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 · 掛鍾
醫生關上房門。
老探長首先看見他沒有穿工作服，而是穿了一件深色格子衣服，銀灰色的襯衫上繫著白色領帶，一副經過精心打扮的派頭，幾乎是捯飭過了頭，更誇張的是，他的手上還戴著一副黃色的真皮手套，好像怕弄髒了自己似的。
「我們伯爾尼人總算可以聚聚了。」埃門貝格爾說，朝著面前這個一籌莫展、骨瘦如柴的病人微微躬了躬身，禮貌且不乏譏諷。隨後他抓來一把原先放在拉開的窗簾後面的椅子，貝爾拉赫一直沒看見它。醫生在老探長的床邊坐下，將椅背轉向探長，這樣他就能將胸脯緊貼著靠背，胳膊交叉著放在椅背上。老探長再次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折好放在床頭上的報紙，然後按照老習慣雙手交叉枕在腦後。
「你派人殺了可憐的傅馳希。」貝爾拉赫說。
「倘若一個人用如此慷慨激昂的筆鋒寫下一個死刑判決，我認為理應受到懲罰，」另一個人用同樣實事求是的口吻回應道，「如今甚至連寫作都再次成為危險品，那麼如此應對當然無可挑剔。」
「你想把我怎麼樣？」探長問。
埃門貝格爾笑起來，「這個問題應該首先由我來問：你想把我怎麼樣？」
「你心裡很清楚。」探長回應道。
「當然，」醫生答，「這一點我心裡很清楚。所以你也應該同樣清楚，我想把你怎麼樣。」
埃門貝格爾站起身，走到牆邊，面對牆凝視了片刻，背向著探長。他一定是按了某處的按鈕或者拉杆；因為那面畫著翩翩起舞的男男女女的牆壁無聲無息地向兩邊滑開了，像一個雙扇門。牆後面顯露出一個放著玻璃櫃的寬敞大廳，柜子里放著外科手術器械，金屬託盤裡放著明晃晃的手術刀和剪子，還有止血棉球，注射器里注滿了乳白色的液體，幾隻瓶子，還有一個薄薄的紅色皮製口罩，一切用品都乾乾淨淨，排列得整整齊齊。在這間目前已然變大的病房的正中央放著一張手術台。與此同時，從房間上面緩緩降下一張沉重的金屬屏障，落在窗戶上方。房間內突然亮得耀眼，老探長直到此刻才發覺，那是因為天花板上的鏡子縫隙間都裝有氖燈管，柜子上方掛著一隻巨大的、圓形的、閃著綠光的圓盤，映襯在藍色的燈光中，那是一個掛鍾。
「你打算不用麻醉藥給我開刀。」老探長嘟噥著。
埃門貝格爾沒有回答。
「我是一個虛弱的老人，所以我怕自己會叫喊起來，」探長繼續往下說，「我不認為你會在我身上找到一個勇敢的犧牲者。」
醫生仍然不予回答。「你看見那個掛鍾了嗎？」他反問道。
「我看見了。」貝爾拉赫說。
「現在十點半，」對方說，同時對了對自己的手錶，「七點我會給你動手術。」
「八個半小時後。」
「八個半小時後。」醫生確認說。
「我想，我們現在還要彼此談談，先生。我們不該迴避這次談話，在此之後我就不會再打擾你了。常言道，人在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裡都願意獨自一人呆著。就這樣吧。只是你別給我增添不必要的麻煩。」
他又坐到椅子上，胸脯抵著靠背。
「我想，你對這一切早已習以為常了。」老探長反駁道。
埃門貝格爾不禁愣了片刻。「我很高興，」他終於說，一邊連連搖頭，「你還沒有失去幽默感。要是傅馳希還活著的話該多好。——他已被判處死刑並被處決了。我的那個侏儒幹得不錯。他先吃力地翻過濕淋淋的瓦片屋頂，一群貓圍著他，然後從凱斯勒胡同大街的房屋的採光井通道爬下去，接著爬進廁所的小窗戶，用我那把汽車扳手對準坐在馬桶上正在出神的偉大作家的腦袋狠狠地一擊。這對一個小矮子來說真不容易。當我坐在車裡，在猶太人公墓旁邊等待小猴子時，我緊張極了，不知道他會不會成功。但是就這樣一個身高不到八十厘米的小鬼卻搞成了這事，關鍵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搞定了。兩個小時後，他就蹦蹦跳跳地回到了樹蔭下。你呀，探長先生，將由我負責搞定。這不會很困難的，我們可以避免讓你聽到難堪的言語。但是，上帝啊，我們該拿我們兩個人的共同熟人、我們親愛的老朋友貝爾仁廣場的塞繆爾·胡格托貝爾醫生怎麼辦呢？」
