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理論 · 一 鄉村建設運動由何而起？
現在鄉村建設運動已為國人所注意，有很多人都在那裡爭著談鄉村建設。但鄉村建設由何而起呢？天下事沒有憑空來的，而人們每不留意。所以常有人問我：你辦的鄉村建設研究院不行呀！韓主席一倒，研究院不也要隨著倒嗎？我回答他說：我不是無端做夢，韓主席也不會陪我做夢。研究院不是偶然出現的，他在中國社會歷史演變上有他的來歷，雖假手於我，卻非自我而來的。我固不敢保山東的研究院不被取消；但我相信取消于山東，不難再出現於山西；取消一個，不難出現兩個或更多個。現在大家看見鄉村建設運動已在一天天的開展，勢力蓬勃，遂也無人再問我那個話了。但我們如果反省鄉村運動何以會如此蓬勃起來？我們可分淺深四層言之：
甲 起於救濟鄉村運動
從淺的一層來說：鄉村建設運動，是由於近些年來的鄉村破壞而激起來的救濟鄉村運動。近年來農村經濟日趨於崩潰，這是很顯明的事 實；我們如果稍一留心，就可看到許多雜誌都在大出其農村經濟專號，開頭沒有不談農村經濟破產的。如政府方面組織農村復興委員會及上海的銀行界都是在極力倡導救濟農村。救濟農村已成為普遍的呼聲，聲浪一天一天的高上去——好多鄉村運動是從這裡來的。
鄉村所由破壞不外天災與人禍。所謂天災，例如長江大水災、黃河水災、西北連年大旱、南方江浙旱災等；所謂人禍，例如一九三○年中原大戰，以及種種兵禍、匪患、苛捐、雜稅等。又從破壞鄉村的力量去分，也可分為國內的與國際的兩面。上所敘多偏乎國內；而國際的力量破壞所及，尤為深遠。所謂國際的，例如日本強據東北，影響於內地農村者甚大；列強經濟侵略尤為談農村經濟崩潰者所殫述，可無待言。有時我亦採用三分法：
一、政治屬性的破壞力——兵禍匪亂、苛捐雜稅等；
二、經濟屬性的破壞力——外國經濟侵略為主，洋行買辦等也為破壞鄉村的助手；
三、文化屬性的破壞力——從禮俗、制度、學術、思想的改變而來的種種（此處文化二字是狹義的用法）。
這種分法也不算很好，因這三種破壞力很不容易分；如教育是屬於文化的，可是他也屬國家行政。又三者是相連環的，互相影響的，如政治制度改變了便影響於經濟，經濟也影響於文化，而政治制度的改變又是由文化問題引起來的（由新思想的輸入）。三者相連環的輾轉影響，加緊加重了鄉村破壞。
中國鄉村破壞不自今日始；稍一回省，當發見其由來已久。蓋自近百年來，世界大交通，西洋人東進，老的中國社會為一新環境所包圍，激起一劇烈而嚴重的變化——此變化自始至終是一個趨勢，即中國鄉村一天一天破壞益加尖銳刻露的趨勢。
原來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並以鄉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多 半是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法制、禮俗、工商業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國主義的侵略，固然直接間接都在破壞鄉村，即中國人所作所為，一切維新革命民族自救，也無非是破壞鄉村。所以中國近百年史，也可以說是一部鄉村破壞史。
所謂中國近百年史即一部鄉村破壞史，可以分成兩期來看：
一、前半期——自清同光年間起，至歐洲大戰；
二、後半期——自歐洲大戰，直到現在。
