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學 · 一 文學之範圍及文學史

文學之界說，昔人言之詳矣。自魏晉六朝以迄今茲，眾說紛呶，莫衷一是。治文學史者既苦於界說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離，不可究詰。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實繁，派別枝分，千頭萬緒。其間源流變遷，盛衰倚伏之故，多無有系統之說明。此所以治絲而棼，說愈歧而愈遠也。今綜約諸家之說，不外廣狹二義。 餘杭章君曰：「凡雲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而為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兼此二者，通謂之文。局就有句讀者謂之文辭，諸不成句讀者，表譜之類，旁行邪上，條件相分；會計則有簿錄，算術則有演草，地圖則有名字，不足以啟人思，亦又無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諸成句讀者，有韻無韻分焉。」（《國故論衡·文學總略》）此廣義之文學論也。阮元《書〈文選序〉後》云：「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為文，始以入選也。」又曰：「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為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為經也，史也，子也，非可專名之為文也；專名之為文，必沉思翰藻而後可也。」又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也。」（參閱《揅經室集·文言說》、《文韻說》、《學海堂·文筆策問》及《與友人論古文書》等篇。）此狹義之文學論也。 今按由前之說，則一切表譜簿錄之類皆得為文，由後之說，則雖經傳子史亦不得為文。（按阮氏謂三者不可專名之為文，雖若語有斟酌，實則排斥之於文外。）斯二說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皆不能無偏。請伸其義。章君論文，蓋以文字為準，不以筀彰為準。以為文字者本以代言，各當其用。凡無句讀之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故又曰：「以是為主。論文學者，不得以興會神旨為上。知文辭始於表譜簿錄，則文氣文德皆為末務。」夫沿波討源，其論誠為有見；然枝派既分，自不可一概而論。蓋今之所謂文辭文章者，正以其有文有章也。夫曰文，則辭采斐然尚矣；曰章，則節奏低昂尚矣。如此，則表譜簿錄之無句讀者，例不得與。故今日論文，而欲盡撤辭華聲音之藩，藝文學術，一切並包，則茫無畔岸，將使學者望洋興嘆，無所適從矣。此蔽於實之過也。若夫阮氏之論，專主乎文藝聲色之事，則又誤信昭明率爾之言。（昭明選例多有可議，前人已有辯正。）不知《典論·論文》，已以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並舉，摯虞《流別》，李充《翰林》，今可見者，其範圍亦至不隘，陸士衡晉初作者，而《文賦》所標，亦有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之目。幾見其必皆沉思翰藻，非清言質說者耶？且跡諸家所列，奏議碑誄，史派也；論說之篇，子派也，又安見子史之文皆不得為文，如阮氏之所云也？劉彥和與昭明同世，其《文心》一書，自《明詩》以至《書記》，凡二十篇，所包者尤廣。此又何說？且即《文選》論之，三十七類中除其可以合併者，為類猶繁。其間子史之文亦多矣：賈生《過秦》，本出《新書》；（按《史記》錄其文凡三見。）魏文《典論》，寧非子派？以矛攻盾，彼已無以自解。阮氏乃從而發之曰，立意為宗之文非文也，故不選也。「史論」「上書」，直錄史傳；碑誌行狀，亦其支流。是與所謂「旁出子史，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者」，又牴牾矣。阮氏又從而發之曰，傳志記事之文非文也，故不選也。且如其說，入選之文，宜無有清言質說，佶屈為病者，按之實際何如乎？又所云如文言之奇偶相生，音韻相和者，（按阮氏之論文韻，不限於句末。見《文韻說》）入選之文果皆然乎？夫阮氏欲自尊其說，是以標舉《文言》，不知此適其所謂說經之文也。必拘有韻為文之說，則凡禪門偈喝，方技歌訣，與夫蒙童諷誦之言（古者《凡將》、《急就》一類小學之書准此），教坊優倡之語，何莫非文？況東漢以前之文，又泰半不可以有韻無韻分者乎？是知昭明之說，特六朝人一時習尚之偏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文心雕龍·聲律》、《麗辭》等篇，或張宮商之論，或暢偶儷之說。而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更合之云：「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性靈搖盪。」凡此並與沉思翰藻之義相通。）