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戰爭 · 第4章 梭倫、庇西特拉圖和克里斯提尼時期的雅典

考克斯 《希波戰爭》
精彩看點 希臘的世襲君主制——希臘暴政的淵源——早期的雅典人——梭倫改革帶來的社會新階層——梭倫司法改革——庇西特拉圖叛亂(前560年)——庇西特拉圖政權的建立——庇西特拉圖兒子們的專制統治——雅典人驅逐希庇亞斯——克里斯提尼改革——新部落——陶片放逐制——貴族寡頭伊薩格拉斯的反撲——從雅典到撒爾迪斯的外交縱橫——希庇亞斯難回斯巴達——克里昂米尼一世戰敗於依洛西斯——希庇亞斯受邀參加斯巴達同盟大會——希庇亞斯返回西吉昂 其時,雅典正處於幾任獨裁者的統治之下。籌劃豐功偉業的大流士一世正在歐洲擴疆,自然會對雅典有所圖謀,但他將從雅典人那裡體驗到不曾有過的頑強抵抗,雅典人將重擊他的軍隊,橫掃他的威風。以大流士一世的判斷,雅典與希臘的其他城市沒什麼兩樣,它們習慣於獨裁統治。但同在暴君統治下的雅典與科林斯的結局為何那樣不同?如果我們不分析一下早期希臘產生專制主義的環境,斷然不會搞明白這個問題。 就像其他雅利安社會一樣,希臘人的天性傾向於家長式的寡頭統治。每個家長代表先祖,通過神聖宗教的約束統治家庭。儘管他在世時的生活與困於穴中的獸沒什麼兩樣,但他的先祖是全家人的敬拜對象。經年累月,家庭擴大為氏族,氏族通過聯合擴大為部落,部落的聯合形成城市,但權力原則並沒有改變。城市、部落、氏族和家庭都有各自的祭壇和儀式,各自的判官既是祭司也是「王」。但掌權的部落或氏族首領總想成為所有同宗族人的主人,這個主人就會強迫其他首領歸順於他,並依靠聖權把持住自己的權威,進而會聲稱權力可以繼承。在奴隸制似乎原本固有的東方,對國王的敬畏充滿奴性,這種傾向不斷滋長。國王是神的代理人,他只是偶爾才帶著粗鄙的威嚴露露面,除此之外會隱藏在宮殿里,成為人們崇拜和恐懼的神秘對象,這樣的君主只能在亞洲或非洲找到。儘管多數希臘城市逐漸形成了世襲君主制,但世襲君主或國王與破壞自由憲法的暴君或獨裁者之間的差異從來就不分明。西方人的君主制像是要把瘋狂的野獸撂倒,無論用什麼武器和方式。的確,希臘人不是特別反感亞洲人的君主制,他們認為君主制是國家成長的一種表現,但它在希臘人的土壤里難以生長。希臘人也不會像尊敬索薩、尼尼微或巴比倫的君主那樣輕易地對希臘國王表示尊敬。因此,當一個希臘王朝被消滅,另一個寡頭政權代之而起的時候,嚴格地講,這只不過是輪迴到之前的統治模式而已,領主們曾經拱手相讓或被迫劃割給國王的那些權力又被奪了回來。基於此,似乎不用暴動,甚至無需騷亂就可以實現從君主制向寡頭政治的轉變。 也許我們會認為寡頭統治下的希臘城市會快速走向憲法有序和憲法自由,但這種想法是最不現實的。儘管獨裁者不可能忽視他神聖的權力階層之外的普羅大眾,但超出這個權力階層之外,他不會承擔任何責任。獨裁者與他的先輩曾經臣服或奴役的那些人之間沒有血緣紐帶,因此可能沒有共同的宗教社區,也就沒有共同的信仰。而沒有信仰,任何政府職能都無法落實。儘管那些人承認現有政權,但這可能恰恰是對權力的褻瀆。由此看來,對被奴役者和劣等階層而言,從王權政治到寡頭政治的變化在理論上可以說根本沒有改變。後者與前者的區別僅在於,即便在統治階層內部也有人為私利而迎合大眾,許諾他們公正,以此贏得他們的協助。事實上,這可能是那些野心家或不滿統治階級的人最可能也最常用的攫取權力並獲得成功的方式。 雅典的演講者 就煽動者的特性而言,他會抨擊其他世襲貴族的傲慢與殘酷,也許還會親自呈現一些殘暴的假證據。圖謀奪取最高政權的人誘使人們拿起武器代他而戰,並保衛他的安全。下一步他會取得軍隊統帥的職位,如果還能從國外招來僱傭兵,他奪取權力的目標立刻就會變成現實。 雅典庇西特拉圖的獨裁史足以說明獨裁統治是如何建立而後又被推翻的。我們發現或多或少接近雅典傳統的那些故事也同樣在描述與雅典同期或早於雅典的其他希臘城市的情況。