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獨立戰爭 · 第1章 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希臘

精彩看點 希臘民族的延續——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影響——東正教在保護希臘民族中的作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奧斯曼帝國統治下希臘人的狀況——農民生活相對富裕——阿爾馬托利游擊隊和希臘游擊隊——希臘人的海上力量——《庫斯丘克-卡納爾吉條約》——法納爾人——文學運動——古文字的復興 希臘人再次奮起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以下簡稱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們進行抗爭，同時再次為實現民族獨立而高聲吶喊。儘管歐洲各國政府態度並不友好，而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們也發出了警告，但這吶喊還是喚起了全體歐洲人民富有同情心的回應。與其說這種親希臘式熱情是刻意為之，倒不如說是天性使然。幾個世紀以來，歐洲都是以一種近乎宗教崇拜的方式接受古文化教育，實在無法忘記這片本是科學的發源地和藝術的搖籃的土地曾經賦予它們的一切。雖然指出這點並沒有什麼意義，但在經歷二十個世紀的變化和機遇後，現代希臘人與伯里克利[1]和柏拉圖時期的希臘人已經沒有太多共同之處。人們對建立希臘王國寄予深厚期望，隨後這一期望卻破滅了。 群山矚目馬拉松， 而馬拉松凝望碧海。[2] 喬治·戈登·拜倫勳爵 歐洲依然隨著喬治·戈登·拜倫[3]勳爵對希臘的夢想而燃起熊熊的熱情之火。人們幻想著將希臘從奧斯曼帝國的野蠻統治中解放出來。這樣一來，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藝術和科學將重新在它們古老的發源地崛起並繁榮昌盛。在嚴肅的政治中，也許這個空洞的夢想根本無法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無論多麼空洞，影響廣泛的希臘自由主義情感都是政治家不可隨意忽視的一個因素。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侯爵辛辛苦苦地建造在馬基雅維利式[4]權謀術之上的所有政策，儘管在歐洲獲得多數支持，卻在他一向鄙視的對「希臘人悲慘命運」的第一次強烈吶喊中土崩瓦解。 希臘民族的歷史延續性問題不僅在學術界引起了人們的興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進入了政治實踐領域。在希臘第一次起義的歷史階段中，它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即使是現在，當人們普遍地將希臘解放事業與被壓迫的東方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的思想聯繫在一起時，他們能體會到希臘解放事業對人們思想的巨大影響。那麼，真相是什麼呢？ 克萊門斯·馮·梅特涅侯爵 人們普遍認為希臘遭受的多次入侵及中世紀時期北方民族的多次遷徙已經使純正的希臘種族滅亡。事實上，今天所謂的希臘人是具有阿爾巴尼亞人、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血統的人，他們只有一點兒希臘血統。與此同時，人們也認為除了猶太人，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如希臘人一般如此堅守自己的民族特性。儘管希臘一次又一次地被武力征服，但希臘精神總能潛移默化地對征服者產生影響。先是馬其頓人，接著是羅馬人，在他們在將希臘置於政治枷鎖下的同時，他們自己也漸漸臣服於希臘文化。儘管隨著古代文明的衰敗，這種文化逐漸消失，但所有的證據都傾向於證明希臘比任何其他現代歐洲國家都更成功地吸收了眾多的外國文化元素。而在那些動盪混亂的年代，這些外國文化元素勢必已經和希臘文化混雜在了一起。