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系年 · 一六、蘧瑗史鰌考

襄公十四年衛獻公之出，蘧伯玉始見於《左傳》，時必名德已重，故孫、寧思引以共事。最少亦年三十。後八年孔子生。《世家》哀公二年，孔子至衛，主蘧伯玉家，上距孫、寧逐君，六十有七年，伯玉當在九齡外。全祖望《經史問答》本此，疑近關再出非伯玉事。崔述《洙泗考信錄》則力辨孔子再至衛主伯玉家之說為妄。謂「伯玉已先卒，《論語》使人寡過之答，當在魯昭世。」今按：二說皆無據，殊未有以見其必然者。考《呂氏春秋 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覿焉，曰：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簡子按兵而不動。《淮南 主術訓》亦云：「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此兩事皆當在定、哀世。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引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則伯玉固長年。若及靈公卒歲，伯玉僅亦望百之齡，豈遽不可信？其人既老壽，又以弗治治國，蓋道家之先聲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語見《莊子 則陽篇》。謂昔日之所謂是者，或今日之所謂非，又今日以為是者，或乃昔日之所謂非。不存成見，故曰化。此本非《論語》寡過之意。《淮南 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則誤襲《莊子》。不惟誤其年，抑且誤其義。《莊子》非謂伯玉自見己非，特謂伯玉不固執己是耳。朱子又錯憶《淮南》語為《莊子》語，引此二條，混而同之，以注《論語》之寡過。於是《莊子》書中之伯玉，逍遙時順者，一變而為南宋道學家之伯玉，日惟以內訟己過為能事，若拘拘然不獲一日之安矣。夫若是則烏能化？故《論語》之「欲寡其過而未能」，乃使人之謙辭，亦君子之虛心。至於《莊子》乘化，是非俱泯，自是隱几夢蝶之流。而《淮南》知非，投老生悔，少壯全非也。此固孰為得伯玉之真乎？（此層毛氏《四書改錯》亦有辨。）乃崔氏重蹈朱子之誤，以《淮南》語歸之《莊子》，因以證伯玉之非高壽，（其言曰：「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固有期頤之壽，莊子必不僅以五十六十言之。」）豈不疎哉？（《寓言篇》亦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乃又以伯玉為仲尼，且孔子年逾七十，何亦僅以六十言？以此知崔說之疎。） 史魚，孔子稱其直，其事亦屢見於諸子之傳紀。據《左傳》定十三年，公叔文子與史鰌語，則二人乃同僚。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至衛，已與蘧瑗、史鰌、公叔發相交。時孔子僅八歲，史鰌當已在強仕之年矣。其後四十八年，孔子至衛，得交蘧瑗、史鰌，則鰌亦壽者也。（崔適《史記探源》謂公叔文子卒於定十三年，此由誤讀《左傳》，非也。又謂季札歷聘之文，非當時語。以觀樂與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云雲，良非當時信史矣。然謂季札至衛交蘧瑗、史鰌、公叔發為不可信，正與疑孔子至衛不及交伯玉、史魚相類，皆無證以見其必然也。）《說苑》記衛靈公問史鰌以子路、子貢，是鰌固至今尚在。惟《大戴禮》《韓詩外傳》有史魚尸諫蘧伯玉事，則史魚死在伯玉前，要之兩人皆及春秋之晚世，而史鰌之名，尤盛於伯玉。《莊子 胠篋篇》云：「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荀子 非十二子篇》以史鰌、陳仲並列。《不苟篇》云：「田仲、史鰌不如盜。」意史鰌在戰國世，必負盛譽，故莊、荀之言有此。戰國學者，好為托古。有托之遠者，如墨翟言大禹，孟子言堯舜，許行言神農之類是也。有托之近者，如法家有管子，名家有鄧析，兵家有孫武，道家有老子，墨家有晏子之類是也。此外如太子晉、萇宏、師曠、尾生高、介之推之儔，為後世稱道者，何可勝數？而春秋晚世諸賢為尤盛，史魚亦其一矣。年往事湮，信否莫辨。亦惟以考古之當慎，與闕疑之不可免，而置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