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獨立戰爭 · 第24章 奧托一世與希臘王國

精彩看點 持續的內戰——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伯爵的成功——政府的無能——國家的不幸——阿爾馬托利游擊隊與法國人在阿爾戈斯大戰——奧托一世的到來——結語 國王奧托一世的到來指日可待。針對最後的一些細節事宜，倫敦會議做出了安排。1832年8月底，針對攝政委員會和參議院發來的表示效忠及歡迎的聲明，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給出答覆。現在，由安德烈亞斯·米奧里斯上將、康斯坦丁·波扎雷斯和迪米特里烏斯·帕普盧塔斯組成的大使團正前往慕尼黑，代表希臘國家向這位新統治者致敬。 然而，國王奧托一世即將到來的消息並沒能阻止內鬥。相反，為了在國王奧托一世到來前剷除對手，各方各派採取了更暴力的手段。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伯爵處處取勝，所向披靡。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伯爵將格里瓦斯和魯米利亞人都趕出了的黎波里。現在這些人又從地峽返回，最終占據了邁索隆吉。揚尼斯·科萊提斯再次向首都進發。現在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伯爵正在納夫普利亞同里科德上將及霍瑟姆上將會談。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伯爵要求重建政府。經歷一系列會議和陰謀後，揚尼斯·科萊提斯得到法國人的支持，而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伯爵一派則得到俄國人和英國人的同情。最後，名義上揚尼斯·科萊提斯留任，並與兩名同事共同管理政府，但實際上他的統治只局限於納夫普利亞。與此同時，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伯爵統治著除納夫普利亞外的整個希臘，至少摩里亞半島已經牢牢落入他的手中，長期歸他管轄。似乎是為了結束傀儡政府在納夫普利亞的完全無能的表現，攝政委員會和參議院爭執不休，於是參議院逃去了阿斯特羅斯。 1832年是整個希臘獨立戰爭進程中最悲慘的一年。與遭到奧斯曼帝國入侵時相比，在本國同胞的殘暴和掠奪中，希臘人遭受了更多苦難，甚至比他們在易卜拉欣帕夏軍隊手下遭受的痛苦還要多。1832年年底，整個國家已經完全精疲力竭，而雙方黨派也都厭倦了這場自殺式的鬥爭。《特羅澤憲法》《阿斯特羅斯憲法》和《埃皮達魯斯憲法》中高調宣布的那些冠冕堂皇的原則早已經被遺忘，它們都被淹沒在戰爭的喧囂中，迷失在各黨派的吶喊里。如今這座由揚尼斯·安東尼奧斯·卡波基斯迪亞斯總統費盡心血建立的行政大樓已經只剩下一片斷壁殘垣。法院關閉，而參議院也被解散。在納夫普利亞，為了能夠在需要時代表希臘國家，國務秘書們依然維持著他們的影子政府，因為眼下還沒有跡象表明有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希臘。在地峽以北，這個國家相對擺脫了當地暴君的控制。在沒有任何上級管理的情況下，行政區實行自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地峽以南，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伯爵逐漸將摩里亞半島從除他以外的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並嚴令遵照家族式統治傳統，將在他手下的首領和其他卡波基斯迪亞斯派系官員的幫助下治理摩里亞半島。只有在國家的最南端，馬伊納人還始終保持著戰鬥的姿態，一邊與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伯爵作戰，一邊同盟軍艦隊的海軍上將展開戰鬥。 