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歷程 · 中國社會的特質

——一個技術層面的詮釋(1) 李約瑟　黃仁宇(2) 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許多外國觀察者相信，新的中國領導階層將會與舊的傳統完全決裂。今天，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革命的劃時代效應已然清晰可見。然而，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傳統已經被納入新的秩序之中。毫無疑問，這將會發揮巨大的影響，不僅會影響中國人自身的命運，而且會決定人類將來的命運。 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它的歷史延續性有時被視為是智慧引導的勝利。許多西方學者在中國人的共產主義、儒學、道教，甚至佛教之間找到了一些理論共同點。儘管它們之間的差異有很多，但它們之間的聯繫卻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加以證明。但是，這容易過分強調哲學家的影響，而弱化了具體的環境及經濟因素的作用。 中華民族精神的構成，當然是一個可以進行不同詮釋的主題。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無論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多麼強大，也不能掩蓋其下還存在著氣候、地理和社會融合等物質性力量這樣的基本事實。中國的歷史之所以不同於其他一切文明的歷史，乃在於中國在公元前若干個世紀裡就已經發展出了一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由於此種體制必然能夠動員還只是相當原始的技術來支持，因而它也確實是一項很大的進步。然而，中國所達到的高度中央集權，並不是源於政治思想家們的想像，而是由環境造成的。地理是壓倒一切的因素。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這種中央集權體制因為不得不持續地被加以完善並維繫，使中國的政治和倫理的成熟程度遠遠超過其他制度的發展，如多樣化的經濟制度、系統化的民事契約法、保護個人的司法體系等。隨著時間的推移，後述的那些制度相對而言依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反而確定無疑地被抑制，以免它們擾亂帝國的統一管理。結果，沒有預想到的是，由於缺乏所謂技術精細化，中國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現得廣度有餘而深度不足。這一點給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中國官僚政府所獲得的支持，主要來源於社會習俗和社會價值觀。鼓勵個人附屬於各類初級團體；然而，如果一種教導式的道德規範強調個人對他的同胞的義務，它也就會抑制他所有的對於自然權利的訴求。過去2000年里，這些情況沒有什麼改變。 人們很快就會發現，傳統中國社會中有許多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生長但卻有利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因素。單純而一致的民族文化概念、表意及單音節的語言（外國人很難學會）而形成的統一性、德治而非法治、中產階級發展的缺失（這一點下面會提到），以及一直以來對商業利益和商業動機的抑制——一旦時機來臨，所有這些都成了更傾向於社會主義的特徵。因此，要對中國今天所處的地位進行評價，我們的報告就必須首先對中國過去一些重大的發展情況進行探討。 早期的統一與中央集權 中華文明發源於黃河沿岸，的確意義非常重大。那條大河在大片的黃土層之間出入。由風吹來的沙土密集堆積而成的黃土層，厚度通常超過300英尺。結果，黃河的淤沙含量令人嘆為觀止。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大河如果含沙量超過4%到5%，就已經相當高了。然而，黃河河水的含沙量卻曾經有過46%的觀測記錄。它的一條支流的含沙量，則高達前所未聞的63%。黃河河道的最後500英里，注入的支流不止一條。因此，黃河的河道經常淤塞，堤壩被沖潰，以至於今天黃河的河床要遠遠高出鄰近的華北平原。 在帝制時代以前，各自修建的治水工程經常是彼此分開的封建國家之間發生紛爭的原因，因為這類水利設施通常會給鄰近的國家帶來問題，並加劇禍害。早在公元前651年，相關的諸侯國就舉行過一次聯合大會。會議中，參與者們鄭重承諾，決不改變黃河的河道，以免給其他國家造成麻煩。然而，承諾是無效的。隨著中國進入戰國時代，即公元前5世紀初至公元前3世紀末，爭霸的諸國甚至會故意決堤，來淹灌敵對國的領土。直到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的出現，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這樣，雖然一些人可能言之過重，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防洪、灌溉以及後來的散裝運輸所形成的對水利工程的需求，有利於帝國的統一。不僅如此，這一環境背景，同樣還是解釋為什麼中國實行傳統官僚制而非貴族制的最好理由之一。水利控制及其管理，總是會跨越封建諸侯領地的邊界，而只有由一位君主及其各級官僚才能夠掌控它。 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崛起於河谷流域的文明。埃及發源於尼羅河；巴比倫發源於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穆罕耶達羅（Mohenjodaro）文化發源於印度河。但是，所有這些都離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相對較近，相互間的影響及征服也相當明顯，而不像中國那樣隔離於雄偉的青藏高原之外。青藏高原，自然而合適地孕育了以須彌山為中央山系的印度概念以及以崑崙山為中央山系的中國概念。為什麼其他所有的古代河谷文明，都作為一個可以辨識的實體而消失，為後來的笈多、莫臥兒、羅馬、拜占廷、伊斯蘭文化所取代，可中國文明卻不間斷地從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對於任何試圖尋求解答這一問題的人來說，這至少是部分的答案。 黃河及其泥沙造成了巨大的問題，而氣候對中國也從不存善意。早期中國的作者們，由於沒有現代氣象學的幫助，理所當然地認為每6年就會有一次嚴重的農作物歉收，每12年會有一場大規模的饑荒。迄至1911年以前，歷朝官修正史記載，在2117年中，洪災不下1621次，旱災不下1392次。平均下來，每年發生的災害超過一次。只是到現在，我們才對這種現象作出充分的解釋。 