「你怎麼會提到他？」老人窺探著說。
「是他送你來這裡的。」
「我和他毫不相干。」探長立即說道。
「他每天打兩次電話，詢問他的老朋友克萊默的身體狀況，還要求和你通話。」埃門貝格爾確認道，憂心忡忡地皺了皺眉頭。
貝爾拉赫不自覺地朝玻璃柜上方的掛鍾看了一眼。
「沒錯，現在是10點45分，」醫生說道，若有所思地看著老探長，並無敵意，「我們還是回過頭談談胡格托貝爾吧。」
「他很關心我，為我的病情而忙碌著，但他與我們倆的事情毫無關係。」探長固執地反駁道。
「你看過《聯邦報》上刊登在你照片下方的那篇報道嗎？」
貝爾拉赫沉默了一會兒，暗暗思忖著埃門貝格爾的提問有何用意。
「我不看報紙。」
「那裡面提到你這個本市知名人士業已退休，」埃門貝格爾說，「然而胡格托貝爾卻假用布萊斯·克萊默這個名字將你送到我們這裡。」
探長毫不授之以隙，他說自己在胡格托貝爾的醫院裡掛號用的名字就是克萊默。
「就算他曾見過我一面，也完全認不出我了，因為這病已經讓我變了樣。」
醫生笑起來，「你聲稱自己病了，目的就是為了來索納施泰因醫院尋找我吧？」
貝爾拉赫沒有回答。
埃門貝格爾憂傷地望著這個老人。「親愛的探長，」他繼續說道，聲音中略帶責備的語氣，「你在我們這場審訊中絲毫也不遷就我。」
「是我要審訊你，而不是你審訊我。」探長倔強地反駁道。
「你呼吸困難了。」埃門貝格爾關切地說。
貝爾拉赫不再回答。他只聽見掛鍾發出的嗒嗒聲。老探長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現在我要一直聆聽這聲音了，他心想著。
「難道現在還不是你承認自己失敗的時候嗎？」醫生友好地問。
「我也許已經別無選擇了，」貝爾拉赫精疲力竭地回答，把雙手從腦袋後面抽出來擱在被子上，「掛鍾啊，倘若沒有你該多好。」
「掛鍾啊，倘若沒有你該多好。」醫生重複著老探長的話，「我們倆還繞什麼圈子呢？七點我就會殺了你。倘若你能同我客觀地看待埃門貝格爾——貝爾拉赫案件，事情做起來就會對你輕鬆些。我們是兩個擁有不同目標的背道而馳的科學家，是坐在一張棋盤前的兩個棋手。你那步棋已經落定，現在該我走了。但是我們的比賽有一個特殊之處：要麼一個人輸，要麼兩個人都輸。你已經輸了比賽，現在我很好奇自己是不是也得輸。」
「你會輸的。」貝爾拉赫輕聲說道。
埃門貝格爾笑起來。「這有可能。如果我沒有預測到這種可能的話，那我就是個糟糕的棋手。但是，我們再仔細地看一看吧。你已經沒有機會了，七點我就會帶著我的手術刀前來，就算來不成（如果出現什麼意外），一年後你也會死於疾病。至於我的機會，它會怎麼樣呢？我承認它糟透了：你們已經發現了我的蹤跡！」
醫生再次笑了起來。
老探長驚訝地斷定，埃門貝格爾似乎在和他開玩笑，他感到醫生的行為越來越古怪。
「我承認，看見自己像一隻蒼蠅似的在你們的網裡掙扎，這讓我覺得很有趣，比看見你同時落在我的網裡更加有趣。我們接著看吧：是誰讓你追蹤我的？」
我自行其是，老人聲稱說。