也許我們可以推斷,希臘政權總在不斷變化,處於寡頭政治與王權統治的不斷交替之中。王權統治替代了寡頭政治,而後就是暴君篡位,結果是人們更加痛恨獨裁。但這些權力的更替促進了民主精神的成長,直至民主變得足夠強大,能橫掃一切困難,自由發展。但雅典有一個變化是希臘其他城市沒有的,那就是庇西特拉圖統治之前梭倫施行的政治改革。我們可以拿梭倫自己的描述做出判斷。當時雅典國內的情勢十分惡劣,掌權者因國內處處沉冤而內疚,因人們彼此暴力搶奪而自責,窮人被羈枷鎖,甚至被賣到國外去做奴隸。但事實完全不是這樣。梭倫推行改革之後,在一次憤慨的呼籲中,曾經把黑土地比作一個人。這個人曾被奴役,現在他親自將他釋放了,拆除了處處可見的圍欄,贖回了許多外侵者掠走的土地。那些在阿提卡被降級成奴隸,在暴君面前發抖的人重新獲得了自由。梭倫的描述表明當時的雅典人實際上被分成了兩個階層,一個是擁有土地,流淌著藍色血液的世襲貴族;一個是「底底斯」[1],即農民,他們被稱作「海克特末利」,是「六一稅制」土地的使用者,在土地使用期他們需繳納六分之一稅率的賦稅。違反合同的農民只好仰仗地主發慈悲了,地主會將農民當年的缺額記成債務,留作來年償還。但如果欠款達到一定數量,地主就有可能將農民和他的家人賣做奴隸。由於歉收,農民隨時都可能欠債,他們的身份和地位毫無保障,很少有機會擺脫做奴隸的命運。他們被困在神聖岩石圍擋的土地上,可能永遠只是土壤上的耕作機。雅典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周圍的岩石封閉,這就是梭倫斷言的圍欄。一方面,少數家庭的家長可能是嚴格意義上的暴君;另一方面,那些在他們面前瑟瑟發抖的農民只能交錢去耕種「六一稅制」的土地來維持生存。的確,對那些原先連這點可憐的偽裝權利都沒有的勞動者來說,即便是這樣定期租用土地也是一種進步。我們說偽裝是因為只要農民的自由仰仗於地主的任性和莊稼的收成,這種進步就只能說是一種偽裝。一句話,農民從擺脫奴隸身份或拖欠狀態到恢復自由身,從來就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真正自由。只要情況不做改變,梭倫就可能完美地道出實情:土地被富人階層控制著,即便當時有反抗,人們也無力抗擊這樣一些世襲貴族。顯然,這種情況不可能無休止地延續下去。那些被奴役的自由農民要麼必須成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要麼必須回到原先被奴役的狀態。面對這種越來越難以忍受的不滿和牢騷,梭倫當然有足夠的社會條件去實施他籌謀已久的土地改革政策,即「解負令」[2]。他的言論似乎暗示了他的土改政策的必要性。梭倫下令拆除了所有「六一稅制」土地上標有世襲貴族宗教身份的柱子,減輕了「六一稅制」土地耕作者的負擔,讓他們少交糧或少交錢,但那些自由勞動者和窮地主的負重並沒有減輕。 雅典立法者梭倫(坐於高位者) 「解負令」只是梭倫改革的一部分。阿提卡有大量人口不屬於任何部落,既沒有宗教歸屬也沒有政治特權。在世襲貴族看來,這些人沒有能力參與國家管理,否則就是犯上作亂。但這個群體中有一部分人的精力和能量可以為國家所用。如果梭倫願意從這部分人身上獲取利益,他就必須重新劃分社會階層,不考慮血親關係,完全基於財產將國家可用的自由公民進行分類。梭倫按照年收入將所有自由人口劃分為四個等級,但排除了有公職和榮譽的貧窮世襲貴族,他認為這些窮貴族是沒落貴族階層的世襲者。如果一個人的財產低於五百蒲式耳[3]的小麥年收成,他就不能成為阿雷奧帕格斯的大議會[4]成員,也不能擔任大議會中的九名執政官和地方法官。這些執政官和地方法官是大議會中的永久成員。擔任公職的人一年的工作表現應該通過合格考評,官員應該對他們的施政表現做出解釋,也就容易因不當行為遭受彈劾。官員由所有公民參加的公民大會選舉產生,被世襲貴族稱為「四等烏合暴民」的階層也包括在內。