何謂前半期？在這一期間內是一個方向，是跟著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學西洋而破壞了中國鄉村。何謂後半期？在這一期間內是一個方向，是跟著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學西洋而破壞了中國鄉村。西洋近代從自由主義發達了工業資本、都市文明；日本所模仿成功，我們所景仰而未得者，便是這個。同時，有一個相反的潮流孕育而潛伏著，由俄國爆發出來。此前期、後期者，非果我所自成分段則然，特以西洋近世有此轉變，其所以為我刺激者前後分殊，於是我被動的截然有二期。但無論為都市文明之景仰或都市文明之反動，總皆離開鄉村說話，不從鄉村起手，其結果不破壞鄉村不止。舉例言之：如教育、如法律，從工業社會產生出來，於都市文明中有其位置與作用。搬到中國來，既安插不上，又失其意義，乃大生其反作用。其他種種罔不如是。尤其厲害的是練海陸軍；鄉村出錢練海陸軍，而海陸軍都用在自己打仗上，完全破壞了鄉村。這似乎是當初所不料的；而細思之，也何嘗不是應有的結果。因為這種海陸軍制度是西洋資產階級政治的所有物，而中國是一個散漫的鄉村社會，西洋資產階級拿得住這個海陸軍，中國鄉村人哪有這個力量？外力之破壞鄉村尚屬有限，我們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應，自動的破壞鄉村，殆十倍之不止。如果將近百年來外面世界給我們的刺激，我們從而發生的反應與自身的變化，每次變化所給鄉村的影響，前前後後、方方面面，輾轉相為因果，寫成一部中國鄉村破壞史，實在是一部很好的 書。（所不容易的是把他輾轉變化的路線找清楚，再就是可靠的統計材料不易得。）
《東方雜誌》第三十卷第二十二號古棋先生有一篇文章題為「鄉村建設與鄉村教育之改造」，他說：「……中國鄉村之破壞遠在二千年以前，並不因為學西洋都市文明或反都市文明才開始破壞；而另有其他破壞鄉村的大力量在：（一）地主階級的興起，是破壞鄉村的第一種力量；（二）水利制度的失修，是破壞鄉村的第二種力量；（三）官僚政治的鞏固，是破壞鄉村的第三種力量；（四）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破壞鄉村的第四種力量。」他意在駁我，但他實在犯了嚴重的錯誤。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後來的事，水利制度的失修也比較是後來的；那末，他既說破壞不自近百年始，顯然他是認地主階級與官僚政治為破壞鄉村之大的破壞力了。其實：（一）這頂多不過是一種階級剝削，階級剝削為各社會通有的現象，歷史所必經過，即在被剝削一面也不是絕對的受害；因為任何一種社會構造都免不了內部的矛盾衝突，而同時彼此又是互相依存，斷不能說誰破壞誰。（二）人類歷史截止到現在，任何社會裡面，鄉村都是居於不利的地位；但我們不能說任何社會史都是鄉村破壞史。（三）說作鄉村破壞史，必須在這一段歷史裡面，鄉村破壞成了一種趨勢，日進無已；若雖有鄉村破壞之事，而不成趨勢，便不能算。（四）在歐洲工業都市興起的時候，農村衰落亦成了趨勢；但亦不算鄉村破壞史。因為工業發達是其更重要的正面的趨勢。本著這四點來看，大概沒有那一處社會的歷史，或那一階段歷史的社會，可以稱得起鄉村破壞史的；有之，那唯獨一部中國近百年史。
中國近百年史裡面，鄉村是一直破壞下去不回頭的，其關鍵全在要走都市文明的路而未成之一點。假令中國也像日本一樣，成功了近代的工業國家，走上了一條新路，則鄉村雖毀亦不成大問題。無如新路未曾走通，而所靠惟一吃飯的道兒——鄉村農業——又毀；問題就大了！這 時，鄉村農民自是受苦，而格外著慌的更在鄉村農民以上層級的那些人。因此，救濟鄉村，逐為各方面普遍的要求。鄉村建設雖最初不是從這裡發動，而在今天卻全從這裡擴大起來。
乙 起於鄉村自救運動
第二層——是起於中國鄉村無限止的破壞，迫得不能不自救；鄉村建設運動，實是鄉村自救運動。