埃門貝格爾搖了搖頭，「我們還是談談更可信的事情吧，」他說，「要說我的犯罪行為——暫且使用這個通俗的措辭——，沒有人會自行其是，這樣的事情怎麼會憑空而來呢。尤其還由一位伯爾尼警察局的探長來查，那一定更不可能，好像我偷了自行車或給人打了胎似的。我們再來仔細看看我的案子吧——你，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機會了，允許你知道事實真相，這是失敗者的特權。我是一個小心謹慎、細緻周密的人——從這一點上講，我幹這一行乾淨利索——，但是不論怎樣謹慎周密，當然總會有針對我的線索。一個沒有線索的犯罪行為在這個充滿偶發事件的世界裡是不可能的。讓我們來梳理一下：漢斯·貝爾拉赫探長會從哪裡著手調查呢？這裡是《生活》雜誌上的照片。我並不清楚是誰那樣膽大妄為，在那些日子裡拍下了這張照片。有這麼一張照片存在，這對我來說就夠了。夠糟糕的了。但我們並不想讓事情擴大化。有上百萬人看過這張遠近聞名的照片，其中一定有很多認識我的人：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認出我來，照片只拍到了我的一點點臉。究竟誰會認出我呢？要麼是一個曾在施圖特霍夫見過我，並且在這裡認識我的人——可能性很小，因為我從施圖特霍夫帶出來的那些人，都掌握在我的手裡。可話說回來，就如同每個偶然一樣，也保不準會這樣——，要麼是一個對我三十二年前在瑞士生活時期有類似記憶的人。那時發生過一次意外事件，是我還在讀大學時在一個高山茅舍里所經歷的——哦，我至今還記憶猶新——，它發生在一個滿天晚霞的傍晚：胡格托貝爾是當時在場的五個人之一。因此可以認定，是胡格托貝爾認出了我。」
「胡扯。」老探長堅定地反駁道。這只是毫無道理的想法，只是憑空而來的臆斷，除此之外一無是處。他預感到朋友受到威脅，是的，他會陷入極端的危險之中，要是他不能轉移埃門貝格爾對此事的懷疑的話，雖然他並不能準確地想像出危險究竟在什麼地方。
「我們不要過於匆忙地對那個可憐的老醫生下死刑判決。我們先看看其他一些可能針對我的線索，我們設法替他開脫罪名吧，」埃門貝格爾繼續說道，下巴壓在交叉著搭在椅子靠背上的胳膊上，「那件與內勒有關的事情。你們也把它查出來了，探長先生，我恭喜你，真是讓人震驚，瑪洛克向我報告了這事。坦誠地說吧：是我本人親自給內勒的右眉上開了一刀留下疤痕，他的左前臂上那個跟我一模一樣的燒傷傷口也是我搞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兩個人變得完全一樣，合二為一。我讓他使用我的名字，將他送到了智利，並且逼迫他——一個天真樸實的小伙子，從未學過拉丁語和希臘語，在博大精深的醫學領域裡有著驚人的天賦，按照我們的約定返回祖國——在漢堡港一家破舊的旅館客房裡吞下了一顆氫氰酸膠囊。生活就是這樣，我那個漂亮的情人要在場的話就會這樣說。內勒是個正人君子。他聽任於命運的擺布——我不願意透露自己曾果斷對他採取的一些手段——，偽裝成人們能夠想像到的最高明的自殺現場。我們不要再談這幕發生在妓女與水兵之間的情景了，它發生在一個散發著腐臭味的、半燒焦的廢墟狀的城市一個霧蒙蒙的清晨，不時憂傷地傳來迷失船隻那沉悶的汽笛聲。這個故事可算是一場冒險遊戲，它一直會深深地捉弄著我。因為我怎會知道呢，這位天才的醫學家在聖地亞哥都幹了些什麼，在那裡結交了哪些朋友，有誰會突然出現在蘇黎世來拜訪內勒。但我們堅持用事實說話吧。如果有人發現了這個線索，又能把我怎樣呢？首當其衝的就是內勒虛榮心，他要在《柳葉刀》和《瑞士醫學周刊》發文章。如果有人突然想起拿它和我以前發表過的文章在文體風格上作比對，那可能就會成為一個致命的證據。內勒寫文章用的是地道的柏林話。識破這一點就必須先讀一讀這些文章，於是便又牽扯到了一個醫生身上。你瞧，我們的朋友處境不妙。儘管他毫無惡意，我們得承認這一點對他很有利，但如果還有一個偵探和他結交的話，我不得不做這種假設，那麼我就不能再幫老頭子的忙了。」