在中國，降雨的季節性很強。大約80%的降雨發生在夏季的3個月，而正在這個時間段，季風風向也發生改變。年降雨量的起伏也很大，因為中國的季風是受氣旋影響，而不是受地形影響。換句話說，潮濕的季風並不藉助高山來做它的冷卻劑，而是依靠來自北方或東北方的冷氣流。冷氣流使潮濕的季風上升到足夠的高度，從而增加其濕度。氣流交匯的固定模式不會改變，但由於兩種變量未必同步，故其實際效果逐年之間也就差異頗大。氣流交匯的點可能要比預想的數量更多，或者數量更少。正是這種變化，導致中國頻發水旱災害——這是一種歷史記錄中常見的氣象學現象，然而時至今日依然在發揮作用。有時候，兩種自然災害會在相同時間、不同地區內發生。 在公元前221年之前的數個世紀裡，曾經歷一系列血腥的內戰。現存的記載會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戰爭能夠使得各國國君推行他們的強國計劃，解決他們的私仇。但是，那些資料中留有足夠的線索表明，自然災害至少也要部分地為這種紛擾的狀況負責。農民因為飢餓和食品短缺而參加戰爭。莊稼被正在交戰的軍隊掠奪。災荒時節食品供應的中斷構成開戰的理由。而且，有能力分發救災物資的大國必然能取得勝利；它們也能吸引更多的追隨者。這樣，一系列事件的連續發生，幾乎自動產生了這一問題的合理的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目標就是要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國和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制管理方式，從而能夠獨力調動所有必要的資源來緩解地區性災害。 但是，大自然還給中國設置了另外一個難題，即北部邊疆的安全問題。解決此一問題的方案，也與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相關；長城的修建就絕妙地證明了這一點。以氣象學的術語而言，長城這一條屏障，總體上與15英寸等雨量線一致。這清楚地表明，長城以南年降雨量能達到15英寸，而15英寸降雨量是穀物生產所需要的最低雨量。在長城之外，降雨則更為稀少；大部分河流在入海之前即已乾涸；遊牧是主要的生存方式。拉鐵摩爾把長城稱作「世界上最純粹的邊疆之一」，認為它作為區分文化群落、社會風俗、語言、宗教的分界線存在了2000多年。由於對長城另一側的少數民族的和平同化通常不會有持久的效果，北部邊疆始終是中原農民與遊牧部落之間衝突不斷的區域。有時候，中國也會深入北部及西北的草原大漠，發起攻擊，但每當它不這麼做時，就只得對機動優勢極強的遊牧部落的入侵採取防禦態勢。在中國歷史上，中國的大部分地區被起源於遊牧部落的皇室所統治，是很常見的事情。實際上，元代和清代，整個國家都控制在蒙古人和滿洲人之手。此處的情形，跟羅馬帝國極為相似，但最後羅馬乾脆就被「蠻夷化」了，而中國卻從未被「蠻夷化」。無論如何，軍事動員及後勤保障都需要一個統一的中國。這再一次證明，穿著制服的官僚所具有的動員力量，是貴族們想都不敢想的。 除了這些因素以外，中國人的居住密度、農業種植的普遍性、內陸水網、居民語言的同質性，都有利於統一。這裡也沒有任何建立中央集權制度過程中所不可克服的障礙。但是，與黃河水患的防治、連續不斷的救災以及對邊境遊牧民族威脅的控制這些因素不同，中國在人文和社會地理的有利條件幾乎沒有加強統一問題上的迫切感。如果僅僅是這些條件，它們儘管也很可能會發展出中國的中央集權政治，但步伐卻會更慢，當然其基礎可能也會更紮實。歷史的進程和這種情況相距甚遠。人們偶爾也會說，統一和中央集權在青銅時代結束之後很快就誕生於中國。由於生存壓力，統一化進程沒有為地方性制度和習俗做法的成熟留出任何時間。貴族政治的特質也許能培育出地方性制度和習俗做法，而廣泛推行的、注重效率和統一的官僚政治卻不能。道家的技術和放任主義、墨家的科學和宗教、法家的講求統一以及享樂主義者的自我修養，在某種意義上說都因高度必要的中央集權的儒家官僚制國家而受到了傷害。帝制中國的權威之獲得，是傳承自兩種資源：官僚制之前的諸侯國的體制結構、在這些諸侯國發展成熟的政治思想家們尤其是儒家的相關思想。 前面我們還提到其他古代偉大的河谷文明，而且，任何關於中國封建官僚制特徵的討論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跟中國的官僚體制相比，為什麼印度卻沒有多少相似之處？印度同樣遭受水旱災害的侵擾；印度也受到威脅，主要是西北邊境異族的入侵，而且在她漫長的歷史中實際上也發生過多次；印度也需要至關重要的水利工程，雖然除了南部的維查耶納伽爾（Vijayanagar）王國以外，這些水利工程從未修繕到它們應該達到的程度。那麼，導致中國的歷史經驗與大部分其他文化如此不同的「未知因素」，究竟是什麼？也許正是在這一點上，剛才提到的那些「不緊迫的」因素才會顯出其突出的重要性。在印度，語言、宗教和社會（等級）的多樣化從很早時期就主宰著整個次大陸，與中國內部的同質性驚人地不同。中國人能將周邊部族吸納到自己的文化中來（例如越、蠻、契丹、女真），而不會削弱自己的文化，甚至還可以同化征服者，如蒙古人和滿洲人，直到他們所有的可辨識特徵孑然無存。不僅如此，中國還向整個東亞輸出她的文化，以至於朝鮮、日本和越南都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她的子文化。確實，「單一的」表意語言在其中發揮了很大部分作用；深有特色的中國農業耕作方式及相應的技藝、多個世紀以來培養得越發合適的中國官僚行政管理的特定程序，也都起著很大作用。中國沒有發展出具有等級特徵的制度；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不能高於一切、讓人服從，或者享有世俗權力，這兩點也非常重要。 在歷史悠久性方面，唯一可以與中國相提並論的其他文明，應該是尼羅河邊的古埃及文明。埃及還曾流行過同質性的表意語言。這也許不是偶然的。當然，中國和埃及之間也有差異。埃及的存在確實比中國更早，因為當中國的商王朝開始之時，埃及法老的機構已存在了2000多年。然而，阿拉伯和伊斯蘭文化勝利1500年之後，統一的中國在今天依然是現實的存在。中國幅員遼闊，其河流、群山、平原可以在相當於歐洲大小的區域內延伸；與此十分不同的是，埃及則被條形區域兩側的沙漠限制得非常狹窄。這樣一來，為什麼中國的經驗與任何其他的河谷文明不同，理解起來也許就不太困難了。 農業社會的官僚政治管理 在中國這麼大的一個農業國家裡，她所形成的組織嚴密的官僚政治工具，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無與倫比的。領取全額薪水的專業管理群體，把行政官職視為等級秩序內完全可以互換之物。這就極大地要求標準化和精確度，從而也產生了兩個後果：首先，賦稅所征物品的大規模運輸意味著薪水和地方開支通常都是在源頭處扣除，而不是在京城支取，從而導致各層面無休止的侵吞貪污傾向；其次，通用型地方官員的可以互換之原則，意味著專業人才（水利工程師、數學家、天文學家、醫學家）總是被擱置一邊而很少能身居高職。