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人雜記 · 梁任公和胡適之

自1898年到1949年的五十多年間，中國文壇上的盟主，前後有兩個人——梁任公和胡適之。他們兩人在中國文壇上都發生過相當作用。談近代中國文化學術的人，無論你贊成或反對，多少總要把他們提一筆。 梁啓超的舊學的基礎極為深厚。光是那部《史記》，他真是讀到爛熟，熟能生巧，所以他的筆鋒非常犀利，寫起文章來，洋洋灑灑，滔滔不絕。他要讀者流淚，讀者不能不為他流淚；他要讀者興奮，讀者不能不為他興奮。一枝筆桿給他耍得溜溜轉，讀者「眼花繚亂口無言」。讀他的文章如看跑馬，如看舞蹈，讀者的心情完全給當前的人物控制住，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一位漢學家說，梁任公的文字是三百年來得未曾有。事實上，把他的文章和唐宋八大家放在一起，他至少可以使柳宗元、蘇洵、蘇轍、曾鞏等人黯然失色。 比起梁任公來，胡適之算是後起之秀。因為時代關係，晚輩的人有機會出洋，學習英語，吸收新知識，這是晚輩的人占便宜的地方。當五四運動後的幾年間，胡適之宛若一顆明星，榮膺「學貫東西」的徽號。老輩的人看他會談先秦諸子的哲學，個個另眼相看；青年人看他會談易卜生、杜威，個個覺得他很了不起。不過他站在中國文壇盟主的地位不算太久，到了中國大革命後，他的地位已經動搖了。到了九一八事變（1931年）後，他已經不能發生領導作用了。相反的，他是一步一步往做官這條路走，而《獨立評論》就是他及其同黨（不到二十人）的敲門磚。雖然後來因緣時會，他及同同黨個個做大官，但他的言論既不發生作用，他的學術工作也隨盧溝橋的炮聲告一結束。 無所諱言，梁任公和胡適之在中國文壇都露過頭角。他們以「啟蒙家」自居，凡是新的東西都好，貪多嚼不爛，致流於淺薄，這是他們最大的毛病。 嚴格說來，他們兩人僅能算是「文章家」（Essayist），對於純文學，如詩歌、小說、戲劇，都是輕嘗淺試，並沒有作深入的研究，更沒有大部頭的有系統的著作。梁任公除《飲冰室文集》外，專門的著作僅算他的《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兩種；胡適之除他的文存外，專門的著作僅算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不過梁、胡都有他們的地位，這就是「但開風氣不為師」，他們的啟蒙的功勞是不可抹煞的。 就說論文，梁遠勝胡，因為文章除需要深刻的學理，豐富的常識外，最重要的是情感。別的不用說，光是《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在材料的真實性上雖然要讓當代英國史家特里維揚（G. M. Trevelyan）；論文章的生動，梁任公仍是此中能手，值得後人一讀再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