「我是受警方委託來這裡的，」探長平靜地說，「德國警方對你有所懷疑，於是委託伯爾尼警方調查你的案件。你今天不會給我動手術，因為我的死將會使你曝光。你也不會去打擾胡格托貝爾。」
「11點2分。」醫生說。
「我看見了。」貝爾拉赫回答。
「警方，警方，」埃門貝格爾接著說，若有所思地看著自己的病人，「當然會料到警方也會對我的生平進行調查，但我覺得在這裡調查不太可能，因為這種情況對你來說才是最有利的。德國警方會委託伯爾尼警方去搜尋一個在蘇黎世的罪犯！不可能，在我看來這不合邏輯。如果你沒有生病，如果這件事不是和你的生死相關，我也許還會相信它：作為一名醫生，我確定你的手術和你的疾病並非是假裝的。報紙上說你已被免職，也不會是假消息。你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首先是個固執倔強的老頭子，不願意認輸，當然也不願意離職。存在這樣一種可能，你是單槍匹馬，沒有任何人或警方撐腰，就來和我較量，一定程度上還得加上你的病床，在一次和胡格托貝爾的談話中你捕捉到一種模模糊糊的猜疑，並無真憑實據。也許你還是太自負了，除了胡格托貝爾之外，並未向其他任何人透漏消息。而他呢，看來對這件事也似乎沒有把握。對你而言，只是為了證明，即使作為一個病人，你知道的事情也比那些解僱你的人還要多得多。凡此種種使我相信，這種可能較之警方決定派一名重病人來處理一件如此棘手的案件更接近真實。另外，警方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傅馳希死亡案件的真正線索，如果他們已經對我有所懷疑的話，那麼早該發現線索了。你是孤身一人和我較量，探長先生。我想連那個墮落的作家也對此一無所知。」
「你為什麼要殺了他？」老探長大聲問道。
「出於謹慎，」醫生輕描淡寫地說，「11點10分。時間過得真快，先生，時間過得真快。為了謹慎行事，我也必須殺掉胡格托貝爾。」
「你想殺了他？」探長大叫著，竭力想直起身子。
「躺好！」埃門貝格爾不容置疑地命令道，病人只有服從。「今天周四，」他說，「我們醫生下午休息，是不是。於是我想讓胡格托貝爾、你和我都高興一下，邀請他來拜訪我們。他會開車從伯爾尼過來。」
「你想幹什麼？」
「我的小矮人就坐在他的汽車後面。」埃門貝格爾回答。
「那個侏儒！」探長大喊道。
「那個侏儒，」醫生確認道，「又是那個侏儒。一個我從斯圖霍夫帶回來的實用工具。以前我動手術時，這個可笑的小傢伙就在我的大腿間鑽來鑽去，按照海因里希·希姆萊先生的帝國法律，我本該殺死這個沒有生存價值的小矮子，似乎任何一個體格高大的雅利安人都比他更具生存價值！為什麼要這麼做？我一向喜歡稀奇古怪的東西，而一個受屈辱的人往往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工具。因為那隻小猴子感激我的救命之恩，於是讓自己訓練出了最有用的本領。」
時鐘已指向11點14分。
探長疲憊至極，不時地閉目養神。每當他睜開眼睛，總會看到那個掛鍾，那個巨大的、圓圓的、懸著的掛鍾。他現在明白自己再也沒有獲救的機會了。埃門貝格爾已經看穿了他。他完蛋了，胡格托貝爾也完蛋了。
「你是個虛無主義者。」他輕聲說，幾乎是衝著寂靜無聲的房間耳語。房間裡只傳來掛鐘的嘀嗒聲。無休無止。
「你是想說我毫無信仰嗎？」埃門貝格爾問道，從他的聲音里聽不出絲毫的辛酸。
「我想像不出我的話里還可能有任何其他意思。」躺在床上的老探長回答，雙手無助地搭在被子上。
「那麼你信仰什麼，探長先生？」醫生問道，沒有改變他的坐姿，好奇又急切地看著老探長。
貝爾拉赫沉默不語。
後面牆上的掛鍾嘀嗒響，無休無止，鐘面上無情的指針始終如一，不知不覺又顯而易見地朝著它的目標移動著。