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5]占領君士坦丁堡，幾乎消滅了希臘民族的最後剩餘力量。幾個世紀以來，外族的野蠻入侵已經逐漸將殘存下來的希臘文化禁錮在了這僅存的帝國都城的城牆內。如今，古代文明最後一道堡壘的坍塌引發了一個遠遠超出預期的結果，因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後，希臘學者逃散各地，這直接引發了希臘文化的偉大復興，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文藝復興，而這是一場註定要在現代社會通過希臘自己的文學領袖來對希臘產生影響的運動。 穆罕默德二世 君士坦丁堡陷落 事實上，在希臘人自己看來，最後一根將他們與古典傳統文化連在一起的繩索被斬斷了。儘管他們作為一個民族倖存下來，但連接他們的紐帶不是他們古老偉大的記憶，而是他們共同的宗教信仰。由於這些侵略者都是異教徒，希臘人自己的宗教信仰就變得更強大，也更有影響力。在歐洲其他大部分地區，野蠻侵略者已經信奉了被征服民族的信仰。這些侵略者逐漸融入了被征服民族中並發展成一個全新民族。伊斯蘭征服者不願和被征服民族拉亞[6]混在一起，由於民族特有的排他性，這些伊斯蘭征服者盡力保持被他們征服的基督教民族的民族特徵，除了要將自己的信仰強加於被征服者的少數場合，他們儘量避免與這些基督教教徒待在一起。 1453年後，一個東正教的組織將分散的希臘各部聯繫在了一起。土耳其人確實很高興能夠使用一種現成的政府統治工具。憑藉自己的權威，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取代了拜占庭愷撒，成為土耳其宮廷的希臘基督教臣民的官方首領。由於當時的處境不穩定，大牧首本人就是蘇丹的傀儡，主要利用朝廷寵臣的任性和反覆無常，而且通過巨額賄賂來獲得和鞏固自己的地位。儘管如此，他還是對王宮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被蘇丹的政策賦予了巨大的現世和精神力量。作為統治整個希臘世界的大牧首，在每個教區，大牧首成了精神和現世權威的化身。不僅是基督教教徒之間的爭端需要由他來裁決，甚至當穆斯林與基督教教徒發生爭執時，也會找大牧首進行裁決，而不是通過辦事效率低下的卡迪法庭[7]。然而，正是通過職位較低的神職人員，東正教的組織才與人民的生活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為作為已婚的男人[8]，教區牧師與教區教眾的感情和願望緊密相連。儘管教區牧師的職務神聖不可侵犯，但在文化和學識上，他們與教眾們幾乎沒有區別。 這樣一來，在西方，即使是外族野蠻人入侵的動亂時期，羅馬教會都保留了帝國統一的思想。在整個奧斯曼帝國統治下，希臘統一的神權基礎在政策上得到征服者的刻意維護。創造或容忍這樣的「國中國」，似乎從一開始就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智慧。事實上，從蘇丹的角度來看，只要大牧首完全控制在自己手裡，這種做法就不會威脅到自己的統治。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衰敗，蘇丹的基督教臣民開始向國外尋求支持。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能夠指望來自國外的支持時，這種制度的危險才顯現出來。 隨後，通過信仰和民族感情的雙重紐帶，希臘人開始依附於自己的宗教。不過，希臘人只效忠於自己的宗教及宗教領袖。在與憑武力統治他們的蘇丹的關係中，沒有任何忠誠的成分。一旦土耳其嚴苛的暴政鬆懈下來，非伊斯蘭教信徒的土耳其人就沒有義務服從一個再也不能推行自己指令的政府。因此，將希臘人的反抗歸咎於土耳其人的暴政的觀點是錯誤的。所有的歷史和經驗確實證明，一個民族往往會默默地承擔著最沉重的壓迫。只有當繩索鬆開，負荷減輕時，被壓迫者才會奮起反抗。正是由於路易十六政府對改革盡心盡力，才直接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也正是土耳其統治壓力的減輕，以及希臘人口的日益增長，才使希臘起義成為可能，並且不可避免[9]。 