儘管官員選舉排除了貧窮的世襲貴族,打破了古代以宗教和血緣為紐帶的專制主義,但部落與國家的關係並沒有改變。無論貧窮或富有,一個公民只有歸屬於某個部落才能成為執政官或大議會成員,才能成為參議會成員。參議會由四百人組成,他們分別由雅典的四個部落選舉產生,每個部落一百個名額,參議會有權對提交到公民大會上的政策和主張做出裁決。 雅典世襲貴族 梭倫使每一個公民在大議會中都有一個位置,使全體公民選舉出主要的司法官員,並就這些官員的職務表現在年底做出考評。通過保障每個公民對執政官的申訴權,梭倫確保大議會這個人民團體給予世襲貴族一定的獨立性,大議會以後可能會發展為公民自由的精簡機構。由於沒有宗教身份和沒有部落身份一樣,都不能擔任公職,梭倫的憲法改革實際上最終導致了寡頭政治,這一點梭倫也承認。梭倫斷言他為改善國民狀況做了很大努力,有一點可以證實他這一斷言:他使雅典人團結了十年——或者像某些人所說的一百年。期間人們苦於沒有司法變革,也難以證實這些改革出自他本人。正像梭倫自己所說,他外出朝聖到過埃及和賽普勒斯,他出訪過撒爾迪斯,但他的詩歌中沒有任何關於撒爾迪斯的內容,也不可能有,因為他立法之後近半個世紀克洛伊索斯才敗於撒爾迪斯。梭倫回到雅典時,情勢就變了,他得以施行一系列改革的相對和諧的社會環境此時已讓位於動盪和派系鬥爭。被稱為庇底亞人的平原世襲地主歸呂庫古統治;沿海地區的帕拉林人與埃爾克梅尼德家族[5]的頭領梅格科[6]攜手;而庇西特拉圖則統治著山區。一次戰爭中,梭倫預言庇西特拉圖會入侵雅典,他竭力警示雅典人,讓他們聯合起來抵抗獨裁,然而徒勞。他毫無目的地穿上鎧甲,站在自家門口,他所能做的只是安慰自己,相信自己已盡到責任,同時也回答別人的一些疑問,比如他靠什麼避免敵人的報復。梭倫回答道:「我老了。」據說,庇西特拉圖並沒有傷害他,這個改革者為了使自己的國家獲得自由,做了任何前人都不曾做的事,安詳地去世了。他享盡天年,一世清明,不為己謀,不畏宿命,甚至在庇西特拉圖面前也展盡本色。 庇西特拉圖的成功充分證明了雅典民主精神的成長是多麼緩慢。他挾山區霸主之威風到了雅典,聲稱自己已從雅典城裡攻擊他的那些敵人手中逃脫,還不時地指著他的戰馬和他身上的傷口,證明他講的是真話。他請求人們派衛兵保護他,以免被那些敵對的幫派成員刺殺。據說梭倫強烈反對此事,但人們還是答應了庇西特拉圖的請求。偽裝終於被撕下,靠著手持長矛的衛兵的保護,庇西特拉圖占領了阿克羅波利斯[7],而梅格科則帶著埃爾克梅尼德家族逃走了。 庇西特拉圖成了雅典的主人。據希羅多德講,庇西特拉圖統治英明且善於管理,但並沒有進行憲法改革。他超強的本能讓他意識到梭倫的憲政本質上是寡頭政治,而這與他的圖謀不謀而合。相對希臘其他城市而言,雅典的專制統治減輕了,庇西特拉圖和他的繼任者們也足夠英明和賢能,但他們的統治並非順風順水。據說,第一次災難很快降臨。庇西特拉圖的掌權得益於雅典人的四分五裂,他對雅典人的驅逐導致了平原和沿海地區的迅速聯合。通過與沿海地區頭領梅格科的和解,庇西特拉圖穩固了政權,但平原和沿海地區的聯合破裂後,庇西特拉圖又大肆驅逐他們。這個過程持續了十年,期間庇西特拉圖奇襲了與他對抗的雅典軍隊,在馬拉松城不戰而勝。 阿克羅波利斯遺址 阿克羅波利斯復原圖 庇西特拉圖第三次成為雅典衛城的主人,這一次他決心不給平原和沿海地區留下聯合的空間,不能讓他們第三次將他驅逐。梅格科及其支持者離開了雅典,其他的反對者被發配到納克索斯島[8]做人質以維持當地的獨裁統治。通過色雷斯人組成的僱傭軍,庇西特拉圖政權終究得以建立。 庇西特拉圖無法再續寫他的災難或成功,這位雅典暴君駕崩於公元前527年。據說,他的兒子希庇亞斯[9]和希帕克斯[10]繼承了他們父親節制和溫和的執政風格,但他們的政治洞見並沒有保障他們免於危險,他們的危險來自他們自身的惡習。希帕克斯曾毫無廉恥,企圖占有美麗的哈默迪絲。亞里士托吉坦[11]得知希帕克斯覬覦他的情婦後既恐懼又憤怒。