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新語 · 素材與想像 ——《少年歌德之創造》及其他
由五四運動所激起的新文藝運動，中譯本《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原著）和《茵夢湖》（斯托姆原著），這主情主義氣氛激起了青年人的愛好、共鳴。而「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子誰個不善懷春！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聖至神！」的詩句，幾乎成為年輕人的新經典。不過，在當時，只是一種激動，我們還不夠理解，也可說是直覺地接受，這也代表著創造社那一群作家的氣質。直到二十年以後，莫洛亞（A.Maurois）的《少年歌德之創造》譯介過來，使我們，至少是使我對於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有了進一步的理解。所以我在這兒說的乃是《少年歌德之創造》。
歌德和綠蒂戀愛的故事，那是大家所知道的。一七七一年，歌德畢業於市堡大學。第二年五月，他到威刺勒去向德意志帝國法院作例行實習，偶爾在一舞會中與綠蒂相識，彼此相戀相慕。可是綠蒂的未婚夫克司妥納也是歌德的好友，這一矛盾無法解脫，乃毅然離去威刺勒回到佛朗克府去。就用這一遭遇作藍本，他寫了《少年維特之煩惱》，這一部瘋魔了一時的小說，幾乎「維特狂」成為德國青年的時尚，許多自殺的年輕人，都穿了維特的裝束。（拿破崙遠征埃及時，他的行囊中，也帶著這一本小說。）
我們似乎也應該說起另一件事（中譯本的序文說起一位牧師霍生康普對歌德的嚴肅指責，又是一件事），當歌德寫成這一本小說時，他心頭鬱積著的苦悶，完全宣洩掉了。他的最初的一個急切的願望，就是要把這本書首先寄給克司妥納和綠蒂，看他倆怎麼來接受？觀感如何？他預期他倆一定十分高興的。可是，並非如此，克司妥納和綠蒂一同看下去，越看越不高興，甚至憤怒，說歌德歪曲了他的性格。他憤然對綠蒂說：「我是這樣的人嗎？」他寫一封感情激越的信給歌德，他們之間的情感，也就有了隔閡。歌德並未回信解釋，因為社會人士對這本小說的接受，和克司妥納的想法大不相同，也正是不解釋的解釋。其實，小說中的維特，可以說是歌德，卻也不一定是歌德；維特自殺的結局，乃是歌德回佛朗克府之後，聽到他的友人以魯塞冷的自殺所觸發的。（他死時，著青色燕尾服，黃色肩褂，黃色腿褲，長靴，靴銅棕色。這便是維特裝的藍本。）維特的一部分性格，倒該說是屬於以魯塞冷的，而阿伯爾的一部分性格，倒是歌德的。這件故事，使我們明白小說中所謂「真實」，便是如此；而當事人的感受，會這麼近於「色盲」，把小說中最感動人的部分完全抹殺，只著重在有關他個人部分的真實性。反面來看，歌德要是完全忠實於事實的記錄，也就不成其為小說了。在反映青年的時代情緒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小說的描寫，比事實還更近於真實，歌德畢竟創造了一個時代人物：維特。
過去這幾十年間，我們中國文壇有一熱鬧的課題，便是「紅學」。最早是一些「索隱」派，如陳康祺、張維屏，以為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成德（容若）所奉為上客者也。如王夢阮、沈瓶所著《紅樓夢索隱》，則以為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小宛而作。至如徐時棟、蔡元培，卻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揚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這樣的紅學，風靡一時，求之愈深，得之愈渺。《紅樓夢》中有許多費人推測的謎子，這些索隱家，又更引人陷入迷霧中了。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所簡述的，「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零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晚出全書，乃高鶚續成之者」。（關於曹雪芹身世及《紅樓夢》的線索，如敦誠《鷦鷯庵筆塵》、裕瑞《棗窗閒筆》、鄧之誠《骨董瑣記》引長白西清《樺葉述聞》早有了正確的記述，只是一般索隱迷的人們，不肯相信真實的記載而已。）但是，太呆板地，把《紅樓夢》看作曹雪芹的自傳，比附得一絲不放，也如克司妥納一定要把阿伯爾當作自己的影子，那又是考證學家的牛角尖。最近十多年來的新紅學，才從「新考證」與「舊索隱」的陷阱中跳出來。（俞平伯先生說：「這裡，我們應該揭破自傳之說。所謂『自傳說』，是把曹雪芹和賈寶玉看作一人，而把曹家跟賈家處處比附起來，此說始作俑者為胡適。筆者過去也曾在此錯誤影響下寫了一些論《紅樓夢》的文章。這種說法的實質，便是否定本書的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從而抹殺它包含的巨大的社會內容。我們知道，作者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取材，加以虛構，創作出作品來，這跟『自傳說』完全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我們看《紅樓夢》必須撇開這錯誤的『自傳說』，才能得到比較正確的認識。」這正是紅學的新進境。）
