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大家的音樂簡史 · 蕭邦和民族音樂
哈勒姆的布魯斯,是由希伯來那些表示自我憐憫的古老讚美詩湊成的樂曲,它始終散發著一種憂鬱的氣息。所以說,布魯斯的歷史,可能可以追溯到比我們知道的還要久遠得多的時代。動物在痛苦和不舒服時,自然就會哭號。只是,人在哭號時,比動物多了一份自我憐憫。在西方,寺廟的出現嚴重挫傷了西方人的民族尊嚴,使他們多了一份自我憐憫。這種自我憐憫,深深地揉進了自古希伯來時代之後的民族音樂中。不過,這種「民族音樂」並沒有順利地得到發展。因為,在古羅馬帝國消亡了將近一千四百年之後,西方世界一心夢想著要建立一個國際性的超級大國,以至於摧毀了原本堅不可摧的「民族意識」。
民族音樂在各地的發展並不是均衡的。比如,弗蘭德農民無論是在長相、生活習慣,還是在表情達意的方式等方面,都跟西班牙人有著極大的不同。自然,他們各自的牆上貼的畫、用於慶祝婚禮的樂器,以及他們由此所表達的情感,也都是截然不同的。儘管如此,他們如今的美術或音樂中,既沒有明顯有別於其他意識的弗蘭德人的意識,也沒有西班牙人的意識,只是隱隱約約有一點兒農民意識。這些自知不是紳士的弗蘭德農民,搞的自然也是「民間音樂」,而不是紳士音樂。不過,宗教「一統天下」的美夢,最終因其自身的改革而化為泡影。此外,由加爾文教人士根據聖詠詩或讚美詩改編成的音樂,也大異於帕萊斯特里納的音樂。可儘管如此,令人感傷的民族主義元素,也是直到拿破崙時代才逐漸融入藝術之中的。
民族主義得以復興的原因,正是令人忍無可忍的暴政。1812年,普魯士的高壓統治殘暴到了連法國人都無法忍受的地步,普魯士人民備受屈辱。對此,歌德悲哀地說,恐怕不久之後,統治普魯士的人就會變成法國人或中國人。而當時的國際主義事業,雖然表面上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但它很少為哪一個國家帶去利益。如果在洪水泛濫時,你還以熱愛大自然為由,拒絕推著手推車或拿上鐵鍬去抗洪,那你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就要大打折扣了。
歐洲能夠從一個外國暴君的魔爪中逃脫出來,正是因為民族主義的幫助。當時,很多人為了贏得民族自由,即使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惜。不過,人們很快就發現,即使他們贏得了戰爭,他們也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815年,各國召開了維也納和會。會上,各國代表侃侃而談,可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民情根本不了解。在1919年召開的凡爾賽和會上,也有一群和他們一樣愚昧的男人。這些傢伙無知地忽視現實,把早已被明智的上帝分開的民族主義,又重新揉成了一堆。這麼一來,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裡,歐洲各地就相繼發生了多起混亂事件,到處都充滿了仇恨。比如,高高在上的奧地利統治者,引起了義大利人的極度憤懣;信仰基督教的荷蘭長官,受到了信仰天主教的比利時人的猛烈抨擊;盛氣凌人的俄國總督,受到了波蘭人的惡毒詛咒;土耳其帕夏[1],遭到了希臘人的報復……總之,當時的歐洲,就像一個一觸即發的火藥桶。不過,其導火索卻被反動的梅特涅及其走狗無情地剪斷了。所以,希望獲得民族獨立的人們,不得不無奈地沉寂下來,暗中積蓄力量,以等待能夠東山再起的時機。
