉滅祁氏和羊舌氏把他們的田邑沒歸公室；分祁氏的田為七縣，羊舌氏的田為三縣，各置縣大夫。在晉國，縣肥於郡。前493年，晉國伐鄭，軍中曾出過這樣的賞格：「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田（下田字原作萬，蓋誤），庶人工商遂（得仕進），人臣隸圉免（免奴籍）。」齊國在春秋時有縣的唯一證據乃在靈公時代一件遺器（《齊侯鎛鍾》）的銘文，內記靈公以三百縣的土地為賞。顯然齊國的縣比晉、楚等國的縣小得多。 縣郡的區分在春秋時代還不普遍。在沒有縣郡的國里，公室和較大的氏室都給所屬的邑設宰。邑宰的性質和縣尹縣大夫相同，不過邑宰所管轄的範圍較小罷了。 上文有點離開敘述的幹路，讓我們回到列國的氏室，它們的土地原初都是受自國君。國君名義上依舊是這些土地的主人。雖然氏室屬下的人民只對氏室負租稅和力役的義務，氏室對於國君年中卻有定額的「貢」賦，所以有「公食貢」的話。國君或執政者可以增加貢額。舉一例如下：魯國著名聖哲臧武仲有一次奉使去晉國（公元前551年），半路下雨，到一位大夫家裡暫避。那位大夫正要喝酒，看見他來，說道：「聖人有什麼用？我喝喝酒就夠了！下雨天還要出行，做什麼聖人！」這話給一位執政者聽到了，以為那位大夫自己不能出使，卻傲慢使人，是國家的大蠹，下令把他的貢賦加倍，以作懲罰。 大夫可以自由處分自己的土地。至少有些闊大夫把食邑的一部分撥給一個庶子，另立一個世家，叫作「側室」或「貳宗」。別的被大夫寵幸的人也可受他賞邑或求他賞邑。例如前500年，宋公子地拿自己食邑的十一分之五賞給一個嬖人。又前486年，鄭大夫某的嬖人某向他求邑，他沒得給，許他往別的國里取，因此鄭軍圍宋雍丘，結果全軍覆沒。大夫也可以受異國君主的賜邑，例如前656年，齊桓公會諸侯伐楚，師還，一位鄭大夫獻計改道，為桓公所喜，賜以鄭的虎牢；又例如前657年，魯大夫某出使晉國，晉人要聯絡他，給他田邑，他不受；又例如前563年晉會諸侯滅偪陽國，以與向戌，向戌也辭卻。大夫又有挾其食邑，投奔外國的，例如前547年齊大夫某以廩丘奔晉；前541年，莒大夫某以大厖及常儀奔魯；前511年邾大夫某以濫奔魯。 大夫私屬的官吏，除邑宰外以現在所知，有總管家務的家宰，這相當於王室和公室的太宰；有祝，有史，有管商業的賈正，有掌兵的司馬。這些官吏都受大夫祿養。家宰在職時有食邑，去職則把邑還給大夫，或交給繼任的人。氏室的官吏有其特殊的道德意識：「家臣不敢知國」；「家臣而張公室罪莫大焉」。 氏室和公室的比較兵力沒有一個時代可以詳考。現在所知者：春秋初年鄭莊公消滅國內最強的氏室，用車不過二百乘。當春秋中葉，在魯、衛等國，「百乘之家」已算是不小的了。但大國的巨室，其兵力有時足與另一大國開戰。例如前592年，晉郤克奉使齊國，受了婦人在帷後窺視竊笑的侮辱，歸來請晉侯伐齊，不許，便請以私屬出征。而郤克的族侄郤至則「富半公室，家半三軍」。魯國的季氏從四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後，私屬的甲士已在七千以上。 具有土地、人民和軍隊的氏室和公室名分上雖有尊卑之殊，事實上每成為對峙的勢力。強橫的氏室儼然一個自主的國。原則上國君的特權在（1）代表全國主祭，（2）受國內各氏室的貢賦，（3）出征時指揮全國的軍隊，（4）予奪封爵和任免朝廷的官吏。但至遲入東周后，在多數的國家如齊、魯、晉、宋、衛、鄭等，末兩種權柄漸漸落在強大的氏室，甚至國君的廢立也由大夫操縱。 封建組織的崩潰 我們對於商朝的政治組織，所知甚少，所以無法拿商、周兩朝的政治組織做詳細的比較。但其間有一重大的差異點是可以確知的。商朝創建之初並沒有把王子分封於外，以建立諸侯國。商朝王位的繼承，是以兄終弟及（不分嫡庶）為原則的。但到了無弟可傳的時候，並不是由所有的伯叔兄弟以次繼承（由末弟諸子抑或由其先兄諸子以次繼承亦無一定）。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二世以後的王子總有許多不得為王的。這些不得為王的王子是否有的被封在外建國？這問題無法確答。但周朝的舊國當中，從沒聽說是商朝後裔的。而唯一奉殷祀的宋國，卻是周人所建。可知王子分封的事在商朝若不是絕無，亦稀有。但在周朝，則不然了；王位是以嫡長子繼承的；王的庶子，除在少數例外的情形之下（如王后無出，或嫡長子前死），都沒有為王的資格；所以文王、武王的庶子都受封建國，其後周王的庶子在可能的限度內也都或被封在畿外建國，或被封在畿內立家。這商、周間的一大差異有兩種重大的結果。第一，因為王族的向外分封，周朝王族的地盤，比之商朝大大的擴張了。王室的勢力，至少在開國初年大大的加強了；同時王的地位也大大的提高了。周王正式的名號是「天王」，通俗的稱號是「天子」，那就是說，上帝在人間的代表。第二，王族的向外分封也就是周人的向外移殖；這促進民族間的同化，也就助成「諸夏」範圍的拓展。 嫡長繼承制把王庶子的後裔逐漸推向社會的下層去，而助成平民（即所謂庶人）地位的提高。周王的庶子也許就都有機會去做畿外的諸侯或畿內的小封君；他的庶子的庶子也許還都有機會做畿內的封君；但他的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則不必然了。越往下去，他的後裔胙土受封的機會越少，而終有儕於平民的。