到了今日，我們對於曹雪芹的生平，還是知道得不多，雖說有了脂硯齋的眉批，以及他的朋友敦誠、敦敏的詩文，要確鑿地說曹氏如何運用自己的生平、經驗作《紅樓夢》的藍本，還是不可能的。但，雨村娶嬌杏一事，我們可以看到章實齋的一段筆記；而尤二姐、尤三姐的故事，也見之其他筆記。把這些傳說來和《紅樓夢》對比一下，便明白曹雪芹的大手筆鎔裁陶鑄的技巧，絕不會那麼生吞活剝的了。曹氏在《紅樓夢》開頭就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明明告訴後人不必那麼呆板去看他的小說的。（近年又發現了永忠的《延芬室集》手稿，他有三首《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詩云：
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
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
顰顰寶玉兩情痴，兒女閨房語笑私；
三寸柔毫能寫盡，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來眼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時七竅鑿，爭教天不賦窮愁。
他是看到了原本《紅樓夢》的，卻並不把賈寶玉看作曹雪芹的自傳，可作有力的參證。）
《儒林外史》，也是一部寫實的小說，其中的故事，都是作者吳敬梓自己親友故舊的故事，但絕不是他們那些人的列傳，更足以供我們的研究。即如權勿用，可說是《儒林外史》的有趣人物。我們看他「搭船來湖州，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換一件，左手掮著個被套，右手把個大布袖子晃蕩晃蕩，在街上腳高步低地撞。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那路上卻擠。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手，進城該走右手，方不礙路。他一味橫著膀子亂搖，恰好有個鄉里人在城裡賣完了柴出來，肩頭上橫掮著一根尖扁擔，對面一頭撞將去，將他的個高孝帽子橫挑在扁擔尖上。鄉里人低著頭走，也不知道，掮著去了。他吃了一驚，摸摸頭上，不見了孝帽子。望見在那人扁擔上，他就把手亂招，口裡喊道：『那是我的帽子！』鄉里人走得快，又聽不見。他本來不會走城裡的路，這時，著了急，七手八腳地亂跑，眼睛又不看著前面，跑了一箭之地，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把那轎子裡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那官大怒，問是什麼人，叫前面兩個夜役一條鏈子鎖起來。他又不服氣，向著官指手畫腳地亂吵。那官落下轎子，要將他審問：夜役喝著叫他跪，他睜著眼不肯跪」。真是一幅多麼有趣的漫畫。可是，這人便是清初雍正、乾隆年代的江南大怪物，虛偽的道學家：是鏡（字仲明，武進人）。吳氏並不正面譏刺批評他，開頭只從楊執中的口中，說：「此人若招致而來，與二位先生一談，才見出他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接著又寫了宦成在杭州上了夜航船，聽得船中一位鬍子客人的一番話，就把這位「處則不失為真儒，出則可以為王佐」的妙人刻畫得妙透了。後來權勿用到了魯府，和楊執中鬧翻了，又為了奸拐尼徒心遠事發，被蕭山縣捉回去了。他用的都是側面之事，把是鏡的一生大經絡，都剝乾淨了。這是幽默諷刺，而不是謾罵；這是小說，而不是十大罪狀式的宣言。
我們看了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知道吳氏和朱草衣是最親密的詩友；他有《寒夜坐月示朱草衣》二首，其二云：「忽念朱居士，耽吟夜捻髭。篆煙縈畫障，漏水咽銅蠡。蠹木蟲何若，鑽窗蜂太痴。何當一樽酒，斟酌月明時。」知己之感，溢於辭表。小說中的朱草衣，便是牛布衣，寫他往蕪湖途中，首先碰到那位狂妄誇大的匡超人，後來到了蕪湖，在浮橋口的甘露庵，寂寞孤獨地死在庵中。下面那一套大文章是寫那位冒充牛布衣的牛浦，差不多占了三回篇幅，那真精彩極了。小說的真實，也正是如此如此的。