「你沉默不語，」埃門貝格爾斷言道，他的聲音現在不再文雅幽默，而是響亮清晰：「你不說話。如今的人都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你信仰什麼？這樣的提問不合時宜。人們謙虛地說，他們不喜歡說大話，至少不願意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比如說：『我信仰聖父、聖子和聖靈。』如同以前的基督徒們那樣回答，並為之而自豪。當如今的人們被問及這問題時，他們寧願沉默，就像一個少女被人問到了一個尷尬的問題那樣。人們的確也不是十分清楚自己到底信仰什麼，也許並不是不信仰任何東西，這個上帝也不清楚，但人們至少還是有信仰——即使十分朦朧，仿佛一片捉摸不定的雲霧——，比如信仰像人道、基督教、寬容、公正、社會主義和博愛等，一些聽起來有點空泛的東西，人們也承認如此，然而人們總是在想：關鍵不在於說什麼，最重要的是，人們要安分守己心安理得地活著。人們的確也試圖這樣做，有些人努力奮鬥，有些人隨波逐流。人們所做的一切，無論是善事還是惡事，都是為了追求幸福，無論對誰來說，是好是壞就像買彩票一樣，全憑機遇而定。好與壞全憑運氣。碰得巧則走運，碰不巧則倒霉。然而，人們立刻就會拿起虛無主義者這個大帽子裝腔作勢，以堅定的信念扣在別的任何一個會讓他們察覺到危險的人頭上。我了解他們，了解這些人，他們堅信自己有權主張一加一等於三，等於四，或者等於九十九。倘若要求他們回答一加一等於二，反倒變成錯誤的了。他們認為一切明確無誤的事物皆屬於頑固不化，因為明確無誤首先需要性格鮮明。這些人不明白，一個意志堅定的共產主義者——舉一個略微離奇的例子，因為大多數共產主義者之所以成為共產主義者，就像大多數基督徒之所以成為基督徒一樣，全都出於誤會——，這些人不明白，這樣一個人，一個全心全意相信革命有必要的人，堅信只有這條哪怕不得不踏著千千萬萬屍體而走的路，才能引導你從善，才能引導你到達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虛無主義者遠遠比不上他們，比不上某個既不信仰上帝、也不信仰某個人，既不相信地獄、也不相信天堂，而只相信有權做生意的張三或李四——他們太怯懦，根本就沒有膽量將信仰奉為自己行動的信條。因此，他們在世界上活著，就像活在粥里的蠕蟲那樣喪失了判斷力；倘若一鍋粥真有好壞真假的話，那他們對一切的判斷都是霧蒙蒙，不清晰，對好壞的判斷如此，對真假的判斷亦如此。」
「我沒想到一個劊子手講話居然能如此滔滔不絕，」貝爾拉赫說道，「我以為像你這類人都是沉默寡言的。」
「說得好，」埃門貝格爾笑著說，「你看起來又恢復了勇氣。好極了！我需要勇敢的人在我的實驗室里來當試驗品。可惜的是，我的實踐教學課總是以學生的死亡而告終。好吧，我們走著瞧吧，我有什麼樣的信仰，我把它放在天平的一邊，另一邊放上你的信仰，我們看一看，我們誰的信仰更偉大，是虛無主義者——你是這樣稱呼我的——，還是基督徒。你是打著人道主義的名義，或者誰知道是什麼樣的信仰的名義來找我，為了置我於死地。我想你不會拒絕我的這種好奇心吧？」
「我明白。」探長一邊回答，一邊竭力遏制內心的恐懼，伴隨著掛鍾指針的前進，這種恐懼在他心中愈來愈強烈，愈來愈危險，「你現在就是想訴說一下自己的信仰，真是稀罕，一個殺人如麻的兇手也會有信仰。」
「現在是11點25分。」埃門貝格爾說。
「謝謝你提醒我。」老探長呻吟著，由於憤怒和無力而顫抖不已。