由於官員們並不代表他們所治理的省份或地區的財政利益，政府並不依靠地區財政利益的平衡而達到穩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只在於它們共同屈服於帝制統治之下。中央政府似乎是，也的確是唯一的權力源泉。然而，由於國家太過龐大，中央政府的權力也並非總能有效運行。 在中國統一的早期階段，上述需求及狀況派生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為了幫助行政管理者的工作，就有了法典的製作。雖然如此，但總體來說，這些法律制度迴避了羅馬法的法律抽象特徵，而每件案子的審判都會綜合考慮社會環境，不會排除那些看來可能無關的因素。既然傳統中國的法律總是首先關注刑法，所以辯護律師制度也就沒有發展起來。然而，由於最優秀的中國官員中有人如此熱衷於司法，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最古老的法醫學著作就產生在中國，例如宋慈在1247年編纂的《洗冤錄》（意思是洗雪不公正罪名之記錄）。隨著王朝的更迭，軍事政權轉變成為文官政府，控制也小有鬆弛，行政紀律很快得到重建。大體上來說，轉而忠誠於一個通過武力建立新王朝並且聲稱自己得到「天命」的統治家族，成了士人們的習慣。通常，政府聲稱自己的目標就是道德教化，而且公共教育則被動員起來加強它的地位。 然而，所有這些特徵儘管重要，卻並不能夠彌補因缺乏充分的交通、通訊、金融信貸、會計方法、信息收集、資料分析等技術支持所帶來的不足；這些技術，是任何一種現代官僚管理都不可或缺的。這並不是說，傳統中國沒有保存檔案，也沒有進行任何調查統計。實際上這些事情都做過。然而，儘管設有史館，大臣們也都有幕僚，但中國的政府機構距離它必須以之為基礎的技術還是太遙遠了。人們記得，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每天要閱讀大量的簡牘文書；人們也會記得，因此而必定會造成官方決策十分遲緩，這種情況延續了一個又一個世紀。 結果，在官僚管理體制發展史中，中國遵循著「進三步，退兩步」的模式。這樣進退維谷的處境表明：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會形成太多的重壓和緊張，任何地方分權都可能開始一場使得統一政府瓦解的毀滅過程。在每個政治分裂時期，人們可以見到這種過程的發生。在獨立神權政治運動出現的漢朝末年以及節度使世襲割據的唐朝末年，這種過程更是看得特別清楚。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重新統一總是隨之而來。即便是過去一個半世紀裡外國殖民者的侵略，也沒有改變這種模式——在國民黨時期各省軍閥割據之後，我們又在今天的中央集權的力量里看到這一點。漢語的表意性質在此處起到最為重要的作用，因為它阻止了以語言個性化為基礎而形成的碎片式民族國家最終會造成的離心分裂。即便某些方言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在廣東和福建，也從來沒有為這種分裂提供基礎。中國經常發生內戰，但從來沒有內部的民族之間的衝突。相應地，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也就缺少戰爭對科學技術的促進因素，一如歐洲那樣。 當然，在處理經濟問題時，中國不同的王朝有不同的設計。然而，由於某些背景因素並未發生多少改變，行政管理中會有許多長期不變的共同特徵。其中一項特徵就是：2000年間，國家實際上從未間斷地持續、強有力地推動農業發展。在每一個主要王朝創建之初，帝國政府都會忙碌於農業生產的恢復。政府會向流民分發土地、種子和耕畜；荒地的開墾也會得到支持，而作為獎勵，這些新墾土地可以減免稅收；改進了的農業工具和農業機械得到了推廣。在其餘時間裡，政府也會推廣新的農作物品種，傳播先進的耕作方法，對農業生產進行調查。修建治水和灌溉工程，也總是被視為國家的重要功能。而且，即使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同樣能認識到農業是帝國的經濟基礎。例如，《農桑輯要》在元朝曾經多次刊印，僅1315年版的印數就達到了10000冊，而授命編纂《農桑輯要》的人正是忽必烈。這跟羅馬帝國恰成對比：羅馬帝國陷入不幸，部分原因的確是因為它沒有對農業發展予以足夠的重視。 由於稅收是直接從普通民眾那裡徵收，國家自然極其討厭那些有能力截留基層生產者收入的中間階層。在中國歷史的早期，精力充沛的皇帝有力地打擊貴族之家，就好像是從社會主義思想里得到靈感一般。無論北魏還是隋朝，都對4至6世紀分裂時期占主導地位的士族發起過致命的打擊；唐朝則不時地對佛教寺院財產進行大規模查抄。在南宋的最後20年，南宋試圖從東部沿海的地主那裡購買每戶超出100畝以外之土地的1/3，但購買價格幾乎只是象徵性的，所以這筆交易與查抄沒有多大差別。出身農民的明王朝建立者，曾開展了一系列的查抄豪強之家的活動，其中不少於10萬人似乎因此殞命。此後，1397年，戶部曾給這位皇帝遞交過一份全國剩餘的殷實地主家庭的名錄。上面列舉的14241個名字，是那些擁有土地700畝及700畝以上的人。他們所擁有的財產並沒有全然揭露，然而，無論是名單中列舉的最小財產數量，還是名單中的戶數，都給我們這樣的印象：當時全國「上層」或「中層」階級並不是一個十分強大的群體。 不幸的是，這一領域仍然有許多誤解尚待澄清。帝制政府對富家勢族影響力的清除，並不總是成功的。在後漢時期，即公元後初期的幾個世紀裡，地方豪強及土地兼併的失控導致了帝國秩序的瓦解，從而引發了中國歷史上歷時最長的動盪。在其他時間，也有相近的情況出現，只是規模較小一些而已。有時候，行事不依常理的任性帝王，會向其寵臣濫賜土地，就像晚明所發生的那樣。當時的文人之所以痛恨並且大聲抗議此類濫賜行為，是因為這些與他們對良好政府的設想是截然相反的。然而，一些現代學者把所有這些情況當作封建時代或莊園制度重現的證據，其詮釋未免太過簡單化了。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存在著階級鬥爭和階級壓迫。儘管官職不是世襲，但整個皇室和士紳官僚的統治機構仍會像車軛一般緊勒在農民的脖子上。然而，帝制中國與中世紀歐洲的區別還是巨大而又深刻。像歐洲男爵那樣占有大規模的私人土地，在中國只能是作為特例而出現，絕不是普遍狀況。士紳地主的數量太多，分布也太過分散，以至於難以作為一個組織化的集團而行動。他們也從來不會以《大憲章》的方式公開而集中地表達他們的權利訴求，要求增進他們的共同利益。有時候，傑出的商人會調動充足的財政資源來影響朝廷，使他們自己融入官僚機構之中，並逃脫法律懲罰；但是，儘管政府會在商業中幫助那些商人，商人們卻從來都沒有足夠的影響力來迫使政府向他們作出法律上的讓步。農民不時地起而反叛，發泄著他們的不滿；但是，農民也不能提出一個在組織上可以取代帝制秩序的其他選擇。從技術上來說，這個國家精明地維持高度中央集權而同時要促進特定的經濟利益，是不大可能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嘗試過讓社會經濟群體作為「社會階層」進入政府。實際上，傳統中國的政府運作，跟詹姆士·哈林頓在《大洋國》里所擬定的原則總是完全相反的。傳統中國正是通過將主要經濟群體逼向死角，以展示自己的力量。