現在，為了迎接國王奧托一世，納夫普利亞正在積極準備。為了確保國王奧托一世的人身安全，一些巴伐利亞士兵將陪同他前往。這些士兵組成了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為了在行政中心給這些軍隊騰出空間，三個法國軍團被轉移到阿爾戈斯，而當時阿爾戈斯還掌握在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伯爵和格里西奧蒂斯軍隊手中。法國人的出現引起了阿爾馬托利游擊隊的懷疑。人們在一起竊竊私語。很快，這些竊竊私語就轉化成了行動。在城裡的街上，法國人遭到突襲，接著就發生了一場戰鬥。在這場戰鬥中，希臘人死傷無數。隨後希臘人又執行了幾次死刑。這是希臘獨立戰爭中的最後一場血戰。 1833年1月28日，納瓦里諾海灣山上的巡邏士兵報告說，有一大隊戰艦正沿著海岸駛來，而領頭的船上掛著希臘國旗。接著，消息迅速傳開：新國王終於來了。1833年1月29日，在大炮的轟鳴聲和人民的歡呼聲中，艦隊駛入納夫普利亞港。希臘的第一位國王奧托一世終於踏上了希臘的海岸。 奧托一世 奧托一世的到來正式為希臘獨立戰爭的宏偉篇章畫上句號。這並不是說奧托一世是靈驗的除妖之神，能解決希臘面臨的複雜問題，而希臘問題也不是像議會外交官們天真地認為的那樣能夠隨著奧托一世的到來迎刃而解。但無可爭議的是，這是希臘反抗土耳其統治鬥爭的正式結束。它不僅在希臘歷史上，也在歐洲歷史上開啟了一個新時期。現在，歐洲聯邦共同體中納入了一個新的基督教王國——希臘。未來的危機問題、過去六十年的歷史，尤其是當前發生的事情，都已經證明這最後的結局多麼意義深遠。的確，人們可能會想，如果在處理希臘獨立問題時，這些大國不那麼膽怯的話，歐洲的和平是否還會經歷這麼大的危機。然而，也許這是所有聯盟團體的本質缺陷：即使最終能夠取得一些成就，成員之間的相互猜忌也會導致它們取得的成果大打折扣。在政治上，妥協是萬惡之源。即使一邊倒的解決方式有失公允，但最終也會對整個世界有利，因為雖然協議一方可能不滿意，但至少有一方會滿意。不過，在妥協的前提下，雙方都會感到不滿，而爭論的問題非但不能得到解決，反倒只會被推遲拖延。在希臘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這件事中，妥協尤為明顯。此外，黎凡特問題的後續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在當時聯合國家的所有政治家中，只有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侯爵一個人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並從一開始就反對任何形式的妥協。只要還有希望留在內閣，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侯爵就支持奧斯曼帝國政府擁有鎮壓臣民叛亂的絕對權威。最終，雖然毫無疑問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侯爵不可能有哪怕一絲的希臘情懷，但首先提議建立一個強大而獨立的希臘國家的正是他。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侯爵這種態度的轉變並不是前後矛盾，只不過是一位聰明、敏銳、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對那些膽小懦弱之人的權宜之計的反對而已。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侯爵看到維持歐洲和平只有兩種選擇，要麼鎮壓希臘叛亂，要麼安撫希臘人的反抗情緒。在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侯爵看來，鎮壓政策比調解政策更安全。然而，當他意識到在當時的條件下鎮壓政策不可能實現，他發覺調解政策是唯一的選擇。不過，正如一個艦隊的速度取決於最慢那一艘船的速度一樣，一個聯合會議的策略也取決於其中最沒有遠見的成員的策略。