所以至遲在前7世紀的末年畿內原邑的人民，便會以「此誰非王之親姻」自誇。隨著貴族後裔的投入平民階級里，本來貴族所專有的教育和知識也漸漸滲入民間。 周朝諸侯和大夫的傳世也是用嫡長繼承制（以現在所知諸侯位之傳襲曾不依此例者有吳、越、秦、楚。楚初行少子承襲制，至前63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制；秦行兄終弟及制至前62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制；吳亡於前473年，其前半世紀還行兄終弟及制）。在嫡長繼承制下，卿大夫的親屬的貴族地位最難長久維持。大夫的諸兒子當中只有一個繼承他的爵位，其餘的也許有一個被立為「貳宗」或「側室」，也許有一兩個被國君賞拔而成為大夫；但就久遠而論，這兩種機會是不多的。一個「多男子」的大夫總有些兒子得不到封邑，他的孫曾更不用說了。這些卿大夫的旁支後裔當中，和氏室的嫡系稍親的多半做了氏室的官吏或武士，疏遠的就做它屬下的庶民。故一個大夫和他私家的僚屬戰士，每每構成一大家族：他出征的時候領著同族出征，他作亂的時候領著整族作亂。他和另一個大夫作對就是兩族作對，他出走的時候或者領著整族出走，他失敗的時候或者累得整族被滅。 氏室屬下的庶民也許就是氏室的宗族，否則也是集族而居的。氏室上面的一層是國君和同姓卿大夫構成的大家族，更上的一層是周王和同姓諸侯構成的大家族。其天子和異姓諸侯間，或異姓諸侯彼此間，則多半有姻戚關係。這整個封建帝國的組織大體上是以家族為經，家族為緯的。 因此這個大帝國的命運也就和一個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差不多。設想一個精明強幹的始祖督率著幾個少子，在艱苦中協力治產，造成一個富足而親熱的、人人羨慕的家庭。等到這些兒子各各娶妻生子之後，他們對於父母，和他們彼此間，就難免形跡稍為疏隔。到了第三代，祖孫叔侄或堂兄弟之間，就會有背後的閒話。家口愈增加，良莠愈不齊。到了第四、五代，這大家庭的分子間就會有愁怨、有爭奪、有傾軋，他們也許拌起嘴、打起架甚至鬧起官司來。至遲在東周的初期，整個帝國里已有與此相類似的情形，充滿了這時代的歷史的是王室和諸侯間的衝突，諸侯彼此間的衝突，公室和氏室間的衝突，氏室彼此間的衝突。但親者不失其為親，宗族或姻戚間的鬩爭，總容易調停，總留點餘地。例如前705年，周桓王帶兵去打鄭國，打個大敗，並且被射中了肩膊。有人勸鄭莊公正好乘勝追上去，莊公不答應，夜間卻派一位大員去慰勞桓王，並且探問傷狀。又例如前634年，齊君帶兵侵入魯境。魯君知道不敵，只得派人去犒師，並叫使者預備好一番辭令，希望把齊師說退。齊君見了魯使問道：魯人怕嗎？答道：小百姓怕了，但上頭的人卻不怕。問：你們家裡空空的，田野上沒一根青草，憑什麼不怕？魯使答道：憑著先王的命令。隨後他追溯從前魯國的始祖周公和齊國的始祖姜太公怎樣同心協力，輔助成王，成王怎樣感謝他們，給他們立過「世世子孫無相害」的盟誓；後來齊桓公怎樣復修舊職，糾合諸侯，給他們排解紛爭，拯救災難。最後魯使作大意如下的陳說：您即位的時候，諸侯都盼望您繼續桓公的事業，敝國所以不敢設防，以為難道您繼桓公的位才九年，就會改變他的政策嗎？這樣怎對得住令先君？我們相信您一定不會的，靠著這一點，我們所以不怕。齊君聽了這番話，便命退兵。又例如前554年，晉師侵齊，半路聽說齊侯死了，便退還。這種顧念舊情、不為已甚的心理加上畏懼名分、雖干犯而不敢過度干犯的矛盾心理，使得周室東遷後三百年間的中國尚不致成為弱肉強食的世界；這兩種心理是春秋時代之所以異於後來戰國時代的地方。不錯，在春秋時代滅國在六十以上；但其中大部分是以夷滅夏和以夏滅夷；諸夏國相滅只占極少數，姬姓國相滅的例尤少。而這少數的例中，晉國做侵略者的占去大半。再看列國的內部，大夫固然有時逐君弒君，卻還要找一個比較合法的繼承者來做傀儡。許多國的君主的權柄固然是永遠落在強大的氏室，但以非公室至親的大夫而篡奪或僭登君位的事，在前403年晉國的韓、趙、魏三家稱侯以前，尚未有所聞。故此我們把這一年作為本章所述的時代的下限。 宗族和姻戚的情誼經過了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君臣上下的名分，最初靠權力造成，名分背後的權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紙老虎，必被戳穿，它的窟窿愈多，則威嚴愈減。光靠親族的情誼和君臣的名分去維持的組織必不能長久。何況姬周帝國之外本來就有不受這兩種鏈索拘束的勢力。 楚的興起 江水在四川、湖北間被一道長峽約束住；出峽，向東南奔放，瀉成汪洋萬頃的洞庭湖，然後折向東北；至武昌，漢水來匯。江水和漢水界劃著一大片的沃原，這是荊楚民族的根據地。周人雖然在漢水下游的沿岸（大部分在東北岸）零星地建立了一些小國，但他們是絕不能凌迫楚國，而適足以供它蠶食的。在楚的西邊，巴（在今巫山至重慶一帶）、庸（在今湖北竹山縣東）等族都是弱小得只能做楚的附庸；在南邊，洞庭湖以外是無窮盡的荒林，只等候楚人去開闢；在東邊，迄春秋末葉吳國勃興以前，楚人亦無勁敵。從周初以來，楚國只有侵略別國別族的分，沒有懼怕別國別族侵略的分。