就在這時,弗里德里克·蕭邦出世了。當時的波蘭民眾,正在誓死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蕭邦當時雖然很小,卻對這一切印象深刻,所以他的音樂里也始終透著憂鬱。蕭邦的父親是個法國人,長期任職於錫蘭,然後又被放逐到了波蘭,娶了波蘭女人斯坦·克爾齊扎諾夫斯卡,也就是蕭邦的母親。按照慣例,蕭邦的國籍應該隨母親,所以他是波蘭人。他的民族意識之所以如此強烈,也許就因為他身上流著波蘭人的血。
1810年,蕭邦出生的那一年,波蘭人還一心奢望拿破崙能夠支持他們復興古老的波蘭王國,畢竟他們曾為拿破崙作過流血的犧牲。但是,拿破崙讓他們失望了,他不但無視他們的痛苦,而且設法搜刮民脂民膏,把窮苦的波蘭人當作奴隸一樣役使,並強迫他們到處征伐他國,替他賣命。雖然波蘭人英勇地為拿破崙奪得了他國的土地,但是拿破崙對自己在三十年前瓜分波蘭的行為,卻沒有做出任何交代。等到拿破崙失勢之後,維也納和會召開。於是,人們又企望維也納和會能夠做出一個公正的裁決。然而,現實卻讓他們再一次失望了。因為維也納和會竟然把波蘭東部劃給了俄國!這一下,所有的波蘭人都憤怒了。他們飽嘗了失望之苦,內心充滿了民族仇恨,現在終於忍不住憤怒起來了。年輕的弗里德里克·蕭邦,就是憤怒的民眾之一。
蕭邦身邊的人,也都是熱情的民族主義者。蕭邦自小就生活在這種全民爭自由的環境之中,自然也就耳濡目染地成了一名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他深知祖國的歷史是一部充滿屈辱的辛酸史,所以他像騎士一樣忠於祖國。這個一向神經緊張的孩子,牢牢地樹立了這樣一種觀念:「波蘭是基督教的救星,它無私而又寬容。也正是因為它的無私和寬容,才使得它喪失了獨立。」
不過,由於波蘭一向法紀鬆弛,所以民間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並沒有引起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們的注意。蕭邦在音樂方面的成長,也沒有因為愛國主義精神被忽視而受到什麼影響。
年輕的蕭邦,早就1829年就已經聲名遠播了。那時,他在維也納舉辦了一系列的音樂會。此後,波蘭再次爆發革命,卻還是以失敗告終。兩年之後,俄國再次占領波蘭,波蘭重新被納入了俄國的殖民地版圖。波蘭人民在長達百年的時間裡,一直處在羅曼諾夫王朝駐華沙代表、愚蠢總督的統治之下。於是,波蘭人民紛紛流亡到國外,並得到了歐洲各地的開明人士,以及同情波蘭起義者的人們的援助;此外,西歐各國的首都,也為他們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些流亡者,原本是家族歷史悠久的波蘭貴族,他們擁有很多產業。所以,即使在流亡中,他們也依然可以過著奢華的生活。此外,他們在流亡者中也很有影響力。因為,他們無論流亡到維也納、巴黎還是倫敦,都一直惦念著祖國,並把自己的住所變成了宣傳波蘭的中心。蕭邦一生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這種環境下度過的。正因為如此,他的音樂才擁有了一種可以喚醒麻木的歐洲人的特殊力量。這種極其強大的力量,遠遠比千百萬份抗議書更能激起人們的鬥志。比如,俄國在維斯杜拉河畔的暴政,引起了各國的普遍關注,各國總理分別為此發布了白皮書、綠皮書或黃皮書。但它們的作用,卻都沒有蕭邦的音樂作用顯著。
俄國人對此深感不安。華沙淪陷後,肆意胡為的哥薩克士兵瘋狂地闖進蕭邦的住處,把他的鋼琴扔到了窗戶外面,然後又把它當成劈柴給燒了。但是,這種暴殄天物的行為,只不過表達了他們那種掩耳盜鈴的矛盾心理,根本不能排遣他們心中的不安,只會遭人恥笑。因為,蕭邦的音樂早就已經深入人心了,它激發了人們誓死爭取自由的鬥志。