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所以有危害，與其說是因為它做了什麼事，倒不如說是因為它沒做什麼事。比起實際做了的事，它將要做的事更令人難以忍受。即使在奧斯曼帝國與歐洲諸國簽署停止敵對協約前，蘇丹的基督教臣民也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宗教，積累財富，並按自己的心愿選擇接受教育。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提升自己，在教堂或州政府擔任高級職務，成為土耳其宮廷的外交譯員，或者成為一個省的省長。18世紀，農民的地位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比歐洲大部分地區的都高。整個基督教世界中幾乎普遍存在的農奴制已經消失。此外，在土耳其統治下的許多地區，土地的耕種者們享受著連一些文明程度更高的國家的農民都從來沒有過的繁榮。令民眾感到痛苦和不滿的是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反覆無常，而不是任何有意識的壓迫。雖然理論上收取耕種稅收和以實物償付賦稅的習俗可行，然而事實上，收稅常常演變為對農民的勒索。因為在有些地方，除非估稅員已經巡視過，否則莊稼就不能隨便收割，這就給賄賂和敲詐勒索提供了無數的機會。的確，這一制度的可惡之處在於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都難以倖免。然而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出於宗教和種族的驕傲，基督教教徒們成了征服者的奴隸，任何穆斯林都可以侮辱他們而不受懲罰。為了能夠活下去，基督教教徒們不得不每年繳納人頭稅[10]。與每日遭受的溫水煮青蛙般的迫害相比，人們更容易原諒一次較嚴重的迫害。所有暴政中最不能容忍的不是僅有一次的暴力行為，而是在制度中常見的輕視、冷漠。 尼科洛·馬基雅維利曾經說過，在對付一個被征服的民族時，要麼讓他們投降，要麼徹底毀滅他們。然而，土耳其人並沒有這麼做。雖然土耳其人並沒有摧毀希臘民族的組織，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允許希臘民族保留自己的武器，但土耳其人的統治不斷地挑戰希臘人的民族自豪感。自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統治開始，塞薩利附近鄉村的一些村野山民加入了一個名為阿爾馬托利[11]的非正規民兵組織，目的是保護道路及保障正常通行。蘇丹延續並加強了這一制度。根據土耳其宮廷的特別政策，這些希臘山民世代都習慣使用武器，並都在山地戰的戰術方面受過訓練，因此山區民兵與路邊劫匪並沒有太大區別。17世紀末，當蘇丹開始削減基督教民兵的數量時，為了削弱首領的權力，這些人成了不再需要他們來保衛的秩序的敵人。從那時起，匪徒盜賊或者希臘游擊隊員就發展成為在社會和政治上越來越重要的一個長久存在的部分[12]。當政府完全不尊重正義時，在其追隨者的支持下無法無天的人往往會通過報復的手段糾正不可容忍的社會罪惡。到目前為止，有組織地起義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苗頭還沒有出現。然而，由於厭倦了對土耳其人的卑微和屈從，農民中那些更大膽、更魯莽的人就跑到山上做了強盜。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占山為王做一名盜賊是一種榮耀，而不是恥辱。獨立戰爭前的幾十年，在同胞眼中，這些希臘游擊隊員一直是希臘民族信仰和故國的捍衛者，率領民族同胞反抗土耳其人的統治。不過說實話，他們戴著令人稱道的公正面具無情地劫掠民眾，無論是基督教教徒還是穆斯林們都沒能倖免。秉著「見到帕夏[13]就不要吝惜用劍，見到大維齊爾[14]就不要節省子彈」的理念，土耳其人和他們的「奴隸」同樣沒被希臘游擊隊員們放在眼裡。所有的傳說都關於希臘游擊隊員的勇氣、殘忍或慷慨。無數的民謠里傳唱著這些希臘游擊隊員抗擊土耳其人的英勇事跡。人們充滿敬畏地將一群著名的領袖口口傳頌。事實上，儘管在教育和知識方面，這些希臘游擊隊員除了好勇鬥狠所知甚少，但就勇氣和體力而言，他們都不亞於古代的英雄。