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系年 · 一四七、虞卿著書考

秦昭王為范睢召平原君，虞卿棄趙相，偕魏齊逃之魏，《史記?范睢傳》在昭王四十二年，而《虞卿傳》記虞卿與趙謀事皆在秦破長平後。《古史》云：「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耳。」《經史答問》亦辨之，曰：「長平之役，在昭王四十七年。史公所謂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者，反在棄印五年之後，則虞卿嘗再相趙，何嘗窮愁以老？」梁氏《志疑》云：「虞卿嘗再相趙，則其書非窮愁之故。《史通?雜說篇》譏太史公《自序》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以為思之未審。何不雲虞卿窮愁，著書八篇？劉氏亦未審思。」黃氏《周季編略》云：「司馬《通鑑》，朱、趙《綱目》，書秦誘執趙公子於周赧王五十六年，由讀《虞卿傳》而誤。秦自趙取韓上黨，與趙仇怨甚深，豈於此時佯為好書以召平原君？平原君剏取上黨之策者，豈此時敢入秦乎？」崔適《史記探源》亦謂：「信陵救趙後留趙十年。若在十年內，信陵不在大梁。如當返魏之年，應侯免矣，昭王薨矣，侯嬴自信陵至晉鄙軍之日自殺矣，安得其事？」此證虞卿棄趙相至魏事在長平役前也。然余考虞卿著書，尚有可論者。 《漢志》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春秋家有《虞氏微傳》二篇。王應麟曰：「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又《釋文?敘錄》云：「鐸椒授虞卿。」考之諸人年世，似不足信。何者？齊襄王六年時，重興稷下，荀卿為老師祭酒，其時年已逾六十，學成名尊矣。而虞卿棄趙相與魏齊逃之魏，事尚在後十年許。時虞卿初出有聲，其年事當不出四十，是荀卿為前輩碩學，而虞卿乃後進游士，何從有虞卿著書以授荀卿哉？又鐸椒楚威王時太傅，其書應在威王早歲。今姑自威王卒年計之，下至趙孝成王元年，凡六十三年。鐸椒死，虞卿尚未生，豈得謂鐸椒以授虞卿哉？至張蒼之卒，在孝景前五年，在孝景前五年。即謂其年百餘歲，則生年當在秦昭王晚節。（昭王末年至孝景前五年凡九十九年。）今姑謂魏信陵破秦邯鄲之歲蒼生，（則蒼凡百有五歲。）下至春申君死，蒼年二十，而荀卿已及百齡。荀卿年壽今既不可詳考，要之以鐸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之例觀之，謂荀卿授《左傳》於張蒼，恐亦未見其必信也。 余又考虞卿行事，邯鄲解圍後，曾欲為平原君謀封。此後即少見。惟魏欲合從，虞卿過平原君一事，的在何時，已難定。黃氏《編略》系之秦昭王五十三年，平原君下二年即卒，黃說蓋近是。若依其說，上距虞卿棄相印，偕魏齊走大梁，亦不過十二年。虞卿以遊說士，躡蹻擔簦而說趙孝成王，量其年事當在四十左右。則其息影謝事，亦僅逾五十。若非早世，其耽意箸述，當在五十之後。時荀卿已耄，或者《抄撮》九卷，正受之荀卿。由是而下傳張蒼，則世隔庶乎近是。然虞卿年壽既不詳，則此亦姑備之一說，非可以據以推《左氏》之傳統也。（又按《孔叢子》：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春秋》，孔聖所以名經，子子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乎？卿答云云。齊問子順，子順曰云雲。余考孔穿來趙，略與虞卿、魏齊奔魏同時，虞卿著書，既不在此以前，又其時子順年不過三十，恐難據信。若此條可據，則虞卿著書，遠在初為趙相時。或者殆其經始草創之事乎。要之《孔叢》偽書，則此亦無可確論也。（參讀《考辨》第一六〇。）） [附]國語采及鐸氏虞氏鈔撮考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鐸椒、虞卿、呂不韋之徒，各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此《春秋》謂《左氏》也。鐸氏、虞氏書並不傳，然劉向《別錄》記《左氏》源流云：「作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見王應麟《考證》。其傳授不可信，已辨如前。）則鐸椒、虞卿於傳授《左氏》之外，別自有《抄撮》，正《史記》所謂捃摭其之文以著書矣。余讀今《國語?