這種安全是黃河流域的諸夏國家所沒有的。軍事上的安全而外，因為江漢流域的土壤肥美，水旱稀少，是時的人口密度又比較低，楚人更有一種北方所仰羨不及的經濟的安全。 這兩種的安全使得楚人的生活充滿了優遊閒適的空氣，和北人的嚴肅緊張的態度成為對照。這種差異從他們的神話可以看出。楚國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農神，而是飛揚縹緲的火神；楚人想像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師，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話里，沒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執斧鉞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著荷衣、繫著蕙帶、張著孔雀蓋和翡翠的司命（主持命運的神）。適宜於楚國的神祇不是牛羊犬豕的羶腥，而是蕙餚蘭藉和桂酒椒漿的芳烈；不是蒼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從文學上看，後來戰國時楚人所作的《楚辭》也以委婉的音節，纏綿的情緒，繽紛的詞藻而別於樸素、質直、單調的《詩》三百篇。 楚國的語言和諸夏相差很遠。例如楚人叫哺乳作谷，叫虎作於菟。直至戰國時北方人還說楚人為「南蠻舌之人」。但至遲在西周時楚人已使用諸夏的文字。現存有一個周宣王時代的楚鍾（《夜雨楚公鍾》），其銘刻的字體文體均與宗周金文一致。這時楚國的文化蓋已與周人相距不遠了。後來的《楚辭》也大體上是用諸夏的文言寫的。 傳說周成王時，楚君熊繹曾受周封。是時楚都於丹陽，在今湖北秭歸之東。至昭王時，楚已與周為敵。周昭王曾屢次伐楚，有一次在漢水之濱全軍覆沒。後來他南巡不返，傳說是給楚人害死的，周人也無可奈何。周夷王時，熊渠崛起，東向拓地至於鄂，即今武昌縣[12]境。渠子紅繼位，即都於鄂，以後六傳至熊咢不改。上文提到的楚鍾即熊咢的遺器，發現於武昌與嘉魚之間的。熊咢與宣王同時而稍後。 當宣王之世，周楚曾起兵爭，而楚鋒大挫。故是時的周人遺詩有「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之語。咢四傳為武王，其間楚國內變頻仍，似無暇於外競。武王即位於周平王三十一年，從他以後，楚國的歷史轉入一新階段，亦從他以後楚國的歷史才有比較詳細的記錄。他三次侵隨；合巴師圍鄾、伐鄖、伐絞、伐羅，無役不勝。又滅掉權國。他的嗣子文王始都於郢（即今湖北江陵）。在文王以前，楚已把漢水沿岸的諸姬姓國家剪滅殆盡。文王更把屏藩中原的三大重鎮，申國、鄧國和息國滅掉（息、鄧[13]皆河南今縣，申即南陽），奠定了楚國經略中原的基礎。中原的中樞是鄭國。自從武王末年，鄭人對楚已惴惴不安。文王的侵略的兵鋒終於刺入鄭國，但他沒有得志於鄭而死。他死後的二十年間楚國再接再厲地四次伐鄭。但這時齊國已興起做它北進的第一個敵手了。 齊的興起（附宋） 齊國原初的境土占今山東省的北部，南邊以泰山山脈與魯為界，東邊除去膠東半島。這半島在商代已為半開化的萊夷的領域。太公初來，定都營丘（後名臨淄，今仍之[14]）的時候，萊夷就給他一個迎頭痛擊。此後萊夷和齊國的鬥爭不時續起，直到前567年齊人滅萊為止。滅萊是齊國史中一大事。不獨此後齊國去了一方的邊患，不獨此後它的境土增加了原有的一半以上，而且此後它才成為真正的海國。以前它的海疆只有萊州灣的一半而已。 但遠在滅萊之前，當春秋的開始，齊已強大。前706年，鄭太子忽帶兵助齊抵禦北戎有功，齊侯要把女兒文姜嫁給他，他便以「齊大非吾偶」的理由謝絕。原來文姜和她的大哥即後日的齊襄公，有些曖昧的關係，她終於嫁了魯桓公。有一次桓公跟她回娘家，居然看破並且說破了襄公與她之間的隱情。襄公老羞成怒，便命一個力士把桓公殺了。講究周禮的魯人，在齊國的積威之下，只能哀求襄公把罪名加給那奉命的兇手，拿來殺了，聊以遮羞。這時齊國的強橫可以想見。此事發生後四年（公元前690年）襄公滅紀（在今山東壽光縣[15]南，為周初所封與齊同姓國）。這是齊國兼併小國之始。襄公後來被公子無知所弒，無知僭位後，又被弒，齊國大亂。襄公有二弟：長的名糾，由管仲和召忽輔佐著；次的名小白，由鮑叔牙輔佐著。襄公即位，鮑叔看他的行為太不像樣，知道國內遲早要鬧亂子，便領著小白投奔莒國。亂起，管仲也領著公子糾逃往魯國，糾的母親原是魯女。無知死後，魯君便派兵護送公子糾回國，要扶立他。齊、魯之間，本來沒有好感，齊人對於魯君的盛意十分懷疑，派兵擋駕。同時齊的巨室國、高二氏暗中差人去迎接小白。魯君也慮及小白捷足先歸，早就命管仲帶兵截住莒、齊間的道路。小白後到，管仲瞄準他的心窩，一箭射去，正中目標，眼見他應弦仆倒。小白的死訊傳到魯國後，護送公子糾的軍隊在慶祝聲中，越行越慢，及到齊境，則齊國已經有了新君，就是小白！原來管仲僅射中他的帶鉤，他靈機一動，裝死躺下，安然歸國。 小白即桓公，他勝利後，立即要求魯人把公子糾殺了。召忽聞得公子糾死，便以身殉。管仲卻依然活著。他同鮑叔本是知友，鮑叔向桓公力薦他。桓公聽鮑叔的話，把國政付託給他，稱他為「仲父」。此後桓公的事業全是管仲的謀畫。