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評論 · 小說與劇本——關於《家》

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學著作新陳代起，然而始終擁有最多的讀者的，我們有理由相信是巴金先生和他的《家》。不分男女，幾乎每個青年知識分子曾經生活在他所創造的世界裡。這位當著人面緘默的作者，夜闌人靜，把百千萬言從筆端傾泄出來。他的熱情吸住了每一個青年的熱情; 他的力量成為每一個青年的力量; 他的指示得到每一個青年的擁戴。 因為，不談他的其他作品，在《家》裡面，他牢牢抓住了我們一個共鳴所在。巴爾扎克在《人曲》的前言裡面，把他的全部社會機構建築在兩個東西上面: 一個是金錢，一個是家庭。一對夫妻便是一個家庭單位，而子女便是這最小的組合之中的必然的附加分子。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的結合是自然的，雖說在我們這人為的社會裡面，往往倒是違心多於順心，但是，他或她沒有過分的理由怨罵別人，因為他或她沒有拿生命去爭取自己的適合的組合。假如我們把這算做命，還有比這更酷虐的命，不經任何人同意，尤其是不經當事人同意，便把兒女扔在這好壞兩可的家庭當中? 巴爾扎克看到這不可逃避的命。我們人人在家庭裡面長成，大了還脫不掉它的干係，直到死亡我們仍然回到這座牢獄。歐西雖說缺乏大家庭的組織，雖說一個人具有更多的自由的可能，然而從父母的家庭出來，走進自己的家庭，依然逃不出這循環的連鎖。 我們不討論家庭所給我們的保障和傷害。我們這裡僅僅指出巴金先生明白他的重要，把若干年的心力嘔在這每個中國人無從閃避的鐵一樣的事實上。假如巴爾扎克看出歐西的社會和家庭不可分離，我們中國人更曉得家庭是怎樣一個可愛而又可畏的存在。 但是，大家庭——一種中國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組合——並不可愛。在事實上，我們不能勉強新與舊、老與少、過去與現時、向上與垂朽、利與害，這些相互矛盾的成分凝在一點之上生存。假如它們能夠聚在一起，為中國所謂五代同堂，一定憑藉著一種虛偽的制度。生命在這裡不得發揚，真理在這裡沉淪，我們得到的僅僅是妥協、忍耐、撒謊與痛苦。家庭原是一種保障，然而畸形發展的結果，反而成為損害人性的最大的障力。 中國人特別感到，而醒悟的青年尤其感到。這和中國民族一樣老大，幾乎和每個人同樣壽考。過去的文學製作，懾於大家庭背後的倫理制度，默爾而息。我們最大的作品如《紅樓夢》者，只是消極地描畫它的崩潰。「五四」運動贈給每個青年一種檢討的方案。 於是，隔了若干年之後，隔了無數蓬勃的浪花一樣的製作之後，巴金先生從底揭出這塊隱病。每個青年知識分子感謝而又歡悅，立即倒入《家》的懷抱。 這樣一部著作，如今吳天先生改編成了劇本，我們實在不敢貿然送他一句人情，說它一聲成功。劇本和小說是兩回事，工具不同，表現方式不同，因而我們必然明白吳天先生所受的限制。然而，一位藝術家的苦心孤詣正在接受限制而又要打開限制，同樣把最高的效果或者目的傳達出來。他的限制即是他的自由。他不必完全苟同於小說，然而他必須根據一種舞台之上的健全的人生教訓。吳天先生做到了多少，或者沒有做到多少，我們應當拿他的製作為準，因為屬於兩種工具，自然形成兩種世界。正如批評巴金先生的小說，我們根本不拿劇本做准。精神相同，甚至於主要人物相同，故事相同，甚至於無往而不同，我們卻不便就說兩者是一個東西。 假如吳天先生劇本成功，或者在若干點上成功，我們的立論根據仍是他的劇本。假如這裡是失敗，我們依然要從劇本本身去尋找。讓賢明的觀眾親自來加以裁判。同時，上海劇藝社的演出為作者與改編者分了多少憂，盡了多少力，又為觀眾效了多少勞，同樣必須從工作的本身去體會。此外一切是噱頭，是多餘，不和戲劇事業相涉，因而也就和人生無緣。 假如巴金先生今日猶在上海，我相信，他會同樣和觀眾雜在一起來看戲。當著工具不同的另一製作，巴金先生同樣在欣賞、思維、指摘與頌揚。他不是一個更高的權威，他將是一個謙遜的先驅者。 願每個觀眾接受巴金先生這種可能的態度: 一種真正的公平的鑑賞心情。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載1940年1月23日《正言報·草原》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