這些希臘游擊隊員只怕一件事，那就是活著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他們慣用的祝詞是「科克索夫」，這顆頗受歡迎的子彈應該能讓他們逃離被俘的命運。然而，如果子彈擊中他們，只能擊垮他們的身體，卻擊不垮他們的精神。下面的故事就極具代表性。 由於被出賣，安東尼斯·卡桑托尼斯酋長和他的弟弟喬治落入他們的對手約阿尼納的阿里帕夏[15]之手。約阿尼納的阿里帕夏宣判用大錘逐段砸碎他們的四肢。首先遭受酷刑的是安東尼斯·卡桑托尼斯。由於身體虛弱，他無法忍受痛苦。當錘子落在他的膝蓋上時，他忍不住發出一聲呻吟。喬治驚訝地轉向他：「什麼，安東尼斯·卡桑托尼斯？你怎麼像個女人一樣號叫？」輪到喬治的時候，他躺在那裡，既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也沒有呈現出一絲痛苦的神情，從臀部到腳踝的兩條腿都被砸成了碎片。 青年時期的約阿尼納的阿里帕夏 這個時期的故事還有很多。下面的故事令我們愉快地想起了希臘的「羅賓漢[16]」和「塔克修士[17]」。在品都斯山脈一帶的盜賊團伙里有一位牧師。這個盜賊團伙的棲身之所是一棵巨大的空心橡樹。每當抓到俘虜時，這個盜賊團伙會將俘虜帶到樹旁，牧師就在樹洞裡。隨後，團伙首領就衝著大橡樹問：「我們的祖先所尊敬的聖橡樹啊，你說我們該怎樣處置我們的囚犯呢？」「樹」問：「他是基督教教徒還是異教徒？」「我們神聖的樹，他是一個基督教教徒。」「那麼，讓我們的兄弟在接受和平之吻後，歡歡喜喜地上路，將他的錢袋捐給他可憐的弟兄們作為救濟金吧！」而如果囚犯是穆斯林，「樹」的答案就是：「將這名異教徒掛在我神聖的樹枝上，沒收他所有的東西，供我們的教會和它忠實的孩子使用。」 在這個愛國的盜賊團伙里，對俘虜採取宗教制裁的情況並不少見。東正教很樂意原諒那些因信仰和愛國犯下的罪行。與此同時，這些盜賊也可以真心實意地向上帝之母帕納吉婭·克萊夫特里娜[18]祈禱，她護佑著海上和陸地上的所有行動。 這就是在希臘獨立戰爭中那些無論所作所為是善是惡，都產生過極其重要作用的盜賊們的真實寫照[19]。另一種更有威力的由土耳其宮廷的保護政策促成的武裝力量，將用於希臘獨立事業，那就是希臘諸島的海上力量。早在希臘起義前，許多島嶼都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獲得了很大程度的獨立。實際上有些島嶼是自治的，其對蘇丹的屈從僅表現在每年義務向奧斯曼帝國海軍提供一定數量的水手。由於從小就習慣面對海上的危險和機會，希臘群島上的居民都是傑出的水手。此外，得益於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這些居民還迅速建立了強大的海上貿易。1774年，《庫斯丘克卡納爾吉條約》極大地推動了海上貿易發展。通過這份條約，俄羅斯帝國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的航行中獲得了一些特權，包括一些心照不宣的對蘇丹的基督教臣民的保護權。從這時起，希臘商人在船上掛著俄羅斯帝國國旗開展貿易。以前他們的船主要是小型的滑行船，而現在越來越大。起初他們的航行只是小心地從一個島到另一個島，現在卻開始從切爾森一直延伸到直布羅陀，甚至更遠。由於經常遭遇阿爾及利亞海盜，這些船必須配備武器。出海前，船員們不光接受駕駛訓練，還要接受戰鬥訓練。於是，在奧斯曼帝國政府的眼皮底下，希臘的海上力量逐漸建立。在希臘獨立戰爭期間，這支海上力量為希臘的自由事業贏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簽訂《庫斯丘克-卡納爾吉條約》 同海上一樣，在陸上，土耳其政府也允許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在摩里亞半島的帕夏領地，整塊領地被分成二十三個區。雖然賦稅通常由這二十三個區的區長負責收取，但鄉村社區依然可以選舉自己的首領，俗稱德莫格隆茨，或者鄉村元老。除了收稅和管理自己村莊的事務，鄉村元老們還在一個區議會中與城鎮的代表舉行會議，選出普羅斯托伊[20]來決定每個社區應該承擔多少賦稅。隨後，鄉村元老們會再選擇一名被稱為普賴米特的希臘軍官，以及一名被稱為阿亞的伊斯蘭教信徒，住在的黎波里，代表的黎波里並參加摩里亞的帕夏會議。