我們上面曾說救濟鄉村為中國社會各層級、各方面一共同的要求；但嚴格的講，中國尚不能有所謂「救濟鄉村」這回事。因說個「救濟鄉村」當然是要鄉村以外的一大力量來救濟鄉村；但此一大力量在今日中國是尋不出的，譬如日本倒是可以說得上救濟鄉村。日本現在農村問題甚是嚴重，而以其工業發達、都市興起，總還有餘力來救濟鄉村；又其政治有辦法，有統一有力的政府可以負責，講求他們的農村問題對策，而主持進行。像這兩點，中國那裡有呢？這兩點實是一點。日本之工業發達、都市興起，實由其政治有辦法而來。而中國經濟上所以無辦法，亦實為政治上的無辦法。歸根是一個政治問題。
中國由其政治上之無辦法，將只有鄉村自救運動。此理待細剖才得明白。我前曾指出中國近百年來的鄉村破壞，是一種絕對破壞，為世所僅見。此破壞之所以成為絕對的，都為中國近二三十年間政治上之無辦法。雖然破壞鄉村的，有天災，有人禍，有國際的因素，有國內的因素等分別。細按起來，天災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盡；其責實在政府。所以人禍固屬政治問題，天災也是政治問題；國際的侵略壓迫也亦不能怪人家，而實由自己不能應付環境。其最大原因在自身陷於分裂衝突，不能凝合為一個力量以對外。所以國內的因素固屬政治問題，國際的也還是一個政治問題。總起來說，中國鄉村之破壞完全在政治。
所謂問題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當局不好那些意思，而 是特指沒有惟一最高的國權，陷於分裂的局面那一點——這實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沒有」。在此分裂局面下，南一政府、北一政府、東一政府、西一政府，不但無法應付國際環境，無法防救天災，更且造成特有的人禍——鄉村成了絕對犧牲品。鄉村雖在任何一社會總是居於不利地位，但絕不會落於犧牲的地位。任何一社會，都要在一種社會秩序下，進行他的社會生活；而且一個國家，必有其秩序——國家與秩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是秩序就有保全（儘管他是一個不平等的秩序），所以無論如何的不利（儘管他怎樣嚴重的榨取剝削或妨礙），都不致作犧牲。其故即在一個政治力下，統治的一面、被統治的一面，總不過是兩面。此兩面有時對立、有時相依，成為一個結構，此一面也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餘地毀滅他呢？但中國此刻不然，他不是兩面，而仿佛分成三面了，此一政府與彼一政府為對立形勢，鄉村社會落於第三者地位。從國際的、國內的許多關係上，都表現有統一的要求，而政府間也有不容第二者存在的互相排斥性。但又到底不能渾一全宇，建立惟一的統治力。（其所以然，另有詳細分析見後。）於是內戰連綿不斷。假令索性分裂成幾個國家，倒也沒有許多戰爭。苦在分又分不開，合也合不攏，就糾纏不清了。在杌隉不安的對立中，彼此各以應付對方為急，便顧不得第三者，而鄉村乃落於純被犧牲地位。對於鄉村常是說：「今天可講不起了（挖地壕、炮火燒殺、或征夫派款），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天依然是一今天。戰爭是常；不戰是暫，或說是戰爭的休息、再戰的預備。如中國養這麼多的兵，完全不是為的國防，而是內部問題。四川一省養兵最多，甲於各省，即為其內部分裂，又仿佛中國的小縮影。民國二三十年的日子，就這樣常常處於一種臨時狀態中。在此時誰來顧惜鄉村？自然反逼出鄉村自救。鄉村自救正為尋不出一個超於鄉村而能救顧他的力量。
鄉村自救運動，其工作第一步就要防止直接的破壞，對於土匪和雜 牌軍隊的騷擾，必須武裝自衛。地方武裝自衛，在此刻中國很明白地成了一種必要。此種必要即政府亦承認的。（二十年三月國民政府督令各省辦保衛團，有「以兵衛民，不如使民自衛」之語。）本來武力是只許國家有的。國家最低限度的作用就在維持秩序，而不許國內人於法律外各自拿武力來解決問題。乃現在中國卻要鄉村與土匪以武力賭其命運；這就證明中國國家在一特殊狀態中。鄉村之自衛、自救，在任何國家可以沒有，也不應有，獨於今日中國乃必然發生，不能不有。