就像希臘的其他王朝一樣,庇西特拉圖王朝給自己招來厄運。在陰謀團伙的支持下,亞里士托吉坦決心在雅典遊行節期間襲擊希帕克斯。這一天,有人發現其中一個團伙成員和希庇亞斯交頭接耳,由於害怕暴露,亞里士托吉坦和他的團伙即刻下手,殺死了希帕克斯,逃離了現場。希庇亞斯的暴政又持續了四年,期間充滿懷疑和殘暴,許多城市殺戮不斷。修昔底德時期,人們普遍相信希帕克斯作為庇西特拉圖的長子繼承了父親的王位,亞里士托吉坦與哈默迪絲不僅報了私仇,也解放了整個國家。那首家喻戶曉的歌曲《桃金孃花冠》將殺死暴君的那把劍神化,使正義回歸雅典,雅典人的子孫後代得到了豁免重負的保障,獲得了公正的榮耀。這些都充分證明了通過謀殺結束希帕克斯王朝的流行說法牢不可破。但修昔底德卻謹慎地指出這種說法只是妄加揣測。首先,希庇亞斯——而不是希帕克斯是長子;其次,希帕克斯死後庇西特拉圖王朝的統治並沒有終止,希庇亞斯使雅典人感受到了暴君的嚴酷。不過,希帕克斯被殺帶來的惡劣影響卻警示希庇亞斯,也許更多的災難正在醞釀之中,他須好自為之以便災難來時能充分應對。希庇亞斯的心思轉到了波斯暴君身上,這一決定導致了雅典歷史以及世界歷史上的重大後果。攻陷呂底亞王國之後,波斯帝國的魔掌已伸向達達尼爾海岸,雅典在西吉昂[12]的殖民地成了波斯帝國的附庸國。希庇亞斯已派未來馬其頓戰役的勝利者米提亞德統督色雷斯城市克倫尼索斯和西吉昂所在的半島。米提亞德有僱傭軍的協助,還同色雷斯頭領奧洛勒斯[13]的女兒結為婚盟,以此穩固了那裡的統治。希庇亞斯看到了政治婚姻帶來的好處,於是不顧蘭普塞克斯[14]城邦的暴君與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甚好的私交,也不顧雅典人對蘭普塞克斯人的鄙視,主動將女兒許配給蘭普塞克斯暴君的兒子。這樣,他在西吉昂有了安全的避難所,在蘭普塞克斯暴君那裡又有朋友相助,並可以從他那裡獲取波斯王的信息。 亞里士托吉坦襲擊希帕克斯 克倫尼索斯遺址 希庇亞斯防範自己可能發生的不測時,埃爾克梅尼德人正密謀驅逐他,這正是他最擔心的。希庇亞斯的女兒結婚前五年,德爾斐意外被火燒了。埃爾克梅尼德人負責重修神殿,修好的神殿非常壯觀,完全超出了合約中的各項標準。他們被自己的慷慨感動,於是向神殿祈願,所有前來求助神諭的斯巴達人都得到一個回答:雅典人必須獲得自由。德爾斐人小心地幫助埃爾克梅尼德人實現他們的祈願。斯巴達人聽厭了這個來自神諭的命令,就痛苦而違心地從海上出兵攻打希庇亞斯,但有人預先告知了希庇亞斯。在法勒朗平原戰役中,斯巴達頭領被殺,他的軍隊逃散。同樣是被神諭催使,斯巴達人在國王克里昂米尼一世[15]的帶領下入侵了阿提卡,但他們的圍攻技術遭人鄙視,他們挑起的戰爭很快遭到唾棄。他們還抓了希庇亞斯的孩子們,企圖將他們偷運到國外。雙方攤牌了,希庇亞斯同意五天之內離開阿提卡以換回孩子們。這樣,庇西特拉圖暴力政權建立五十年以後,這個王朝最後的暴君退到了他先前為自己準備的避難所——斯凱曼德羅斯[16]河岸。雅典衛城豎起了一根柱子,上面記述了這個王朝犯下的罪孽以及各個王朝成員的名字,以供未來詛咒。 克里昂米尼一世 驅逐希庇亞斯後,緊接著是一場涉及梭倫司法體制的改革。梭倫的司法體制承認所有公民參與政府事務的權利,然而,除非專制主義擋道,否則梭倫對大多數人的權利限制措施遲早會發生重大變革。七成公民不能參加大議會和執政官的選舉,也不能參加四百人組成的參議會選舉。民眾不可能長期忍受權利被剝奪的現狀,對一個藏在僱傭軍長矛後的暴君來說,很容易就能借這樣的憲法實現自己的統治目的。喪失了言論自由,公民在公民大會上的權利就只剩下順從,那些執政官就會成為暴君的幫凶。梭倫提到庇西特拉圖曾經服從執政官審訊的傳喚,但他也提到庇西特拉圖的原告在庭審當天沒有被允許露面。一方面,對希庇亞斯的驅逐使梭倫法令在名義上恢復了力量;另一方面,派系的復生曾一度阻礙了梭倫法令的效力,而這恰恰是梭倫憲法要打擊的目標。