一旦私人團體能夠將他們的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權力，那麼，這個政府離崩潰也就不遠了。因此，人們可以說，無論西方軍事貴族式的封建主義還是西方的城邦自治，都無法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找到對應點。 因此，在封建歐洲，公共事務實際上歸於拼圖狀私人領地的男爵之手，幾乎不需要任何偽裝。然而，中國的制度卻均勻地滲透著某種公共精神。不過，這種公共精神只能依靠皇帝個人的警惕來維護。這是中國制度的缺陷。如果皇帝做不到這一點，制度就會允許一大群與政府聯繫緊密的人來壓榨窮人和無發言權的人。中國制度的結構缺陷，反映在這樣的事實之中，即：在頂端的帝王權威與中層以下的大量納稅人之間，存在著一個管理真空地帶。地方政府總是人手不夠。為了防止子系統在帝國秩序中出現，地方自治是不允許的。在中國歷史上，除極少例外，國家也一直拒絕謀求商人群體的幫助，儘管商人們的幫助也許有助於彌合國家後勤方面的缺口。商人提供的服務，一般是被強行徵募，而不會以合作方式被接受。因此，商人從未有足夠的影響力來改變行政管理方式，也不足以導致國家體制的修正。因此，一句話，即便個別商人有時能獲得巨大的財富，但中國不會出現中產階級（如果你喜歡，可以稱之為資產階級）。而且，商人們如果要進行工業資本投資項目，從來得不到鼓勵，實際上大部分時間裡肯定會遭到反對。於是，財富通常消耗在土地市場，或者被用來以各種方式購買進入學者／士紳官僚行列的資格。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現代官僚體制的精確化和標準化特點是無從達到的。整個社會體制也缺少結構上的穩定。隨著中央集權的財政體系持續生效，財政權力保持在最高層，而財政責任卻落在較低層級人員的身上；財政體系缺乏理性的特徵，也延伸到操作層面，導致理論與實踐之間嚴重的不協調。毫無疑問，這也是傳統中國形成獨裁主義政府的基本原因之一。通常，官員們深知來自上面的指令不得懷疑，而他們的命令也同樣不許平民提出挑戰；因為，如果經常以西方世界司法審查的方式來質疑的話，帝國政府的整個機制將喪失運轉能力。然而，這樣一種制度明顯會妨礙複雜的傳入、傳出功能的發揮。 隨著時間的流逝，任何針對國家經濟的改變都會遭到越來越強的抵制。在執行其重大職責的時候，如守衛邊疆、鎮壓內亂、建設大型公共工程、救災等，帝國政府自己關心的主要是人力及食品供給的增長；關鍵因素乃在於數量，而不在於質量。由於包圍在龐大的農業經濟之中，帝國政府充足的動員能力得以保證；而向更先進的領域如開礦、海外貿易挺進，帝國政府收穫甚微。而且，工業、商業儘管在某些特定地理環境中必然發展起來，但工商業的擴展卻只能更容易產生地區間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對於一個所受教育和訓練只是為管理單純的農業社會的官僚機構而言，是掌控不了的。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傳統社會秩序的序列是「士、農、工、商」。僅次於學者／士紳的是農民，再次是工匠，而商人處於最低的位置。一個王朝帶著原始落後經濟的狂野精神而興起，然後在將這種經濟引導到更高發展階段後，它就失去活力而變得頹廢。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 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是一個巨大的農業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農業社會過早地處於一種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管理之下，而其經濟規模又使得它具有非競爭性。穩定總是比變化、過程更受珍視；而工業和技術的發展，常常走在西方的前面。令人奇怪的是，那些驚天動地的發現和發明對歐洲產生重大影響，而中國卻能夠不為所動。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別的地方曾有過細緻的闡述。火藥武器沒有使中國及其周邊的戰爭發生很大的改變；然而，在歐洲，火藥武器卻摧毀了封建城堡和戴著頭盔的騎士們。馬鐙也是由中國人發明的。馬鐙的發明雖然曾使中國人領先一時，但是東亞的騎馬射箭技術還是像以前一樣。指南針和方向舵使歐洲人發現了美洲，但是中國的航海家們卻不過依舊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從事著他們的和平之旅。印刷術在西方促進了宗教改革運動和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然而，印刷術在中國所能做的，除了保存大量的本來也許會佚失的書籍外，就是可以在更廣泛的社會領域內徵募官僚。也許，從來沒有一種文化，能夠像中國文化這樣可以自我控制與自我平衡！但是，這樣說，絕非像許多西方人所說，中國陷於「停滯」。中國只不過是以其特有的速度前進而已，而歐洲在科學革命後其變化進入到一個按指數增長的階段。 科學技術和貨幣經濟的低水平發展 中國早期在社會組織方面的進步，與歐洲的緩慢發展形成鮮明的對比。反過來，中國自1450年以來缺乏真正的社會進步，和西方發生的偉大運動形成了對照。這些運動包括宗教改革、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科學革命，使現代世界得以形成。但是，在考慮與眾不同的現代科學的誕生時，我們總是有必要牢記：除了古希臘曾達到一定的高度以外，在過去的2000年里，中國在科學和技術上所達到的水平一直比歐洲高，而且要高出很多。當然，科學和技術繁茂生長於社會之中，也總是會受到這個社會的影響。因此，人們會作這樣的猜測：包括造紙、印刷、水力機械鐘、地震儀、先進的天文氣象儀器（如雨量計）在內的偉大的中國發明，以及拱橋、吊橋等等，都在某個方面對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來說是有用處的。另一方面，人們可能會認為，火藥、指南針、軸動舵、縱帆和明輪推進器等原本不應該產生於它們實際發生的那種環境之中，而更應該產生於海洋商業文明之中。然而，雖然中國社會本質上自身就有創造那些技術的沃土，但是技術發展肯定曾遇到過某種突然的停頓。齒輪、曲柄、活塞連杆、鼓風爐，以及旋轉運動與直線運動轉換的標準方法——所有這些，在中國都比在歐洲更早出現，有些要早得多。毫無疑問，它們都沒有獲得原本應該做到的充分利用，因為對於一個官僚體制竭力要保護和穩定的農業社會來說，沒有應用它們的需求。換句話說，中國社會不能總是成功地將發明轉向「革新」（innovation）——熊彼特用該詞指代某項發明的廣泛應用。發現和發明甚至逐漸消亡，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例如地震觀察、鐘錶製造術以及醫療化學中的某些發展。 有機統一的觀念也可能影響了中國的科學思想。中國的思想家更傾向於將宇宙視為有機統一的整體，而在要對宇宙各部分的內部機制加以分析時畏縮不前，並且一貫拒絕在精神和物質之間劃出清晰的界線。