丙 起於積極建設之要求
第三層——鄉村建設運動是起於中國社會積極建設之要求。中國以經濟落後而一切落後，所缺乏的東西太多，因而國人都抱有一種積極建設的要求。不過有人想走近代資本主義的路，有人要學蘇俄，有人要學義大利，所見種種不同。鄉村建設亦是其中一種；並且也許是漸漸要占勢力的一種。於此，鄉村建設運動實是圖謀中國社會之積極建設的運動。
或者有人要問：「中國之建設為什麼一定要是鄉村建設呢？即如日本亦為東方農國，其自維新以來之建設，固未嘗為鄉村建設，中國何為而必於鄉村求之？」這個關鍵，還是一個政治問題。日本所以有非「鄉村建設」的可能，全靠他政治改革的成功；中國將來政治問題亦要有一個解決，但其方式不同於日本，因而中國的建設也就不同路。此其故待後自詳。我們且先分兩層去說。
一、從過去言之：中國所以未能如日本一樣走上近代工商業的路，此其原因又可分國內、國際兩面去比較：
國內情勢不同之比較：日本皇室是萬世一系的，維新以前，一切都由幕府當權；不當家則不招怨，大家老是寄希望於他。而中國則清廷為外族入主，他又當家當了二百多年，惹了很多怨恨。所以日本有尊王運動，而中國則要推翻滿清。故日本的政治改革，改革之中尚有因襲， 其制度有一變化而未中斷。中國則清室一倒，數千年相傳之政治制度也頓然隨之俱廢，全社會乃驟失其維繫作用。政治制度一斷再聯不上氣，直亂到今天。假令中國當時非外族必較好；或雖是外族，而初入主的時候，尤其好。這不是說順治、康熙的本領大於宣統，而是說當時的政治類似一個階級統治，形成一個對立之勢。這時，統治力量較大，革命一定不容易起來，或不能成功。那末政治制度或者不變，或變而不斷，藉此不斷之氣，就可採取西洋長處，慢慢地講求進步，而走上近代工商業的路。但歷史恰不如此，政治制度一斷難續，所以一切沒有辦法。日本尤其好的是：維新與復古同時，借新朝氣以充實舊系統；借舊精神以吸收新文化；其政治有辦法，對外能折衝，對內能整理、能培養，於是走上近代工商業的路，而模仿成近代都市文明。中國則政治無辦法，一切無辦法；所以日本走上建設之路，中國卻走入破壞之路，無復建設機會。此其內部政治問題，實遠大過國際間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也。
國際情勢不同之比較：日本維新到現在已六十年，在其維新的時候：（a）歐洲列強正在積極侵略經營澳非等洲，尚未集中力量進攻東亞；所以日本所受國際的壓迫不甚重。（b）科學技術當時也不如後來之進步，因而所受威脅也較小，追步西洋也易。（c）正當追步西洋之際，適逢歐戰爆發，西洋各國都忙於戰爭，工業生產停止，讓出市場，給日本一個發展工商業的最好機會。中國則因政治的搗亂，將種種好機會都錯過了，未得利用。
二、從今後言之：未來的中國將永不能像日本走近代資本主義的路，其故可分三層：
近代資本主義的路，今已過時；人類歷史到現在已走入反資本主義的階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
近代工商業路為私人各自營謀而不相顧的，不合現在國家統制經濟、計劃經濟之趨勢。在今日國際間盛行傾銷政策下威脅太大，亦無發 展餘地。
中國沒有一個近代工商業所需要的政治環境（政府安定秩序，讓工商業發達，兼能保護獎勵其發達），所以不能走此路。
或又有人問：「日本的近代式建設不可學，何不為現代式之建設如蘇俄？」我說：是的，在此技術進步、國際競爭最激烈的時候，俄國的路子的確好，能在國際站得住腳，合乎中國的需要。但只是好不行，必須看他可能與否。大家雖是艷羨俄國的路子（一個五年計劃，又一個五年計劃），希望他也能在中國成功，但如果找不出一個如何可能，則希望何益！