因賄賂德爾斐女祭司而臭名昭著的埃爾克梅尼德人克里斯提尼和叫伊薩格拉斯[17]的王族成員分別代表了這兩個方面。克里斯提尼失敗了,但我們知道他被擊潰之後與人民實現了和解。他首先用新氏族代替了舊氏族,而這又是以舊的社會秩序為基礎的。所有非氏族成員的公民和無論財富多少都被歸入第四階層的公民必然支持這項改革。對克里斯提尼的信徒來說,他就成了這片土地上最具智慧和最實幹的人,這些人的不滿會對國家產生嚴重威脅。克里斯提尼也明白要撲滅隨時都可能轉成熊熊火焰的悶火就必須打擊宗教組織的基層,他們阻礙了所有公民的政治進步。要創造和舊部落平起平坐的新部落不太可能,在舊的部落中增加氏族或家族的數量被認為是對整個部落的褻瀆。沒有辦法,只能取締作為政治單元的宗教部落,代之以吸收全體雅典公民參加的、以行政區為政治單元的新部落。儘管這樣的變革不像基於特有的宗教社會那樣使家庭和氏族彼此接觸,但對保守的世襲貴族來說,這種變革給了陳舊的政治信仰致命的一擊。伊薩格拉斯自然對此強烈反對。倒不是伊薩格拉斯的敵對態度導致了克里斯提尼提出這次贏得民意的變革,而是這次變革的提出引起了伊薩格拉斯的抗拒。雅典發生的這場變革之爭對羅馬的貴族與平民之爭、中世紀德國和義大利城市中的大家族之爭以及圍繞這些鬥爭產生的各種行會都有影響。 克里斯提尼舉行部落會議 克里斯提尼長期而艱苦的經歷使他得以有效防範宗派鬥爭和地方狹隘者的反抗。他通過兩種手段實現了這一目標,一是將每個部落的成員遣散到全國各地;二是放逐。克里斯提尼小心使每個部落的成員不集中在同一個行政區,而是分散在雅典的五個行政區內。簡單地說,行政區在很多方面都類似我們教區以下的地方行政區。每個行政區都有一個特定的場所供人們祭拜,有特定的儀式,維護本地的利益,獨立徵稅,負責各自的公民註冊等。通過這種聯合方式,每個行政區內不同的部落在各自的小教堂內組織宗教活動,這與舊時的貴族大家庭和所有公民都有連帶的宗教社會不同。新部落的劃分體現了古代最先進的民主政體與現代社會的公民身份理論之間的差異。 沒有傳統宗教部落背景的公民在新部落改革中謀到了利益,但舊的世襲貴族寡頭卻對改革憤慨不已。改革不光使他們一無所獲,還讓他們丟掉了舊有的特權,他們當然會圖謀顛覆這套憲法。一旦庇西特拉圖和伊薩格拉斯有挑起衝突的跡象,國家就只能靠人民來維護憲法。換句話說,和平與穩定的唯一途徑是內戰。這樣一來,設立一個機構組織來防範舊有特權階層的陰謀就顯得絕對必要。這個機構組織的職能與僱傭軍或刺客的職能一樣,且兵不血刃。這就要由全體公民來做出決定,也許通過每年一次的秘密投票的方式來進行,看是否應該有一個或多個人出於整個國家的安全考慮而被定期放逐。被放逐者既不會喪失財產也不會丟掉公民的榮譽。為防範這項權利被濫用,還需精心設置預防措施。放逐制是否有必要實施則交由參議會充分討論。參議會已經由代表舊宗教部落的四百人增至由新部落構成的五百人。新部落總共十個,每個部落通過抓鬮選送五十名參議員。如果事情發展到需要使用放逐制,就找一些人來將他們認為威脅國家體制的人的名字寫在陶片上,除非反對票數多於六千票,約合全體公民票數的四分之一,否則沒人會被放逐。結果就可能是由少數人的選票來決定未定數量的放逐名額,這種情況下事情就會變成走過場。如果有誰得到多於六千張的反對票,他就會被警告十日之內離開雅典,但他離開雅典既不丟人也不會喪失財產。這樣,沒有流血與衝突,國家重獲自由,因為試圖動搖國家法律安全的人被逐出國家,看不見了。威脅國家安全的壓力就通過這樣一種不給個人的惡意留下絲毫空間的模式而得到舒緩。但憲法道德尚不穩固,勢力越來越大的社區中依然存在惡意。陶片放逐制只是權宜之計,在民主興盛時雅典就已棄之不用。 新憲法擁有公民言論自由的大議會、永久成員資格的參議會和新的軍事機構,但所有這些都是伊薩格拉斯下決心推翻的。出於寡頭的本能,伊薩格拉斯明白,除非他克制住自由言論的衝動,允許所有貧民階層的公民參與公職,否則只能滋生民怨,世襲貴族權力復興的黃粱美夢就會化為泡影。