正如現代科學今天才開始認識到的那樣，這種思想具有巨大的力量；但是，它也有嚴重的缺點，尤其在探索性方法與程序的應用方面。而且，中國科學思想之中，有著官僚政治的特定陋習。最著名的例子是，《易經》所提供的鴿籠般分類的抽象概念，很容易就具象化為真實而活躍的有效力量。饒是如此，中國人無論在數學、天文學、聲學、磁學和古代早期化學方面，還是在植物學、藥物學方面，其紀錄都極為輝煌。 但是，難道我們在此不能從偉大的尼古拉·哥白尼那裡得到一點線索嗎？作為波羅的海地區弗隆堡教堂的司庫，哥白尼不僅撰寫了舉世震驚的《天體運行論》，而且還寫過一篇關於貨幣的重要論文：《論貨幣的一般理論》。在這篇論文中，哥白尼率先提出了格雷欣法則中的論斷，即「劣幣驅逐良幣」。拋開官僚制社會可能對科學技術的狀況造成影響的所有思考，讓我們看看：在具體條件上，科技之不能持續發展與貨幣經濟的不發達是否相關？當然，我們清楚，貨幣經濟本身也是一種從屬性的現象，是一種測量標準。在某種程度上，如果創業的衝動在中國社會一直得到允許的話，貨幣經濟則早已切實地建立起來了。貨幣只是反映經濟中起作用的其他力量，而不是支配它們。然而，試著提出以下的問題也是合理的：許多障礙抑制了各式各樣的發明和卓越的科學見解服務於公共利益，而貨幣經濟能夠成為我們得以衡量這些障礙的最好標尺之一嗎？ 乍看起來，這個問題似乎很奇怪，因為中國有2000年的銅幣流通史。所謂五銖錢就是為公眾而設計的；在其產量達到最高點的北宋，每年鑄幣達50億枚。中國還是世界上第一個發行全國性流通紙幣的國家。甚至，作為所有文明中最早的信用券——「飛錢」，早在唐代就已經出現。 但是，區別在於，現代貨幣體系既不是絕對真實的，也不是完全抽象的。它的形成既依賴於政府的法令，也依賴於公眾的參與。現代貨幣體系與信貸密不可分；它的廣泛被接受增加了財產的可轉讓性，並且使更寬泛的借貸成為可能，從而使閒置的資本發揮作用。加速的經濟活動最初消耗了未充分就業的勞動力，然後引發對節約人力之發明的需求。在資本主義下成長的現代貨幣體系，已經被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刺激技術進步的手段。毫無疑問的是，古代及中古時期的中國，並不因為害怕技術進步導致失業而拒絕使用那些節省勞力的發明。這樣的例子我們幾乎沒有遇到。但是，貨幣在傳統中國並不能實現上述所有功能。 儘管銅幣四處流通，中國政府卻從來沒有停徵實物稅。它向民眾徵收實物，編派勞役。政府一般也向官員和士兵們支付糧食當作薪俸，而佃農的田租幾乎全是實物。此外，大宗的商貿交易則使用布匹、絲綢和貴金屬作為交換中介。因此，銅幣的作用很有限。銅幣從未能得到公共和私人資產的支撐，其價值很大程度上由它們實際的金屬含量決定。在傳統中國，金銀的貨幣理論如此牢固，以至於實際上不可能將銅幣的面值與其實際價值分離開來。當銅幣面值高於實際價值時，偽造銅幣的現象就不可遏止，然後是公眾拒絕接受銅幣或者打折扣使用銅幣。當銅幣面值低於實際價值時，那麼，使用者會將銅幣重新熔化以謀取利益。 紙幣的流通則涉及另外一個極端。有人會說，這種極端就是紙幣太抽象了。北宋的交子和元代的中統鈔，據說得到了足夠的儲備金的支持。但是，交子的總發行量以及元中統鈔最初的發行量都是如此之少，以至於它們幾乎無法被稱為國家的通貨。當紙幣的流通涉及較大數目時，它並沒有儲備金，因為國家沒有此類國庫儲備。這些例子表明，僅僅依靠政府收入來支撐全國範圍內的貨幣流通是遠遠不夠的。很簡單，所使用的手段與要完成的任務並不匹配。 當紙幣的發行沒有儲備金的支撐，其貨幣理論看起來就像是跟一些現代經濟學家所倡導的理論一樣。他們認為，通貨價值的真正源泉是它的「接受」，這種「接受」進而演變成一種「行為模式」。然而，西方世界將紙幣的起源追溯到金匠的收據條和銀行的活期存單，而它們在17、18世紀推動了私人資本的形成。在發展的最後階段，中央銀行的建立、國家債務的規範化、商業法的建立，將公共財政和國家財富整合起來，共同支撐統一貨幣，直至所有交易都由此一貨幣制度支配為止。國家稅收相應地與貨幣供應、國家財富成比例增長。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特有的進程，變得強大且不可逆轉。對中國來說，不可能省略所有這些步驟而能在20世紀前發展出一種成功的半抽象的貨幣。以金屬含量決定其價值的銅幣獨自做不到這一點，而僅僅由帝國的命令支撐的紙幣也同樣不合適，因為公眾沒有參與到必須有一定程度抽象性之貨幣的形成過程中來。因此，像許多日本和西方學者所做的那樣，聲稱中古的中國曾發生過「貨幣和信貸方面的革命」，就很容易誤導人們，因為他們從未解釋為什麼這些革命沒能導致基本社會體制的變化。歐洲的資本主義確實產生了這些變化，即便是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同意在那個時候，即「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本主義是巨大的進步力量。但是，在經濟科學進步神速的今天，進入現代科技世界還有很多替代的途徑可走，所以當然也沒有任何理由能夠說明今天的中國還應該走歐洲的資本主義道路。 當15世紀明朝最後一次發行寶鈔失敗，中國採用了未加鑄造的銀子作為共同的交換媒介和普遍的支付手段。但是，這卻使所有的人都屈服在硬通貨的暴政之下。那種情形，類似於今天的消費者們被要求用金塊或碎金購買汽油和支付食品雜貨賬單。政府不知道有多少銀子在流通，對貨幣流通量的調整能力也較低。由於深知貴金屬只要需要就可以兌換現金，富勢之家將金銀塊埋入地下保存以策萬全，而小康之家則濫用黃金飾品和銀具。利率很高，最發達的信貸機構就是當鋪。在16世紀後期，中國有20000家當鋪；即使到19世紀晚期，仍然還有7000家當鋪在經營。 信貸的不發達，肯定與缺乏嚴密的商業法是有聯繫的。但是，傳統中國不可能制定出這種西方模式的法律。商業法的執行，需要司法獨立，涉及對財產權的絕對承認，這些都與中國的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組織原則相反。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和原則支撐著傳統中國的政治結構。這種政治結構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即所謂公共福利必須高於個人私利。如果這一點被拋棄，這個遼闊帝國的官僚制管理就會完全坍塌。誠實公正當然優於法律制裁，但是現代社會能否以誠實公正為基礎發展起來，卻值得討論。 社會後果 在中國歷史上，向貨幣經濟發展的趨勢曾有過三次高漲的運動，即漢代、宋代以及晚明。中國歷史學家把漢代的大工業生產者稱為「沒有成功的資本主義企業家」，而把晚明的運動稱為「資本主義萌芽」。日本學者，包括一些附和的西方漢學家，把宋代的轉折稱為「文藝復興」和「商業革命」。我們無法毫無疑懼地接受這些詞彙，因為無論哪個時代，這些運動都流產了。所以，我們的觀點很簡單，即：在農業社會的中央集權官僚管理和貨幣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根本的體制方面的不兼容性。缺乏巨大的商業和工業，貨幣經濟不可能產生。 早先幾個世紀裡南方稻產區的發展、水路運輸的改善，帶來了宋代非凡的繁榮。