桓公怎樣滅譚、滅遂、滅項；怎樣號召諸侯，開了十多次的冠裳盛會；怎樣在尊王的題目下，操縱王室的內政，阻止惠王廢置太子，而終於扶太子正位，這些現在都從略。他的救邢、救衛，以阻擋狄人的南侵，給諸夏造一大功德。現在單講他霸業中的一大項目：南制荊楚。在前659年即當楚文王死後十八年，當齊國正忙著援救邢衛的時候，楚人第三次攻鄭。接著兩年中，他們又兩次攻鄭，非迫到它和楚「親善」不休。鄭人此時卻依靠著齊國。桓公自然不肯示弱。前657年，他聯絡妥了在楚國東北邊，而可以牽制齊兵的江、黃二國。次年便率領齊、魯、宋、陳、衛、鄭、曹、許的八國聯軍，首先討伐附楚的蔡國。蔡人望風潰散。這浩蕩的大軍，乘勝侵入楚境。楚人竟不敢應戰，差人向齊軍說和。桓公等見楚方無隙可乘，亦將就答應，在召陵（楚境，在今河南郾城縣[16]東）的地方和楚國立了一個盟約而退。盟約的內容不可考，大約是楚國從鄭縮手，承認齊對鄭的霸權，但其後不久，周王因為易儲的問題，怨恨桓公，慫恿鄭國背齊附楚，許以王室和晉國的援助，鄭人從之。於是附齊的諸侯伐鄭，楚伐許以援鄭，因諸侯救許而退。但許君經蔡侯的勸誘和恐嚇，終於在蔡侯的引領之下，面縛銜璧，並使大夫穿喪服，士抬棺材，跟隨在後，以降於楚。次年齊以大軍伐鄭，鄭人殺其君以求和於齊。其後桓公之終世，鄭隸屬齊的勢力範圍。在這期間楚不能得志於北方，轉而東向，滅弦（都今湖北蘄水[17]西北），滅黃（都今河南潢川西）。齊人無如之何；繼又討伐附齊的徐戎，敗之，齊與諸侯救徐，無功而退。 召陵之盟是桓公霸業的極峰。其後十二三年，管仲和桓公先後去世。管仲的功業在士大夫間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死了百餘年後，孔子還讚嘆道：「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做戎狄）矣！」到了戰國時代，管仲竟成了政治改革的傳說的箭垛；許多政治的理論和一切富國強兵的善策、奇策、謬策，都堆在他名下，這些理論和方策的總結構成現存《管子》書的主要部分。 桓公死後，五公子爭位，齊國和諸夏同時失了重心。於是宋襄公擺著霸主的架子出場。他首先會合些諸侯，帶兵入齊，給它立君定亂。這一著是成功了。接著，他拘執了滕君，威服了曹國，又逼令邾人把鄫君殺了祭社，希望藉此服屬與鄫不睦的東夷。接著他要求楚王分給他以領導諸侯霸權，楚王是口頭答應了。他便興高采烈地大會諸侯。就在這會中，楚王的伏兵一起，他從壇坫上的盟主變作階下之囚徒。接著他的囚車追陪楚君臨到宋境。幸而宋國有備，楚王姑且把他放歸。從此他很可以放下霸主的架子了，可是不然。自從桓公死後，鄭即附楚，鄭君並且親朝於楚。於是襄公伐鄭。他的大軍和楚的救兵在泓水上相遇。是時楚人涉渡未畢，宋方的大司馬勸襄公正好迎擊，他說不行。一會，楚人都登陸，卻還沒整隊，大司馬又勸他進擊。他說，還是不行。等到楚人把陣擺好，他的良心才容許他下進攻令。結果，宋軍大敗；他傷了腿，後來因此致死。死前他還大發議論道：「君子臨陣，不在傷上加傷，不捉頭髮斑白的老者；古人用兵，不靠險阻。寡人雖是亡國之餘，怎能向未成列的敵人鳴鼓進攻呢？」桓公死後十年間，衛滅邢；邾滅須句；秦滅芮、梁；楚滅夔。 晉楚爭霸 桓公的霸業是靠本來強盛的齊國做基礎的。當他稱霸的時代，晉國和秦國先後又在締構強國的規模，晉國在準備一個接替桓公的霸主降臨，秦國在給未來比霸業更宏大的事業鋪路。話分兩頭，先講晉國。 晉始封時都於唐（今太原縣[18]北），在汾水的上游；其後至遲過了三個半世紀，已遷都絳（今翼城縣），在汾水的下游。晉人開拓的路徑是很明顯的。不過遷絳後許久他們還未曾占有汾水流域的全部，當汾水的中游還梗著一個與晉同姓的霍國，當汾水將近入河的地方還礙著一個也與晉同姓的耿國，前745年晉君把絳都西南百多里外的曲沃，分給他的兄弟，建立了一個強宗。此後晉國實際分裂為二。曲沃越來越盛，晉國越來越衰，它們間的讎隙也越來越大。這對抗的局面終結於前679年曲沃武公滅晉並且拿所得的寶器向周王買取正式的冊封。老髦的武公，受封后兩年，便一瞑不視，遺下新拼合的大國給他的兒子獻公去粘綴、鑲補。 獻公即位於齊桓公十年（公元前676年），死於桓公三十五年。他二十六年的統治給晉國換一副面目。他重新修築了絳都的城郭；把武公的一軍擴充為二軍。他滅霍、滅耿、滅魏、滅虞、滅虢，使晉國的境土不獨包括了整個的汾水流域，並且遠蹠到大河以南。但獻公最重要的事業還不止此。卻說武公滅晉後，自然把他的公族盡力芟鋤，免遺後患。我們可以想像晉國這番複合之後，它的氏室必定滅了許多，但在曲沃一方，自從始封以來，公子公孫們新立的氏室為數也不少。獻公即位不久，便設法收拾他們。他第一步挑撥其中較窮的，使與「富子」為仇，然後利用前者去打倒後者。第二步，他讓殘餘的宗子同住一邑，好意地給他們營宮室，築城郭；最後更好意地派大兵去保衛他們，結果，他們的性命都不保。於是晉國的公族只剩下獻公的一些兒子。及獻公死，諸子爭立。勝利者鑒於前車，也顧不得什麼父子之情，把所有長成而沒有繼位資格的公子都遣派到各外國居住，此後的一長期中，公子居外，沿為定例。在這種制度之下，遇著君死而太子未定，或君死而太子幼弱的當兒，君權自然失落在異姓的卿大夫手裡。失落容易，收復卻難。這種制度的成立便是日後「六卿專晉」「三家分晉」的預兆。