埃爾克梅尼德家族遭到了詛咒,他們撒了一個多世紀的謊,他們攻占雅典衛城後害死了執政官基倫以及他的追隨者。這個詛咒引發了人們的宗教恐懼,伊薩格拉斯在他的朋友斯巴達國王克里昂米尼一世的幫助下,迫使克里斯提尼等人離開雅典。克里斯提尼離開後,克里昂米尼一世進入雅典,他以咒語為幌子,驅逐了七百個家庭。這些家庭的名字是伊薩格拉斯提供的,但他因為這件事栽了跟頭,五百人的參議會拒絕按照他的要求解散。伊薩格拉斯和他的隨從逃到雅典衛城避難,被圍困三天之後,克里昂米尼一世被迫簽訂協約離開雅典,伊薩格拉斯的隨從們只能接受命運的擺布,而只有處死他們才能讓雅典人泄憤。克里昂米尼一世撤出雅典之後,克里斯提尼和那些被放逐的家庭返回了雅典。 顯然,此時的雅典和斯巴達深陷爭執,但他們也知道希庇亞斯正企圖借波斯王的威力來威脅他們,而克里斯提尼回歸後必定有所圖謀。果然,雅典派使節到撒爾迪斯與波斯暴君締結獨立盟約。這些使節被帶到呂底亞總督阿特弗尼斯面前,卻被告知如果他們願意獻出土地與河流,換句話說,就是向大流士一世俯首稱臣,那麼波斯王倒是願意接受他們為盟友。使節們竟然接受了絕對服從波斯王的要求,雅典人義憤填膺,斷然拒絕了這種羞辱。這件事本身的意義再強調也不為過,因為它與接下來的一系列事件有密切聯繫,這些事件直接引發了一場致使薛西斯一世失敗的偉大鬥爭。 克里昂米尼一世並沒有因挫敗而垂頭喪氣,他將克里斯提尼的憲法改革看成是對他本人的羞辱,於是決定推舉伊薩格拉斯為雅典暴君。克里昂米尼一世煽動斯巴達國內的一些盟友,率領他們遠至依洛西斯,離雅典僅十二英里,但他並未透露此行的圖謀。科林斯人知道本次行動的意圖後,聲稱誤入不義之事,立刻退出了同盟。另一個斯巴達王阿里斯頓的兒子德馬拉托斯[18]也隨之退出,爭執動搖了其餘的盟友。克里昂米尼一世同盟的潰敗似乎激起了雅典人的動力,他們迎來了一連串的勝利,打敗了彼奧提亞人和尤碧耶人。希羅多德談及這些戰事時自然又會強調他的觀點:言論自由是個好東西。在暴君的統治下雅典人與鄰人一樣深陷戰爭,而擺脫暴君的統治卻能使雅典人迅速發展,究其原因是:暴君的奴役剝奪了他們的自由,而人人都為爭取自身自由而精神抖擻。雅典人將以自由的澎湃激情,扭轉與波斯暴君對抗的局面,首次贏得整個希臘世界的艷羨。他們將以自由的澎湃激情,把暴君的漠不關心和同情憐憫變成刻骨仇恨,就像科林斯人在依洛西斯拒絕克里昂米尼一世的圖謀一樣。 克里昂米尼一世成功放逐了希庇亞斯,但並沒有摧毀克里斯提尼,對他來說這兩種感觸都極為強烈。他本就極不情願推翻庇西特拉圖王朝,同盟的叛變又招致依洛西斯的失敗,這使他極為憤怒。而當發現他被驅逐的朋友希庇亞斯僅僅成為克里斯提尼和他賄賂的德爾斐女祭司的工具時,他簡直義憤填膺。現在,他和他的國人都很清楚,雅典人不會默許斯巴達人比自己優越,如果繼續讓他們保持自由,雅典人的實力很快就會與斯巴達人不相上下。斯巴達人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使雅典產生暴君。為此,他們邀請在西吉昂的希庇亞斯來參加斯巴達的同盟大會,各盟友被告知這位昔日被放逐的暴君一到就立刻召開同盟大會。 希羅多德對相關事實的記述表明,不僅斯巴達人自認為是希臘世界的頭號城市,而且希臘境內也有很多其他城市傾向於這樣看待斯巴達。但雅典卻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斯巴達對此心生怨恨。斯巴達的這種聲望有事實依據,比如科林斯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士兵跟隨克里昂米尼一世遠至依洛西斯,儘管他們並不了解此次集結行軍的目的。此次召集的大會也能清楚表明斯巴達依然是希臘這個大同盟的首領,他們可以憑自己的意願召集盟友,但盟友之間的爭吵卻很難避免,這意味著同盟成員仍有接受或拒絕斯巴達的計劃的自由。