在維護同胞自由方面，鄉村元老們的貢獻很小，而且他們自己往往是奧斯曼帝國征服、壓迫民眾的工具。後來這些普賴米特成了希臘貴族，在戰爭爆發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的領袖。在戰爭的頭幾年，這些普賴米特管理錢財的經驗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在沒有任何其他組織的情況下，只有社區組織才能在內戰無政府狀態下保護希臘人免遭荼毒。 與此同時，另外一類希臘人也有必要提及，他們在起義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法納爾命名的法納里奧，或稱為燈塔，是君士坦丁堡的一部分。君士坦丁堡的宮殿就坐落在這裡。周圍有眾多的辦公場所和法院，構成了一個面積十分大的希臘殖民地。宮廷官員主要來自居住於法納里奧的希臘人，各轄區首領也多來自這裡。雖然地位並不高，但他們培養出眾多有傑出能力和對希臘事業真誠奉獻的人。作為希臘獨立戰爭中的法納里奧領袖，亞歷山德羅斯·馬夫羅科達托斯和德米特里烏斯·希普西蘭蒂也屬於這個階級。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歐洲文化背景和更廣泛的事務處理經驗對坦率野蠻的希臘土著酋長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 在結束對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希臘民族現狀的簡單描述前，我還想對那場對現代希臘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偉大的文藝運動[21]再囉唆幾句。時光流逝，古希臘語，這門曾經令柏拉圖和德摩西尼[22]妙筆生花的語言目前在俗世生活中已經基本絕跡。儘管如此，它仍然是教會和學者們的語言，只不過對古希臘語的學習本身已經局限於無趣的神學討論。因此對於現代希臘人來說，古代文學的經典傑作已經基本不被人知曉。幾個世紀以來，人們要麼完全忽視教育，要麼只能從修道士那裡接受教育，而這些修道士也不比他們所教的學生博學多少。一些熱血人士自願承擔起復興希臘人的語言和文學的任務，其中阿達曼提奧斯·可拉斯站在了復興運動的最前列。事實上，得益於富有的法納爾人的慷慨捐助，在希臘各地及島嶼已經建立了許多學校來教授經典作家和他們的作品。然而，由於各種意圖和目的，古希臘的語言變得死氣沉沉，沒有活力，因此希臘過去輝煌的知識很難得到復興，也難以成為人類真正的力量。於是，阿達曼提奧斯·可拉斯著意為自己的同胞重建一種文學語言。這種語言應該將古今兩種希臘語的最佳元素儘可能地結合在一起。阿達曼提奧斯·可拉斯既反對那些鄙視日常使用的俗語、希望保留古典希臘語作為學習者使用的語言的人，也反對那些希望將粗俗的方言提升到文學語言的尊崇地位的人。阿達曼提奧斯·可拉斯的計劃是將新希臘語建立在普通語言的基礎上，同時消除所有的外來語，並儘可能恢復所有還沒有完全過時的古老而純淨的語言形式。正如馬丁·路德對德意志所做的一切一樣，阿達曼提奧斯·可拉斯出版了經典文學的新版本，並用現代希臘語為它們寫了序言，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希臘。 阿達曼提奧斯·可拉斯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古今混合的方言仍然是民眾生活的語言。在報刊上和學校里，人們開始使用一種新的希臘語，而這種新語言與荷馬語言的差異不是在種類上而是在發音上[23]。由此，希臘壯麗的文學古蹟被保存下來，成為全希臘人的共同財產。古希臘已逝榮耀的恢復，為不斷覺醒的希臘人的民族意識增加了一種新的動機和力量。如今希臘人不僅夢想恢復東方希臘帝國，還夢想讓古代希臘帝國重生。希臘人不再像幾個世紀以來那樣自稱羅馬人，而是恢復了他們古老的名字「希臘人」。在繼續信奉他們的上帝的同時，普薩拉島和伊茲拉島的船長們開始用古老的異教英雄的名字命名他們的船。 阿達曼提奧斯·可拉斯 註解： [1]　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前429）：雅典黃金時期具有重要影響的領導人，培育了在當時看來非常激進的民主力量。