「人啊，人是什麼？」醫生笑著說，「我並不因為有一種信仰而感到羞愧，我不沉默，不像你一直保持沉默。正如基督徒信仰聖父、聖子、聖靈三者一樣，其實只是一種東西，即信仰三位一體，我也信仰兩樣東西，其實也就是一個，是同一個東西。我信仰物質，它同時是力量和質量，是一個無法想像的整體，是令人大聲疾呼倉皇躲避的子彈，像一個可以觸摸的兒童皮球，我們就生活在它的上面，穿越過冒險的空間空虛。我信仰一種物質（說『我信仰上帝』，是多麼粗俗而淺薄），它唾手可得，像動物，像植物，或者像煤炭；也不可企及，像原子。它不需要上帝，或者無論人們為之虛構的什麼東西，其獨一無二、捉摸不透的神秘就是它的存在。我相信，我存在，是這種物質的一部分，和你一樣是原子、力量、質量和分子。我堅信，我的存在賦予我權利，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作為組成部分，我的存在只是瞬間，只是偶然，如同在這廣闊的世界裡，生命也僅僅是其無限可能之一而已，同樣像你一樣是偶然——倘若地球距離太陽再近一些，生命則不會存在——，我存在的意義就在於只是一個瞬間。噢，巨大的黑夜啊，因為我弄明白了這一切。沒有什麼是神聖的，只有物質：人類，動物，植物，月亮，銀河，我所看到的一切，皆是偶然的集群，偶然的無意義存在，就像泡沫或水波一樣毫無意義：這些東西存在不存在，都無所謂；它們是可以被替代的。如果它們不存在，就會存在某些別的東西。如果生命在這個星球上消失了，它會在宇宙的某個地方、在某個別的星球誕生出來：就像頭獎總會降落在某人身上，偶然的，依照多數的規律。賜予人類持續性是可笑的，因為創造出能夠持續居於統治地位的政權體制、使某個政府或教皇在統治位置上多待幾年，本身始終就是一種幻覺。世界在結構上就是一場博彩，因此人類追求幸福是毫無意義的，除非在每次的抽獎中，人人都能夠贏得一個瑞士生丁，而不是大多數人都一無所獲，即在人們心中產生一種非同以往的信念，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大家都渴望成為那唯一的、獨一無二的贏得大獎的人。一個人既信仰物質，又同時信仰人道主義，這是沒有意義的。人們只能信仰物質，並相信自己。公平正義並不存在——物質怎麼能公平呢？——，存在的只有自由，自由無法通過賺取的方式獲得——否則就必然有公平正義了——，自由也無法通過贈予的方式獲得——誰有能力賜予它呢——，自由必須靠人們主動去爭取。自由是敢於去犯罪的勇氣，因為自由本身就是一種犯罪。」
「我明白，」探長大聲說，蜷縮著身體，好似一頭已經死亡的野獸，躺在白色的屍布上，臥在一條望不見盡頭的冷漠的街道邊緣，「你信仰的只有一點，就是你有迫害人的權利。」
「說得好，」醫生回應道，並鼓起了掌。「太好了！那個敢於對我據以生存的信仰做出結論的人，我稱之為一名好學生。好極了！好極了！」（他不斷地鼓著掌。）「我敢於保持自我，什麼也不隱瞞。我致力於使我獲得自由的謀殺和迫害。因為當我殺了另一個人時——我今天七點還會再干一次——，當我置身於令人軟弱的任何人類法規之外時，我便會獲得自由，我便成了某個瞬間，是怎樣的一個瞬間啊！它在強度上和物質一樣巨大，和它一樣堅強有力，和它一樣無法估量，我從那些我彎下身子所見到的張開大嘴發出的呼喊聲中，從那些淚汪汪瞧著我的眼睛所流露出的痛苦神情中，從我的手術刀下的顫抖不已、軟弱無力的白色皮肉上，映襯出的只有我的勝利與我的自由，除此之外別無他物。」
醫生不再言語。他緩緩地站起身，坐在手術台上。
他頭頂的掛鍾指著11點57分，11點58分，12點。
「還有七個小時。」從病床那邊傳來了耳語般的、幾乎聽不見的低語。
「給我講講你的信仰吧。」埃門貝格爾說道。他的聲音重歸平靜與客觀，不再是剛才的激昂與生硬。
貝爾拉赫一言不發。
「你保持沉默，」醫生憂傷地說，「總是一言不發。」
病人不予回答。