話說回來，獻公夷滅群宗後，晉國的力量一時集中在公室；加以他憑藉「險而多馬」的晉土，整軍經武，兼弱攻昧，已積貯了向外爭霸的潛能。可惜他晚年沉迷女色，不大振作，又廢嫡立庶，釀成身後一場大亂，繼他的兒孫又都是下等材料。晉國的霸業還要留待他和狄女所生的公子重耳，就是那在外漂流十九年，周曆八國，備嘗艱難險阻，到六十多歲才得位的晉文公。 文公即位時，宋襄公已經死了兩年。宋人又與楚國「提攜」起來，其他鄭、魯、衛、曹、許等國，更不用說了。當初文公漂流過宋時，仁慈的襄公曾送過他二十乘馬。文公即位後，對宋國未免有情。宋人又眼見他歸國兩年間，內結民心，消弭反側；外聯強秦，給王室戡定叛亂，覺得他大可倚靠，便背楚從晉。楚率陳、蔡、鄭、許的兵來討，宋人向晉求救。文公和一班患難相從的文武老臣籌商了以後，便把晉國舊有的二軍更擴充為三軍，練兵選將，預備「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他先向附楚的國曹、衛進攻，占據了他們的都城；把他們的田分給宋國；一面叫宋人賂取齊、秦的救援。雖是著名「剛而無禮」的楚帥子玉，也知道文公是不好惹的，先派人向晉軍說和，情願退出宋境，只要晉軍同時也退出曹、衛。文公卻一面私許恢復曹、衛，讓他們宣告與楚國絕交；一面把楚國的來使拘留。這一來把子玉的怒點著了。於是前632年，即齊桓公死後十一年，楚、陳、蔡的聯軍與晉、宋、齊、秦的聯軍大戰於城濮（衛地）。就在這一戰中，楚人北指的兵鋒初次被挫，文公成就了凌駕齊桓的威名，晉國肇始它和楚國八十多年乍斷乍續的爭鬥。 這八十多年的國際政治史表面雖很混亂，卻有它井然的條理，是一種格局的循環。起先晉楚兩強，來一場大戰；甲勝，則若干以前附乙的小國自動或被動地轉而附甲；乙不肯干休，和它們算賬；從了乙，甲又不肯干休，又和它們算賬，這種賬算來算去，越算越不清，終於兩強作直接的總算賬，又來一場大戰。這可以叫作「晉、楚爭霸的公式」。晉、楚爭取小國的歸附就是爭取軍事的和經濟的勢力範圍。因為被控制的小國對於所歸附的霸國大抵有兩種義務：（一）是當它需要時，出定額的兵車助它征伐。此事史無明文，但我們從以下二事可以類推：（1）齊國對魯國某次所提出的盟約道：「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2）其後吳國稱霸，魯對它供應軍賦車六百乘，邾三百乘。（二）是以納貢或納幣的形式對霸國作經濟上的供應（貢是定期的進獻，幣是朝會慶弔的贄禮）。此事史亦無明文，但我們從以下三事可以推知：（1）楚人滅黃的藉口是它「不歸楚貢」。（2）前548年晉執政趙文子令減輕諸侯的幣，而加重待諸侯的禮；他就預料兵禍可以從此稍息。（3）前530年鄭往晉弔喪，帶去作贄禮的幣用一百輛車輸運，一千人押送。後來使人不得覲見的機會，那一千人的旅費就把帶去的幣用光！當周室全盛時，諸侯對於天王所盡的義務也不過如上說的兩事。可見霸主即是有實無名的小天王，而同時正式的天王卻變成有名無實了。 在晉、楚爭霸的公式的復演中，戰事的頻數和劇烈迥非齊桓、宋襄的時代可比，而且與日俱甚。城濮之戰後三十五年，晉師救鄭，與楚師遇，而有邲（鄭地）之戰，楚勝；又二十二年，楚師救鄭，與晉師遇，而有*陵（鄭地）之戰，晉勝；又十八年，晉伐楚以報楚之侵宋（先是楚侵宋以報晉之取鄭），而有湛阪（楚地）之戰，晉勝。但這四次的大戰只是連綿的兵禍的點逗。在這八十餘年間，楚滅江、六、蓼、庸、蕭（蕭後入於宋）及群舒；晉滅群狄，又滅偪陽以與宋；齊滅萊；秦滅滑（滑後入於晉）；魯滅邾；莒滅鄫（鄫後入於魯）。在這期間，鄭國為自衛，為霸主的命令，及為侵略而參加的爭戰在七十二次以上。宋國同項的次數在四十六以上。其他小國可以類推。兵禍的慘酷，可以從兩例概見：（一）前597年，正當邲戰之前，楚人在討叛的名目下，圍攻鄭都。被圍了十七天後，鄭人不支，想求和，龜兆卻不贊成；只有集眾在太廟哀哭，並且每巷備定一輛車，等候遷徙，這一著卻是龜兆所贊成的。當民眾在太廟哀哭時，守著城頭的兵士也應聲大哭。楚人都被哭軟了，不禁暫時解圍。鄭人把城修好，楚兵又來，再圍了三個月，終於把城攻破，鄭君只得袒著身子，牽著一隻象徵馴服的羊去迎接楚王。（二）過了兩年，惡運輪到宋人頭上。楚王派人出使齊國，故意令他經過宋國時，不向宋人假道。宋華元說：經過我國而不來假道，就是把我國看作屬地，把我國看作屬地就是要亡我國；若殺了楚使，楚人必來侵伐，來侵伐也是要亡我國；均之是亡，寧可保全自己的尊嚴。於是宋殺楚使。果然不久楚國問罪的大軍來到宋都城下，晉國答應的救兵只是畫餅。九個月的包圍弄到城內的居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楚人還在城外蓋起房舍，表示要久留。但宋人寧可死到淨盡，不肯做恥辱的屈服。幸虧華元深夜偷入楚營，乘敵帥子反的不備，揮著利刃，迫得他立誓，把楚軍撤退三十里，和宋國議和，這回惡鬥才得解決。 像這類悲慘事件所構成的爭霸史卻怎樣了結？難道它就照一定的公式永遠循環下去嗎？難道人類共有的惻隱心竟不能推使一個有力者，稍作超國界的打算嗎？前579年，嘗透了戰爭滋味的華元開始做和平運動。這時他同晉、楚的執政者都很要好；由他的極力拉攏，兩強訂立了下面的盟約： 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不來朝的）。