周語》上中下三卷，《魯語》上下二卷，《鄭語》一卷，《楚語》上下二卷，共八卷，其文略相近，是豈鐸椒所抄撮耶？又《晉語》九卷，則殆虞氏之所捃摭歟？而《漢志》又雲有《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虞氏微傳》二篇。余疑《鐸氏微》三篇者，即其《抄撮》之八卷，《鄭語》廑一事，蓋以語涉楚先而錄合於楚為一篇。《周語》《魯語》各自分篇，則凡為三篇也。《左氏微》二篇者，或出吳起子期所抄撮，殆即《周》《魯》二篇。鐸椒又益以楚事成三篇也。故《別錄》有《鐸氏鈔撮》八卷而《漢志》無之。《漢志》有《左氏微》，而《別錄》不之及。殆以此。至於虞氏書，《漢志》既錄《虞氏微傳》二篇於《春秋》家，而儒家又著《虞氏春秋》十五篇。余疑《別錄》所謂《鈔撮》九卷，與《史記》所稱捃摭《春秋》以著書者，當在儒家十五篇中。今《國語?晉語》九篇，最後多言趙簡子事，良以虞卿居趙著書，故終晉之事而獨詳於趙。又今《戰國策》記六國事多出秦孝公後，獨《趙策》最前，詳及智伯之滅，及豫讓行刺，其文近儒家言，與其後策士縱橫不類。又記趙武靈胡服，亦侈陳儒義，非出縱橫策士之手。疑劉向集《國策》，此蓋采自《虞氏春秋》十五篇者，其前春秋時事，則多捃摭《左氏，即今《晉語》九卷，故劉氏別謂之《抄撮》。（杵臼、程嬰事，《左氏》所無，或可亦出《虞氏》。）而尚有及春秋後事，在《抄撮》九卷之外者，則合而為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也。今《趙策》所錄三晉滅智伯，豫讓行刺，及趙武靈胡服，或系其書之一部，而其全不可得而考。史公謂《虞氏》八篇，有《節義》《稱號》《揣摩》《政謀》以刺譏國家得失。竊疑豫讓事在《節義》，趙武靈胡服事在《政謀》。推此以求或可鉤沉發覆。頗得其一二。至《微傳》二篇，其與《春秋》十五篇同異出入何如，更難詳論。（《史記》云：「《鐸氏》卒四十章」，亦不可說。）惟余疑《國語》有出鐸氏、虞氏之鈔撮者，則殆為可有之事也。 清儒自武進劉逢祿為《左氏春秋考證》，及康有為承其說而益肆，乃謂《左傳》為漢劉歆析《國語》偽造，崔適和之，近人頗多信者。實則其說無據，可以破之者非一端。余讀《國語》諸篇，文體不相類。如《越語》之與《魯》，《楚語》之與《齊》，《晉語》之與《周》，皆不同，其非出一手甚顯。而《左氏》敘諸國事，非若是可以國別邦異，分體而列也。且今《左傳》既析《國語》而成，設為之復分《左氏》歸《國語》，其一事兼綜諸國，未能定誰屬者，當居十五六，決不若今《國語?晉》記晉事，《齊》載齊故，為昭晰而無疑矣。又《左氏》文字上下二百四十年，有可循次年代而比量其不同者。隱、桓之文異於成、襄，成、襄復異於定、哀。文字隨時變易，猶可考見。而《國語》所采文體，以國別，不以年異，與《左氏》自判。烏得謂《左氏》析自《國語》哉？余既考周、魯、鄭、楚四國語八卷，出自《鐸氏》，《晉語》九卷惟出《虞氏》，其餘惟齊、吳、越三國。《齊語》同於《管子》，《吳》《越語》疑本當時范蠡、大夫種書。《漢志》兵權謀有《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今《吳語》及《越語上》篇蓋采《大夫種》，而《越語下》則采《范蠡》也。（《漢書?甘延壽傳?注》，《左傳》桓五年《疏》，《文選》潘按《仁賦?注》，皆引《范蠡兵法》，惟及飛石一事，與權謀無涉，後人以此當兵權謀之《范蠡》二篇，其信否不可必。若取今《越語下》篇為《范蠡》兵權謀，乃宛肖。賀濤《松坡集?讀國語》亦曰：「《吳語》以越事為主，又詳及大夫種之謀而不及范蠡，《越》之上篇亦如之，下篇則專言范蠡而不及大夫種，皆非史法，而近於晚周諸子之所為，疑後人取種、蠡書附之《國語》。」）是《國語》綴輯為書，與《國策》正相似。太史公曰：「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五帝紀》贊。）又曰：「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十二諸侯年表》。）其所謂《春秋》，即指《左傳》，與《國語》分言，亦不以兩書為一書也。若史公僅見《國語》，何說而謂之《春秋國語》耶？史公既言之，曰：「魯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曰：「左邱失明，乃著《國語》。」正以《國語》並包鐸椒、虞卿諸家，而諸家書皆采《左氏》，故史公亦遂以《國語》歸之左氏爾。（史公上言仲尼厄作《春秋》，避上《春秋》字，故左氏書改舉《國語》，此行文遷就法也。）