「你沉默，永遠沉默，」醫生斷言道，雙手撐在手術台上，「我現在無條件地把一切都壓在一張彩票上。我很強大，因為我從不畏懼，因為我對自己是否會被揭穿無所謂。我現在已經做好了準備，把一切都押在一張彩票上，就像押注硬幣那樣。如果你，探長，能夠向我證明，你擁有像我同樣強大、同樣無條件的信仰，那我就承認我失敗了。」
老探長沉默著。
「你就說點什麼吧，」埃門貝格爾在停頓片刻後繼續說道，其間他急切而又渴望地望著病人，「你就給我一個回答吧。你是一個基督徒。你受過洗禮。你說吧，我十分確信這種力量，它一定會超過一個有罪的殺人兇手對物質的信仰，就像太陽的光芒遠遠超過冬月那可憐的光一樣，或者：這種力量至少和信仰基督和聖子差不多。」
後面牆上的掛鍾嘀嗒響。
「也許這種信仰太沉重了，」埃門貝格爾說，因為貝爾拉赫始終一言不發，接著他走到病人床前，「也許你有一種更輕鬆、更普通的信仰。你說吧：我信仰正義，信仰人道，正義應該服務於人道。出於這種信念，僅僅出於這種信念，我這個身患疾病的老人就冒險來到了索納施泰因醫院，沒有考慮別的事情，比如自己的聲譽，也沒有想過要戰勝任何人。你說出這一點吧，這是一種更輕鬆、更正派的信仰。還可以要求如今的人們要有這種信仰。你說說吧，然後你就自由了。你的信仰會讓我滿足的，我會去想，你擁有一個同我一樣偉大的信仰，如果你說出來的話。」
老探長沉默。
「你大概不相信我會放了你？」埃門貝格爾問道。
沒有回應。
「為了碰碰運氣，你也說點什麼吧，」醫生催促著探長，「就算你不相信我說的話，那就坦誠地說出你的信仰吧。如果你有信仰的話，那它也許還能挽救你。這也許現在是你最後的機會了，不僅是挽救你自己，同時也是挽救胡格托貝爾的機會。現在還有時間給他打電話。你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你。我的戲總有一天會演完，我的算計總有露出破綻的時候。為什麼我不會輸呢？我可以殺死你，我也可以釋放你，這當然意味著我會死。我已經到達了一種境界，能像對待一個陌生人似的對待自己。我毀滅自己，也保護自己。」
他停下來，緊張地注視著探長。「已經無所謂了，」他說，「我做什麼都無所謂了，更高的位置已無法再達到：去征服阿基米德點，已經是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了，是人類在這個沒有意義的世界中，在這個由死亡的物質所構成的玄妙中，唯一能做的有意義的事。業已死亡的物質猶如一具巨大的腐屍，從中反覆生髮出生命與死亡。但是，我仍然——這是我的惡意所在——要將你的自由與一個下流的玩笑、一個傻瓜條件聯繫起來：你得說出你的信仰，同我的信仰一樣偉大的信仰。說出來聽聽吧！在人們心中，對善良的信仰至少和對邪惡的信仰是同樣堅定的！說出來聽聽吧！沒有什麼比我親眼目睹自己走入地獄更令人開心了。」
只聽見掛鐘的嘀嗒聲。
「那麼你就就事論事說說吧，」埃門貝格爾等待了片刻後繼續說道，「就說對聖子的信仰，就說對正義的信仰。」
掛鍾，只有掛鍾發出響聲。
「你的信仰，」醫生大聲喊道，「讓我聽聽你的信仰！」
老探長躺在那裡，雙手緊緊抓著被子。
「你的信仰，你的信仰！」
埃門貝格爾的聲音猶如從鐵礦中傳出，像長號奏響的聲音，打破了無邊無際的灰暗的蒼穹。
老探長沉默不語。
於是，埃門貝格爾那張渴望得到回答的臉變得冷酷與漠然。只有右眼上方的傷疤還依然通紅。當他疲憊而冷漠地從病人面前轉過身子走出門時，他似乎感到一陣噁心。門輕輕地關上了，探長被一片耀眼的藍光所環繞，藍光中只有圓圓的錶盤不停地嘀嗒著，仿佛是老人的心臟在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