波蘭逃脫俄羅斯人的魔掌,只是早晚的事。那些充滿民族主義激情的作品在問世時,就蘊含了國家重建的預言。這一預言,在這些作品誕生七十年之後被帕特勒夫斯基發現。帕特勒夫斯基是在研究同胞的這些作品時發現這一預言的,他為此驚喜萬分。
我認為,藝術對文明的發展具有決定作用。我堅信這一點是正確的。那些單純地為追求「藝術」而創作的藝術,是沒有生命力的。我相信,只有那些應運而生,並有某種高尚目的的藝術,才能在文明的長河中繼續歡聲向前流淌。
蕭邦的音樂,就是這種能夠歡聲前進的音樂。關於他的音樂和他本人的話題,多得說不完。就說說他的創作習慣吧,他不但想從整體上把握旋律,還過於注重細節,所以總是思慮太多,最終因此對自己的音樂產生諸多不滿,甚至是絕望。蕭邦在音樂上總是追求完美。稿子重複修改上百次,在他是很經常的事。當他發現自己絞盡腦汁修改好的定稿,竟然和最早的初稿一樣時,他就會陷入一種幾近瘋狂的絕望之中,這極大地危害了他的健康。但是,體內燃燒著熾烈的民族精神的他,又是那麼地喜愛音樂,根本無法停下創作的筆。
蕭邦時時刻刻都掛念著多災多難的祖國。他雖然身在異國他鄉,卻仍然為自己是波蘭人而驕傲。任何與波蘭有關的東西,都會讓他激動得忍不住寫下心中的情感。瑪祖卡是波蘭特有的舞曲,離開祖國的人們一聽到它就會有重回故國的感覺。蕭邦總共創作了五十二首《瑪祖卡舞曲》,它們被稱為「藏在花叢里的大炮」,並得到了李斯特的高度讚譽:「它們充滿了迷霧般的戀情。前奏曲、夜曲和即興曲,給人一種四周飄蕩著清新空氣的感覺,那是一個神奇的童話世界,裡面住著無憂無慮的仙女、仙后、精靈、瑪布王后。無論是空氣、水裡,還是火里的神魔,個個都信心十足。」
蕭邦在音樂上無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人們把他當成了第二個李斯特,他的崇拜者到處都是,他們時刻關注著他的一切動向。他的鋼琴作品廣泛流傳於世界各地,只要是有鋼琴的人,幾乎都會演奏他的作品。
可是,他的私人生活不大順利。這個年輕人雖然渴望愛情,卻對愛情有些迷糊,因此被杜德望夫人輕易地俘獲了。這位杜德望夫人,其實就是大家熟知的著名作家喬治·桑,她比蕭邦大六歲。至於她是不是真的愛蕭邦,也許只有她自己知道。總之,她帶著蕭邦來到了南方的巴利阿里群島,並和他同居。這次同居生活,讓她受益匪淺,因為她由此得到了創作《馬略卡的冬天》的素材。而可憐的蕭邦得到的,卻是拉雪茲神甫公墓里的一小塊土地。蕭邦是1849年去世的,如果不是遇到了喬治·桑,他也許不會這麼早就過世。不過,現在這麼說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也許是天妒英才吧,像他這樣才華出眾的音樂家,往往都很短命。比如,無論是佩格里西、莫扎特、舒伯特、門德爾松,還是比才,他們的壽命都不長。
蕭邦英年早逝,所以傳世之作並不多,而且大多數都是鋼琴曲。他把自己的全部才華,都融入了鋼琴中。對他來說,鋼琴就像牧馬人的坐騎一樣重要,是他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非常了解鋼琴,無論是鋼琴的使用方法,還是鋼琴的最大承受力,或是其他一些相關情況,他都了如指掌。他一坐到琴凳上,心中積蓄已久的熱情就會被激發;他一碰觸到琴鍵,他心中深藏的愛國之情就會汩汩地奔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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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斯蘭教國家高級官吏的稱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