在各不同國度內，經濟建設之所取徑，將一視其政治條件（政治環境）為轉移決定。如果要問：「中國的經濟建設為什麼要走鄉村建設的路子呢？」這有兩個理由：一是政治的理由，二是經濟的理由。因為中國政治問題的解決，必走鄉村建設的路，故其經濟問題的解決，亦必走鄉村建設的路。此其政治的理由，容以後細講。今先說經濟的理由。
所謂中國建設（或雲中國經濟建設）必走鄉村建設之路者，就是說必走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的路。換言之，必從復興農村入手，以達於新社會建設的成功。我們且看今日國際的大勢：
現在產業的生產技術與經營組織，較前又有一大的進步。即今所稱第二次產業革命後，產業合理化，生產技術、經營組織較前更進一步，因而生產量加多，而另一面致使工人失業，減少了消費量；故而生產過剩，遂不顧血本地向外傾銷。
現在各國都漸改其從前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而為統制經濟、計劃經濟，前之放任其資本家作個人自由競爭者，今則以整個國家的力量對外作競爭單位；每一個競爭體，都較以前為更大。
歐戰後各國皆改其以有易無主義而著眼於自給自足，農業、工業並重。一面以所謂關稅戰防止外貨輸入，同時從幣制上、匯兌上拚命地 用力以擴張自己產品的銷路。列強各有其抗外的力量，能行其保護政策；而中國不能。於是各國抗外的結果，遂將力量都壓迫到中國身上。
中國承茲影響，土貨出口，慘遭排斥（絲、茶、花生、雞蛋等項輸不出去）；外貨入口，轉見激增（米、麥、棉花大量入口）；農業、工業皆支持不住。受禍慘重者首在農村。蓋今日中國農村已非幾十年前的中國農村。從前的時候糧食自己種，布自己織，差不多還在自然經濟自給自足的樣子，壓迫不著它。海通以後，一面是農產日益商品化，地里出的東西都要換成錢；一面是手工業破壞，而所需多代以外貨，一切都要拿錢買。初時，絲、茶等項外人未曾講求到，自然暢銷；而他們工業上也要採取中國農產原料。這時，手工業雖受摧殘，農業卻還不壞。但到今天，一向為出口大宗的農產輸不出去，同時更有大量農產入口。農業乃繼手工業而破壞。農民所產既換不出錢來，而所需仍要拿錢買，慘苦不堪言狀。更加以這幾年的兵禍、匪患、大水災、大旱災、東北失陷各影響，農村經濟乃大崩潰，工商業也從而陷於絕境。蓋商業不外進口、出口的買賣及金融的周轉流通。農業受到直接的、間接的種種妨礙而出口不行；出口不行，進口又如何能好？進出口逐年減少，1934年度各已減少到1931年度的二分之一以上，試問照這樣下去還有什麼買賣可做呢？金融是隨進出口而周轉流通的，進出口俱不行，還有什麼金融業好作呢？至於一些工業製造，原不外在國內行銷；當此農村破產，都市亦無所託之時（此因中國都市全仰給於農村），又向哪裡銷去呢？
近幾年內地農村與都市外埠之間，輸出入不能相抵，現金盡流於外。特別顯著地從二十年度起，上海、天津各大埠現金充斥，信用過度膨脹，而內地農民告貸一錢，亦苦無覓處，全國金融滯而不通。自美國購買白銀以來，國際銀價大為抬高，屯集上海的現銀（尤其是外商銀行的），一舉手而轉輸於外。於是通貨緊縮、信用緊縮，其情勢又不同前。欲圖根本挽救，舍增加出口，減低入超，更有何道？眼前大量入口 者既為農產，一向依為出口者亦唯農產，則增出減入，試問不就近於農業求之，更有何道？工業非不急，顧中國工業諒非能爭市場於國外者，則試問不待社會一般購買力之恢復，安從有工業復興之機？而求一般購買力之恢復，不從增進農業生產入手，更有何道？此時惟一關鍵：先須從金融上，使內地農村能利用外埠資金，恢復農業，增進生產，而後得減低入超，以求穩定國際收支之不平衡。同時內地農村與外埠之間，輸出輸入也得交流，而後全國金融乃環轉流通而不滯。從農村生產力之恢復與增進，因而恢復並增進一般購買力，而後民族工業以需要刺激而興起——這是大致的路線。更分條言之：