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墜）其師，無克胙國。 這簡直兼有現在所謂「互不侵犯條約」和「攻守同盟」了。但這「交淺言深」的盟約，才僥倖保證了三年的和平，楚國便一手把它撕破，向晉方的鄭國用兵；次年便發生*陵的大戰。 爭霸的公式再循環了一次之後，和平運動又起。這回的主角向戌也是宋國的名大夫，也和晉、楚的執政者都有交情的。但他願望和福氣都比華元大。前546年，他在宋都召集了一個十四國的「弭兵」大會。兵要怎樣弭法，向戌卻是茫然的。這個會也許僅只成就一番趨蹌揖讓的虛文，若不是楚國的代表令尹子木提出一個踏實的辦法：讓本未附從晉或楚的國家以後對晉、楚盡同樣的義務。用現在的話說，這就是「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的辦法。子木的建議經過兩次的小修正後到底被採納了。第一次的修正是在晉、楚的附從國當中把齊、秦除外，因為這時親晉的齊和親楚的秦都不是好惹的。第二次的修正又把邾、滕除外。因為齊要把邾、宋要把滕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四國除外，所以參加盟約的只有楚、晉、宋、魯、鄭、衛、曹、許、陳、蔡十國。 在這次盟會中晉國是大大地讓步了。不獨它任由楚人自居盟主；不獨它任由楚人「衷甲」赴會，沒一聲抗議；而那盟約的本身就是楚國的勝利；因為拿去交換門戶開放的，晉方有鄭、衛、曹、宋、魯五國，而楚方則只有陳、蔡、許三國。但晉國的讓步還有更大的。十二年後，楚國又踐踏著這盟約，把陳國滅了（五年後又把它復立，至前478年終滅之），晉人只裝作不知。弭兵之會後不久，晉人索性從爭霸場中退出了。晉國的「虎頭蛇尾」是有苦衷的。此會之前，晉國已交入一個蛻變的時期。在這時期中，它的主權從公室移到越來越少的氏室，直至它裂為三國才止。在這蛻變的時期中，它只有蟄伏不動。但楚國且慢高興，當它滅陳的時候，新近暴發的吳國已躡在它腳後了。 吳越代興 自泰伯君吳後，十九世而至壽夢。中間吳國的歷史全是空白。壽夢時，吳國起了一大變化。這變化的起源，說來很長。前617年，即城濮之戰後十五年，陳國有夏徵舒之亂。徵舒的母親夏姬有一天同陳靈公和兩位大夫在家裡喝酒。靈公指著徵舒對一位大夫說道：「徵舒像你。」那位大夫答道：「也像你。」酒後徵舒從馬廄里暗箭把靈公射死。陳國大亂。楚莊王率兵入陳定亂，殺了徵舒，俘了夏姬回來，打算把她收在宮裡。申公巫臣說了一大番道理把他勸阻了。有一位貴族子反想要她，巫臣又說了一大番道理把他勸阻了。後來夏姬落在連尹襄老之手。邲之戰，襄老戰死，他的兒子又和她有染。巫臣卻遣人和她通意，要娶她，並教她藉故離楚；而設法把她安頓在鄭。夏姬去後不久，巫臣抓著出使齊國的機會。他行到鄭國，便叫從人把所齎的「幣」帶回去，而自己攜著夏姬投奔晉國。子反失掉夏姬，懷恨巫臣。又先時另一位貴族要求賞田，為巫臣所阻，亦懷恨他。二人聯合，盡殺巫臣的家族，而瓜分他的財產。巫臣由晉致書二人，誓必使他們「疲於奔命以死」。於是向晉獻聯吳制楚之策。他親自出使於吳，大為壽夢所歡迎。吳以前原是服屬於楚的，他教壽夢叛楚。他從晉國帶來了一隊兵車，教吳人射御和車戰之術。吳本江湖之國，習於水戰而不習於陸戰。但從水道與楚爭，則楚居長江的上游而吳居其下游，在當時交通技術的限制之下，逆流而進，遠不如順流而下的利便，故吳無法勝楚。但自從吳人學得車戰後，形勢便大變了，他們從此可以舍舟而陸，從淮南江北間捬楚之背。從此楚的東北境無寧日。楚在這一方面先後築了鍾離、巢及州來三城（皆在今安徽境，州來在壽縣，巢在廬州[19]，鍾離在臨淮縣[20]）以御吳。吳於公元前519年取州來。其後七年間以次取巢取鍾離並滅徐。前506年，即向戌弭兵之會後四十年，吳王闔閭大舉伐楚，吳軍由蔡人引導，從現在的壽縣、歷光、黃，經義陽三關，進至漢水北岸，乃收軍；楚軍追戰至麻城（時稱柏舉）大潰。吳師繼歷五戰，皆勝，遂攻入郢都。楚昭王逃奔於隨。這次吳人懸軍深入，飽掠之後，不能不退，但楚國卻受到空前的深痛巨創了。昭王復國後，把國都北遷於鄀，是為*郢，即今湖北宜城。 像晉聯吳制楚，楚亦聯越制吳。 在周代的東南諸外族中，越受諸夏化最晚。直至戰國時，中國人在寓言中提到越人，還說他們「斷髮文身」，說他們「徒跣」不履；又有些學者說越「民愚疾而垢」是因為「越之水重濁而洎」。此時越人的僿野可想。越人的語言與諸夏絕不相通。現在還保存著前5世紀中葉一首用華字記音的越歌和它的華譯。茲並錄如下，以資比較。 越人在公元前537年以前的歷史除了關於越王室起源的傳說外，全是空白。是年越人開始隨楚人伐吳。其後吳師入郢，越人即乘虛襲其後。入郢之後十年，吳王闔閭與越王句踐戰於檇李（今嘉興）大敗，受傷而死。其子夫差於繼位後三年（公元前494年）大舉報仇，句踐敗到只剩甲楯五千，退保會稽（今紹興），使人向夫差卑辭乞和，情願稱臣歸屬。此時有人力勸夫差趁勢滅越。夫差卻許越和。大約一來他心軟，二來他認定越再無能為，而急於北進與諸夏爭霸，不願再向南荒用兵了。