在解決希臘問題時，正是英國拖累了整個歐洲的決策。如果喬治·坎寧爵士還在世，那麼儘管兩位政治家的觀點和目標完全對立，最終喬治·坎寧爵士可能依然會與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侯爵聯手建立一個強大的希臘。對英國和奧地利來說，顯而易見的政策就是讓俄羅斯帝國緊緊地束縛住土耳其的手腳。然而，對托利黨政客們來說，與奧斯曼帝國的傳統友誼太過深厚，而從一開始希臘的命運就掌握在這些政客手中。托利黨政客們從喬治·坎寧爵士那裡沿用了一項令他們自己十分憎惡的政策。雖然托利黨政客們要給予希臘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在政策上他們畏首畏尾，處理問題的手段不夠高明。他們似乎希望，如果他們選擇最低限度地對希臘讓步，土耳其就可能會對這個友好大國的不友好行動視而不見。然而，「沒有人會因為有人打了他一棍而更愛這個人，即使這根棍子不長」[1]。如果在毆打的同時還表示愛和尊重，甚至可能會遭到更大程度的痛恨。對於奧斯曼帝國政府來說，早在納瓦里諾戰役前，英國的態度就已經變得不可理喻。正當斯特拉福德勳爵珀西·斯邁思在君士坦丁堡堅持表明英國對土耳其王宮親善時，為了幫助那些所謂的叛亂分子，英國志願者帶著他們募集的資金湧入希臘。土耳其人不相信英國政府沒有能力阻止這種事情發生。當然，納瓦里諾戰役證實了土耳其人對英國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對於俄羅斯帝國光明正大表現出來的敵意，土耳其人反倒持欣賞態度。然而，在和平時期屠殺六千名真正的信徒，並通過這種手段來彰顯與他國友誼的大國的偽善，無論如何也令人難以理解。 19世紀30年代的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侯爵 事實上，英國急於將土耳其作為抵禦俄羅斯帝國侵略的屏障，最終這希望卻落空了。顯然，即使要建立這樣的屏障，一個完全不信任英國的國家也絕對做不到。何況自從阿德里安堡獲得和平後，土耳其就已經屈服於俄羅斯帝國的勢力。俄羅斯帝國畏懼和拼盡全力抵抗的並不是一個遲早要分崩離析的舊帝國，而是要在它的廢墟上建立起的一個獨立的基督教國家，這個國家的力量將強大到足以抵抗俄羅斯帝國的進攻。對於要建立一個強大到足以抵禦越來越廣泛的斯拉夫影響的希臘來說，這尤其重要。因此，如果英國必須抵制俄羅斯帝國在地中海建立強權，最好的辦法就是做令俄羅斯帝國感到害怕的事，那就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希臘，強大到不會有成為周圍列強的傀儡國家的風險。廣義地說，這是唯一切實可行的政策，因為從長遠看，這是英國人民唯一能容忍的政策。然而，就英國政客們當時的工作環境而言，要制定出一個真正強有力的、協調一致的外交政策幾乎不可能。威靈頓公爵阿瑟·韋爾斯利一直被喬治·坎寧爵士的親希臘傳統阻礙，而帕默斯頓子爵亨利·約翰·坦普爾則被托利黨人的親伊斯蘭教傳統阻礙。在擔任外交大臣兼首相前，帕默斯頓子爵亨利·約翰·坦普爾曾經主張將克里特島納入希臘王國，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許多接下來的麻煩。在執政期間，帕默斯頓子爵亨利·約翰·坦普爾所做的也只能是將邊界線擴大到阿爾塔——沃洛。因此，這樣建立的希臘非常強大，但還不足以讓英國政府感到滿足，更何況「力量與不滿的結合只會產生不需要推理來證明的道理」[2]。 因此，雖然英國政府的親希臘政策只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果，但它迅速重新採取的親土耳其政策永遠無法實施，因為英國輿論強烈反對政府的親土耳其政策。從18世紀70年代到現在的六十多年裡，英國在近東外交的最終結果是，英國在君士坦丁堡曾經擁有的所有勢力如今都不復存在，而希臘作為英國曾經在地中海的堡壘，現在卻在土耳其的鐵蹄下支離破碎，血流成河。至於釀成後一種結果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英國政客們的行動，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希臘人自己的虛榮心和急躁不安，可能都要留給後世來定論。