中國農業有基礎，而工業沒有，故恢復農業生產力當較興起工業生產力而簡便迅捷。例如眼前如何求米、麥、棉花之有以抵代外貨，實為最要者，也最有可能者也。
農業生產所需要的條件是土地，這在我們為現成的；而工業生產所需要的條件是資本（是指機器一切設備），適我所缺。故工業後進國，例須以農產出口易機器，而後工業可興，不能先從工業入手也。
農業技術比較容許我們徐圖進步；而工業競爭激烈，勢所不許。所以從農業入手，才可以藉此緩口氣。
在農業技術前進的過程中，工業自相緣相引而俱來；如因農業化學而引起來的工業，因農業機械或工程而引起來的工業，因農產製造而引起來的工業等。
生產抬頭，購買力才得抬頭；一般購買力增進，則許多工業乃因需要之刺激而興起。
如是生產力、購買力輾轉遞增，農業、工業疊為推引，而產業乃日進無疆。
蓋中國圖興產業於世界產業技術大進之後，自己手工業農業破壞之餘，外無市場，內無資本，舍從其社會自身輾轉為生產力、購買力之遞 增外，更有何道？是即所謂必由復興農村入手者已。
丁 起於重建一新社會構造的要求
進而言第四層：今日中國問題在其千年相沿襲之社會組織構造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鄉村建設運動，實為吾民族社會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這最末一層，乃鄉村建設真意義所在。大家看我的自述，就可以知道我為什麼要作鄉村運動。我因從中國政治問題直接的刺激煩悶而注意到抽象的政治制度問題；後來才發現了制度問題也就是習慣問題；今再換句話說，就是社會的組織構造問題。我不是生長鄉村，鄉村自救之意，在我身上不會親切，而是對於這個社會的組織構造問題在我心目中以為頂大。
作鄉村運動而不著眼整個中國問題，那便是於鄉村問題也沒有看清楚，那種鄉村工作亦不會有多大效用。須知今日整個中國社會日趨崩潰，向下沉淪，在此大勢中，其問題明非一鄉、一邑或某一方面（如教育一面、工業一面、都市一面、鄉村一面等），所得單獨解決。所以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或可雲一種建國運動。
我們必須把握著中國問題所在，而後才有工夫好作。中國問題在那裡？有人說是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又有說是在「貧、愚、弱、私」；這二說都不正確。前一說好像中國此刻就多了這兩樣東西，去掉這兩樣東西就好了；後一說又好像中國此刻就在乎這四樣缺乏，添補進來就好了。其實宇宙是變化的，人類社會更是變化轉動很快的。多一樣算什麼？少一樣算什麼？多了的可以去掉，沒有的不難添補上。不從前後動態上理會，只看見眼前的靜象，是抓不到問題的。宇宙間最要緊的是那些關係，而不是一一具體事物；人類社會尤其是這樣；不從抽象關係注意，而徒為一二具體東西牽住自己視線，是抓不到問題的。
且從貧的一事為例來說。人生下來一絲不掛，可說最貧不過，但未聞有以為問題者。天地間亦豈有本來就富的社會？人是活的，社會是前進的，貧不難富，所以不成問題。今日中國所患如果只在「貧」，那事情早簡單好辦了。要知道今日中國不是貧的問題，而是不能富的問題，是貧而益貧的問題。同樣地，中國今日不是愚的問題、弱的問題、私的問題，而是愚更往愚里去、弱更往弱里去、私更往私里去的問題。換句話說，今日正是日趨崩潰，向下沉淪。如果明白中國問題不在缺少什麼東西，那也就明白中國問題不在多了什麼障礙。帝國主義的障礙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礙更格外成了障礙的，全在中國社會本身。中國社會本身問題遠大過任何障礙於他的。軍閥，雖似說到中國社會本身問題，可惜仍未能在歷史動態上、抽象關係上作理會。一心只看這具體的障礙，便一心在去這障礙上作工夫。而不知障礙不可去，以問題原不在此，而在社會全盤關係上。要從社會全盤關係上作工夫，則這障礙自去。
