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 · 後記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評論家認為福克納擅長寫長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並不很出色。他在長篇小說方面的成就確實非同一般，光是一本《喧譁與騷動》就可以使他名垂史冊，何況他還有其他堪稱經典的諸如《我彌留之際》《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等好幾部長篇小說。至於短篇小說，福克納本人對這種體裁評價很高，認為它在藝術高度上僅次於詩歌，因為作家寫「長篇小說時可以馬虎，但在寫短篇小說時就不可以……它要求幾近絕對的精確」，「幾乎每一個字都必須完全正確恰當」225。但他對自己的短篇小說卻常有微詞。他在一九三二年給編輯要求預支稿費的信中說，要是他得不到這筆錢，他就只好「放下長篇小說去再一次賣淫寫短篇小說了」226。確實，為了生計，福克納常常寫些短篇小說給一些通俗雜誌來換取比較高的稿費。為了故事能被錄用，他常常根據編輯的意圖做些修改，但對長篇小說，他是絕對不讓編輯隨便改動一個字的。他似乎把自己寫短篇小說看成是為了賺錢，曾經做過圖表來對比長篇及短篇小說的稿費收入。他甚至說：「如果我得寫垃圾，我不在乎誰來買，只要他們能給我最好的價格。」227這種自我貶抑的結果使評論家不去看重他的短篇故事。儘管幾十年來總有人撰文讚美福克納的短篇故事，但這類文章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比不上對他的長篇小說的評論。 對此，評論家都有各自的看法。但他們大體上承認福克納一生寫了一百多個短篇小說，他對短篇小說的創作態度基本上是嚴謹的。即便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幸運著落》，雖然內容比較瑣碎，但已顯示他講故事的才能，而且也包含他以後常寫的如飛行、異化、少年成長等主題與意象。在他長篇小說寫作最旺盛的時期，即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撰寫《喧譁與騷動》《我彌留之際》，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出版《去吧，摩西》這段時間，他在短篇小說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時期發表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燒馬棚》《夕陽》《乾旱的九月》等短篇傑作可以跟他的長篇傑作相媲美。即使在晚年，他也沒有完全放棄短篇小說的創作。他對偵探小說發生興趣，以偵探小說的格局寫了《明天》《讓馬》等故事。甚至在他去世以後，評論家還在不斷發掘他的短篇小說，最近的有一九九五年的《萊巴嫩的玫瑰花》、一九九九年的《路喀斯·布香》。從國外對福克納短篇小說的研究和發掘來看，我們現在翻譯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可以說是跟上了國際潮流，是個很及時的措施。 有意思的是，我國在介紹福克納時往往先翻譯他的短篇小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現代雜誌》發表他的短篇《伊萊》、五十年代《譯文雜誌》登載他的《勝利》和《拖死狗》，七十年代末對福克納的介紹則是從《外國文藝》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開始的。對於我們外國讀者，從短篇小說入手來了解福克納確實是一條捷徑。這主要是因為福克納的短篇比他的長篇容易理解。前面說過，他為了故事能被錄用，常常根據編輯的意圖做些修改，使它們更能被讀者所接受。因此福克納在短篇小說里很少使用錯綜複雜的多視角、意識流等試驗手法，語言方面也少用晦澀的難詞偏字，句子也不那麼冗長累贅。他在短篇中更多採用寫實手法和民間故事的技巧，因而情節鮮明，戲劇性強，生活氣息比較濃厚。 不過，這不等於福克納的短篇小說沒有特色。相反，他的短篇充分顯示他的故事大師的才能。以我們這本集子為例，所收的故事可以說篇篇都獨具一格。從題材來說，它們涉及南方舊時代的衰亡、新舊南方的對比、社會公正、種族關係、戰爭、少年成長、愛情、榮譽觀念及道德抉擇等問題，其廣泛性遠遠超出他同時代的海明威、費茨傑拉德等許多作家。《燒馬棚》深刻表現一個孩子要在家庭觀念、血緣關係和仁義、公道、正派等處世之規的衝突中做出正確的道德抉擇是何等艱難。