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系年 · 四六、魏文侯二十五年乃子擊生非子罃生
魏徙大梁乃惠成王九年非三十一年辨
閻若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論《紀年》不足信，舉兩事。一曰：「《紀年》云：惠成王六年，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公孫鞅未相，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遷都以避之？」又曰：「《六國表》《魏世家》並雲子罃生於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為改元後之年，不一百四歲乎？《紀年》不可信如此。」今按：《紀年》與《史》牴牾，閻氏以《史》說繩《紀年》，宜其不可通也。余考魏滅中山。在文侯四十一年，（詳《考辨》第五十四。）其時子擊尚年少，故文侯見中山使者趙蒼唐，而曰中山君長短若何也。（《韓詩外傳》《說苑》。）疑《史》書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者，是年實子擊生。史公既博採雜說，誤謂伐中山在十七年，而子擊之生轉在其後，顯屬舛乖，故乃謂子擊又生子罃也。其實擊生於文侯之二十五年，至四十一年滅中山，擊年十七，始守中山。後三年，蒼唐為使，則擊年二十左右。其少子摯，（《韓詩外傳》作訢，此從《說苑》。）當十五六以下，正舔犢愛厚時矣。是年召子擊，改封子摯，即中山武公也。（詳《考辨》第四三又五四。）據此則武侯年二十六始立，立二十六年，五十二歲而卒。至惠王年歲無可考。惟武侯之卒，猶未立嫡，惠王與公中緩爭立，在位又五十二年，則其即位在壯歲可知。此不得謂《紀年》之誤。
其前一事，細按知亦《史》誤。惠王十八年，魏圍趙邯鄲，齊救趙。孫臏教田忌曰：「救闘者不搏扌戟，形格勢禁則自解。今梁、趙相攻，輕銳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魏志 王昶傳》，高貴鄉公三年三月，王昶增邑遷官誥：「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則其時魏已都大梁也。若猶在安邑，大梁乃外鄙，何為釋其久圍必得之趙，而渡河遠救乎？《世家》魏徙大梁在三十一年，而三十年魏伐韓，齊田忌救韓，亦直走大梁。龐涓、太子申去韓還救，涓死申虜。（語均詳《孫吳列傳》。）此又情勢之至顯者。使大梁非魏都，何以大將、太子頃國奔救，若此之惶促耶？《通鑑》於此兩役，皆雲直走魏都，易去大梁字，蓋亦已疑《史》說之不可通。而不知《史》言大梁固不誤，特誤於不知其時大梁之已為魏都耳。又《秦紀》：「孝公十年，（即魏惠十九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年表》《商君傳》均載此事，而獨不見於《魏世家》。蓋安邑魏都，其君在焉，豈得圍而便降？而徙都猶在十二年後。殆史公亦自知其不可安而滅去之者。（《通鑑》於周顯王十七年書秦大良造伐魏，不書安邑降秦，亦為《魏世家》所惑。）《志疑》覺其不可通，而謂安邑乃固陽字誤，（《日知錄》亦謂是字誤，然不應三處皆誤也。）則亦屈為彌縫，而不悟其破綻之不止於此也。又《秦策》：「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此即《齊策 說閔王篇》從十一諸侯以朝天子事。詳細《考辨》第八三。）」《通鑑》：「顯王二十六年，秦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胡《注》引《括地誌》曰：「逢澤在汴州浚儀縣東南二十四里。」據此則逢澤近大梁。《秦策》雲「退為逢澤之遇」，知其時魏已都大梁。否則渡河而南，遠至逢澤，何雲退？故知《史記》三十一年徙都大梁之說必誤，不得據以疑《紀年》也。且其前趙徙邯鄲，韓徙鄭，亦豈得以見逼而遷為說？又是年與秦戰敗少梁，公叔見虜，即謂見逼而遷，亦正合情事。閻氏考古精博，而論孟子年歲多疏。以自來治先秦史，多不信《紀年》，閻氏亦未能免也。
胡朏明論《紀年》，謂：「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往往稱諡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系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仿經例而為之，與身為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閻若璩則曰：「《史記 魏世家 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肦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當時之事乎？與《春秋》曷異乎？」今按二氏說皆是也。蓋《紀年》於戰國事多可信據。春秋以上，容多傳聞異說，不可信者。正由戰國時事，乃出當時史官據實而書，其前則由雜采他書傳說而成故也。（呂東萊《大事記》亦云：「《竹書》蓋魏國當時之史，其載前世治亂，雖多訛謬，至於書戰國事，必可信。」此論最確。）