然則中國問題在那裡？今日中國問題在其千年相沿襲之社會組織構造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或說是文化失調，「人非社會則不能生活，而社會生活則非有一定秩序不能進行；任何一時一地之社會必有其所為組織構造者，形著於外而成其一種法制、禮俗，是即其社會秩序也」。一社會之文化要以其社會之組織構造為骨幹，而法制、禮俗實居文化之最重要部分。中國文化一大怪謎，即在其社會構造（概括政治構造、經濟構造等）歷千餘年而鮮有所變，社會雖有時失掉秩序而不久仍舊規復，根本上沒有變革，其文化像是盤旋而不能進。但到今天，則此相沿不變的社會構造，卻已根本崩潰，夙昔之法制、禮俗悉被否認，固有文化失敗搖墜不堪收拾，實民族歷史上未曾遭遇過的命運。而同時呢，任何一種新秩序也未得建立。試問社會生活又怎得順利進行？所以「處此局中者或牽掣牾，有力而莫能施；或紛紜擾攘，力皆唐捐；或矛盾衝突，用力愈勤而為害愈大。總之，各方面或各人其力不相順益而相妨 礙，所成不抵所毀，其進不逮其退」（錄《鄉建理論提綱》舊文）。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社會不向上而向下，不進步而沉淪的緣故了。在此時，縱有強敵外患也不見他有力地反應；良以組織構造崩潰解體，失去一個民族社會所應有的機能，陷於社會的麻痹癱瘓症。——從四萬萬人一個個來看未嘗不是活人，無奈社會幾乎是半死的社會。
歸結我們的話：外界問題（帝國主義）雖是有的，但中國內部問題大過外界問題；個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貧、愚、弱、私），但社會的不健全大過個人的不健全。
那末，要問中國社會為什麼竟至崩潰解體呢？我們可以回答：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過來，這老文化的中國社會為新環境所包圍壓迫，且不斷地予以新刺激，所發生的變化而落到的地步。於此，不要忘記的是中國文化自古相傳，社會構造歷久不變的那件事。他不變則已，變起來格外劇烈、深刻、嚴重！其所以久而鮮變，我們可以推想到兩點：
一、是中國社會構造本身（內部關係上）非常富於妥當性調和性。因其本身妥當調和，所以不易起變動；因其不變動，乃更走向妥當調和里去。愈不變，愈調和；愈調和，愈不變；此相傳已久的老文化，蓋有其極高度的妥當調和性。
二、是中國文化在人類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詣殆已甚高。所以他能影響於外，傳播於遠；而他則從不因外面影響而起何變化。甚至為外族武力所征服，卻仍須本著他的文化來行統治，其結果每使外族同化於他。如是，他文化勢力圈的擴大與其文化壽命的綿長，成了相關係的正比例。卒之，成了又大又老、又老又大的一個文化體。（有人說中國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大的文化體，頗近是。）此其文化裡面必有高越於外者在，亦從可知。
但到了近百年間，此本身具有高度調和性，不因外面文化刺激而起何等變化的老社會，忽而變化不已，形勢嚴重非常。這全為近代西洋人 過來所致。於此，我們又可推想到幾點：