其後劉向校書，定《國策》為三十三篇，亦本非一家之言，其號亦不一，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其有國別者八篇，他篇未盡以國分。劉向乃匯萃編次而成今書。（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蒯通《論戰國權變》，八十一首，太史公記有《戰國策》所無者，豈取之於此乎？今按：今《國策》亦必采及蒯通《權變》，惟或不盡備耳。）考《漢志》縱橫家有《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為《國策》所收者必多。正如《鐸氏》《虞氏》之見收於《國語》也。而《虞氏》「上采《春秋》，下觀近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其論近世者，因亦采於《國策》。古書之重見疊出，如此者夥矣。故《韓詩外傳》《大》《小戴》皆采《荀子》，《呂氏春秋》采並世諸家，何論《國語》《國策》本屬綴集？余謂其采及《鐸氏》、《虞氏》、種、蠡、儀、秦書，其論雖創，例繁，情近，非任臆逞怪之比也。（又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十二》，謂以《國語》《左氏》二書參較，《左氏》雖有全用《國語》文字者，然所采次僅十一而已。至《齊語》不復用，《吳》《越語》則採用絕少，蓋徒孔文，非事實也。《左氏》合諸國記載成一家言，工拙煩簡，自應若此。惜他書不存無以遍觀。而《漢?魏相傳》，乃以《左氏》《國語》一人所為，左氏雅志未盡，故別著《外傳》。餘人為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爾。今按葉氏言，若亦不知《國語》文字有盡多出《左傳》後者，此亦可異也。 又《漢志》《春秋》家有《新國語》五十四篇，班氏《注》云：「劉向分《國語》。」夫《國語》分二十一篇，周、魯、齊、晉、楚、吳、越八國，固已甚細，何待於再分？余疑此五十四篇者，蓋《國語》二十一篇，合之《國策》三十三篇，並而為書，適得五十四篇。晚世以《國語》《國策》合刻，其例先啟於向矣。向蓋以二書大體既類，故為合續，如古虞、夏、商、周書合為《尚書》，先有其事。而班氏不深考，遂輕名曰《新國語》，而謂所分。實則應曰向所併合，乃得耳。康有為乃疑《新國語》乃《國語》原本，未經劉歆竊取，故卷數較今《國語》為多。不悟劉歆主中秘，若誠竊《國語》為《左傳》，決不留原書以自白己偽。且其書至東漢猶存，當時學者亦不應昧昧不辨如此也。 又余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其分年系事，多據《左氏》。如魯桓六年，楚武王侵隨，隨為善政得止。八年，楚伐隨，弗拔，但盟罷兵。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夫人心動，王卒軍中。（《志疑》：「夫人上缺告字，毛本有。」）此等皆明據《左氏》，而孔子《春秋》無其事。若如康氏說，今《左氏春秋》，由劉歆於《國語》析出。《國語》固不編年，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復為歆所偽羼也？（如此例極多，姑舉一端言之。）劉逢祿謂：「《左氏》後於聖人，未聞口授微言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為傳《春秋》，或緣經飾說。」則謂《左氏》體本編年，尚不以為即是《國語》，惟不傳《春秋》，而劉歆強附之。其說較康氏遠勝。然劉說亦殊未可信。陳澧辨之曰：（見《東塾讀書記》卷十。）「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以為劉歆所增益，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今按《十二諸侯年表》亦云：「國亂再赴。」（惟誤下一格。）然則《左氏》在史公前，本編年，又有解經語，顧必謂其不傳《春秋》，何也？若謂其書本稱《左氏春秋》，與《虞氏》《呂氏》等類。（此亦劉氏說。）則《公羊》在漢初，亦稱《春秋》，何以又與《虞氏》《呂氏》不同？至於《左氏》《公羊》，孰為得孔子之真傳，此則別是一事。不得以經生門戶之見，遂不認有《左氏》書，乃輕語自《國語》析出也。（史有事有義，《左氏》詳事，《公羊》重義，謂各傳《春秋》之一偏可也。清代公羊家深斥《左氏》，謂孔子《春秋》主義不主事。《春秋》經世之志，豈反不主於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