希庇亞斯為了他的專制統治目的而來,大會也履行了應有的程序,維持了附庸國臣民的自尊。在召集來的同盟成員面前的演說體現了斯巴達人的一貫風格:簡潔而直截了當。同盟大會上,斯巴達人坦白了自己愚蠢的行為:在德爾斐受到皮提亞[19]的愚弄,將雅典拱手讓於忘恩負義的戴默斯[20]——人民。彼奧提亞人和尤碧耶人已經在那裡感受到民主的刺痛,別的部落很快也將經歷同樣的感受。斯巴達人同樣坦誠了他們此次召集同盟的目的:幫助懲罰雅典人,復辟希庇亞斯喪失的專制王朝。但科林斯人索錫科斯憤怒地抨擊了這項自私而薄情的政策:「既然你們這些斯巴達人打算摧毀自由政府,在每個城市恢復最邪惡和最血腥的暴君專制,乾坤將倒置,魚會駐在地上,人會潛進海里。如果你們認為專制哪怕有一項好處值得推薦,你們自己先試試,然後再來說教別人。但事實上你們並沒有試過,還斷然以宗教的名義發誓永遠不會嘗試,你們只想強加於人。經驗將教給你們健全的一課,我們有此經驗,我們嘗到過教訓。」一些關於科林斯暴君庫普塞羅[21]和佩里安德[22]的故事渲染了這樣的道德說教,科林斯人想起暴君們的罪惡依然不寒而慄。斯巴達人在同盟大會上的結束語也一以貫之地簡潔,承認對希庇亞斯的邀請在科林斯激起了疑惑,對科林斯人給予這項同盟政策的解釋表示震驚,允許科林斯人至少能出於內疚而決定不參與此次同盟。 這是一場重要的辯論,接受辯論中斯巴達一方的建議想必已為薛西斯一世掃清道路,甚至還保障了他的不戰而勝。這場辯論清楚地表明了政治教育的本質,正是通過政治教育,希臘世界的寡頭城邦才逐漸退去。儘管這發生在雅典民主之後,且仍需假以時日。科林斯人和斯巴達人一樣,他們都憎恨廢除沒落王朝所有特權的任何制度,那樣的制度打破了舊宗教藩籬,排斥所有沒落王朝成員擔任公職,甚至剝奪了他們所有的公民權利;那樣的制度相信政府機器對世俗民眾的統馭。科林斯人和斯巴達人同樣憎恨將不忠於法律的人置於國家領袖的位置,因為他此時的適度與節制並不能避免彼時的鎮壓與殘暴。這種恐怖的制度與原始的制度有質的不同,後者能給斯巴達人以自豪感,因而他們能夠忍受,且是自我強加的;而前者的權力掌握在民選官員的手中,甚至國王也需要對自己的行為做出解釋。這樣看來,索錫科斯就可以如實地說斯巴達人沒有專制統治的經歷,也就不明白像亞洲暴君那樣殘酷壓制的專制統治的功效。 但在這場辯論中,斯巴達人與科林斯人觀點不同。斯巴達人明白,只要雅典式民主不被壓制就一定會對寡頭制度產生致命的影響。而這一點科林斯人依然不明白,他們現在主張不介入一個獨立社會的事務。多年之後,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的那些辯論中,科林斯人的觀點則完全不同。他們的眼光朝向了兩種制度的相剋關係,即每個公民都有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制度與世襲的貴族階級掌權的制度。科林斯人將會看到希庇亞斯給出的回答:時候就要到了,人們會發現雅典人是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但眼下人們對希庇亞斯的勸誡置之不理。斯巴達同盟大會一致反對干涉任何希臘城市事務的企圖,這位被放逐的昔日暴君只能失望地回到西吉昂。 德爾斐女祭司皮提亞與她的三足鼎 科林斯暴君佩里安德 * * * [1]底底斯,古雅典社會的農民階層,他們本身沒有土地,但可以租用政府或地主的土地,條件是必須繳納租種土地上六分之一的糧食收成,即「六一稅制」。這一群體在古代雅典社會通常被稱作「海克特末利」,即「六一稅制」的土地使用者。——譯者注 [2]解負令,雅典首任執政官梭倫施行的一系列改革之一,通過減負,對雅典四處流散的農奴和奴隸進行整頓,使他們依賴土地,穩定生活。——譯者注 [3]穀物或水果的容量單位。