在筆者看來，索爾茲伯里勳爵羅伯特·加斯科因-塞西爾的謹慎外交很可能是為了創造一個更強大的希臘，只不過由於希臘人自己的倉促行動，以及對英國和其他國家的親希臘人士的判斷失誤，哪怕只是輕微失誤，都導致這個目標至少要推遲三十年才能實現[3]。 然而，建立一個國家所需要的不只是領土的擴張和大國的保障。與此同時，人們也懷疑希臘人的性格是否值得被賦予任何擴張的權利。必須指出，作為一個國家，希臘是支離破碎的，但作為一個民族，儘管希臘人有許多有魅力的品質，但他們也有拉幫結派、背信棄義等不良品性。儘管類似的評價很多，然而事實上，在獨立戰爭的歷史上，有關希臘人的這一切明明白白，戰爭都證明了希臘人能為國家理想做出巨大犧牲。此外，隨著國家領土的擴大，希臘人的責任感和愛國主義觀念也有可能會相應增強。如果認為作為一個民族，希臘根本沒有能力去建立和維護一個強大的國家，那就是忽視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的教訓，哪怕只是相對忽視。早在拜占庭帝國時期，希臘就是一個國家。然而，雖然它無可救藥且腐敗透頂，但一千多年過去，為了抵禦來自北方和東方野蠻浪潮的進擊並時時要壓倒它的威脅，希臘一直保護著文明和古老文化的遺蹟。 太陽、風和水造就了我們！ 如今的希臘人與他們的祖先非常相似。在希臘，從來沒有哪個時代滿是英雄和哲學家的，也從來沒有哪個時代是由最純粹的愛國主義來指引的。同如今的雅典人一樣，傾聽埃斯庫羅斯[4]和索福克勒斯[5]的詩作的雅典人善變、迷信和殘忍。古希臘文化已經日落西山，而我們看到的只是照亮奧林匹亞最高和最純淨山峰的那一抹餘暉。雖然這一切膚淺、骯髒、平庸，但毀滅之夜已經降臨。因此，我們不能說希臘人不值得我們同情，因為他們似乎天生不像那些熱衷於誇耀自己出身的人那麼勇敢。我們的態度很可能是親希臘態度。納皮爾上校曾經說：「所有親希臘人都去了希臘，他們希望能找到那些普魯塔克[6]書中描述的伯羅奔尼撒人。而現在他們又都回來了，因為他們覺得紐蓋特監獄裡的人比現在的希臘人更道德。」喬治·戈登·拜倫勳爵對希臘人做出了公正的評價。他知道半開化的人滿是惡習，而剛剛獲得自由的奴隸也必須得到極大的寬容。因此，喬治·戈登·拜倫勳爵繼續說：「手持韁繩，並不是認為他們好，而是希望將他們變得更好。」情況已經變了。因為從希臘獨立戰爭取得勝利起，希臘已經享受了半個世紀的自由。然而，我們應當用同樣仁慈的判斷和同樣的期望來對待希臘人民。儘管土耳其人擁有很高的品質和個人價值，卻被一個似乎無法改革的制度束縛。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東方的未來並不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而是在那些受盡鄙視和貶低的基督教民族手中。對這些基督教民族而言，即使不是在他們的種族中，在他們的宗教里也一定存在發展和進步的潛力。 註解： [1]　《伯利勳爵對伊麗莎白女王的忠告》，第1卷，第101頁。——原注 [2]　《伯利勳爵對伊麗莎白女王的忠告》，第1卷，第101頁。——原注 [3]　這一觀點並非與希臘人最初爭取自由的鬥爭，甚至與他們進一步擴張的願望相背。不過，從歐洲情緒的角度來看，世界上對自由的熱愛與領土擴張的願望有著很大的不同。在克里特島，一場僅僅為了「自治」取代「共治」而發動的戰爭，只能用成功才能證明。事實上，希臘人的行為似乎比犯罪更嚴重——這是一種愚蠢的行為。——原注 [4]　埃斯庫羅斯（Aeschylos，前525—前456）：希臘悲劇作家，希臘悲劇之父。 [5]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5—前406）：與埃斯庫羅斯和歐里庇得斯一起並稱為古希臘三大悲劇詩人。 [6]　普魯塔克（Plutarch，46─125）：希臘作家，代表作有《希臘羅馬名人傳》。文藝復興時期，他的作品大受歡迎，蒙田對他推崇備至，而莎士比亞的不少劇作也都取材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