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系年 · 二八、孔子卒年考

《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傳》文亦同，《史記 世家》亦同，自來無異說。杜預注《左傳》，始謂：「四月十八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長曆》說同。）孔傳《東家雜記》又謂：「當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聖薨，先儒以為己丑者誤。」此殆即據杜氏傳疑之說為斷，非別有確本也。至吳程以大衍曆推定四月己丑乃十一日，杜氏謂是月無己丑實誤。江永、成蓉鏡諸人，遞衍其說，以相證明。至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日考》依之，而其說乃定。（陳玉澍《卜子年譜》據《易林》暌之恆云：「孟己乙丑哀呼尼父」，謂焦氏當西漢世所見左氏續經正是乙丑，與元凱之說合。然何以今《春秋經傳》及《史記》盡作己丑，陳氏亦不能為之說。數日之差，於知人論世無預，姑存勿論可也。）自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此，孔子年七十三也。若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則至是當得七十四。《左傳》襄三十一年《疏》有云：「《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雲，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雲，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言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賈氏既主孔子生魯襄二十一年，而亦云年七十三，豈不有誤？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特為之說云：「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雲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相距之歲計之。」狄之奇云：「周歲增年之說，似未可泥。魯襄公生於成公十六年，至九年為十二歲，是不以周歲增年也。絳縣老人生於魯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計當七十四歲，而師曠止雲七十三年，是以周歲增年也。」今按狄氏之說，其論魯襄之不以周歲增年，則至確矣。至於絳縣之老人，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此謂是歲距前七十三年，非謂老人七十三歲，則不得引以為古人周歲增年之例。（及門王生玉哲，謂師曠與絳縣老人皆晉人，當計晉年，絳縣老人事在魯襄公三十年二月，阮氏校勘記據《石經》，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皆作二，孔氏《正義》誤作三，晉用夏正，以建寅月為歲首，則是時尚為晉平公十四年之十二月，老人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即晉靈公五年，師曠雲七十三年，實據晉年夏正說之。此亦足破周歲增年之說。）今再以賈逵之言為證。《春秋》昭二十四年，仲孫貜卒，服虔引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亦見《左氏》襄三十五年《疏》。）今若以周歲增年計，自魯襄二十一年，至此僅得三十四，而賈氏謂三十五，則賈氏亦自以相距之歲計之，非周歲增年也。今在《史記》以前，既不得古人周歲增年之實例，（顧氏《日知錄》謂今人以歲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之，《史記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今按倉公語質，仍是開歲始增年，故曰盡三年，年三十九歲。顧氏說似誤。然要之見時人亦不以周歲增年。）則錢氏之論，自屬彌縫之見，非足信矣。竊疑賈逵當時，本亦以相距之歲計之，特以《公》《穀》載孔子生，而《左氏》無之，故據《公》《穀》為說。而雲孔子年七十三，則本之《史記 世家》年數，曾未細覈。不然，何以既從周歲增年之算於前，而又取相距之歲為計於後？此決不可通矣。又按《左氏》昭二十年《疏》：「服虔云：孔子是時四十一。」今自襄公二十一年起，以相距之歲計之，至此得三十一，知今本四字乃三字之誤。（四十一又四十之誤，據阮氏《校勘記》正。）則服虔亦自以相距之歲計，何說於賈逵之獨以周歲增年計耶？狄氏又謂：「孔子之以周歲增年，正有明據。《孔子世家索隱》云：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歲增年也。」然《索隱》之說，遠在賈后，安知其不誤據賈算，而持此辨？又烏從據《索隱》而逆定賈氏之以周歲而增年？又烏從據賈氏而逆定古人之以周歲而增年哉？周歲增年之說，要為錢氏彌縫之論，恐未足信守，以釋前人之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