——原注 [4]阿雷奧帕格斯是雅典衛城西北部聳立的岩石山,英語詞彙Areiopagos是希臘詞彙Areios Pagos的組合形式,意思是「阿瑞斯石山」。傳說希臘神話中的戰神阿瑞斯因為殺死了海神的兒子而在此山上接受眾神的審判。古代雅典人通常在這座石山上審理自殺、傷人、縱火、砍伐、宗教犯罪等司法事件。阿雷奧帕格斯也指起源於貴族的審判團,後來逐漸形成了現代希臘社會的高等法院。——譯者注 [5]埃爾克梅尼德是古雅典貴族中的顯赫家族,家族的姓氏本身是從Neleides演變而來的,而Neleides則來自希臘神話中的米勒斯,即海神波塞冬的兒子的名字。——譯者注 [6]梅格科,古雅典埃爾克梅尼德貴族家族頭領。梅格科最早執政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922到公元前892年。——譯者注 [7]阿克羅波利斯即「雅典衛城」,也拼作Acropolis,是古希臘城市居民點,意指出於安全和防衛,在階梯式或懸崖式山坡上建造的城堡。這樣的建築成為古雅典多數大城市的核心,也是現代社會中雅典等歷史遺蹟城市的重要標誌。——譯者注 [8]納克索斯島,希臘島嶼,是基克拉迪群島中最大的一個,古代基克拉迪文化中心。該島以金剛砂聞名於世,金剛石儲藏豐富。——譯者注 [9]希庇亞斯,庇西特拉圖的兒子,雅典暴君(前527—前510)。斯巴達克里昂米尼一世入侵雅典後將他驅逐。前480年,希庇亞斯和他的五個兒子以及其他庇西特拉圖家族成員與入侵雅典的波斯暴君薛西斯一世沆瀣一氣,最後徒勞地死去。——譯者注 [10]希帕克斯,庇西特拉圖的另一個兒子,前514年被謀殺。——譯者注 [11]亞里士托吉坦與哈默迪絲是古代雅典社會著名的一對情人,他們謀劃並刺殺了希帕克斯,而後以刺殺僭主者而聞名,是古雅典卓越民主的象徵。——譯者注 [12]西吉昂,古希臘城市,位於安納托利亞半島上特洛德地區西北部。——譯者注 [13]奧洛勒斯也拼作Olorus,是色雷斯國王,也是公元前5世紀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父親的名字。——譯者注 [14]蘭普塞克斯,古希臘城市,位於特洛德地區北部的達達尼爾東面,那裡的居民被稱為蘭普塞西恩人。——譯者注 [15]克里昂米尼一世,斯巴達國王,大約於公元前519年開始執政,摧毀了阿爾戈斯城,擴大了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影響力。——譯者注 [16]斯凱曼德羅斯也是希臘神話中河神的名字。——譯者注 [17]伊薩格拉斯,公元前6世紀晚期雅典貴族,希庇亞斯獨裁期間住在雅典,但之後捲入了與雅典政治改革家克里斯提尼之間的權力爭鬥,後來通過求助斯巴達國王克里昂米尼一世,驅逐了克里斯提尼。——譯者注 [18]德馬拉托斯,斯巴達國王(前510—前419)。與共同執政的另外一個斯巴達國王克里昂米尼一世對抗(斯巴達曾經歷「雙王制」政體),之後歸入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代表波斯參加了第二次入侵希臘的戰爭。——譯者注 [19]皮提亞是德爾斐阿波羅神殿中的最高女祭司的名字,每逢大事,人們會向她祈求神諭,通常以德爾斐神諭而著稱。皮提亞這個名字本身來自皮托(Pytho),皮托就是神話中德爾斐的原名。——譯者注 [20]戴默斯在古希臘指普通市民,即「人民」,「demo-cracy」即「人民統治」。——譯者注 [21]庫普塞羅,公元前7世紀科林斯城邦的第一位暴君,科林斯城邦很富裕,他帶頭推翻傳統的國王世襲制,起初通常會獲得大多數市民的響應。——譯者注 [22]佩里安德,科林斯城邦的第二位暴君,他統治下的科林斯曾經一度很繁榮,是希臘城邦國家中最富裕的城邦之一。——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