余既辨《史記 魏世家》梁惠王徙都在三十一年之誤，其後得讀朱右曾《竹書紀年存真》，則已先辨之，而其論有餘所未及者。謂：「惠王之徙都，非畏秦也，欲與韓、趙、齊、楚爭強也。安邑迫於中條、太行之險，不如大梁平坦，四方所走集，車騎便利，易與諸侯爭衡。趙之去耿徙中牟，又徙邯鄲，志在滅中山以抗齊、燕。韓之去平陽徙陽翟，又徙新鄭，志在包汝潁以抑楚、魏。豈皆為避秦哉？《東周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齊王大發師以救之，秦兵罷。齊將求九鼎，顏率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台之下，沙海之上，久矣。鼎入梁，必不出。暉台、沙海，皆大梁地。（按《元和志》：「沙海在汴州開封縣北二里。」）是時為東周惠公。惠公薨於梁惠王十一年，則梁之徙都在前，彰彰明矣。本書三十一年，為大溝於北郛，以行圃田之水。傳聞者乃以為溝之歲為遷都之年，而史遷又巧為安邑近秦之說，遂不知《竹書》之為實錄矣。」據朱說，魏徙大梁年，自以《紀年》為信。惟《水經 渠水注》《漢書 高帝紀 注》引《紀年》，皆作「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而《史記集解》《孟子疏》引，皆作九年，兩說相歧。朱氏據《水經注》編入六年，余則依《索隱》定在九年，此其異。
余草《諸子系年》稿粗定，乃博涉諸家考論《紀年》諸書以相參證，最後惟雷氏學淇《紀年義證》未得見。雷氏書亦能辨《紀年》真偽，當與朱氏《存真輯校》同列，非陳氏《集證》以前諸賢之見矣。然余猶得讀其《介菴經說》略窺一斑。其論孟子時事，蓋亦得失參半。粗具涯略，未盡精密。而論魏徙大梁，則其說猶在朱氏《存真》之前。朱氏之說，雷氏又復先言之。茲再鈔錄，以見考古之事，雖若茫昧，而燭照所及，苟有真知，無不同明，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而亦所以志余之陋也。雷氏之言曰：「魏徙大梁之說，當從《竹書》。魏之遷都，不必定因秦虜太子，地東至河，逼近安邑也。戰國時，秦及韓、趙皆嘗遷都，豈皆有所逼乎？且《世家》謂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七年，始盡如上郡於秦。是惠王三十一年時，秦地亦未嘗東至河也。若雲遷都之歲，秦實虜其太子，則《年表》亦有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之說，此史遷之所以誤此為彼歟？考《竹書》九年遷都後，與趙榆次、陽邑，發逢忌之藪以賜民。韓人來伐，軍於晶澤，王與釐侯會於巫沙。十三年，又歸鄭侵地，釐侯數來朝。二十八年，齊敗我馬陵。三十一年，為大溝於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按惠王十年先已入河水於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見《水經 渠水注》。顧棟高云：「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此實皆九年遷都之證。蓋惠因遷都而睦陋惠下，韓疑其逼近相併，故來伐。即《史記》敗韓於澮之事也。澮即鄶水晶澤，乃韓、梁界上之地，今在尉氏西南。韓即敗而就趙，遇於上黨，（原註：見《趙世家》。）使為解和，故與釐侯會於巫沙也。馬陵之戰，《國策》稱申為梁太子。《史記》謂齊使田忌將而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設非九年遷都，此何以雲耶？蓋子長誤以三十一年公子卬之事為虜太子痤，又誤以三十一年北郛之役謂即遷都也。」（原註：《索隱》疑遷都當在二十九年師敗於秦之後，亦誤。遷都在四月，敗在十月。）越一年，得見雷氏《義證》寫本，其議論與《經說》大同。（雷氏《義證》初無刻本，其家以稿本送北京大學蔡孑民校長，請求傳刻，由象山陳漢章教授為之校字。余見其稿於北平讀書館，迻寫一通。嗣為排印流傳。適值抗戰軍興，遂不及有所題識也。）余復節錄十數條，散入諸篇，間加商訂。又越年，得見其《考訂》十四卷，議據略同，而不如《經說義證》之詳。（又按：謂《史記》誤以北郛之役為徙梁之年，周廣業《孟子四考》亦先言之。）
余又考魏源《古微堂外集 孟子年表》亦辨此事，謂：「《史記 魏世家》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螦痤，而《年表》則曰虜我太子，蓋誤以是年虜公孫痤之事為《世家》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卬之事，因又誤以是年徙都大梁之事移於三十一年。」此說亦與雷氏相似，皆主梁於九年遷都也。再觀於雷氏睦鄰惠下，韓疑逼來伐之說，則遷梁之年，固當以九年為定。（又閱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謂六年之說，與近本在顯王四年者同，當從之。然今本或自據《水經注》《漢書》定在六年。今本之去取，不足即為九年、六年說之定讞。）
又按《漢書 地理志》魏縣，應劭曰：「魏武侯別都。」王先謙《補註》引《續志》：「魏縣故城內有武侯台。」元城，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水經 河水注》：「河水左會浮水故瀆，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瀆也。」據此，魏之去安邑，且不自惠王始。武侯已徙魏縣，其公子元食邑元城，亦正與武都密邇。至惠王益徙而南，遂越大河而居梁。趙以中牟易其故都。決不為避秦而徙，益以顯矣。（中牟有河南、河北兩處。河南中牟近大梁，時蓋趙地，故以易之魏也。）