不僅如此，小說還同時預示這孩子雖然背叛了父親卻永遠擺脫不了父親對他的影響；《乾旱的九月》不僅揭露了南方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歧視與殘忍，還展示了一個年華已逝好景不再的女人的悲哀，以及傳統觀念對人的影響和人際關係，等等；《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曾有過這樣一位女王》描述了一個舊時代的沒落，但與此同時，對新時代、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也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如果我們從女性主義角度來分析這兩個故事和《夕陽》，甚至《乾旱的九月》，我們還可以發現福克納對女性的同情，他的超前意識使他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尖銳地批評社會及舊思想、舊習俗對婦女的禁錮與壓制。此外，《明天》所刻畫的對一個孩子的愛，雖不驚心動魄卻感人肺腑，這個故事還曾被改編拍成電影，可見其魅力不同一般。即使是那些過去不太為評論家看好的故事，如《榮譽》《瞧！》《兩個士兵》等，今天來看也還有出色之處。《榮譽》雖然談的是個比較抽象的概念，但如同《調換位置》聯繫在一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福克納在他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所強調的作家應該讚揚的勇敢、同情、忍耐等「亘古真情」。《瞧！》表面上是一個滑稽可笑、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但其中印第安人的智慧不能不讓我們肅然起敬。尤其是，如果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向華盛頓進軍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我們便不能不欽佩，福克納在三十多年前就預見到總有一天美國的種族矛盾會大爆發，少數民族會起來反抗。有人曾認為在日本人轟炸珍珠港以後寫的《兩個士兵》是應景之作，感情色彩太濃，等等，這些看法失之公允。這個故事讓我們了解福克納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有強烈的愛國心。他特地把《兩個士兵》和它的姊妹篇《永垂不朽》收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福克納短篇小說選》里，說明他並不只緬懷往昔時光，並不只表現舊南方敗落，而是關心時代政治，注意社會問題。 在手法方面，《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一個短篇就分五個小節，從愛米麗小姐的去世開始，轉了一圈，在最後一節又回到她的死亡，首尾相接，天衣無縫。在五個小節中，時序來回顛倒，故事懸念迭出，福克納正是通過這種非傳統的敘述手法來迫使讀者注意故事的有關時間的主題。他沒有用意識流的手法向我們展示愛米麗的內心活動，只是通過一系列不按時序排列的事件來表現一個生活在過去時代的女人的悲劇。這些事件的先後順序是許多評論家的研究課題。我們未必能完全弄明白，但我們可以從中領略福克納在《喧譁與騷動》和《押沙龍，押沙龍！》等長篇中運用得更得心應手的時序顛倒的手法。在《夕陽》里，福克納從一個孩子的角度來講故事，用兩個不懂人事的孩子的無聊爭吵來反襯黑人南希的恐懼、痛苦與無奈，這種手法恐怕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想到的。福克納沒有對康普生太太做任何描寫，而是利用她跟康普生先生的對話來揭露她的冷漠與自私。這種用對話說明人物性格的做法可以跟海明威相媲美。《乾旱的九月》五個小節中，第一、第三、第五圍繞種族主義分子麥克萊頓，第二、第四兩節以米妮小姐為中心。兩條線索交替進行，連語言都有差異，麥克萊頓部分幾乎完全以對話為主，句子短，節奏快，充分體現帶種族偏見的人的浮躁情緒，另外兩節句子比較長，節奏也比較慢，更多展現的是米妮小姐的心理活動。故事中反覆出現的「塵土」兩字及其意象，給人一種世界猶如荒原，人類走向滅亡，末日就要降臨的印象，把小說的主題襯托得十分鮮明。《花斑馬》又是另一種風格。第一人稱的「我」用講故事的口吻娓娓道來，用反諷、誇張和輕描淡寫、低調處理等民間故事的手法把一個不講道德、沒有人情味的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醜惡面目揭露得淋漓盡致。 陶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