這一點沒有爭議。同樣，西屬美洲白銀的進入、棉紡織業的傳播，在明朝末年也推動了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但是，在省與省之間的商業中，在基本組織上沒有任何調整，也就不會在全國範圍內發生質的變化了。 現代商業行為的特徵，是信貸的廣泛使用、不帶個人感情的管理、服務業的協作。然而，無論在宋代，還是在明代，這些條件都是不存在的。時人文獻很少對商業行為有直接的描述，但是大量的小說卻提供了相當完整的圖景，可供我們查驗是否與其他資料相一致。直到17世紀，商業路線上最重要的人是行商。行商總是要讓他的全部資金保持流動。通常，他會僱傭一個或者更多一些的夥計，但他自己卻不會缺席任何一筆商業交易。因此，某一個省的商業協會設在另一個省份的會館或者寬敞的客棧，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在一個城市或市鎮購買或者出售商品，要通過當地的經紀人來操作，而經紀人則提供寄宿旅舍和儲藏商品的場所。這意味著供應和銷售都還不穩定，而生產還完全是分散的。棉紡織業（直到通商口岸的工廠興起以前）仍然只是為農村家庭提供額外收益的家庭手工業。像茶葉、漆器等商品都得靠行商到鄉村生產者那裡等候、收集。借貸的擴展，只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個人信用，而不是普遍行為。雖然行商和地方經紀人間的長期合作——有時延續數代——逐漸發展成一種兄弟般友愛的關係，但他們的業務不能合併，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無法制度化。僅僅通過信件來購買商品的情況是沒有的，而長期訂貨和自動化的物流則前所未聞。 這樣的圖景表明，沒有信貸制度，對於任何個人來說，其商業活動無法擴展到本人在場之外。生產製造的資金支持零零碎碎；每一種按件計算的貨物都只能現金交貨，運輸自理。然而，儘管商業模式相對粗放，一些行商的資本卻極其驚人。在16世紀末期以前，個人攜帶30000兩左右的銀子去經商似乎頗為常見。由於中國經濟的規模以及消費市場集中於各級政治中心，無論中國人的描述，還是外國人的描述，大城市給人的印象總是富庶的。然而，他們有利的觀察，並不能改變以下基本事實：中國商業運作上的特徵，並不表明國內貿易有巨大突破。 妨礙舊中國國內貿易發展的另外一個因素，就是缺少與資本主義「法律與秩序」概念相對應的公共安全。除了商業路線上有組織的盜匪的活動外，搬運工和船夫也經常是略加偽裝的歹徒，而城鎮則藏匿了大量的「流氓」——失業者或半失業者，肯定都是未能充分就業的人。如果有機會的話，哪怕是以不誠實的手段獲得一小串的錢，這些人也會願意乾的。在發生內戰的年代，所有這些因素自然會變得亂上加亂。即便在和平的年代，作為警察力量的衙門吏胥、信使、衙役及獄卒，無論在城鎮還是在周邊的鄉村都遠遠不夠。此外，由於其他稅收不能滿足需求，各省政府在水陸商業路線的某些關卡處對所有商品征以過境稅，即聲名狼藉的「厘金」。 因此，商業的風險極高，商業擴張的可能性也嚴重受到制約。因此，對於異常成功的商人及其後人來說，退出商業的誘惑很強烈。由於只有受教育的學者才能獲得社會聲望，才能加入令人迷戀的文官「紳士」圈子，商人們退出商業的欲望就會更強烈了。如果學習儒家經典就可以獲得高貴的地位，誰還願意成為一個富裕的暴發戶呢？這取決於一個人的人生目標，而經商賺錢在中國並不是傳統的最為人羨慕的人生道路。因此，只要有可能，商業利潤總是被用於購置土地和房產，或購買奢侈品，甚至購買官職，而不是投資工業。這種情況在此後幾個世紀裡也沒有什麼改善。山西商人著名的票號，只是在18世紀才突起的，而其使用者也僅限於一個相當封閉的群體。涉及債務追討的商業保證，仍然經常依賴於道德原則，而不受法律強制；富有財富的人仍然避免將資金投入到生產上。所有這些仍然再一次強調：2000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否認商人能夠在國家事務中充當領導角色——無論他是銀行家，還是企業家。如果說現代科技在西方的興起與商業資本主義及工業資本主義的先後興起確實相關，那麼，我們就再一次接近了這種現象為什麼只能發生在歐洲的解釋了。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上的反商業主義；然而，一個社會如果產生不了富格爾或格雷欣這樣的金融家，那麼它也就產生不了伽利略或哈維這樣的科學家。 也許，中國經濟史應該抓住最富成果的發展線索，即集中注意力於中國發明設計的更具經濟意義的面貌。為什麼針對內陸運輸的簡單發明獨輪車，一旦早於歐洲將近1000年出現在三國時期（公元3世紀），就毫無阻礙地傳遍整個帝國？為什麼兩宋王朝（10到13世紀）龐大數量的鋼鐵生產沒能導致某種程度的工業資本主義？如果人們知道13、14世紀水力已廣泛應用於中國的紡織機械（跟歐洲18世紀才廣泛在紡織機械上應用水力恰成對比），而那些相同的紡織機、並紗機、捻線機卻肯定激發了稍後義大利的絲織工業，人們就忍不住要問：在中國，為什麼工業化生產沒能隨之而起？對此，我們至今仍沒有圓滿的答案。 官僚思想對成功的商人家庭有著磁鐵一樣的吸引力，一如催眠一般，只是中國故事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我們必須考慮到各種因素，如剩餘勞動力商品市場尚不發達、中國商品的大規模海外市場未能打開、工廠生產的投資缺乏等，它們都反映了貨幣經濟受到壓抑的情況。社會革新為什麼只在有些時候緊隨發明而出現？對此，我們需要更嚴密細緻的分析。例如，像獨輪車和灌鋼法一樣，龍骨車在幾十年內就迅速推廣開來。但是另一方面，水力機械錶這個在8世紀的發明，相比起歐洲14世紀才出現該發明，本應該有燦爛的預期，卻從未得到大規模的應用，而計時機械始終局限於皇宮或者省級官員的衙門之內。的確，官僚制國家有它自己的推動力。如果對社會穩定的渴求超過了經濟增長或普遍繁榮，我們就不妨說，維持一個基本的農業社會結構，比從事甚至允許任何形式的商業或工業發展，更有利於朝廷和官僚士大夫。 人們可能會說，在一個需要勞動力來生產糧食以滿足大規模人口基本需求的農業社會，中國的發明通常是節省勞動力型的發明。但是，這些發明很難成為生產發生根本變化的起點，因為與此相反的是，除了城市的流氓無產者外，剩餘勞動力是不存在的。中國的官僚制國家機構一般徵收實物稅，且以實物支付其組織成員的薪俸，但是這與剩餘資本在私人手中積聚是不能並存的。因此，儘管有著大量的技術儲備和發明人才，農業社會的停滯性卻得到強化，不同社會階層的發展受到了阻礙，對農業商業化和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也延緩了。 此外，投資的缺乏阻礙了國家自然資源的開發。在16世紀繁榮的表象之下，人們很少提及當時全國大量被廢棄的礦井。許多之前私有和公有的礦井已不再開採了。礦工們由於得不到補償，被迫鋌而走險成為盜匪。實際上，1567年，封閉各省的礦井成了一項國策。從浙江到山東，礦場由士兵們守衛，鄰近區域的百姓被重新安置，甚至連通往礦井的道路也被破壞。資金不足還影響到長期以來由國家專賣的食鹽生產。在明朝初年，食鹽生產者將鹽水放到直徑達20尺的巨大的鐵釜中蒸發。