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系年 · 七三、商鞅考（附：甘龍杜摯）

商鞅衛人，與吳起同邦土。其仕魏，事公叔痤，而痤又甚賢起。起之為治，大仿李克。鞅入秦相孝公，考其行事，則李克、吳起之遺教為多。史稱鞅先說孝公以比德殷周，是鞅受儒業之明證也。其變法，令民什伍相收司連坐，此受之於李克之《綱經》也。（《通典》引吳起教戰法，亦有「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之文。）立木南門，此吳起僨表之故智也。（此《容齊隨筆四》、《困學紀聞十》均言之。桓譚《新論》：「魏三月上祀，農官讀法。」其法亦督農事，盡地力之意。其制殆亦始於李悝。則吳起、商鞅之立木僨表，其先亦師李氏讀法之意也。今周官有讀法之制，其書出當在後，蓋亦三晉之士所為。）開阡陌封疆，此李克盡地力之教也。（參讀朱子《開阡陌辨》。《鞅傳》：商鞅變法，甘龍、杜摯爭之。《孟子》論井田引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助有公田，乃井田舊制，貢則使民盡地力而稅之，疑龍子即甘龍。又《秦策三》王稽、杜摯同伐趙，年世不相接，豈別一杜摯耶？今按《史》文本諸《商君書 更法篇》，而此篇多襲《趙策 武靈王胡服章》。《趙策》雲，武靈王平晝閒居，而《商君書》訛為孝公平畫，是其證。然則恐杜摯非有二人，而甘龍亦不必與商君同時。）遷議令者邊城，此吳起令貴人實廣虛之地之意也。《漢志?神農》二十篇，班註：「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托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今按重農政，李悝、吳起、商君一也。劉氏獨不及吳起重法律，亦李悝、吳起、商君一也。桓譚《新論》稱商君受李悝《法經》以相秦，亦不及吳起。《漢志》兵家有《李子》十篇，沈欽韓曰：「疑李悝。」又有《公孫鞅》二十七篇，荀子《議兵篇》：「秦之衛鞅，世俗所謂善用兵者也。」是重兵事，又李悝、吳起、商鞅三人所同也。後人視起僅為一善用兵者，而獨不及李克、商鞅。其誤於《史記 孫吳列傳》，以起與孫武、孫臏並列。不知兵家亦有《李子》、《公孫鞅》，當時從政者率主兵，乃時代使然，豈得徒以兵家目之。鞅之為政，宗室貴戚怨之，不獲其死，亦類吳起，人盡夸道鞅政，顧不知皆受之於李、吳。人盡謂法家原於道德，顧不知實淵源於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復禮之精神，隨時勢而一轉移耳。道家乃從其後而加之誹議，豈得謂其同條貫者耶？（漢初學術，非道德即刑名，而史公當武帝時，已尊儒。故升孔子為世家，而以老、莊、申、韓同傳，自據當時立論。老子、韓非，同出戰國晚世，思想自有相通處。至李、吳、商鞅，乃戰國初期法家，不得與韓非並論。） 《史記 鞅傳》：「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痤卒，惠王弗能用，鞅遂入秦。」考惠王九年，公叔痤為將，敗韓趙於澮。是年即為秦所虜，呂氏《大事記》謂秦虜痤復歸之，而終於相位，則在明年，為秦孝公元。《秦本紀》鞅入秦見孝公在元年，孝公三年，鞅說孝公變法。六年，拜左庶長。《秦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疾且不起。」自七年至二十四年，孝公卒，適十八年。蓋自七年以後，商君始見信任也。十年為大良造，《本傳》稱行之十年，於是以鞅為大良造者誤。又《本傳》稱商君相秦十年，然《本紀》《列傳》《年表》記鞅在秦爵位升遷甚備，獨無為相事。《年表》孝公二十二年封大良造商鞅。《水經 濁漳水注》在惠成王三十年，較《年表》前一年。史公據《秦紀》言鞅事宜不誤，或魏史用夏正，尚在今年之末，而秦用周曆，已改歲，則在明年之端也。又《濁漳水注》：衡水北遷鄔縣故城東，《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衛鞅於鄔，改名曰商，即此是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今按《史記集解》，徐廣曰，弘農商縣。《索隱》謂於商，二縣名。