在此後十二年間，夫差忙於伐陳伐魯，築城於邗（即今揚州），鑿運河連接江淮，從陸路又從海道（吳以舟師從海道伐齊為我國航海事見於記載之始）伐齊，和朝會北方諸侯；而句踐則一方面向夫差獻殷勤，向他的親信大臣送賄賂，一方面在國內獎勵生育（令壯者不得娶老婦，老者不得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並給人民以軍事訓練。前482年，夫差既兩敗齊國，大會諸侯於齊的黃池。他要學齊桓、晉文的先例，自居盟主。臨到會盟的一天，晉人見他神色異常的不佳，料定他國內有變，堅持不肯屈居吳下，一直爭執到天黑，結果他不得不把盟主的地位讓給晉國。原來他已經秘密接到本國首都（吳原都句吳，在今無錫東南，至夫差始遷於姑蘇，即今蘇州）被越人攻陷的消息了。夫差自黃池掃興而歸後，與越人屢戰屢敗。前473年，吳亡于越，夫差自殺。句踐踏著夫差的路徑北進，大會諸侯於徐州（據顧棟高考，此徐州在今山東滕縣，非江蘇之徐州），周王亦使人來「致胙」。後又遷都於琅琊（越本都會稽，即今紹興。至句踐前一代遷諸暨），築起一座周圍七里的觀台，以望東海。這時越已拓地至山東，與邾、魯為界了。 句踐死於前465年，又六十三年而晉國正式分裂為三，那是戰國時代的開始。在這中間，越滅滕（後恢復），滅郯；楚則滅蔡、滅杞、滅莒（莒後入於齊），亦拓地至山東境。在轉到戰國時代之前，讓我們補記兩個和向戌先後並世的大人物：一個是鄭公孫僑，字子產，即弭兵大會中鄭國的代表之一；另一個是魯孔丘，字仲尼，即後世尊稱為孔子的。 秦的變法 秦的發祥地在渭水上游的秦川的東岸（今甘肅天水縣[21]境），周孝王時，嬴姓的非子因替王室養馬蕃息的功勞，受封在這裡，建立了一個近畿的「附庸」。宣王時，秦莊公以討伐犬戎有功受命為西垂大夫。及平王東遷，秦襄公帶兵去扈衛，平王感念他的殷勤，才把他升在諸侯之列。這時畿內的豐岐一帶已淪入犬戎，平王索性更做一個不用破費的人情，把這一帶地方許給了秦，假如它能將犬戎驅逐。此後秦人漸漸地東向開拓，到了穆公的時代，更加猛進。穆公是春秋的霸主之一。他曾俘獲了晉惠公，拿來換取晉國的河西地方；又滅梁、滅芮，都是黃河西岸與晉鄰近的小國。他又潛師遠出，希圖滅鄭，若不是鄭商人弦高把噩耗發現得早，向祖國報訊得快，秦的鐵手此時也許便伸入中原了。秦的東侵是晉的大忌。秦師這次由鄭旋歸，晉人也顧不得文公新喪，墨絰興兵，把他們攔路截擊，殺個慘敗。後來穆公雖報了此仇，他東向的出路到底給晉人用全力扼住了。他只得回過頭去「霸西戎」，結果，「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死時（公元前621年），秦人已占有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已奠定一個頭等國的基礎。但此後二百多年間，秦的內部停滯不進，而晉始終保持著霸國的地位，繼續把秦人東出的路堵住。 當戰國開場的前後，秦在「七雄」中算是最不雄的一國。自前428年以降，四十多年間，它的政治出了常軌，大權落在亂臣。在這時期中，它有一個君主被迫自殺，一個太子被拒不得繼位，另一個君主和母后一同被弒，沉屍深淵。魏人乘秦內亂，屢相侵伐，並且奪回穆公所得到的河西地方。 穆公的霸圖的追續是自獻公始。他即位的次年（公元前383年）便把國都從雍（今陝西鳳翔縣）東遷到櫟陽（今陝西臨潼縣[22]東北）。他恢復君權，整飭軍旅，兩敗魏師。但秦國更基本的改革，更長足的進展，還要等待繼他位的少年新君孝公和一個來自衛國的貴族少年公孫鞅。 公孫鞅原先游仕在魏。傳說魏相公叔痤病到要死時，魏君（即日後的惠王）請他舉薦繼任的人，他便以衛鞅對。魏君默然不語。公叔痤更囑咐道：若不用這人，必得設法把他殺掉，勿令出境。魏君答應去後，公叔痤立即喚叫衛鞅前來，把剛才的談話告訴了他，勸他快走。他不慌不忙答道：魏君不能聽你的話用我，又怎能聽你的話殺我呢？後來聞得孝公即位，下令求賢，他才挾著李悝的《法經》，走去秦國。 前359年（孝公三年），孝公用衛鞅計頒布第一次的變法令。這令的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刑法的加嚴加密。人民以十家或五家為一組，若一家犯法，其他同組諸家得連同告發，知情不舉的腰斬；告發本組以外奸惡的與斬敵首同賞，藏匿奸人的與降敵同罰。（二）是富強的新策。凡不做耕織的遊民收為公家的奴隸，努力耕織多致粟帛的人民免除徭役；家有兩男以上不分居的納加倍的人口稅，私相毆鬥的分輕重懲罰；非有軍功的人不得受爵；服飾、居室和私有的田土奴婢的限度，按爵級區別，因此沒有軍功的人雖富也不得享受。這新法施行十年後，秦國家給人足，盜賊絕蹤，百姓從詛咒轉而歌頌。這新法的成效更表現在衛鞅的武功，前352年，他親自領兵征魏，把魏的舊都安邑也攻破了。此役後二年，衛鞅又發動第二步的改革。把國都遷到渭水邊的咸陽，在那裡重新築起宏偉的城闕和宮殿；統一全國的度量衡；把全國的城邑和村落歸併為三十一縣，每縣設縣令、丞（正副縣長）；把舊日封區的疆界一概剷平，讓人民自由占耕未墾闢的土地，讓國家對人民直接計田徵稅。第二步改革完成後，衛鞅於前340年又領兵征魏，把魏將公子卬也虜了回來。於是孝公封衛鞅於商，為商君，後人因此稱他為商鞅，但他的末日也快到了。先時第一次變法令公布後，人人觀望懷疑。適值太子犯法。衛鞅便拿他做一個榜樣，把他的師傅公子虔黥了。後來公子虔自己犯法，又給衛鞅劓了。