但是，到王朝末年，大部分鐵釜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襯有用鹼處理過的紙張的竹筐。由於自身承受著財政壓力，政府便大量預支未來的鹽引（取鹽憑證），將它們售與商人以彌補財政赤字，有時將10多年後的食鹽提前預支。商人預付鹽引款的應計利息如此之高，以至於後來得鹽販賣反而無利可圖了。政府還不時地停止發售鹽引，結果，在內陸省份，人們強烈地感受到食鹽緊缺。在歐洲和日本，當政府銀根收緊時，銀行財團就會墊款。與此不同的是，帝制時代的中國政府沒有可以求助的正常資源，結果便常常是縮減公共服務。 大量有關明代官吏貪污和政府腐敗的證據，不應該干擾我們的視線。我們觀察到，在1600年左右，政府的正常收入低於3000萬兩白銀。這是一筆相當小的政府預算。晚至1900年，清代每年的收入接近1億兩白銀，相當於1700年英國的水平。但是，在1700年，英國人口還不到1900年中國人口的2%。其間差別，取決於兩者對貨幣問題所採取的不同的解決方案。 中國故事最陰暗的一面是，由於沒有合適的出路，農業的盈利又傾向於回歸土地持有及農業剝削。說起剝削，就以為只是地主向佃農徵收重租，是過於簡化了，甚至有些天真！如果只是那樣，中國革命就不會是那麼痛苦而漫長的鬥爭，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也就不可能在中國作惡到他們實際達到的程度。實際上，剝削的大小規模皆有；它延展於鄉村生活各個層面；剝削者也通常跟被剝削者有著很相似的經濟和社會背景。地租只是剝削方式的一種而已。其他的剝削方式還有高利貸、抵押貸款、農作物收益分成等。現存的契約文書證明，至少在16世紀，這些方式都是極為常見的。有時候，堂兄弟之間也會出現對小塊土地的扣押權以及高達每月5%的貸款利息。20世紀40年代土改的資料表明，這樣的情況直到當時仍然存在。 這種借貸形式，跟傳統中國的小規模財政是一致的。在悠久的傳統之下草擬的契約，一旦得到村裡的中間人見證後就可以生效，並不用政府批准。我們所談到的作為個人財產變化而發生的農業耕地之剝奪，卻也提供了農業社會背景下高度的社會流動性。在過去500年，中國的人口和耕地都有大量的增加。無疑，人口和耕地的膨脹，部分原因幾乎肯定是因為得到了這種戶與戶之間借貸的資金支持。但是，從國家經濟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會引導著農業盈餘去支持最小可能規模的農業耕作，並且給那些在技術進步上最沒有準備的耕作者們帶來最大的壓力。一線生產者的薪酬仍停留在生存的水平；大量的剝削者及半剝削者無所事事，比地主們對經濟構成了更實質性的損害。換句話說，整個發展過程延續下去，將會帶來大規模的人口、總體更低的生活水平乃至更為缺乏的資本，以及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由於殖民主義者的侵入而加劇，從而使近代中國充滿了痛苦和掙扎。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中國農村的農業技術太成功了，才使得那些被證明有助於提高生產率的方法受困於勞動力的增長。因此，進一步機械化的動機並不存在。如果出現與資本積累有關的勞動力不足，對技術進步產生刺激作用，機械化的動機就會有了。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沒有近代科學的出現，我們還是很難想像技術進步能夠將中國農業帶入近代世界。這樣，我們就要再一次回到這樣一個問題：歐洲之近代科學，其起源是什麼？ 歐洲的過去和中國的未來 資本主義之在歐洲，無疑是一種由許多因素所造成的產物。軍事貴族的封建主義，不管有什麼樣的表現形式，都是疲軟而脆弱的，而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封建官僚主義卻是強大的。從地理上說，歐洲有許多島嶼，點綴著從事海外貿易並且願意進行對外征服的城邦國家。此外，歐洲距離另外一個商業中心，即說阿拉伯語的地區，非常之近。古希臘科學通過他們傳遍整個拉丁世界，從而奠定了近代科學的大部分基礎（不是全部，因為還有中國人的貢獻）。受此刺激，一種容易運算的數學發展起來，並被運用到計算、借貸以及航海上。宗教改革的成功包括了對傳統的決裂；歐洲人很快就得出結論：實際上，歷史可以有真正的改變，而上帝也的確會讓所有的事物常變常新。鼓勵與上帝直接溝通的新教，意味著人們可以讀書識字；儘管需要從閱讀《聖經》開始，最後卻以迄至當時聞所未聞的現象結束——一批真正有文化的勞動力誕生了。因此，文字所造成的階層門檻就被一掃而空了；經理、工程師、手藝人和普通工人漸漸變得沒有太明顯的差別了。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幾乎可以被視為一堆火種，註定將會有「工業革命」隨之而來。這火花，也許就是那個有著幾近無限的市場而起源於一個島國的英國棉紡織業。 一旦近代科學運動發軔，情勢將隨之而變。我們就有可能追溯近代世界如何從一個接一個的發現或發明中在歐洲、北美形成。那些地區的人們從自然中得到超乎尋常的暗示，並且機遇不錯。在13世紀末，不列顛諸島產生了重要的商業城市，尤其是倫敦。由於所處緯度較高，那裡極需燃料。至少早在那時候，露天煤已可獲得，但不能滿足需求。然後，人們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了大氣壓強；到18世紀，之前難以逾越的限制因素——煤礦的排水，因為薩維利和紐可門的發明而得以解決。瓦特設計完成的蒸汽機帶來了以紡織行業尤其是棉紡業為先導的工業革命，並且導致蒸汽船和鐵路的誕生。然後，蒸汽機又反作用於科學，催生了力能學和熱力學的發展。接著，18世紀的電學應用於電氣工程，能夠提供廉價方便的人造光源以及由中央發電站產生的牽引動力。石油工程是最後產生的，最初提供照明和用作潤滑劑；但是，之後人們發現，它與內燃機提供的原動力可以在無人照管的情形下工作，並且可以驅動我們現在如此熟悉的小型汽車向各個方向前進。就這樣，煤、鐵、石油成了西方世界的真正財富，遠比金、銀更重要；西方世界的人們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可以從自己所在地區的地下得到大量的此類自然資源。如果沒有煤、鐵和石油，近代科學便一文不值；有了煤、鐵和油但卻沒有近代科學，例如在中國，新的社會形態也不可能誕生。 以上揭示的背景似乎是說，這個世界早應該建議中國與自己的過去決裂，並且認真模仿西方。實際上，這樣的建議大約在50年前非常流行，甚至被少數中國知識分子接受。然而，歷史卻證明了這些建議十分荒謬。 中國迴避了這個觀念，即財產權是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不是因為中國的哲學家們不能構思出這樣一種觀念，而是因為這樣的觀念本身跟2000多年以前就已經發揮作用的中國自然環境不相容。中國放棄發展獨立的司法，不是因為中國人天生就輕視法律，而是因為在他們的歷史中從來就沒有形成過平等的城邦公民之間以及國王和封建主之間的對峙局面——這種局面需要法官的仲裁。在中世紀晚期及近代，中國缺少資本主義企業家，或許是因為這樣的信念：政治穩定性比經濟利益有更大的好處。