又按《水經 濁漳水注》：「鄴，本齊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也。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然則魏文初年，先曾都鄴矣。（西門豹治鄴，屢見稱述。《魏世家》卜相一文，「西河之守，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於鄴稱內，正以其為魏都。故《寰宇記》（卷五十五相州下）雲「《史記》曰，魏文侯出征，以西門豹守鄴」，則為魏都也。而《魏策》「西門豹為鄴令，辭乎文侯」云云，《淮南子》「西門豹治鄴，文侯身行其縣」云云，則似西門豹治鄴，魏文已不居鄴。則或仍居安邑。要之其時諸侯都邑，遷徙無常，又不一其居，固不得以後世之事相比例。）《漢志》謂魏絳自魏徙安邑，至惠王而徙大梁，其實亦疏說耳。（《秦策》：「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韓康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則魏至桓子時固尚居安邑。）方氏《通雅》云：「趙自晉獻賜趙夙耿，趙襄子居原，簡子居晉陽，獻侯居中牟，敬侯元年始居邯鄲。」屢遷其居，正與魏似。
又《濁漳水注》同條引《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於平陽。」考之《魏世家》：「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伐魏，戰於濁澤。（雷氏《義證》云：濁澤近安邑。《括地誌》所謂濁水原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者也。）魏氏大敗。趙欲立公中緩，割地而退。韓欲兩分魏。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索隱》云：「《紀年》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水經 沁水注》，《路史 國名紀》皆作葵。《索隱》作蔡，乃字誤。司馬彪《郡國志》「山陽有鄈城。」京相璠曰：「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鄈城。」雷氏《義證》云：「今故址在河南修武縣西北界上。」）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義證》云：「濁陽趙邑，即上黨濁漳水北之邑名也。」）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亂，是說此事也。」王氏《竹書輯校》云：「武侯元年，當作惠成王元年，據本文自明。」余考魏武侯立年二十六，公子緩又惠成王弟，誠不能於武侯元年封。王氏辨是也。竊疑惠王元年封緩蓋居鄴，而惠成王則居安邑。一為文侯、武侯舊都，一則魏絳以來所居。東西分踞，對抗之勢已成。故公孫頎謂其挾上黨，固半國也。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作難，雷氏《考訂》謂是七月之誤。惠成王封緩七月而緩與趙謀，結韓伐魏，欲殺罃自立也。惠王封緩本出不獲已，非情Q欲Y封之。雲鄴師，正指公仲緩而言。否則《紀年》魏史，不應自稱本朝為鄴。韓人主兩分魏地，雖不能行，而緩之與罃固已東西對峙，儼若兩國。公仲緩居鄴近趙，趙主立緩，無緣相攻。蓋韓以與趙不合而去，魏惠遂得敗趙、鄴之師。疑《水經注》所引，當作敗鄴師、邯鄲師於平陽。《後漢 郡國志》鄴有平陽城。《水經 濁漳水注》：「漳水又逕平陽城北」，即此。《義證》：「平陽故址，在鄴城西北二十五里。」是平陽即在鄴。趙、鄴之聯軍既敗，惠王乃得固其位。《世家》所謂：「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二家謀不和，明指趙、韓而言。趙、韓聯軍，故先敗魏於濁澤及葵。及韓退而趙敗，魏以得全，然亦未能並鄴。自是魏縣鄴城終入於趙，魏不得復有之。即《水經 河水注》所謂：「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也。而此後韓與惠王睦，魏乃修宿仇，卒拔邯鄲，胥於此種其因。此雖推測之辭，亦差可補逸史之闕文。而鄴之曾為魏都，亦可藉作助證矣。（陳氏《集證》亦疑《水經注》此條，而雲「原文當作敗鄭師邯鄲師於平陽」，則未是。雷氏《義證》謂「邯鄲之師取道於鄴而歸，鄴之守令要而擊之」，更屬強說。又按《太平寰宇記》卷五十五引《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敗邯鄲之師於平陽」，足為我說之證。）
又按《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索隱》引《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朱右曾《紀年存真》云：「洛陽當作洛陰。《史記》文侯攻秦，還築洛陰是也。故城在陝西同州府大荔縣西。安邑故城在山西解州夏縣北。王垣故城在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徐文靖《統箋》「洛陽疑當作汾陽」，不如朱說為審。）蓋皆邊秦兵爭之地，故為城之。」此亦足證其時魏都決不在安邑。否則當時史官，亦不如此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