在《儒林外史》中，也有作者自己的影子的，那位不知世務，給王鬍子、張俊民、臧三爺、鮑廷璽一班人拐騙空了的就是他。他是照著鏡子替自己鼻子抹上白粉，當作丑角在排演的。當然，也有他的酸腐之處，一是要制禮作樂；也有他的自負之處，如他的詩說；也有他的快意之處，同著娘子在清涼山桃園飲酒大樂。他也借用了高老先生的話：「這少卿是杜家第一個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裡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卻不會尋一個錢來家。……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著相與，卻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兩銀子又弄得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裡，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裡拿著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裡，往常教子侄們讀書，就以他為戒。每人讀書的桌子寫一紙條貼著，上面寫著：『不可學天長杜儀！』」他就描寫得這麼有趣，一個作者自己影子留在自己的小說，總不會是自己的傳記，而且也不會肉麻當有趣的。
有一回，我和朋友們說到魯迅的《在酒樓中》，我說我最愛這篇小說，也可說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所寫的呂緯甫，很鮮明地活在我們的眼前。我們初以為呂緯甫乃是范愛農，這本來是不錯的；但呂緯甫只是范愛農的影子，小說中的故事，卻是魯迅自己的經歷。呂緯甫所講的兩件事，第一件是回鄉來給小兄弟遷葬。本文中說他有一個小兄弟，是三歲上死掉的，就葬在鄉下，今年本家來信說他的墳邊已經浸了水，不久恐怕要陷入河裡去了。他因此預備了一口小棺材，帶著棉絮和被褥、土工，前去把墳地掘了開來。待到掘著壙穴，過去看時，棺木已經快要爛盡了，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把這些撥開了，想要看一看小兄弟，可是出於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麼都沒有。那麼聽說最難爛的頭髮，也許還有吧，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裡，仔仔細細地看，也沒有，蹤影全無。他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先前的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裡，運到他父親埋著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他這樣算完結了一件事，說是足夠去騙騙他的母親，使她安心些了。這所說的遷葬，乃是魯迅自己的經歷，所寫的情形，可能都是些事實；所不同的，只是死者的年齡以及墳的地位，都是小節，也是為了敘述的必要而加以變易的。這些實例，使我們了解小說家運用素材的技巧；我們說小說家是寫實的，但他所突出的真實，卻是比現實更真實的真實。
我也就帶便說說果戈理（Gogol）的《外套》，那是小說創作上的有名的例子。這篇《外套》的故事，是由於果戈理聽了安寧可夫所講的一件實事而寫成的。那件事是這樣的：有一次在果戈裡面前講一段公務員的逸話，是說一個貧窮的小吏，他喜歡打鳥，又特別儉省，而且不知疲倦地、盡心竭力地做著職務上的工作，終於積足了夠買一支價值二百盧布的很好的獵槍的錢。在第一次，當他乘著自己的小船游到芬斯基河灣去尋找目的物的時候，他把獵槍放在自己面前，照他個人的說法，他忽然墜入一種夢境裡去了。等他清醒過來，朝面前一看，不見自己新買的東西了。那支槍是在他通過的地方，被深密的蘆葦掛鉤掉到水裡了。於是他用盡全力去搜尋它，但是枉然。那小吏回到家裡就一頭倒在床上，再也起不來了；他得了寒熱病。他的朋友們知道了這樁事，便來發起募捐，給他買了一支新槍，這才救回了他的命。但，這件可怕的遭遇，無論什麼時候，他一想起來就不免在臉上現出死人一般的灰白。所有的人都笑這場具有真實來歷的逸話；果戈理卻是例外，他沉思著在聽著，低了頭。這一逸話，便成了他的小說《外套》的初步底子；這篇小說，在那一天晚間就在他的心裡生根了。
《外套》這一篇笑中有淚的小說，假使你沒看過，你可以找來細讀一下；作者果戈理，他是用憐憫的心懷在寫這位小吏的，他是做了九品官，他在一個司里做了書記官，而且永無外遷，永無變化。「司里的人對他不曾表示任何敬意。看大門的不僅不曾從座位上立起來，當他出入時，連瞧他一眼也不瞧，好像從會客廳飛過一個尋常的蒼蠅似的。」故事是這麼開始的，他要裁縫替他修理那件破外套，那已是太破了，破得不可救藥了。當他聽說必須縫製外套時，兩眼發黑，屋中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打旋了，他沒有八十盧布，這是他估計的最低價錢，實際裁縫討價是一百五十盧布。後來就很湊巧，司長多給他一筆賞錢，「這一來，事情進行得很快，再後來為此又餓上兩三個月」，他一生中「最莊嚴的一日」終於到了。他心裡暢快極了。作者寫道：「他每一瞬間，都覺得在他的肩上有了新外套，並且甚至為心裡的滿足笑了幾次。實在不錯，有兩種好處，一種是時機，另一種是美好。」以下乃是他穿了外套到司里去，受了人們的嘲弄、祝慶，使他難為情。「在一位副書記長為他而開的晚會中出來，他的外套在走過一處荒涼的廣場時，被暴徒剝去。於是他生了病，發了大熱，便這麼死去了。他房間中只留下一把鵝毛管，一帖公家的白紙，三雙環子，從袴上落下來的兩三個紐扣，和大家已經曉得的破外套！」我們看了果戈理對素材的運用，該可以有所會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