當然，中國商人不缺乏積極主動、誠實、節儉、精打細算、機敏靈活的品格。這已經充分地表現在他們作為商人的成功上——在19世紀中國人僑居的所有海外國家，中國商人們的成功遠遠超過當地人。但是，其他中國人所關心的只是政府以及它的難處。這些背景真正反映的是，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更可能要從傳統主旨的調整中去尋找，而不是去模仿外面的世界。比起任何資本主義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形態跟中國的過去更相配，因此才會有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勝利；但是，社會主義也會產生一些完全不同、水平更高的管理者。 一旦中國找到了其問題的解決方案，中國經驗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而言是無價的。例如，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大約使北部中國（那裡種植旱地作物）每人獲得5畝耕地，南部中國（那裡的主要植物是水稻）每人獲得1畝耕地（1畝比1/5英畝還要小）。如果土地分布方式仍然是個人占有的話，那麼，這種程度的小塊分割將會排除技術進步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在這種條件下，集體所有製成為唯一合乎邏輯的答案。面對全世界人口的穩定增長和自然資源的減少，中國的實驗理應引起人們的強烈興趣，並予以重視。 中國革命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它的目標不僅是尋找到一條工業化的捷徑，而且還要以更大的合理性來取得這些成就。這要求勇氣和紀律。幸運的是，因為中國人在其早期歷史中要學著去克服如此之多的不利條件，所以在中國社會的遺產中，從不缺少勇氣和紀律的品質。實際上，對於中國人來說，放棄他們自己的優點而採用一直以來與他們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是不明智的。 中國過去的困境，在本質上基本是技術性的，而現代科技肯定可以解決這些困境。在國家所有制下，信貸的產生不再是問題，因為整個國家的資源可以蓄積起來，發揮最有利的用處。政府可以得到全國30%的國民生產總值，並將其中的大約40%用於投資。這是財政資源管理上的巨大成績。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經濟發展上。這體現在，在國務院的大約30位部長之中，半數以上跟經濟有關。 但是，對於這種情況的現實主義的評估，並不能使我們得出結論說，所有的問題都已經得到解決。中國領導人自己也從未這樣宣稱過。發展現代經濟的技術，不是要構建人為的平衡，而是要利用不平衡的狀況。運輸和勞動力成本、物資的可用性，以及市場條件，會決定一項事業的可行性。在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考慮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先置之不理；然而，因為重視長期的目標或者服務於非經濟的目的，短期利益也經常被忽視。如何把握優先性問題，如何服務不同的需求，是今天中國的智庫們正傷腦筋的問題。這個問題全然是中國式的，而且無論就其性質還是就其規模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解決這麼一個問題，不會有現存的模式可以遵循。 的確，中國的人民公社已經沒有再辦下去了。刺激經濟快速增長的下一步，極可能會產生更龐大的區域之間及集體之間的商貿往來。隨著中國逐漸放棄那種維持龐大、統一、非競爭性的經濟的傳統方式，這一點非常重要。地方上全面發展，以及大量工業的分散發展，感覺是更為合適的方式。 中國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險，也即中國領導人決心要避免的，就是新一代技術官僚的出現。在計劃和協作經濟中，大量問題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一定程度的專業主義；這很容易就為一個新的管理階層鋪平了道路。在受僱人員數量如此之大的背景下，這可能會把社會主義變為帝制中國官僚統治的復活。每念及此，足以讓每個中國人毛髮倒豎。對此，最好的預防手段是教育改革。因此，政治和道德教育至少應該獲得與技術知識同等的重視；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個人服務社會的熱情和獻身精神。這種強調或許有時候曾走得太遠，但是卻很少有退縮的跡象。 我們也許可以下結論說，所有這些事情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在任何一種革命開始成熟的時候，其決策總會帶有更多的彈性。今天，中國人所面臨的問題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即如何才能找到經濟合理行為與其他生活品質之間的和諧。使中國人的解決方案不同的，是中國獨特的歷史背景，而每一個人是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東西的。 註：關於這篇論文的完整的文獻和參考書目，可參見《中國科學技術史》（劍橋大學出版社，第七卷，待出版）。本篇論文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七卷的第47、48章內容概要的草稿。 原載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ong Kong），12：1/2（1974），pp. 1—16 * * * (1)　本文最初為李約瑟博士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大學發表的演講。兩位作者對從與J. J. Broeze博士、C. Feinstein博士、Iain McPherson博士、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教授、米庫拉什·泰希（Mikulas Teich）博士的討論中所獲得的幫助及對相關問題的澄清表示感謝。本篇載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東方文化》，12卷，1、2期合訂，1974年。（譯者按：此文先有戴開元先生的譯文《中國社會的特徵——一種技術性解釋》，載見《李約瑟文集》，遼寧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頁278-309。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參考了戴先生的譯文，謹致謝忱。） (2)　劍橋大學凱斯學院（Caius College，Cambridge）。