《正義》：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是謂於商與商乃兩地。今按：《史記》他處皆言商於，不言於商。則封於商，乃專指商洛，不兼於言。考秦在當時，尚未得河西也，更不得遠封商君達於漳衛之城。且《史記》明稱封之於商十五邑，趙良亦謂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此證酈說之不足信。惟不知《紀年》說究何自。或鄔即指於商之於，合言之，則曰於商，或商於，單言之，亦可曰商，或曰於，即鄔。要之不在衡漳附近，則斷可定也。）則商君至封列侯，仍為大良造，非別有為相一級也。其後惠文王五年，《本紀》、《年表》均書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魏人因獻陰晉。疑其時秦之大良造即當相職，非別有相位一級也。至惠文王十年，張儀相，秦官始有相稱。以後例前，故稱商鞅為秦相耳。又按：趙良之說商君曰：「相秦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築冀闕在鞅為大良造後二年，知為大良造即為秦相矣。然自此下至孝公卒尚十五年，則《史》所稱相秦十年者，亦復非也。《本傳》又云：「築冀闕宮庭於咸陽，自雍徙都之。後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今按：趙良說商鞅，「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趙良說後五月孝公卒。今姑定趙良之說在孝公卒前一年，其前八年為孝公之十六年，適當秦遷都行新法後四年。則公子虔之劓，斷在是年。然《本傳》又云：「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於是太子犯法，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鞅為左庶長在孝公六年，其時尚位微，何能遽刑及太子之傅？且孝公是年不過二十七歲，太子尚幼，不能犯法。鞅亦何不稱太子幼弱，而雲君嗣不可刑，知太子非幼弱矣。然則刑公子虔自在十六年，而史公誤為在前，遂稱公子虔復犯約耳。二十二年，封於商，二十四年，見誅。（《鹽鐵論 非鞅第七》謂商君入秦期年而相之，亦誤。）今姑定商君入秦年三十，則其生年應與孟子相先後。其壽殆過五十，而未及六十也。（《呂氏春秋 無義篇》：「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庇不受。」是鞅敗時其母尚在，知鞅非高壽。 《漢書 藝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兵權謀家《公孫鞅》二十七篇，今傳二十六篇，亡其二，實二十四篇。然全書開首《更法》第一，稱孝公平畫，即已舉孝公之諡，其書非出鞅手，明明甚顯，其他如《弱民篇》襲《荀子》，《靳令篇》同《韓非》，《錯法》有烏獲，乃秦武王時人。知其書之成頗晚。而《徠民篇》云：「今三晉之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以來，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不能奪其民也。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又曰：「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之所亡民者幾何？」此其文明出長平戰後，而所以為秦謀者至精。其意欲乘屢勝之鋒，而使戰敗者不得休息，故有徠三晉民使耕於內，而秦民專戰於外之畫。若在孝公變法時，方務開阡陌，盡地力，內力之未充。其出而戰也，亦窺機抵隙，因便乘勢，非能亟戰而操必勝之權也。（參讀《考辨》第九十五。）無論秦之聲威未震，關東之民不肯襁負而至。即至矣，亦祇以擾秦而亡之，欲求國內一日之安，將不可得，又何論於亡三晉而一天下哉？史公序商鞅變法條理悉備，其一民於耕戰則有之矣，徠三晉民耕於內，而驅秦民戰於外，史公無此說也。後世言商鞅變法者，往往以開阡陌與徠民並稱，失之遠矣。（商鞅徠民，其說始於杜佑，蓋本之《商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