本未可據為定論也。不然，則以後世學術日分，辭章日富，派別既多，決擇匪易。蕭氏既裒錄總集，又不能不以之入選；而心或違之，遂復存其論文之見解於序中，而不覺其自相違逆者，亦勢不可也。阮氏不察，遽欲執此以為衡准，不亦惑乎？此又蔽於名之過也。 雖然，六朝文家之所以倡文藝論者，固亦有以。《周禮·考工記》：「畫繪之事，青與赤，為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章，樂竟為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眾采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夫文章以繪事樂章為本訓，則其為藝事復何待言？（《易·繫辭傳》下亦言：「物相雜，故曰文。」）故《廣雅·釋詁》訓文為飾；《文選·七啟》「御文軒」，注亦訓文為畫飾；而《禮記·月令》「文繡有恆」，鄭更直訓為畫。（《說文》別有「彣」、「彰」字，從彡。彡，毛飾畫文也。義亦相類。段玉裁以為「文」、「章」其省文。）《詩大序》雲「聲成文，謂之音。」《樂記》亦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又雲「省其文采」，注云：「文采，謂節奏合也。」證知文章之道，通乎藝事，實兼聲色二者之所有。六朝文家之好言聲律與偶儷者，殆亦有見及此耳。竊嘗論之：齊梁諸人之以藝事衡文，蓋亦惡夫沖淡之辭，醉心華飾之語耳，本未可以厚非也。獨因此而遂悍然擯諸文字之稍質樸者於文學之外，則昧於古今學術源流之過也。章學誠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沮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文史通義·詩教》上篇）觀於此，則今世之所謂文學者，莫非古者專門著述之支流遺裔，本以附庸，蔚為大國；若強為區畫，使雲仍與高曾分庭相抗，甚且數典而忘祖，奚可哉？ 然則文學之範圍宜如何？曰：學術之不能不分而為辭章者，勢也；辭章之不能與經傳子史完全絕緣者，亦理也。知後世經義之文之出於經學，則不能排「六藝」；知傳記之出於史學，則不能排《左》、《國》；知論辯之出諸子，則不能排《莊》、《列》。先秦之文學，即在專門著述之中，固未可以決然捨去也。抑余有說焉：西漢以降，文章漸富，著作始衰；迄於蕭梁，文集著錄，已成定例。故由今日論之，文學者，以孽子而亢宗；著作者，雖不祧而自替者也。由斯而談，先秦之文若「六藝」，其中如《詩》固無論矣。其《易》、《禮》、《春秋》，未可以文論也。《書》以道事，雖不以文為本，要為記言之文所自出，自當在敘述之範圍。《左傳》、《國語》、《國策》，雖屬史家之言，而實兼文詞之美，尤不可以勿道。（《公羊》、《穀梁》二傳專主釋經，且漢世始著竹帛，亦不能以先秦之文論。）其諸子，若墨翟之書，文辭樸拙；名家之言，專在辯析；（其偽書自不必論。）雜家之文若《呂覽》，雖間有可取，俱可從略。（兵家、方技准此。）惟道家則莊周絕勝，（其偽書今亦不論。）儒家則孟、荀傑出，法家則韓非為尤，與夫小說家之《山海經》、《穆天子傳》等，（並從《四庫》著錄。）皆宜泯其畛域，列入文疆。蓋於較大範圍之中，仍寓以文辭為主之意。（《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等書雖不能以文辭論，實為後世小說之祖。）非苟為調和之論也。總之，先秦之文，類屬專門之書，兼采則勢所不能，悉蠲又於理有礙。大抵擇其情思富有，詞旨抑揚，乃與後世之文有密切關係者述之，則斤斤微尚之所存也。 文學史於類為專史，古無是書；其性質稍相近者，有若唐裴孝源之《貞觀公私畫史》，宋米芾之《書畫史》，朱長文之《琴史》，明陶宗儀之《書史會要》，朱謀垔之《畫史會要》，清初姜紹書之《無聲詩史》，或統紀列朝，或斷取一代，皆專述一藝，明一事，而有史名者也。近世善化皮氏作《經學歷史》，體裁章目與今日流行之文學史極相似，此又學述史中之專史也。若夫論文之書，如《詩品》、《主客圖》、《詩派圖》等，或評述歷代，或單舉一派，雖無史之名，實則文學批評史或流別史之類也。（《文章流別》、《文章緣起》等書但主文體，不依時代。蔡傳《歷代吟譜》又止列作者名字，並與文學史不合。） 文學史之號為專史者。蓋對普通歷史而言，與哲學，宗教，政治學，經濟學等史同科。顧其中又可分為三類：一曰文學通史，如中國文學史，日本或西洋文學史等是也。二曰斷代文學史，如先秦文學史，漢魏六朝文學史，中古或近代文學史等是也。三曰分類文學史，如辭賦史，小說史，駢體文學史，詞曲或戲曲史等是也。又有斷代而兼分類者，如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唐詩史，明清制藝文學史之類是也。夫我國歷史至長也，作家與篇章至夥也，其間文學與學術政治社會種種關係尤至複雜，卒不可理。是故治文學史者，貴得其要。其要維何？如說明文學之變遷及其盛衰之狀況也；推求文學變遷與盛衰之因果也；考證篇章之真偽及其時代之先後也；評斷文學之價值也。凡此四端，皆文學史家之所有事也。苟能明其體要，觀其會通，取材當而別擇精，然後運其識力，提綱挈領而敘論之；雖萬派奔流，而窮原竟委，讀者可一覽而盡也。如此，庶可以無大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