一、是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與中國甚是兩樣。不高，不致影響於他；即高而不是兩樣的，諒亦不能生影響。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說得到兩樣不同；從其兩樣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二、是中國文化的失敗，或其弱點的先暴露。蓋兩方文化相遇，中國遽起變化，顧尚未見西洋受我們影響而生何變化也。最後的總結賬如何不可知，眼前固是如此。
三、在一新中國文化未得融鑄創造成功時，中國社會將陷於文化失調——社會構造崩潰，社會關係欠調整，社會秩序的饑荒。
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此其問題的演進，先是這老社會受新環境包圍，感覺得有點應付不了，稍稍變化他自己以求其適應。所謂變化他自己，質言之，就是學一點西洋。不料這變化竟是變不得的。因其文化自身即達於極高度的妥當調和，改變一點，則其所以為妥當調和即不如初，好比配置穩洽、扣搭密合的一件東西，稍一變動，即見仄斜罅漏。所以這變化的結果除了讓自身失其原有調和外，不能有何正面的積極的成功。環境仍未能適應，更覺著急，勢必有再一度變化，再變的結果更是對內失調，對外不能適應。抑且從其對內失調，而對外更無力。數十年來變化不能自已，每一度變化輒引入更深度的崩潰；要想成功的，卻一件得不到（民治不成，黨治不成，學校制度的失敗，工業制度的失敗等）。在這過程中，始所面對的原是外圍環境，國際問題感觸親切；乃其後來，轉成了對內問題。因內部失調嚴重，矛盾衝突日烈，其刺激自比較更直接，即從內部的矛盾衝突而促其社會構造崩潰；以其崩潰而矛盾衝突益烈，如是輾轉無已。平常說的「政治不上軌道」，便是其惟一症候。試想政治構造原是整個社會構造的一層、一面，整個社會構造趨向崩潰，他如何單得維持？抑且首先不能 維持的政治秩序，首先崩潰的是政治構造，即從這裡而轉促其社會崩潰，到社會已經崩潰解體，則更難有何新政治構造形成於其上。數十年來所特有的中國軍閥，即此症候的表露。他是中國社會崩潰之果，亦是中國社會崩潰之因。不從根底上為整個社會重建一新機構的工夫，而只是想消極地消滅軍閥，或片面的安設一政治制度（起草中國憲法，討論民主抑或獨裁），都是夢想。
中國問題複雜嚴重，攪纏一堆——什麼問題都有，什麼問題都不輕，什麼與什麼都相連。任你拈出一個問題，都不能說不是；任從一處入手，都未嘗不可影響其他。但若僅將這些問題看成是平鋪並列的，隨從那處入手皆可解決中國問題，則是糊塗。必須有眼光辨別得其間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了解全盤關係而覷定一個要緊所在著手，而後這一團亂絲才解得開。譬如金融緊迫亦許問題在產業衰落，工業建設亦許從農業開端，發達教育要於經濟上求，經濟復興必先解決政治問題……那問題中的問題，關鍵中的關鍵，非有精心不能瞭然於大勢，非照澈全局不能把握得那一點。今願為國人告者，政治問題實為總關鍵。撂開政治問題而談建設，求進步（經濟建設、國防建設，乃至任何建設），無非瞎撞。認得政治問題實為一切先決問題者，比較進了一步。而不知此政治問題繫於整個社會構造問題；撂開整個社會構造問題去想辦法，完全是無根的，不但不能應急，恐怕更耽誤事。
整個社會構造問題是一根本問題，既深且遠，仿佛非危迫眉睫的中國所能談。本來一談社會構造問題便涉理想；中國人如何有暇往理想上想呢？無奈問題已逼問到深處，欲避也不得。中國歷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轉變，社會要有一大改造，正須以奔赴遠大理想來解決眼前問題。抑今日實到了人類歷史的一大轉變期，社會改造沒有那一國能逃。外於世界問題而解決中國問題，外於根本問題而解決眼前問題，皆不可能。鄉村建設運動如果不在重建中國新社會構造上有其意義，即等於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