前338年孝公死，太子繼位後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商鞅族誅。但商鞅的政策卻繼續被採用。 秦地本是戎狄之區。西周的京畿雖建在其上，文明的透入始終不深，好比一件錦衣覆著襤褸。周室東遷後，錦衣一去，便襤褸依然。直至孝公變法時，秦人還不脫戎狄之俗，例如他們還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寢一室，這大約是沿著遊牧時代以一個帳幕為一家的經濟辦法。這種陋俗經商鞅的嚴禁才消滅。又例如秦國道地的音樂，直至戰國晚年，還是「擊瓮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沒有受文明的雅化，也就沒有受文明的軟化。在六國中秦人是最獷野矯健的。商鞅的嚴刑峻法給他們養成循規蹈矩的習慣，商鞅的特殊爵賞制度使得對外戰爭，成了他們唯一的出路。以最強悍、最有紀律的民族，用全力向外發展，秦人遂無敵於天下。 商鞅死後約莫七八十年，趙國的大儒荀卿游秦。據他所記，這時商鞅變法的成績還歷歷可見。荀卿說： 〔秦之〕國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淫蕩）汙（猥褻），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順。……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入其國（首都），觀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觀其朝廷，其朝（早）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 荀卿的弟子韓非也說： 今……〔六國〕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 信賞必罰正是商鞅的政術。荀卿又曾比較齊、魏和秦的強兵政策道： 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則賜贖錙（八兩）金，無本賞矣 （本賞大約是指戰勝攻取之賞）。是事小，敵毳（脆），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按一定標準挑選）：衣三屬（層）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 （胄）帶劍，贏（背）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免除賦役），利其田宅（給以好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合格的武卒，幾年後便衰弱不可用。但其特權卻不能剝奪）。……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厄（給人民的生路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忸（狃）之以慶賞，（）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斗無由也。厄（壓迫）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勝利才算功，不但計首級），功賞相長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 所說齊、魏的兵制，不知創行於何時，所說秦國的兵制正是商鞅所創的。 注釋 [1]鞏縣，今河南鞏義市，1991年撤縣設市。—— 編者注 [2]巢縣於1949年撤縣併入巢湖專區，屬今巢湖市。—— 編者注 [3]邠縣，即今陝西彬州。—— 編者注 [4]懷慶，今屬河南焦作市。—— 編者注 [5]臨淄，今屬山東淄博市。—— 編者注 [6]北平，即今北京市，後不贅述。—— 編者注 [7]長安縣，2002年撤縣，設立西安市長安區。—— 編者注 [8]華縣，今陝西渭南市華州區。—— 編者注 [9]公元前651年為齊桓公葵丘會盟的時間。——編者注 [10]此段景公、獻公、穆公的括注時間段為其在位的時間。——編者注 [11]此處所指應為東漢。——編者注 [12]武昌縣，即今武昌區。—— 編者注 [13]鄧國，在今河南鄧州。——編者注 [14]今為淄博市臨淄區。—— 編者注 [15]壽光縣，即今壽光市。—— 編者注 [16]郾城縣，即今漯河市郾城區。—— 編者注 [17]蘄水，即今湖北浠水縣，1933年改為浠水縣。—— 編者注 [18]太原縣，今屬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 編者注 [19]廬州，今屬安徽合肥市。—— 編者注 [20]臨淮縣，清乾隆年間廢臨淮縣，併入鳳陽縣。—— 編者注 [21]天水縣，即今甘肅天水市。—— 編者注 [22]臨潼縣，今陝西西安市臨潼區。—— 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