他的時代也被稱為伯里克利時代，是雅典最輝煌的時代，產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一批知名思想家。 [2]　摘自喬治·戈登·拜倫勳爵《哀希臘》。 [3]　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國19世紀初期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同時也是一個為理想戰鬥一生的勇士。他積極而勇敢地投身希臘民族獨立戰爭，為它奉獻了自己的金錢及生命。 [4]　馬基雅維利式：指「在治國之道或一般行為中運用狡猾和口是心非策略的主義」，源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外交官、思想政治家、歷史學家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著作《君主論》《論李維》等。 [5]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0—1481）：奧斯曼帝國蘇丹。他以征服君士坦丁堡而聞名於世。 [6]　拉亞：奧斯曼帝國中不信仰伊斯蘭教的底層民眾。 [7]　卡迪法庭：伊斯蘭教歷史上國家司法機關的統稱，也稱卡迪法院、伊斯蘭法院或者沙里亞法院，主要審理穆斯林當事人之間的民事、商事、刑事訴訟。 [8]　根據東正教教義，有了家室的基層神職人員將沒有機會升遷到主教及以上職位。 [9]　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第259頁。「經驗表明，通常一個錯誤的政府最危險的時刻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我們耐心等待的邪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剛果人的想法是……邪惡變得更小。它是真實的，但感覺更有活力。」——原注 [10]　人頭稅：一種向每一個人定額徵收的稅種。被征服區域的基督教教徒不能得到土地，而且必須繳納人頭稅。 [11]　從15世紀開始在希臘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希臘武裝僱傭兵。在希臘獨立戰爭期間，許多阿爾馬托利士兵成為反對奧斯曼帝國統治的獨立游擊士兵。 [12]　喬治·芬利：《希臘革命史》，第1卷，第27頁。查爾斯·艾倫·法伊夫：《現代歐洲史》，第1卷，第246頁。——原注 [13]　奧斯曼帝國行政系統里的高級官員，相當於總督、將軍或同級高官。 [14]　奧斯曼帝國歷史上對宮廷大臣或宰相的稱謂，是蘇丹以下最高級的官員。 [15]　約阿尼納的阿里帕夏（Ali Pasha of Ioannina，1741—1822）：19世紀初奧斯曼帝國時期魯米利亞地區西部的一位帕夏，統治中心位於約阿尼納。約阿尼納的阿里帕夏於1820年糾集希臘各處勢力武力反抗奧斯曼帝國，並持續了三年。後來中計，被土耳其人誘殺，時年80歲。 [16]　羅賓漢：英國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位劫富濟貧、行俠仗義的綠林英雄。 [17]　塔克修士：羅賓漢手下的綠林好漢。 [18]　帕納吉婭·克萊夫特里娜即聖母瑪利亞。 [19]　托馬斯·戈登：《希臘革命史》，第1卷，第400頁。「希臘人應該對他們早期對山賊首領的偏愛態度表示悔改。這些山賊首領因惡行而臭名昭著。當然，窮苦的農民在戰爭中遭受的痛苦遠遠超過他們從土耳其人那裡遭受的。」——原注 [20]　普羅斯托伊：社區代表，主要負責決定每個社區的賦稅數額。 [21]　指文藝復興。 [22]　德摩西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古希臘著名的演說家，民主派政治家。 [23]　現代希臘語和古典希臘語最本質的區別之一在於是否有重讀音節。公元4世紀的古希臘史詩詩人諾努斯是第一個考慮發音的作家。吉爾伯特·默里教授：《古希臘文學》，第395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